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缘起，是在全球中心-边缘格局下，中国陷入国家崩溃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处境，以及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中国也需要面对市场扩张与保护社会的“双向运动”带来的资本-政治关系紧张。在以“打倒帝国主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诉求的反对外来压迫和控制资本运动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中国重构了政治主题和政治任务，展开了对“新国家”的构想。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追求，同样要面对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和主要挑战，在塑造“人民”叙事，重建道统和政统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推动的人民民主，具有重塑“大一统”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性。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观，与现代中国的人民观、国家观、战争观、发展观互为前提、互为支撑，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民民主的内涵形式也不断丰富发展，在与其他国家共享民主理念普遍性的同时，也展现了其基于中国自身历史与现实的独特性。
【关键词】帝国主义 双向运动 人民民主 大一统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0.006
引言：“新国家”的现代化追求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年2月20日发表于《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中提出，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同志对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主主义论》与党的七大报告中所说的“新国家”，是指现代化的新国家。在党的七大会后的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七大代表等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他在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2]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中，“近代化”所指实际上就是“现代化”。在更早的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畅谈了在抗战胜利后建立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构想：“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3]《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七大报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现代化的总体性构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有无达到《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要求和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目标，因此也成为中国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衡量标准。同时，还要看到，毛泽东同志对新社会、新国家以及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描述，还包含了中国通过革命迈向现代国家的其他重要方面：一是蕴含了转变国家形态的期许，即从旧的经济、政治、文化，转变到新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也是由传统到现代之变；二是转变将以改造内外关系、突破外力制约为前提，即解除帝国主义带来的压迫和剥削；三是在转变中塑造新的国家状态，首要的则是“政治上自由”，亦即党历来强调的“独立自主”和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研究中被频繁讨论的“国家能力”“国家自主”。
中国为什么要追求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展开的，又需要突破什么样的障碍？《新民主主义论》清晰展现了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本层面上的关联性，其在相互支撑中融为一体。“新政治”即区别于传统的政治，它与“新经济”“新文化”共同构成“新国家”，三者是相互依存、彼此证成的关系，亦即“新经济”“新文化”将内在于“新政治”或可由之推导生成，反之亦然。如果将这三个方面置于传统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可以看到，其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发生了国家崩溃和传统的道统、政统（或治统）瓦解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面临生存性挑战、政治主题陡然发生改变的新语境下，试图通过创造“新文化”“新政治”来重建道统和政统的努力，[4]它以“打倒帝国主义”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任务，又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新经济”就是摆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控制和能够直接服务于人民的经济。在以“新文化”“新政治”推动道统和政统重建时，《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七大报告对现代化新国家的构想，又与民主息息相关，它和独立、自由、统一、富强并置，共同构成“新国家”的题中之义。中国式现代化从其起始时刻起，就与民主密不可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观，也因此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国家观和政治观。所谓国家观和政治观，是对国家性质和政治运行机制的认识，即由谁统治、如何治理，这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中，通常表述为“国体”和“政体”。民主到底是为什么样的国家和政治而生，这决定了民主在中国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形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缘起，是在全球中心-边缘格局下，中国陷入国家崩溃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处境，以及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中国也需要面对市场扩张与保护社会的“双向运动”[5]带来的资本-政治关系紧张。回溯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为何提出“新国家”构想，这个“新国家”由谁来建和如何建设？它与民主观念、民主制度有何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主观念在“新国家”中又是如何演进发展和进一步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政治面貌？本文将剖析内在于“新国家”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中的民主愿景，以及它作为政治本体和政治实践，又如何规范了此后中国的政治伦理、准则及追求。所论将涉及：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需要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推进了民主。
以“人民”重建国体和道统
中国对民主的理解，既与世界其他国家共享了一定的普遍性，又融入自身历史人文和实践国情，展现出视角差异和特殊关切。2021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民主形态，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一向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总结抗战历史经验和抗日解放区建设经验时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这句话肯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即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历史正当性。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被紧密关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7]。为什么需要“人民”，什么是“人民”，又该如何建构“人民的政治”？“民主”的前提是“民”，如何理解“民”，是理解“民主”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观，因此内契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人民观。
