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度干预式教育越来越引发社会普遍关注，这不仅涉及家庭教育问题，还反映了少部分群体对经济发展和社会预期的焦虑。深度干预子女教育是在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基础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出现的，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流变，在近十几年出现了不断拓展的深度干预式教育想法和实践，其负面效果也不断展现。通过对此现象进行社会发展史的观察，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叠代发展”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共同富裕的实践中系统性地加以缓解。
【关键词】深度干预式教育 现实图谱 社会根源 叠代发展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2000年初，《哈佛女孩刘亦婷》风靡全国，成为中学生和家长关注的初代励志榜样。2011年，《虎妈战歌》一经出版就引起家长热议，“虎妈”和之后出现的“狼爸”一同成为激励孩子成才的家长榜样。由深度干预式教育引发的社会现象不仅涉及家庭教育问题，还涉及当代家长对自身的认知和社会期望等，因此犹如“湖中投石”引起了社会层层涟漪，加之中华传统文化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心理期待，下一代发展竞争由教育领域开始延展到文化、艺术和体育等素质培养各领域，子女教育俨然成为孩子和家长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内卷化”社会场域，演绎了当代人真实而复杂的心路历程和社会竞争。
家庭比拼：深度干预式教育的现实表现
中国人自古就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培养，而且与将其家族兴衰联系在一起。深度干预式教育是涉及家长、孩子、学校和社会等在内的全幅图景。
深度干预式教育的时代流变。应当说在2000年初的中学生一代，由于社会竞争激烈度还不高，家长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较低，对子女教育普遍深度介入的现象并不突出，孩子参加校外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培养兴趣爱好和文艺素质，除少数艺术特长生之外，校外教育与升学的捆绑并不必然。但进入2010年以后，“70后”和“80后”家长群体本身通过高考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成功实践者，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更重视子女教育。教育带来的文化资本积蓄如同自家储蓄一样，是只能多不能少的人生经营。因此，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教育需要家长与授课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及时沟通，孩子作业需要家长陪伴式完成，学校各类文体活动等需要家长积极参与，校外教育的设计和考量堪比孩子的人生“精算”，每个兴趣班、每场考试、每类考级都要精准卡位、提前谋划，一旦失去先机，则要挖空心思找补，以图“弯道超车”。
深度干预式教育实践的不断拓展。深度干预式教育最初源于家长希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获得丰厚的文化资本，在社会竞争中成为胜出者。但是随着一线城市高学历家长的“亲自下场”和市场产品的日益细分多元，深度干预式教育从内涵到实践出现了不断拓展之势。一是学习习惯的目标管理。深度干预式教育首先是对孩子学习观念的塑造和学习动力的强力干预，部分家长放弃让孩子自由成长的“散养”，训练孩子高度专注学习的心态和习惯，并为此全面切断孩子看电视、玩手机和同辈玩耍等可能影响学习注意力和时间的可能性，制定精准到“分”的作息时间安排，从家长外部规训和孩子内化遵行等两个方面同步进行。二是升学路径的精准规划。升入重点学校、提升升学率是深度干预式教育的终极目标。由于优质教育稀缺和升学率限制等，升学竞争成为家庭之间的全面竞争，为此家长们根据对孩子未来的目标设计，细化重点小学和中学分类，极具针对性地规划成长版图，所以出现了“顺义妈妈”和“海淀妈妈”等典型家长群体。三是校外教育的无缝衔接。除了顺利升学，培养孩子才艺和能力也至关重要，校外教育成为深度干预式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又衍生出学习奥数的“奥牛”、掌握英语的“英牛”和混合型的“英奥混血牛”以及艺术、体育等有特长的“素鸡”等。
深度干预式教育带来的弥漫性焦虑。深度干预式教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不仅是因为深度干预式教育对子女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产生了长期影响，更因为深度干预式教育引起了社会成员的普遍焦虑。一是一味追求功利性成长，忽视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精神成长，加剧了青少年群体的焦虑和紧张，引起心理疾病的低龄化。二是与义务教育阶段的立德树人目标相悖，深度干预式教育以偏概全，滤掉了功利目标外的绝大多数与“人”成长本身有关的教育内容，容易造成社会成员对教育的认知偏差。三是重点中小学的功利化追求带来了周边学区房的非理性溢价，加剧了教育竞争带来的家庭压力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四是深度干预式教育等竞逐子女获取文化资本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教育领域的市场资源配置，资本介入更是加剧了校外教育的“内卷”和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
“叠代发展”：深度干预式教育社会根源的一种分析视角
