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史教研部 陈和香
【摘要】《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呈现出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也为实现“两个结合”提供了哲学范式，即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在关注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这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宝贵价值和重要启示。
【关键词】《实践论》 《矛盾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9.0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融通，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以“两论”作为分析对象，深入分析其生成逻辑、思想内容、理论成果，探究其如何实现“两个结合”的规律和方法，深入挖掘其经验启示，对当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关注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两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绝非偶然，是因时代需要而产生，“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3]。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角度看，“两论”的生成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
从历史逻辑看，在总结早期中国革命经验中促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系统思考。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现实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4]，各种救国方案先后出台，但都未从真正意义上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迫切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伟力，走俄国道路成为当时的全新选择。但因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缺乏相应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中国革命历经曲折。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5]不同于党内早期一些领导人从外因上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更注重从内因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概括。他在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和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中，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上总结了相关经验。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基础是思想路线，而思想路线的本质是哲学问题，因而毛泽东同志认为总结经验需要上升至哲学高度，提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6]。应运而生的“两论”正是从哲学高度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提炼，阐明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深层根源在于思想路线出了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苏联经验绝对化，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系统反思。
从理论逻辑看，在回击“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交锋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充分哲学论证。关于“两论”的写作动因，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的题解中作了清晰说明，即为“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7]。当时的教条主义者指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革命道路是“狭隘经验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层面看，要回击上述质疑并掌握理论话语权，需要厘清理论和实践、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才能对教条主义的错误追根溯源，揭开其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迷惑广大同志的真正面目，进而统一全党思想。而“两论”正是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选择实践、矛盾等作为切入点，通过论证理论和实践、共性和个性之间的有机统一性，从哲学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并就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予以系统总结，为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石。
从现实逻辑看，在回答“革什么、如何革”的时代之问中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路径。受十月革命影响，中国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所面临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曲折性世所罕见。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世界革命史上也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中国革命应该怎么走等时代难题亟待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当时我们“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8]。“两论”以回答时代之问为根本点，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科学回答中国革命的目的、动力、主体、对象、步骤、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主体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从“两论”的生成逻辑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根据时代需要和历史任务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具体历史境遇中，深入思考并正确回答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才能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一是回应关照时代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所研究的范畴都是攸关中国革命成败得失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学习哲学的重要特点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如他在撰写“两论”前，曾反复研读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并批注1.2万字，批注内容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约占批注文字的一半。毛泽东同志与李达、艾思奇等同时代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差别较大，之所以重点关注实践、矛盾等范畴，主要是因为他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直接交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面临的矛盾异常复杂，正反两方面的革命经验促发他深入思考解决实践难题，以哲学创新回应时代之问。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迫切需要我们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高度关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走向，研究解答事关中国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二是理论总结中国独特经验。“两论”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哲学著作，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进行哲学提炼，并将具体丰富的中国实践经验上升至哲学理论，形成新的哲学表述和哲学体系，从而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又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思路新经验新方法。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应继承与弘扬“两论”的理论自觉，从中国问题、中国现象出发，对植根于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话语进行“内在反思”的理论建构，对时代发展和实践深化进程中所积累的新鲜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再用以指导推动实践创造，打通“实践-理论-实践”的良性循环，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和规律性认识。
三是在思想交锋中构建话语体系。如前所述，“两论”针对当时党内长期存在的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作出深刻批判，并从哲学上反思、批判和破除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从而为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不可能在“真空”状态下进行，而是在同党内外各种各样社会思潮的交锋、交流中实现理论飞跃。当前“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多向化、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化，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努力掌握和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辨是非、站稳立场，不为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和西方理论话语所迷惑、所左右，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牢牢掌握话语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要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不仅仅要适应中国本土的现实需要，而且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融合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9]毛泽东同志熟谙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两论”能从多层面多维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方法，成为二者融合的典范。
从思想内容上看，“两论”在深层次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相对成熟稳定的架构和博大精深的内容体系，二者之间既存在文化传统、话语体系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异性，又在价值观主张上存在多维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张岱年先生曾对二者的契合性作了深入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在于“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和“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10]而“两论”架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桥梁，在内容上找准二者之间能够结合的思想内核，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务实传统及“经世实学”精神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哲学观点同中国传统哲学重视自强不息的主体能动性等思想传统结合起来，把唯物辩证法与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辩证思维结合起来，使产生于不同时空的两种文化形态和话语体系能够实现深度契合，赋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以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色，使其在中国的发展有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和新的生长点。
从价值层面上看，“两论”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型。“两论”的重要价值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引，有效甄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激活”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型。如知行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思想家围绕知与行的难易、先后、轻重、分合等命题展开论争并形成不同流派，而《实践论》正式发表时特意添加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表明毛泽东同志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解决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知行”的内容进行改造和重释，即突出强调“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把中国传统哲学“行”的范畴从个人的道德践履向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范畴转变，并对中国传统哲学“知”的范畴赋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涵，从而把古代朴素的知行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现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矛盾”概念作出科学界定，把“相反相成”的思想转变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范畴，并创造性地阐明矛盾发展不平衡理论，建构了一个分析矛盾的严密逻辑体系，从而克服了传统思维方式的笼统直观缺陷，使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转变为现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
从表达形式上看，“两论”运用中华智慧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呈现出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两论”引经据典，通过创造性地解读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历史故事等，以生动的语言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重要原理。毛泽东同志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的“知行”范畴来表达实践、认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借用中国的“矛盾”概念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借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来说明人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使自己的认识适合于外界规律性的哲理；借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象说明人脑运用概念作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借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借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名言以及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必须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切忌主观性和片面性。这些中国式的阐释和表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间的契合点，把抽象思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通过中国人熟知的传统文化语境来实现转化和发展，从而有效祛除了过去哲学远离大众的“神秘性”，消解了中国人接受外来哲学话语体系时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大大增强了“两论”的解释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综上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非马克思主义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单一要素转化问题，而是二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即一方面是“以中化马”，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中介，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另一方面是“以马化中”，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历史局限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需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辩证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从意识形态的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1]，即在二者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为二者结合“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指导”，更决定“结合的性质和方向”。[12]就文化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源自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传统，因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优谁劣、谁支配谁的问题，既不能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而对其予以全盘否定，也不能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功效而搞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需要二者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实现两种文化形态的融通与互动，即把马克思主义厚植于中华文明之中，同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华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补充、丰富、发展。