向“人民”问新路。“人民”成为“新国家”的政治前提，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的“旧国家”解体后，发生了政治资源的缺失。19世纪后期，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中国内部出现了以追求“近代化”为名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是其集中体现。当时的现代化运动是以欧洲国家的工业化、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为鉴，包含了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扬弃。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开始时认为中国不够富强，到后来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有欠缺，再到整体性否定中国文化传统、认为其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演进过程。[8]现代化运动带来的一个阶段性政治后果，就是清朝在不断加深的政治和文化激进主义中走向崩溃。在放弃儒家文化符号体系和推翻帝制后，与以往世代的朝代更替不同，现代中国的政治属于“推倒重来”，不是重续以往的道统和政统，而是在基本弃用传统道统和政统资源的情况下新建道统和政统，即重新选择政治义理进行国家重建。此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给当时中国带来一道政治难题——现代中国政治重建所需要的政治资源必须重新获取，然而，何处获取、如何获取却是茫然无措的。这也导致在清朝崩溃后，中国政治重建经历了一系列试错过程。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新国家”构想，同样是在这一脉络中展开，“民主”是“新国家”“新政治”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现代化追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因此，需要从道统和政统重建的角度，来理解“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发生、演变，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追求，而这又与“发现人民”密切相关。
清朝崩溃后的主要政治挑战是新的道统和政统在短时间内无法建立，或者，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看，是主权者缺位。因此，通过道统、政统重建，构建主权者，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创建“新国家”，而其重要方面之一则是创建“新政治”，也就是现代化的政治。何谓现代政治？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时，提出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要满足三个条件：权威合理化、政治功能专门化和公民的政治参与。[9]权威合理化即产生有足够统摄力的主权者，且主权者只能是一个，也就是说，实现政治权力的集中。用中国政治语言来说，就是重建道统和政统，建立体现国体的适当政体。“人民民主专政”因此而来。亨廷顿所说的公民政治参与，部分体现在民主集中制中。主权者的构建，大体可以理解为重建大一统，[10]按蒋庆解释，它包含形而上和形而下两部分，形而上是指“政治社会必须自下而上地依止（系于）一个形上的本体，从而使这一政治社会获得一个超越的存在价值”[11]，无“本”则无“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2]；形而下则是“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中，王是公共权力的代表，现实的政治秩序必须统于王才是合法的政治秩序，因为王者受命于天以统天下。”[13]主权者或大一统构建，既涉道统，也涉政统，从形而上来论，是要重构政治的神圣性，即道统更新。从近代以来很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程来看，这主要是通过构建“人民”来实现的，“人民”取代“上帝”成为最高实在，“以人民的名义”成为政治正当性的主要基础，“谁宣称拥有了‘人民’，谁就可以来一场‘革命’”[14]。保罗·卡恩（Paul W. Kahn）指出，“美国人民”是美国独立战争、南北内战以及美国处在关键时刻的常见词汇，美国的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三个机构都宣称有以‘我们人民’的名义行动的某种程度上的终极权力”[15]。现代中国的革命也不例外，同样以“人民”重构“大一统”的形而上形态，建立政治正当性，从而为主权者的形成构建神圣性基础。以“人民”为起点重建政治的原因还在于，“民为邦本”是中国传统帝制的前提原则，政治关系的确立、政治秩序的安排都是以此为基础，“这种关系决定了一旦帝制崩解，帝制所确立的君、官与国消失后，‘民’自然凸显为现实的主体力量，这种变化恰好契合了现代民主的内在倾向”。[16]
以“人民”来构建新的政治义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方面的关键所在。“人民”是政治现代化的前提，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体现。区别于以往的“臣民”，“人民”所建立的是新的政治正当性与目的性，即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既是建构国家的主体，也是平等权利的受体。中国语境中的“人民”，更经常性的称谓为“中国人民”，因此具有了神圣性，是建构“新国家”的精神源泉，代表了重建道统的努力。由于“人民”被想象为是主体间的平等联合，“民主”因此内生于“人民”，以“中华民族”为表述的共同体是以构成“中华民族”的每个个体间的平等人格、共享权力和权利为特征和表现的。在政治为“人民”而展开时，人民是否同意和有无满足人民的需求，是有无政治正当性的依据所在。“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主权，因此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民众的政治参与，即政治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服务人民需求，“一切为了人民”，此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它们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国体”“政体”的定义中。
“兵民是胜利之本”。近代以来，从早期的维新派到后来的革命党人，都高度重视“人民”。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提出后来广为流传的“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920年元旦，孙中山先生曾这样给中国国民党人题写勉词：“唤起民众，导之以奋斗；实现革命，继之以努力。”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发表《论人民主主专政》一文，指出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即：在国内，唤起民众，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17]
对“人民”的高度重视，也有着现实功用性考虑。首要的关切，就在于面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即“三座大山”，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必须要以新的方式作出回应。无论是主张人民的权利还是提出服务人民需求，都要以能够解决当时中国的主要挑战为旨归。近代以来，中国面对“万国竞争”[18]的格局，必须号召民众以共克时艰，塑造“人民”叙事是为了唤醒民众的主体性和牺牲精神，充分调动起全体民众的归属感，增强自觉参与革命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汇集革命能量，共同参与到“打倒帝国主义”、赶走外来侵略者的近代志业，改变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国家。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人民民主，宣示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其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体性是相互支撑、彼此成就的。
