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正确理解这一命题，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它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0.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段话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致贺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2]这表明，“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本文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得出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
概念厘清与问题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为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什么不是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答这些问题，是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命题或重大判断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有机统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和运用过程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特定条件下（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具体民族）形成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也包括普遍的、根本的和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也表明，并非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述或论断都属于“基本原理”，只有那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的内容才属于“基本原理”。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经常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不加区别地使用。但在学术领域，我们必须具体厘清传统文化、文化传统、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落脚点在文化，是相对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言的。传统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有机复合体。传统文化的概念本身包含了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是更多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主要体现在人们的道德追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上，从而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一代社会成员的心理深处。[4]“文化传统”落脚点在传统。文化传统“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6]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灿烂的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互为一体，离开了中华民族就不会有中华文化，同样，离开了中华文化也就谈不到中华民族”[7]，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两汉时期的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流行、隋唐时期的儒释道三教并立融合、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发展等几个不同阶段。“中华传统文化”是由“中华”和“传统文化”两大概念组合而成的，其所谓“中华”，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度对应上是一致的，因此，也可称为“中国传统文化”，意为“传统文化”是“中国”的，而不是别国的或“西方”的。由此可得出，“中华传统文化”，从空间上来说，是指其境内辖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生活着汉族及55个少数民族；结合时间维度来看，其是指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先民们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共同创造的形形色色的文化成果的总概括，“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继承的全部文化的总称，是一个中性的集合概念。”[8]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优秀、精华的部分，也有封建、落后、糟粕甚至腐朽的部分。“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的是其中“优秀”的部分即“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0]。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谈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或“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国具体实际”或“中国具体实践”两者相结合之间关系时，主要使用过“和”“与”“同”三个字来表达。例如，毛泽东同志早期主要使用“和”字，后来也曾使用过“同”字。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并作了深刻阐述，他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1]。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18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和经验，明确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2]。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岀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3]在论述“第二次结合”时，毛泽东同志使用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自此之后，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标准的表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现代汉语词典》中“与”作为连接词时同“和”同义，例如，工业与农业、工业和农业；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则“体现着前后双方之间更加亲密性的关系，通常是用于双方具有相当共同性的事物之间。”[14]“结合”主要是指人或事物间发生密切联系。“结合”不是“混合”、不是“掺合”，也不是“契合”。“契合”主要是指“符合”“合得来；意气相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结合”，主要是指两者之间发生的“密切联系”。就此而言，“契合”则是在“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的。综上所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而这种倾向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是相对应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能凸显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贡献，才能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命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从理论上进行了明确概括，这是党的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开创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气象和新格局。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被中国人民所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其中一个原因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来看，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情感上与理智上的双重需求。从情感上来说，从洋务运动起，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西方是“先生”，中国是“学生”，中国学生向西方先生学习。“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5]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思想”“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先生），又批判“先生”，这在情感上合乎了中国人的需求。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所说的，1917年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16]陈独秀、李大钊两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认识过程足以证明这一观点。
中国在当时应该输入何种学说，为什么要输入这种学说，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原则：“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17]陈独秀以“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作为中国输入学说的标准原则，明确指出中国“有输入马格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需要”[18]，这是经过仔细分析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1921年1月5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发表主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在演讲中，陈独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三个问题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针对第一个问题，陈独秀认为，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是建立在伦理上的，核心是平均主义；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现社会不安定的原因，完全是由社会经济制度所造成的。“因此可以说马格斯（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19]他认为，现代生产方式主要有两大缺点：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而现代分配方式的缺点主要是剩余价值。总之，陈独秀认为，我们要讲社会主义的动机，是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陈独秀认为，要明确能不能讲社会主义，就要先明白资本主义的来历，进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然后才能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就是自己不一定劳动，利用自己占有的资本雇佣别人劳动而生产、而得到利益。近代资本主义发达的最大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交换方法的进步，二是机器盛行。此外，陈独秀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20]由于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社会主义流派众多，主要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应讲何种社会主义呢？对此，陈独秀也一一作了分析，他认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说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评什么主义”[21]。可以说，这是陈独秀评判“主义”的元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来判定，陈独秀认为，工团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无政府两派合演出来的，其主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主张阶级战争，二是不要国家及政权，这是无政府主义幻想的病；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缺点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把压制生产劳动者的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二是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由于这两种社会主义存在着诸多缺点，所以能够引人注意的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也叫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才返回本来面目，叫作共产主义，两者的主张一是强调阶级战争，一是提倡劳资携手；一是主张直接行动，一是主张议会政策；一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一是主张民主政治；一是主张国际运动，一是主张国家主义。显而易见，前者是共产主义，后者是国家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马克思）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马克思），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马克思）的招牌”。[22]陈独秀认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23]。这表明，陈独秀在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前夕，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人要讲的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的情况下，陈独秀独具慧眼，选择共产主义，可以说是高瞻远瞩、富有远见。