“叠代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巨变的家庭缩影。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经过高速发展后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22年的65.2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0.04万元增长到2022年的8.57万元，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0.02万元增长为2022年的3.69万元。可以说，改革开放进程也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变迁史。40多年的历程里，家庭中几代人接力奋斗，实现了生存环境之变，经历了从少数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阶段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基础之变。环境和发展之变的背后往往是“50后”和“60后”群体实现迁居和家庭财富积累，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文化资本，“80后”和“90后”子女在教育和文化提升后经由高考迁往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上大学，并在大学所在城市或者经济较发达地区实现就业，父母则在退休后奔赴子女所在城市成为新的城市居民，至此完成家庭的第一轮发展（我们暂且将改革开放40多年里接力奋斗的两代人称为“40年里的两代人”）。随着居民收入长时期的大幅稳定增长，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持续推进，“40年里的两代人”实现了从物质精神消费贫乏的低发展向物质精神消费丰富的高发展跃升。连接两代人努力、改变家庭命运的最大因素便是教育，教育带来文化资本积累、城市迁徙和高收入就业机会，即教育是完成生活水平提升的关键助力，因此对高质量教育和高收入工作的需求及其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成为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社会现象。由于完成这个发展以家庭为单位，有相对统一的发展目标和每代人完成的阶段性任务，至少需要两代人付出和努力才得以完成和持续，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现代化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追赶阶段呈现出的“叠代发展”。
深度干预式教育是“叠代发展”下的一种社会扭曲现象。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其代表作《景观社会》中提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象。”按照德波景观理论的理解，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操纵制作出来的景观消解生产关系真实性，在呈现即美好的消费即视感和体验感下，社会大多数群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景观的意识操控性和社会群体消费需求“完美结合”。我们发现，如果说“40年里的两代人”完成的第一轮家庭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起飞阶段”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全民奋斗的“合力”，但以深度干预式教育为代表的新一轮“叠代发展”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俨然成为了一种鼓动人们为下一代进行内卷式消费的超级景观。
一是“叠代发展”被构建为家庭全员参与式的社会景观。社会巨变环境下的家庭奋斗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叙事”，但是在市场包装下的“虎妈狼爸”显然将家庭奋斗提升为一种可供全社会观赏学习进而消费的超级景观，它抽离了“40年里的两代人”的初心和情感历程，仅剩下能最大限度换取子女未来升学前景和文化资本的“消费指南”，让自认为理性的“80后”和“90后”家长沿着“叠代发展”惯性进行深度干预式教育。如果说商业景观让消费者有了身份自我异化，那么在几代人中持续几十年的“叠代发展”则是涵盖“父母—自我—子女”映射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人生元素的景观，这不仅是家庭成功学，还是关乎选择正确生活态度的道德命题。
二是“叠代发展”被假想为一种社会常态的教育叙事。有了中国人重视孩子教育的文化传统，加上千千万万个“40年里的两代人”的成功案例，家长深度干预子女教育成为了不需要申明的前提，但事实可能是令人失望的。在现代化发展成功起步阶段，后发的现代化国家都会经历经济起飞、城镇化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但是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中等收入群体更加壮大，社会整体财富大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享受的社会公共产品都将大幅均等化，这也是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向共同富裕进军的必然选择，居民收入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增加将是小概率事件。与之相对，尊重孩子的创造性和兴趣，鼓励创新式教育，尊重创新、尊重劳动，加大创新型岗位和技术型岗位收入，让各类人才各安其位，才是未来社会需要的教育观和职业观。所以，深度干预式教育火热的结果是家庭教育和校外教育的“内卷”和外围家庭的无奈“躺平”。
三是深度干预式教育的负面效应。第一批受深度干预式教育影响的孩子已经到了就读大学的年纪，这其中不乏同辈中的佼佼者，但我们必须看到深度干预式教育的另一面。很多家长在深度干预孩子教育过程中触发家庭矛盾，孩子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打着打造“牛娃”幌子的校外教育机构都不免最终“败走麦城”，还有一些家庭投入很高的教育成本，但孩子升学结果仍不尽人意，落下“十年忙碌辛苦还是一地鸡毛”的叹息。
规范与有序：缓解深度干预式教育及其背后焦虑的系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由深度干预式教育引起的校外教育乱象和教育焦虑，对国家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下一代健康成长非常不利，需要政策治理、社会治理和家庭家风建设等多管齐下，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后续有人的战略高度将素质教育作为考验国家治理能力创新的系统工程。