人民之所以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因为在近代以来伴随产业革命和战争工业化时代来临，不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就不可能打赢现代战争。在工业化之前的世代，战争通常只是军队和政府的事情，但在进入19世纪后，战争已越来越广泛地吸收全民参与，德国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指出，“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战争首先在作战的一方，而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19]，“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20]。近代以来，欧洲经历了由以往的“王朝战争”到现代的“人民战争”的转变。美国政治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研究近世的战争与政治时，认为现代国家的兴起经历了一个“战争塑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过程，为民众赋权是动员群众、提升战争能力、塑造国家的关键途径。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缘起，恰恰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动员人民群众，为此也更加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政治本体性，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1]；“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2]。这在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明显，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23]；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24]对比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与林肯（Abraham Lincoln）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处在“塑造国家”或重建国家的关键时刻，伟大政治家的思考是基本一致的，都认为要最大程度通过为民众赋权、动员人民群众，从而汇集更强的战争能力。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鲜明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此要用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要改变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中，林肯宣布，“所有作为黑奴的人现在和今后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海陆军当局在内，将承认并保持上述人们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们可参加合众国的军事工作，驻守炮台、阵地、卫戍区域以及其他地区，以及在各种军舰上服役”。
只有“人民”被置于中心位置，才有可能唤醒人民。中国共产党因此提出“一切为了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口号，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将此贯彻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出自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纪念会上的演讲，“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25]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26]
政治参与，即民主是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制度保障。“人民”叙事和民主制度共同构成统合中华民族的核心动员机制，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同时，又创造出协商民主的观念与制度。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党以此团结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成功吸引中国社会不同党派的精英分子也加入到“建国大业”中，得到了包括当时的美军赴延安观察团在内的广泛赞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
“人民”的内涵。在“新国家”的创建过程中，“人民”既是能动者，也是必须依靠的对象，这决定了现代中国的道统重建和“旧邦新造”，与如何界定“人民”切切相关，它也决定了政治在现代中国展开的方式和“新国家”的性质，包括民主在中国的性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在“国体”问题上对此作出了回答。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2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清楚界定了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1948年6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重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所写的重印前言中指出：“列宁在本书中所说的，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的历史区别，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推翻一般资本主义，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28]这是党的历史文献中最早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毛泽东同志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辨析。在1948年９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围绕“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作了重点阐述，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29]1949年７月１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系统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思想，包括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30]
既然区分出“人民内部”和“反对派”，清朝崩溃之后较长时间的中国政治，不可避免地需要识别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1]。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也认为，“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32]。谁是“敌人”？“三座大山”中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凡是在这个范畴里的，就是敌人和斗争对象。
“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在革命年代并非是“全民”。那么，在“人民民主”中，作为民主主体的“人民”具体又是谁呢？1947年7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为新华社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26周年发表的社论《努力奋斗 迎接胜利》特地加写的一段文字中指出：“我们有个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这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33]，这对“人民大众”的构成作出了具体阐释。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明确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并对此作出阐释：“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34]1949年７月１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人民”的内涵作出了更加明确规范的阐释，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35]。
“敌友”与“人民”，在对立统一中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国体和道统，当敌人被人民消灭、打倒或控制时，“人民”的范围会因具体政治形势的改善而不断扩大。一个获得了政治独立和自主、不再面临战争威胁的国家，在施米特看来，其内部甚至不再有政治，“在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上，在一个完全实现了和平的世界上，将不会存在敌友划分，因而政治也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内部论争，‘政治’一词在今天往往可与‘政党政治’相互替换”[36]。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阶级斗争消除了资产阶级，“人民”的范围也随之扩展，几乎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可以被称为“人民”。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存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与“敌人”仍鲜明两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历史惯性；但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敌人”马上消失，政治秩序在一定时间内仍将面对来自旧制度残余的威胁，这从美国南北战争、中国秦末战争的经历中，都可以一窥端倪。