1923年，陈独秀在广东高师的演讲，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在这一演讲中，陈独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从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到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从我们应讲何种社会主义到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这些问题的递进不仅是理论上、逻辑上的，更反映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突破。他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去相信他，乃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程序令我们不能不相信。”[24]“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想利用他来破坏资本主义来改造现社会，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之自然趋势及历史进化之历程，令我们不得不相信社会主义。”[25]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旧的帝国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惟有去找社会主义那条路来走。我们为什么要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这是因为这派共产主义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和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种种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26]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改造应有的步骤。“这是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第三个原则就是每一个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陈独秀认为，这三点是马克思派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原则，缺一不可。“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便和其他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27]由此可见，陈独秀对各种社会主义进行过认真地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基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的结论，陈独秀主张“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况如何；并且先要明白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怎样”，他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28]。这表明，陈独秀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了。
李大钊是国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第一人。虽然其中不乏对唯物史观的片面认识，但是他在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可以说，唯物史观的确立是对当时中国文化的一种强烈的冲击。中国文化究竟何去何从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号”。他在这一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在该文中，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9]在该文中，李大钊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必然性。“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30]由此可见，李大钊在这里实际上是运用唯物史观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的必然性。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早在1994年，张岱年先生在《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一文中就指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31]后来，张岱年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具体化，他认为：“在中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问题。”[32]就结合的必要性来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生根然后才能真正开花结果；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密切结合，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3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
就结合的可能性而言，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许多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相同互近之处。比如，中国哲学中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又富于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相通契合之处。同时，中国哲学中也有一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二者可以“相成相济，相得益彰”[34]。张岱年先生确信：“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中的基本真理必将融为一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基础。”[3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其中的逻辑链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36]具体而言，其一，在宇宙观方面。所谓宇宙观，即世界观，主要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特别是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以及对人与宇宙关系的认识。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而“与天地精神往来”。荀子既以“天行有常”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也以“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宇宙观，与西方近代以来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截然不同，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来自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和解的思想，即“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37]，是一种“完成了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在天下观方面。所谓天下观，主要是指人们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分析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所得到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尚书·尧典》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重要思想。可以说，“和为贵”“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协和万邦”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憧憬的共产主义是无阶级无国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旨趣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少知识分子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相联系、相比附。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中国文明史家李约瑟博士也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38]因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都是读过儒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9]其三，在社会观方面。所谓社会观，主要是指人们关于人与人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和”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思想是对中国人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重要观念。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社会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阐发以及关于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未来设想，都存在着诸多契合点。其四，在道德观方面。所谓道德观，主要是指人们对社会道德现象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标准和规范的总和。中国人与人为善、义利相兼等伦理观、道德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并重等的倡导，有相近相融之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存在相通兼容之处，当然，这种相通兼容绝不意味着两者完全一致，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马克思的无神论是科学的无神论，而儒学的无神论具有自然神论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科学的实践观，而儒学的实践观则是道德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革命的、彻底的、唯物的辩证法，而儒学的辩证法是相对内敛的、素朴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是建立在阶级分析之上的革命的人道主义，而儒家的人性论最后走向了僧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其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而儒家的历史观则是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结论，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则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典型范式。”[40]由此可见，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使之本土化、民族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之处所产生的亲和力或亲和性。