二是深刻理解二者的结合不是简单的“以马释中”或“以中解马”。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的宏大理论体系，而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涉及领域广泛、内容极其丰富，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并非机械地“以马释中”或“以中解马”，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一具体观点作简单地对应，也不是以一方的理论、概念、范畴去重释或解构对方，更不是让一方成为验证对方论点正确性的注脚。二者结合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来“鉴别”与“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沃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促使二者实现深度耦合和融通互构。
三是实现二者结合应直面现实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追求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应该面向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和社会变革的现实场域，在探寻解决现实问题中实现融合发展。当前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与各国现代化相通的共同特征，更有自己特殊的基因，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寻求理论支撑和解决方案。如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与千百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大同社会”理想的高度契合性，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原理同中华文明中民为邦本的政治智慧相结合，对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理念、路径、方法等进行深度挖掘；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相结合，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与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中生生不息的“和合”思想相统一，探索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路。为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境遇中，从历史实践、中国价值及理论建构的角度重塑中国话语体系，应通过对内容的建构与整合，实现中国独特的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性超越，呈现有特色有气派的中国表达，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在建构守正创新的哲学范式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而要实现“两个结合”，关键的底层逻辑是解决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撰写“两论”时，党内对这一问题尚未形成完整和统一的认识，主要存在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错误倾向。而从“两论”的文本内容看，其正是通过理性批判上述两种错误倾向，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建构起守正创新的哲学范式。
从《实践论》文本看，其在动态考察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性。《实践论》并非简单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而是通过动态考察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并阐明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及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即认识运动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需要通过“实践-认识-实践”的无限往复而实现其深化、完善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3]这实质是从认识论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即基于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之真”，又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四处套用，必须结合各国具体实践来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矛盾论》文本看，其在深入分析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可能性。《矛盾论》不是简单复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紧紧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深入探讨矛盾运动规律，精辟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指出二者关系即“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14]这实质是从辩证法上深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可能性，即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善于从个别中总结一般，从一般中深研个别。若片面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否认马列主义的科学指导作用，则往往导致经验主义；若片面强调普遍性而不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则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具体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充分考虑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条件，从中探索出中国革命固有规律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走自己的路。
从“两论”的内在联系来看，其在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中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15]如前所述，“两论”作为两篇独立的哲学著作，二者的文本内容、致思方向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从整体而言，二者并非相互割裂、互不相干，而是相互联系、珠联璧合，形成一块“整钢”，共同从哲学上清算了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具体而言，“两论”抓住主观主义在认识问题和思维方式上的致命要害，集中阐明认识和实践、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性，把“实践-理论-实践”和“特殊-普遍-特殊”两对公式贯通起来，实现了世界观与方法论、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从而揭示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实质在于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共性与个性相分裂，在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何以必要、如何可能等重大课题，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哲学障碍。
概言之，“两论”建构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哲学范式，即把握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性，在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位的，强调必须读“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遵守“基本原理”，但“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和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16]“两论”表明，守正创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哲学密码。
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守正”的根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写出“两论”，与他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哲学自觉密不可分。他认为自己掌握的“工具”还不够，要着重做以哲学为主的“工具”研究，“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得到的理论著作，尤其是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7]这使他既能在掌握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思考研究问题，也使“两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文中直接或间接引用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且在实践、对立统一等诸多概念、观点上也保持一致性。“两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是以“重构”为由而标新立异，更不是改旗易帜，而是必须建立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之上。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从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各类书籍中吸取养分和精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并运用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必须与时俱进地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理论体系，具有实践性、革命性、开放性等显著特征，需要根据时空转换而不断发展创新。“两论”所阐述的一些哲学范畴和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不同程度地论述过，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进行系统、集中论述。“两论”不仅完成进一步“说明和发挥”的任务，且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一系列首创性观点，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矛盾观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性成果。“两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要“守正”马克思主义，还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过程既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也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从改革开放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出发，重点把握新时代的三个坐标，即民族复兴坐标、社会主义发展坐标、中国式现代化坐标，并将三个坐标综合加以辩证考量，不断拓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命题、内容和路径上阐发新观点、建构新体系，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良性互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总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18]。“两论”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和恒久的指导价值，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哲学范式。“两论”昭示我们，必须直面时代问题、把握历史大势，把守正与创新有机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本文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提升领导干部理论素养的对策研究——基于深圳的调研分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DXXTZDDYKT131］
注释
[1][11][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16、1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3][16]《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5页。
[6]《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11～312页。
[7][13][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296、319～320页。
[8]转引自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3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0]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
[12]刘永凌、李文：《从〈实践论〉和〈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15]孙正聿：《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重读〈实践论〉〈矛盾论〉》，《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
[17]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47～48页。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A Perspective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Chen Hexiang
Abstract: With the featured Chinese style and manner, Mao Zedong's masterpiece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reali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s regarded as the model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s the organic unity of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the two classics works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hilosophically. They provide not a philosophical argument to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but a philosophical diagram for "Two Adaptations", namely,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to the unity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when focusing and solving China's realities issues, which contributes the val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a new frontier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Keywords: on Practice, on Contradiction,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experience im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