民主的优先目的：大一统
在以“人民”叙事构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组织原则及以此为基础的政体形式。“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具有价值与手段的分殊，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政治目标，前者在于对“新国家”进行道统建构、形成主权者和界定国家性质，后者在于以合适的工具和操作方式推进政治议程，达成人民民主专政的价值和立场。
为何要以民主为基础，又落脚于“集中”？在于现代化“新国家”的构建，既要在形而上层面形成“大一统”意志，又要在形而下层面重建大一统政治。林尚立认为，在中国由古代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历史大势起决定性作用：其一是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即人民民主；其二是保持国家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使千年文明古国实现整体的现代转型。长期以来，人们多关注前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但实际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是在告别君主制的传统大一统的同时，又紧紧围绕着作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形态的大一统而展开，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必须从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生存与发展出发选择和建构现代制度体系。无论对于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大一统”既是一种政治形态，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形态，它包含了国家建构意义上的“统一”，但又并不简单等同于“统一”。[37]在经历清朝崩溃后的宪政共和、帝制复辟、军阀统治等尝试后，20世纪20年代前后，参与推动中国现代变革、呼吁民主自由的有志之士逐渐明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及其历史遗产对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所形成的历史规定性是明晰的，那就是新的价值、制度和组织建构，需要的是民主与统一的有机结合。[38]清末保皇派与革命派之争，前者曾意图通过“保皇”来“保全中国”；革命派推翻清朝政权后，在共同体观念上马上发生了翻转，由之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转向“五族共和”，进而转向包含了以往大一统共同体结构的“中华民族”，充分反映了革命党人在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上的历史惯性与政治自觉。
中心-边缘格局的制约。现代中国重建大一统，已面临与以往极为不同的态势，主要区别就在于中国发生了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所说的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转变，这一转变可谓是由“天下”转向“世界”，也是由“中心”转向“边缘”，即“中国实际已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边缘化”。[39]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罗志田指出，“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它既不允许中国独处于‘化外’，又不那么愿意接纳中国的加入”[40]。在被迫加入全球体系并被边缘化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清政府就是在无法阻止“数国构煽”中，丧失了主导自身命运的能力；清朝崩溃之后，中国仍处于中心-边缘的全球权力结构之中，内部政治重建处处受到外力掣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但战后秩序在各国享有一定共同性的同时，依旧延续了中心-边缘的差别性[41]，全球权力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中国被边缘化的处境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缘起的总体语境。
处于资本主义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的政治重建，所受到的内外牵扯并非中心国家可比的。中心-边缘格局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产生的，全球化对世界体系、各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现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一直表现为资本主义和领土主权统治的权力逻辑之间恒定不变的对立，以及由当时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通过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空间来解决它们的矛盾。[42]阿里吉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周期，是以“全球化”的方式展现，全球化不仅在全球层面重组政治-经济空间，也会对各个国家形成拉力，重组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空间，弱化各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人群间的经济关联度和社会连带感，进而撼动国家的政治秩序。在“全球化内化”[43]产生全球化拉力的过程中，国家掌控自身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能力也将受到冲击，不能承受这种冲击的国家就有可能出现政治动荡甚至分裂解体。清朝中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的崩溃以及美国的南北战争，都发生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的全球化进程中；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则发生了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解体。从以往包括清朝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无法承受全球化拉力而走向崩溃的经历来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在相对边缘位置的国家，为对抗全球化的冲击和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压迫，特别需要国家独立自主和强大的国家能力，而这只能通过加强政治大一统或中央集权才能实现。一个在全球化拉力和帝国主义压迫下发生政治崩溃的国家，要想重建政治秩序，将极为困难。中心-边缘格局制约了边缘国家可以作出的选择，边缘国家需要考虑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化解来自中心国家的外力对其政治进程的限制、诱导或胁迫，这有赖于出现具有广泛号召力的领导力量，建立具有强大渗透性的组织体系。
以民主致大一统。在中心-边缘差序国际格局制约下，现代中国重建大一统，需要高度重视民主，但对民主的追求，并非空泛地谈论人民的权利，而是又要以大一统能否重新达成为依归。民主应有利于形成共同意志，即民主是在大一统前提下的民主，大一统保障民主的推进，同时，民主又要能起到维护大一统的作用，防止不适当的民主追求进一步造成国家分裂。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来自于外力冲击，因此，“转型始终不变的立足点是：阻止外部力量摧毁大一统共同体本身，使其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存续”[44]。