强化校外教育机构的健康发展和规范管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校外培训机构要依法管起来，让校外教育培训回归育人正常轨道。”“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家长和孩子对增加素质教育的需求提升，学校承担了更多的校外教育职责，同时有些校外机构也在政策引导下探索新路、全力转型、回归教育初心。下一步，我们应以《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出台为契机，加快推动校外教育机构的健康发展和监管的规范化。一方面要细化非学科类校外教育行业管理规范，引导素质教育新类型、新项目的有序发展，从起点规范校外教育机构的市场行为，降低盲目转型带来的新风险；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有效衔接，形成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挑战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抓好若干试点项目，形成“家、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立德树人的新典范，推动各地校外教育机构健康发展和规范管理，共同服务于新时代新青年的培养和健康成长。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科学机制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竞争和人才抢夺白热化，基础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亟需一大批创新人才。不可否认，深度干预式教育火热背后存在一定的合理诉求，即社会对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客观需要和家长、孩子希望填补人才缺口的主观愿望，但揠苗助长和全面焦虑则是过犹不及，我们需要探索创新人才成长的科学机制，让“仲永”们早慧后不再“泯然众人矣”，而是及时被发现、健康成长、快乐生活，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下一步，我们应以国家教育综合改革为抓手，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将教育、人才、科技统筹推进的重大部署，从基础教育阶段加强科学培养，尊重少年儿童成长的科学规律，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夯实全面发展的整体素质基础，探索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综合型大学培养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选拔和分流培养各类基础研究人才、应用型创新人才，更好适应时代挑战和实践需要。
进一步培养积极向上和敦睦和谐的好家风家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家庭教育与子孙祸福之间的重要联系，《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迈上新征程，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好家风好家教，在家庭教育和亲子互动中传递慈心善举，让父母更好发挥孩子第一任老师的重要作用。在培养每个小家庭的好家风好家教的过程中，父母带头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做红色文化的信仰者和践行者，让好家风好家教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80后”和“90后”是时代变革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应该把经历的时代记忆记录进家庭相册作为家庭教育的鲜活故事；积极向孩子传递科学健康的职业观，让孩子从小牢固树立“职业不分高低贵贱”的朴素观念。
在推动共同富裕中提振全社会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由深度干预式教育引发的社会群体性焦虑归根结底是家长对未来发展预期的焦虑，只有从全社会层面做大财富总量，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增加物质财富、丰富精神生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稳步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才能更好地坚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信念。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质量更优、分布更均衡，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为此，国家在教育综合改革中打出“组合拳”，发力更猛、落点更细。如在学前教育阶段大力推行普惠教育，公立幼儿园数量稳步提升；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快城乡一体化，让更多农村孩子接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阶段加快建设“双一流”大学，推进产教学研融合，让高校培养体系更好适应社会需求；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北京、上海等城市率先开启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轮岗制度，推进优质师资的流动和均衡，起到了良好的教改示范作用，有益经验可以在更多城市推广施行；在校外教育规范发展中，浙江、广东等地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激发传统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时代创新，通过创建“流动少年宫”和“家庭教育学院”促进校外教育的均衡发展，帮助更多乡村学生获得优质校外教育资源，实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无缝对接，也引导了校外教育机构实现转型。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阶段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研究”（项目编号：21LLMLB01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法]居伊·德波著、张新木译：《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②王士荣、刘成才：《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控制与自我殖民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理论及其批判性》，《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责编/靳佳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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