摘 要:在全球危机彰显，“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频出之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克服人类发展危机的良方。意识是思想和行动的先导，“人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着眼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显得极为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不是一个既成的单一静止意识，而是由一组符合世界历史走向的人类生存发展的意识构成的彼此关联、互相影响、动态开放的创新型“意识包”。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价值意蕴，探讨其培育路径，能够更好地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并转化为积极行动，以支持人类延续、保障人类福祉。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包” “共同感” 意识培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世人宣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关键一环是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地球环境持续恶化、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民族主义暗流涌动、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态势日益加剧……一系列问题和危机的背后，要求世人必须有从全球甚至宇宙范围的视野来看待事物的“共同感”，为此，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势在必行。
意识是思想和行动的先导。在当今时代，“人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度互通的。习近平总书记是“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者，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价值意蕴，廓清思想迷雾，探讨培育路径，能够更好地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并转化为积极行动，使全人类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
共同体（community）作为一个词汇或学术概念，最初原意是公众团体，后来在使用中逐渐变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对其界定可谓言人人殊。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凡是在人以有机的方式由他们的意志相互结合和相互肯定的地方，总是有这种方式的或那种方式的共同体”。[1]他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亲属）、地缘共同体（邻里）和精神共同体（友谊），强调精神共同体是真正的人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马克思也经常使用共同体这一术语，总体上将其分为各种各样冒充的（虚假的、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两类，冒充的共同体对人而言是新的桎梏，因为人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剥削阶级以普遍的国家利益混淆本阶级利益，作为剥削劳动者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呈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3]，“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可见，“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体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6]，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契合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内核，是迈向真正共同体的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血缘和地缘的界限，将整个人类纳入其中，共同体中的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人，即“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7]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应然向度。它强调人类实践活动要拥有世界眼光，突破个体与群体的狭隘视界，关注整个人类命运的历史发展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充分考虑人类的世代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单纯是一种良好的感觉和舒适的场所，也不仅是由情感纽带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生存共同体，更不是由外在纽带生硬的联系在一起的机械共同体，而是具有多维意涵的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楼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结合中国哲学尤其是“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和实生物”等“和合”文明理念，结合中国实践，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五个方面，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政治方面，它凸显的是公平正义的权利共同体；在经济方面，它凸显的是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在全球治理方面，它凸显的是和平稳定的安全共同体；在文化方面，它凸显的是交流互鉴的文明共同体；在生态方面，它凸显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诚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景。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8]
作为一个未来世界的积极变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通过个体去创造，通过个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树立以及相应能力的提高和发展来推动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曾从多个视角阐述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如从建设一个永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出发，提出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意识；从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出发，提出要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观；从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出发，提出要树立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意识；从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出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树立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意识。由是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不是一个既成的单一静止意识，而是由一组关乎人类世界美好前景、符合世界历史走向的人类生存发展的意识构成的彼此关联、互相影响、动态开放的创新型“意识包”。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色意识，即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社会中的一员，是自然万物的发现者、参与者、创造者、享用者、奉献者、保护者和反思者。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意识，即意识到每个人都要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识，即意识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在人与自身关系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人们摆脱“心被物役”的牢笼，重视心灵和精神家园的构建；在人与他人、社会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人们摒弃唯我独尊、损人利己、有你无我、零和博弈的旧思维，走出国强必霸、赢者通吃、殖民扩张、冷战思维的老框框，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坚定奉行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理念。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人们放弃“无限增长癖”式的病态经济范式，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消费至上等观念，树立服务于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发展观，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综上，撮其大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理解为世界各国人民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而产生的安危与共、荣损相依、合作共赢、权责共担的总体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把意识比喻成光，认为只有在意识之光中，世界才得以照亮，人类的思想才能获得自觉。