近代以来，中国对民主的探索，既源于面对的问题、挑战及对民主的理解，也建立在清朝崩溃之后宪政秩序和议会民主试验在中国的失败。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替代中国传统政治的想法，就已在中国出现；在清朝崩溃前夕，已展开相关尝试。[45]宪政民主为何在中国失败？这需要理解现代中国的道统和政统重建，是在当时的全球化语境中展开的，需要分析其给当时中国带来哪些制约。强世功指出，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不过是世界帝国的政治意志使然，它的底层就是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只要一个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底座上且奉行“自由、民主、开放”的政策和制度，那么来自底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包括经济的、金融的、文化传媒甚至军事暴力，就会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弱小的民主化国家因此必然被世界帝国准殖民化，强大的民主化国家也最多扮演起世界帝国行省的角色，这才是民主化缔造“永久和平”的秘密。[46]现实正是如此，清朝崩溃后北洋政府的宪政民主实践，并没有帮助中国重建政治秩序和统一国家，相反却让国家陷入军阀割据和被列强瓜分的境地。孙中山先生指出，当时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乃是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而后者实际上与全球化乃是一体两面。可见，当时的民主追求并不能呼应现代中国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因此需要寻找民主在中国的新路。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主要面对的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在“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主题规范下，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观，其核心追求必然服从服务于当时中国的最大共同利益，即“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民主的向往与对独立的追求，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民主是动员人民群众、凝聚共同意志、汇集战争能力和打倒帝国主义的重要手段，是通向独立、重建大一统的必由之路。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又说，“把民主和独立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47]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同志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并回答提问时强调，“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48]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追悼革命死难烈士大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没有独立，那就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民主，那就还是受封建势力的压迫”，“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49]在以民主重建大一统的过程中，还需要看到，民主与大一统不是单向关系，而是相互支撑的。在抗战末期，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战胜利有赖于人民的统一，然而，“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并指出人民所需要的，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不是独霸者的专制的统一，后者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统一。[50]民主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既是目的和价值，也是手段和工具，两者共存于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中。
中国共产党：重建大一统的向心力。在全球化拉力下，清朝中国逐渐走向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状态延续了较长时间，在此情况下，特别需要有新的能动主体聚合全体中国人民、抵抗全球化拉力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化。人民期望大一统，民主要以大一统为归。重建大一统，需要建立在得到广泛呼应的观念体系或意识形态，以及具有贯通性的组织体系上。由于清朝崩溃后的关键性政治问题是主权者缺位，因此，衡量包括民主追求在内的“新政治”建设的成效，主要的标准是能否形成具有足够权威、能够凝聚共同意志、重新实现中国统一的主权意志，以及在新的主权者的组织下，中国能否完成现代化建设的诸多目标。
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思想观念和建立的组织体系，有力回应了当时的中国问题。在准确认识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及宪政民主的失败经历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树立了建设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就有了对民主的新构想。在党的二大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中，就已经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打倒帝国主义”“节制资本”，是民主发生的主要因缘。值得注意的是，在党的二大纲领中，“民主”与“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是紧密关联的，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的民主观，旨在通过启发中华民族的一体感，凝聚共同意志，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重建国家。因此，民主在这一时期，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而是以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为本位。这又鲜明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政体即民主集中制的理解中，民主与集中、统一并不矛盾，相反，民主是凝聚共同意志必不可少的步骤。刘少奇同志在论述党内民主时曾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因为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51]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积极态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的对话。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所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提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那就是民主，它使中国共产党能跳出周期率。
大一统在现代中国的关键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三大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成功团结引领中国人民共同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不仅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取得长足进展，国家再次进入伟大复兴进程。现代中国经历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重建政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组织体系融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了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有力消解了全球化对中国的拉力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化。
国家建设仍离不开共同意志。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曾经的边缘国家的现代化，更需要有集中统一的意志才能达成国家整体目标，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重建大一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进一步完善大一统，仍倍显重要，特别是以大一统加强国家能力。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球性的中心-边缘格局并没有完全消失，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必须一方面能够回应帝国主义和压迫性国际体系继续给中国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能够形成足够强大的政治意志，这样才能协调国内外各种关系，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平衡各种利益矛盾。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所在处境与遇到的问题仍然与中心国家不同，必须有很强的国家能力对国家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和宏观调节，从而形成发展主动权，规避自身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被外界左右的影响，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此阶段的民主追求，也须无碍甚至有助于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提升。
