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实现全球善治提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维治理协调并进的理念支撑和实践路径，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内涵与新价值。就经济治理维度而言，中国减贫事业的伟大成就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对实现全球经济善治的减贫事业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就政治治理维度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就文化治理维度而言，以文明互鉴、文化融通为核心的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有助于夯实全球善治的共识基础。就社会治理维度而言，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合作平台为实现全球善治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助力全球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就生态治理维度而言，通过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基石，中国不仅成功推动自身发展转型，而且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国际合作，为实现全球善治提供切实的生态保障。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球治理 全球善治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承载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引领全球治理迈向全球善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善治思想并非舶来之物，其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向汉武帝陈述朝政利弊时即已指出：“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由此阐述了国家实现善政的必要条件，提出“更化则可善治”的命题。在这种最早的“善治”思想影响下，其后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宣扬诸如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等善政理念。
在当代国际社会，“善治”概念的流行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和多边国际机制不断发展，全球治理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热门话题。在大国军事对抗等传统问题有所弱化的同时，消除贫困、环境保护等非传统问题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实现全球善治成为全球治理的理想化目标。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指出：“善治也许是消除贫困与促进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对于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善治开始被寄予厚望。
当前引用最为广泛的善治概念出自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其总结了善治的八个主要特点：“参与性、以共识为导向、责任制、透明、响应民需、有效高效、公平包容以及遵循法治。”①无论是在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善治均被视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范式。就此而言，全球善治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致性，二者的宗旨目标皆为实现全球公共利益最大化。
现代善治理念是高度政治文明的产物，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这种多元化的治理结构中，每个国家都是全球善治的主体，每个全球性问题都是全球善治的对象。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一直致力于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实现全球善治擘画了一幅壮丽的多维度蓝图：以国家和人民富足、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维治理协调并进，进而全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
物质文明新形态：实现全球善治的经济治理维度
物质文明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成果，体现为人类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持续改善。恩格斯这样阐述物质文明的重要性：“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②
通过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是国际社会摆脱普遍贫困、迈向共同繁荣的基本途径。然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近年来，世界经济经历了新冠疫情、能源危机、乌克兰危机、全球通胀等多轮冲击，虽呈现复苏迹象，仍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发展不均等多重问题，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立足全球经济变局，为更好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国际社会需广泛协商、凝聚共识，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实现全球善治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既需形成全球统一的治理架构，又应充分尊重各国国情的差异。有鉴于此，切实有效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应优先选择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作为重点突破领域，这一最大公约数即为全球减贫事业。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一期《贫困与共同繁荣》报告（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该报告在2020年和2022年连续两期指出，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贫困问题更趋严重。2022年的报告中指出：“2020年新冠大流行导致约7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是1990年开始全球贫困监测以来最多的一年。”“疫情致使全球极端贫困率从2019年的8.4%增长到2020年的9.3%。”③
此外，全球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事业的进展也在“开倒车”。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约有9.2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1.7%）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威胁，约有23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9.3%）面临中度或重度的粮食不安全威胁，分别比新冠疫情暴发前增加了2.07亿人和3.5亿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非洲和亚洲特定地区以及低收入者、女性、儿童等群体遭受到更为严重的伤害。长此以往，国际社会共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前景渺茫。
在全球减贫事业进展几乎陷于停滞之际，中国却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按照国际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从1981年到2015年间减少8.68亿，同期世界脱贫人口为11.7亿，中国脱贫人口占同期世界减贫人数的74%。截至2020年底，中国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最大人口规模的减贫成就，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中国方案，开创了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可推广性。正如2021年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所述：“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
作为“中国减贫密码”，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而且为发达国家缩小国内贫富差距提供了有益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包括七个方面的重要经验和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从目标理念、制度保证、社会基础到实施路径及具体方法，“七个坚持”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这套系统的“中国减贫密码”展示了一种新的人类物质文明形态，对实现全球经济善治的减贫事业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时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一行曾专程走访“精准扶贫”典型湖南省十八洞村，探寻十八洞村的扶贫经验和优秀做法，并于一年后在回信中写道：“当前，老挝正在全力开展扶贫脱贫，致力于摆脱欠发达状态，十八洞村的成功实践给老挝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政治文明新形态：实现全球善治的政治治理维度
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体现在民主、法治与自由等全人类的价值理念等方面。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首次阐述了“政治文明”的概念，虽然最终未能正式成文，但是从该草稿中依然可以看出，马克思打算论述的概念包括“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自由、平等和统一”“人民主权”“权力的分开”“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司法权力和法”等。④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义在于“民为邦本”的良政善治，这是实现全球善治的政治基础。
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民主与全球政治治理密切相关。近年来，西式民主神话逐渐走向破灭，党争不断、选举操弄、金钱游戏、否决对抗、自由透支等乱象频出，暴露出体制失效、治理失能等深层次问题。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自恃霸权优势，强行在全球推行所谓“民主改造”，不仅没有成就民主，反而破坏和践踏了民主。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是迄今为止“最不守规矩者”，该组织三分之二的违规由美国引起。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国际事务应当由各国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应当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各国正当的民主权利应得到有效维护。倘若预先设定自己的政体是民主的，进而强调只有相同政体才是民主的，这种民主观绝非实现全球善治的政治治理观念。