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41]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作出过多次重要论述。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就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42]“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4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如与时俱行、日新月异（苟日新、日日新），脚踏实地、诚实守信，利民为本、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事方法，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德规范，如崇德向善、助人为乐的社会公德，敬业乐群、以义制利的职业道德，父慈子孝、夫妇有义、克勤克俭的家庭美德，明理遵规、勤劳善良的个人品德，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44]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是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是一个重要判断，说明这种高度契合性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可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把这种可能变成了客观现实。
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不在于其自身，而是取决于其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自身的改造、重塑。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例如，《汉书》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要求治学需从文本出发考证古籍的真实内容和意蕴；清代朴学大家颜元坚持“以物为体”，主张要身体力行地认识客观事物。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取材古语“实事求是”，并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邓小平同志借用《诗经》中的“小康”一词，延用“小康”原有的建设富强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意，提出将“小康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与时俱进”，是对《周易》“与时偕行”的改造。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思想则源自传统的“和合”观，“和谐社会”传承了“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谐世界”则发展了“协和万邦”的国家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沿袭了传统的“天下”观，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天下情怀”，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航向的重要标志。[45]由此可见，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密切结合，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于绵延五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它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都是朴素的，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是基于生活经验的抽象思辨。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同时还具有一些后现代文明的特质，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能够从后现代文明的视角避免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从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之后，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资源是“独立地”“平行地”起作用，还是要把两大思想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状态真正提升到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水平。从实践角度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实践中，通过“适应”“鉴别”“激活”等环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而且可以实现结合。“如果说，以往我们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是一个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还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也就成为了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46]。
中国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五千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正因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遇，产生了“化合”反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蕴含“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深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浸润“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智慧；“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蕴含着“任人唯贤”“为政以德”的期盼；“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守正创新”“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展现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胸襟；“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蕴含着“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47]。这种“贯通”和“融通”的观点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盈着的浓郁中国味、深厚中华情和浩然民族魂，具有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马克思主义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证明。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48]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和具体特点相结合，以特有的民族形式呈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具体化”和“中国化”，即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才能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获得无比充沛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也将因此更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上，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在这种良性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另一方面，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积极作用，继承和发扬有益的、好的东西；也要认识到受历史条件限制传统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一些陈旧过时的因素，要主动抵御、克服或改造负面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从而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对等地、外在地结合，而是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有机结合”。要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此过程中，要注意防止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既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绝无共存共融的可能，这实质上是一种“异质-互斥说”。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试图入主中华的外来文化，认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走了一条“文化歧出”的邪路；后者则过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主导性，企图用中国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儒化马克思主义”“儒化社会主义”的极端言论，这不仅存在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的倾向，而且落入了“以儒（传统文化）代马（马克思主义）”的陷阱。两者在本质上都持有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49]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50]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才能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资源，并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让中国文化走上“综合创新”的康庄大道。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有利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A113；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DUT22RW301）
注释
[1][41][44][4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18、18、18页。
[2]《习近平向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2年7月29日，第2版。
[3][4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2、92～93页
[4]参见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339页。
[5][6]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4期。
[7]陈来：《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8][46]沈湘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9][4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10]《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11][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611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57页。
[14]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15][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1515页。
[17][18][19][20][21][22][23][24][25][26][27][28]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274、338、341～344、346、349、349、75、79、83、83、88页。
[29][30]《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3页。
[31]张岱年：《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
[32][33][34][35]张岱年：《文化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6、326、326、327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38]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7页。
[39]张允熠、张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背景的研究》，《学术界》，2007年第6期。
[40]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
[42][43]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57、57页。
[45]洪晓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教育报》，2021年12月30日，第10版。
[5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责 编∕包 钰
洪晓楠，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科学文化哲学、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著作有《文化哲学思潮简论》、《哲学的文化转向》、《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基于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到文化强国的理路》（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