没有国家自主性和足够强大的国家能力，就不可能实现主动规划自身发展，从而很难真正实现发展；民主追求如果不能与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的提升相结合，不仅国家发展难以达成，也难以为民众权利的普及提升作出良好保障。这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已有很多相关例证可以说明。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获得良好发展，很多国家被全球化内化的力量所牵制，丧失了国家发展主动权，不仅无法实现欲求的发展，也无法推进现代化成果的共同分享。少数国家如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这些国家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有的是外部性的，比如韩国、以色列，美国因素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的并不是在选举民主机制下发生的，比如韩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起步阶段恰恰是在军人执政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后发国家的发展，国家的中心作用非常重要，民主不能以损害国家性和国家能力为代价，相反，要有助于促进国家内部的政治共识和共同意志。
与自由主义民主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加重视政治整合，表现在用人民逻辑取代个体逻辑，用合作共享逻辑取代冲突竞争逻辑，用政党引领逻辑取代选举驱动逻辑。[52]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心-边缘格局中展开的现代化，它既包含了民主，要发挥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也包含了集中，即要形成共同意志，实现国家集中统一规划与地方能动性、人民主动性的结合，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中，民主观念、民主制度的建构以及民主权利的扩张，要以是否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作为检验民主成效的重要标准。
民主的内在规定性：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起点是新的人民观，人民成为目的，其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就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更好服务于人民的需求和利益。《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表明“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也是“新国家”的新道统的核心内容，由此也决定了“新文化”“新政治”“新经济”的性质。政统派生于道统。以民主致社会主义与以民主致大一统，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观的两个关键方面，分别对应现代中国国家重建的两大问题：“打倒帝国主义”和“节制资本”，前者重在重构内外关系，后者重在重构内部关系，对这两种关系的处理，都密切涉及“新国家”必须是人民的国家这个根本政治问题。现代中国是背负着19世纪以来的“中国问题”而重建国家、展开制度建设的，这个“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就是清朝中国是在被迫卷入当时英国和欧洲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分崩离析的，随全球化而来的帝国主义，既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的不平等权力结构，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关联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球性的中心-边缘格局并没有完全消失，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必须一方面能够回应帝国主义和压迫性国际体系继续给中国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能够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使新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真正体现人民性，尤其是管理资本与政治的关系，实现经济平等。
社会主义民主有别于选举民主。如何在日常政治层面体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以民主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这又要以一定的政体选择予以落实。《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共产党、也是国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制度，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多种民主形式同时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展现形态，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与二战后西方国家流行的选举民主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有民主有集中，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并综合运用多种民主形式，是其特点所在。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实践中，是三位一体、紧密关联的。人民民主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应避免民主沦为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政治领导权、形成少数阶层利益分赃的工具；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如此才能避免形成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利益集团。[53]“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民主化，同时，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也要求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54]，这两个方面又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既是有特定目的性的民主，也是有规范的民主。
不恰当的民主形式不仅不能增进民生福祉，也会败坏民主本身。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面临的治理危机和民主衰败，其主要表现为如下三方面。一是消耗性国家。在过去几百年来的工业化时代，西方国家曾经长期以善于创造财富而为世所称道，但自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在这些国家，人们更多看到的却是对财富的消耗。从创业型国家转变为消耗性国家，与民主、福利制度等的进展是同步发生的，后者一度使人看到了“民主的终结”。但当混乱现象在一些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日益增多时，人们也需要反思一个新的问题：民主机制和福利制度是否也应当有其适用限度，当这个限度被不断突破时，在一个时段看起来美好的制度，在下一个时段就可能异化为祸乱之源。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先在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间的均衡在西方国家内部再次被逐渐打破，在资本驾驭起政治时，国家频繁以减税、放松管制等方式来给资本让利，各种政策选项都是为资本扩张让路。这不仅使国家的财政基础受到损害，也使社会不公平程度显著加剧，当多数民众的获得感减弱时，其不满情绪也已表现在政治层面，这在美国鲜明表现为政党（政治）极化。二是无规划政府。在越来越发达的民主机制下，执政者必须面对不断变幻的民众意愿经常调整政策，同时，由于频繁的政党轮换使政府欠缺稳定性，对国家发展作长远规划的政府机制已很难形成，国家处理长期性问题和挑战的能力严重下降。三是选举型政客。在轮流执政的竞选性选举机制下，政治参与者的政治素养也会趋于平庸化，相比真正有德有能者，只问选举成效不管国家长远未来的政客，更容易上位。选举机制难以选出真正能堪大用之人，近些年西方国家走上台前、不断更替的政客，多对现实挑战应对无方，为政者的平庸化一览无余。[55]