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至上应始终成为我们最高的价值追求。同时，也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覆盖从制度安排到具体实践的方方面面。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1年12月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其中指出：“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富有创新性的民主理论与极具创造性的民主实践相结合，开创了政治发展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包括一套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涵盖全体人民完整的参与实践。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一论述清晰界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回答了怎样建设和实现人民民主的重大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践中的构建，也是构建中的实践，更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精神文明新形态：实现全球善治的文化治理维度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取得的精神成果总和，主要表现为科学、教育、文化知识和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全球文化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明互鉴、文化融通为核心的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正引领全球文化治理，推动实现全球善治。
如同全球治理的其他领域一样，全球文化治理亦面临着严峻挑战，新一轮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极端思潮给全球文化治理带来分歧和冲击。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多元性和扩张性决定了不同的宗教、地域、民族、国家文明之间必然产生冲突。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自视为全球文化的主导力量，不断推动全球文化趋于同质化，致使全球文化格局的多样化发展遭遇强势遏阻，全球文化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受到制约。由此在一些国家内部乃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形成的思想对立与群体分裂，反映到国际关系中往往表现为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偏见乃至仇恨，以各种形式呈现为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化解“文明的冲突”需要的绝非是“尚同”，而是多元合作。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天然具有“贵和”的文化基因，其发展史就是一部漫长的文明融合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的精神文明新形态致力于发展冲突最小化、成长与合作最大化的全球文化伦理，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可能路径，以超越并克服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文明问题及可能风险。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各国与各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种联结不同国家与民族、链接多元利益与梦想的新文化形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汇聚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相互映现、碰撞与融通的过程中塑造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光谱。以文明互鉴、文化融通为核心的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以及基于深度文化交流所建立的价值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基础，为实现全球善治的文化治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型文明观和哲学方法论。
社会文明新形态：实现全球善治的社会治理维度
社会文明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开化状态和进步程度，其核心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与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整体实现高度的安全和谐。在国内社会，社会治理的进步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际社会，社会治理的进步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实现全球善治的重要环节。
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均应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依托于强有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就推进全球治理而言，构建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完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平台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长期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现有的地区开发金融机构一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金缺口，既无法有效支撑各类国际援助开发项目，也难以实现全球各区域均衡覆盖，更无法为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政府干预度高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国际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整体不足，导致助力全球和地区发展的目标实现遭遇较大阻力。推进全球治理，迫切需要对现有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开始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从而助力全球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公共产品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新开发银行”）。自2016年1月正式开业运营以来，亚投行已累计批准202个项目，贷款总额超过388亿美元，撬动资本近1300亿美元，项目遍布全球33个国家。自成立以来，新开发银行批准了90多个项目，贷款总额约320亿美元，此外还深度参与抗疫国际合作。疫情期间，新开发银行为金砖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抗疫特别贷款。两家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主要用于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绿色复苏，涵盖交通、能源、通信、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在资金筹措、金融救助、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促进经济和社会秩序恢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可靠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作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合作平台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致辞中希望亚投行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并就此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聚焦共同发展，把亚投行打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第二，勇于开拓创新，把亚投行打造成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第三，创造最佳实践，把亚投行打造成高标准的新型国际合作机构。第四，坚持开放包容，把亚投行打造成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从这四点建议可以看出，中国致力于为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积极践行多边主义，聚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善治方向发展。
生态文明新形态：实现全球善治的生态治理维度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环境和谐共生、循环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要义的社会形态。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重在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考量。实现全球善治，有必要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国际合作，规范全球生态治理秩序。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频发的生态危机事件表明，现行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仍存在明显弊端。一些国家无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国际环保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根据自身狭隘的利益权衡对待全球生态治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一些国家生态保护乏力、环境规制放松、环境污染物跨域转移、生态治理“搭便车”等一系列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迈向全球善治提供了新的思路。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呼吁：“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升至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的战略高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绿色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
不仅如此，为推动国际社会维护多边共识、聚焦务实行动、加速绿色转型，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等国际重大多边场合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从2019年起，中国已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并且主动设置了“3060”目标，即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目前为止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最短时间表，率先在国际环境政策领域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榜样。通过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基石，中国不仅成功推动自身发展转型，而且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国际合作，维护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实现全球善治提供了切实的生态保障。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彰显的中国制度优势研究”（项目编号：20VSZ007）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What is Good Governance?” [J/OL].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good-governance.pdf.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③World Bank.(2022).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2 : Correcting Course.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责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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