但如果要深究什么是意识、意识的本质等问题，那么无论对哲学研究还是对科学研究而言，至今都是一个“世界之结”，歧义丛生。马克思指出，“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Sein]”[9]。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意识”一词通常有两种用法（本文中所使用的“意识”和“意识到”即沿用这两种用法）：一是当名词用，即指与物质（存在）相对立的活动的结果，是思维主体对信息进行处理后的产物，是人对环境及自我的认知能力以及认知的清晰程度；另一是当动词用，即指“意识到”的活动，亦即认识、领悟、觉解活动。意识在人的实践中分为各种形式，包括记忆、情绪、念头、观念、思想等。从表象的直观到一定现象的集合念头，最终逻辑地发展为观念（理念），通过思考最终形成思想。思想是在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是意识的高级阶段，而意识则是思想的生命基础，是思想生发的初级阶段。理性、观念、思想从意识而来，人之本质意义上的成长、发育，首先就是“意识”的成长、发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先进的意识，其本身就是时代化的，是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它将继续倾听时代声音，紧跟时代发展脉搏，汇聚时代共同发展的价值和利益诉求，其内涵必然会不断演进和拓展，表现出更大的扩容性、通约性和普适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人类的往哲先贤们很早以前就曾洞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的雏形，但真正催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真命题”并日趋凸显走向时代“前台”的重要原因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全球问题。
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现代化一般指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化的巨大历史变迁。这个变迁是一个革命的、复杂的、系统的过程，同时也是全球的、趋同的、不可逆的过程。肇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首先拉开了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帷幕，随后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人类举着现代化大旗高歌猛进的200多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10]，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等成果。但与此同时，现代化的“潘多拉魔盒”也被打开，人类生存面临的风险清单越来越长：贫富分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尤其是核战争、生态崩溃、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这三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足以摧毁人类文明的未来。
德国思想家贝尔指出：“风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活动及其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表现……但凡风险使人忧虑的地方，危险的根源都不在外部，不在异乡，不在非人之物。”[11]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12]，使人类摆脱了人的依赖形态或者说人身依附关系，生成了自由自主的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但是“人过于追逐物质财富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人对物质财富和科技的过度崇拜和依赖异化为物对人的统治，使人的生存成为物化生存，导致了人与社会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乃至人与自身的疏离……”[13]吉登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化引发的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14]疏离使人类共同感（common sense）普遍丧失。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部著作中指出，共同感指人们对一个共同世界的共有的感觉。“在当今时代，共同感的消失是时代危机的最确切标志。”[15]随着现代化前行，共同感的缺失及由此产生的疏离，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自身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而且日益加剧，成为生态危机、人类战争、文明冲突等全球问题的人性之源。要想对人类的未来做出明智抉择，就必须要有从全球甚至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共同感”，因为人类不能用孤立主义应对这些全球危机。在关乎人类未来走向的生死节点，中国首先端起了历史规律的望远镜蒿目时艰，以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向世人郑重宣告：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智者的思虑，也是“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如果有一种力量能够将你、我、他和它，将每一个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人类共同感。那么这种力量是什么？答案必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涵的意识理念本质上是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将整个人类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基础上考量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价值理性，是人类解决全球问题所必须具备的思想素质。它跳出了“零和博弈”的二元逻辑；体现了个体与他人、群体的共在，民族与世界的共在，人与环境的共在等多方面的内容；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它充分认识到“个人—集团—民族—国家—类存在”之间的彼此递进与相互包含关系，将人类社会指向了建立在“共同感”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指出了一条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共赢”发展之路。
积极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人类长期生活在权力和资本操控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争权逐利、弱肉强食、你死我活、你穷我富、以邻为壑等自私自利的排他观念，竞争也往往演化成“贪欲和贪欲者之间的战争”[16]。这些陈旧的生存逻辑正一步步将人类引向深渊。习近平总书记提醒世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17]。意识是思想和行动的先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意识先行。作为拯救人类前途命运的破局之匙，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已经是世界大趋势。
注重教育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8]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的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努力。教育要顺此大势，积极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支持人类延续，保障人类福祉。早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序言中指出：再也没有比教育更为强大的变革力量。教育要为所有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要立足于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分担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人性的基本共同特点。报告强烈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对话，秉承人文主义教育观和发展观，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41届大会上，又强调了教育要塑造真正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应体现的宗旨就是促进人类社会的美好和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纲领性文件，为我们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学理和道义上的重要支撑。教育在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承担着双重使命，一方面教育要作为解毒剂稀释和变革人类长久以来对物的依赖性中形成的“物化思维”“筒仓思维”及“占有式”生存方式。通过全球问题的严重性引导人们深刻理解人类所处的共同境遇、面对的共同风险，引发对共同利益、共同责任的深度关切，认清“零和博弈”“自我中心”“单边主义”“排外主义”“霸权主义”等陈旧意识的危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清宫除道”。另一方面教育要作为酵素催化人从单子式的封闭存在转向开放式的共生存在、从孤立的个人走向合作的世界人。引导人们学会共生，树立世界眼光，把人的责任和义务，摆放在世界的天平上，确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向，建设好、呵护好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育凝心聚力。