以选举民主为主要表现的民主制度安排之所以出现严重问题，就在于其在演进中已被资本力量所俘获，冲击了政治大一统，民主制度已丧失人民性，不仅政治过程被少数人操控，政治安排也不再以多数人的意愿和诉求为归宿。在民主沦为“金钱民主”的情况下，选举民主已无法体现民主的实质内涵，同时，民主制度也不再能够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幸福，国家发展的成果不能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这说明要使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意志和增进民生福祉，必须要有能够驾驭民主进程的其他制度安排。民主集中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保持应有的方向感，不偏离民主制度建构时的初心，能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谋；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包含了选举、发挥其功用的同时，又不为选举民主所困，让民主体现在实质而非流于形式。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新国家”构想，是为人民而建、又依靠人民而建。民主不能仅仅是目的，也是手段。中国选择以社会主义制度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意愿，民主内在于社会主义，反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中国的民主观，是社会主义前提下的民主观，既要通过民主制度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又要通过选择恰当的民主形式，防止变成少数人操纵多数人的统治，以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现代化建设中拓展民主。中国式现代化一直处于发展中，百余年来，已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应地，中国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呈现样态，也在不断丰富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5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7]1991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博奇格雷夫采访时指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在社会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就是人能否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在一个国家里，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的进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58]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59]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6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61]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至今的四个阶段，中国的基本处境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全球性的中心-边缘格局制约了中国的发展和选择，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以有利于维护大一统才具有正当性；同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现代化建设成果的丰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福利需求的资源也不断增多，这使得在不同阶段民主制度的具体运用和民主建设的具体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彭冲、王炳权指出，人民民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而使用的一系列话语叙事，体现为目标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的统一，它的内在演变源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策略指向发挥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动态调整革命依靠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策略指向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继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策略指向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国式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策略指向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6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建设，主要是为凝聚共同意志，新中国成立后仍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这一点，1954年宪法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还存在模糊认识，更多关照国家权力，此时的民主有着很强的手段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民主建设越来越多地聚焦于公民权利保障。1982年宪法继承了1954年宪法建构的三大制度载体，同时增加了基层民主制度，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突破口重点推进；还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强调对弱势群体权利要特别关照，以及经济权利的优先性，这更加凸显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机构的存在意义是体现人民意志、保护公民权利。“从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对于民主的认识经历了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由单一的制度向价值、制度与实践的多维度复合整体转变”[63]。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性，很大程度体现在人民的内部协商上，协商民主的观念和形式也得到了丰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通过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方式进行“协商建国”，并将其诉诸实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民主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动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向公民社会层面拓展，更加有利于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和满足公民福利需求。[6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民主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然演进，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兑现对人民的承诺的最新表现。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观，前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意识、追求目标和实现路径，是清朝崩溃后中国重新选择政治义理、重建道统和政统的重要组成。在19世纪以来的“全球转型”及中心-边缘格局下，作为边缘国家的中国，一度沦为中心国家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传统生产关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两大主要矛盾，它又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大任务都包含在毛泽东同志的“新国家”构想中。中国的民主追求作为“新政治”的一部分，需要呼应时代性的政治主题之变，服从和服务于这两大任务的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和“节制资本”是建立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前提，也是民主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内置了摆脱中心-边缘格局羁绊的政治任务，“自由”“独立”“自主”成为关键性的目标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观自然也要以有助于实现政治自主为第一要务，而这又要以建构统摄性的权威或重建大一统为旨归。