筑牢利益基石
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产生的现实土壤。马克思指出：“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19]任何共同体，本质上都是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可以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心理利益等等。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是思想意识产生的逻辑起点，是思想共识得以凝聚的现实基础。首先，世界各国政府要积极致力于为社会成员提供良好的社会基本保障，否则，当社会成员陷入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孤独的状态时，他人的、民族的、国家的、人类的命运就会变得与己无关了。其次，利益“不只有‘细小的’利益，不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20]西方一些政府奉行“本国优先”的“强力意志”逻辑，大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做损人不利己的事，逆历史潮流而行之，终将失道寡助，遭遇“飞去来器效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作为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导者，秉持合作共赢、“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原则，率先垂范，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通过寻找共同利益，创新增长模式、提振全球信心、推动协调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军事、生态等领域的治理，以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构筑世界共同利益纽带的实践平台。截至2022年5月，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众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从倡议到现实，“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公共产品，促进了各国融通发展，切实为沿线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利益相通，民心才能相通。未来，“一带一路”将越走越宽，中国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世界各国联手打造利益共同体，持续推进战略性大项目顺利实施，深入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充分发挥地方互补优势，构建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互利合作新格局，实现更紧密的利益融合，提供更多更好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惠及世界人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夯牢社会和民意基础。
促进文明互鉴
不管是透过历史的长镜头还是世界的广角镜来看，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文明多样、包容互鉴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二法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的问题上，傲慢和偏见、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都是有害的。在文明冲突、文明优劣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之际，世界各国要直面复杂背景与严峻形势，客观承认和自觉尊重各种文明的价值。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鲜明指出：“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21]他提出各国人民要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他呼吁各国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总之，世界各国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文明交流，开展深度良性对话协商以增信释疑，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用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共同擘划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画卷，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育打好社会文化底色。
加强媒体传播
在信息化社会，媒体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无远弗届，成为“最令人振奋的传播手段”。作为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渠道、社会意识的主要建构者，媒体在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的力量不容小觑。各国媒体要加强合作，共同规范社会包括网络舆论环境，防范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宗教主义、单边主义、分裂主义等肆意泛滥传播。同时肩负起时代的使命，精准设置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议题议程并不断强化，充分借助“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日”“国际儿童节”“世界环境日”“国际合作节”“国际和平日”等国际日，积极推动世界人民尤其是国际政界、商界、学术界、思想界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关注。中国媒体要尽力扭转对西方世界“信息逆差”的劣势地位，进一步科学配置各项对外传播资源，充分挖掘、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题材，用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参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集中力量打造足以代表中国形象，有能力将声音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强势国际传播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媒体要积极掌握话语主动权，形成引导力，既要讲道理，更要摆事实，通过陈情与说理相结合，宣介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现实及文化逻辑，讲清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人类发展带来的价值，使人们在认识事实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增进世界各国人民达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塑造好国际社会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预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思想舆论支持。
【本文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2022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增强‘四个自信’教育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与应用研究”（22JDSZZ02）阶段性成果；本文受“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资助】
注释
[1][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4][6][7][9][16][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571页、541页、162页、525页、155页、69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8][17]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13页、6页。
[10][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34页。
[11][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张文杰、何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30页、23页。
[13]韩庆祥：《现代性的本质、矛盾及其时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9—14页。
[1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15][德]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张立立译：《过去与未来之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18]《习近平和奥巴马向清华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致贺信》，中国新闻网，2013年4月21日更新，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21/4750568.shtml．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21]《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新华网，2019年5月15日更新，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515/c1024-31086589.html．
责编：李 懿／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