在以“人民”叙事重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中国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义理选择，既以人民为目的，又以人民为依靠，无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何种阶段，中国对民主的追求，都紧密围绕大一统国家的重建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后者也为民主在内涵和形式上的扩展提供了基础。在扩展民主中保障人民共识达成、国家能力提升、政治意志贯通和人民福利增长，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主追求，以及与其他形式的民主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为此作出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宝贵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以更好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也将使民主制度建设更好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2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76页。
[2][49]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均为第239页。
[3]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4]参见程亚文：《现代中国政治主题的重构与道统重建》，《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
[5]注：即市场扩张的同时会不断遭遇旨在约束市场扩张的反向运动。参见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6][24][26][50]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1032、1039、1071页。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8]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9]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27页。
[10]程亚文：《现代中国政治主题的重构与道统重建》，《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第24页。
[11][13]蒋庆：《政治儒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6、236页。
[12]《论语·学而》。
[14]刘小枫：《现代人及其敌人——公法学家施米特引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15]保罗·卡恩：《政治神学——新主权概念四论》，李强编，郑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16]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34、35页。
[17][3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2、1475页。
[18]参见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19][20]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三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926、924页。
[21]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页。
[22]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23][56]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均为第274页。
[25]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
[2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5～326页。
[29][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均为第135页。
[3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
[32]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页。
[3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18页。
[34]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2页。
[36]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42、38页。
[37]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4、6、34页。
[38][44]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37、41页。
[39]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
[40]罗志田：《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13页。
[41]参见程亚文：《理解时代特征的范式性变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8月上。
[42]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46页。
[43]注：即世界性的问题会随全球化而内化为很多国家的内部问题，并左右很多国家的内政与外交。
[45]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9页。
[46]强世功：《全球化与世界帝国》，《读书》，2023年第3期，第8～9页。
[4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1、732页。
[48]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69页。
[51]《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5页。
[52]艾昆鹏：《政治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及实践优势》，《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67页。
[53]陈晓斌：《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双重互构”逻辑——毛泽东“民主新路”探索及其新时代启示》，《现代哲学》，2019年第1期，第34页。
[5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23页。
[55]参见程亚文：《重申道统：民族国家的限度》，《学术界》，2019年第3期。
[5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5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2页。
[5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6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
[6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62]参见彭冲、王炳权：《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探索》，2022年第2期。
[63]王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演变——基于“五四”宪法与“八二”宪法之比较》，《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第97页。
[64]参见杨弘、张等文：《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观的历史嬗变与新拓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责 编∕张 晓
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政治变迁、比较政治与国家能力、超大规模国家治理、东亚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渐入常规时代》《大国战略力——帝国盛衰的六种力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