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共同体”理念区别于主客二分、“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传统，扎根于“天人合一”、“仁爱万物”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生命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图景；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既是对西方现代化的修正和提升，也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证成。
【关键词】生命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1.0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的重要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弘扬，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念描绘了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图景，是对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生命共同体”理念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
“生命共同体”理念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仁爱万物”的价值理念。《孟子·尽心章句上》言：“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君子爱惜万物，还谈不上仁爱；仁爱百姓，还谈不上亲爱。大爱必须由爱亲人推及爱百姓，由爱百姓推及爱万物，爱草木鸟兽、瓦石山水。也就是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才是爱的进阶、升华。如张载《西铭》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强调人应该亲近同类和万物，将仁爱之心由内而外扩展、延伸为对万物之爱，将天地、宇宙视为一个大家庭，情感上体现出很强的包容性、互通性，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同情心与正义感。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强调“仁爱”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本体存在，是良知本体。从某种意义上说，“通天人合内外”将万物容纳于一身，让人与广博的自然生命体相连通，构成了“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历史之源。
个人主义盛行于西方社会。在人和自然关系上，个人主义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走向了“天人相分”，形成了主客对立的单向度线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既预设了一个客体之外的主体，同时也制造出一个主体之外的客体，从而制造出主体和客体相互分裂的两个世界。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被认为独立于世，具有绝对价值。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哲学家就普遍强调个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当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时，无形之中就标划出了人与世界上其他事物之间的界限。人类以为凭靠理性就可以自足自在、自我超越、自我选择，享有世界的中心位置，其他的一切都由人这个主体来获得规定性。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从自然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个体性原则。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公开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走向了弱人类中心主义。
近代西方走向了以弘扬个人价值为主要内容的主体主义，极大地深化了主客对立的单向度线性思维方式，落入了强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拥有理性，因此可以成为万物的主宰、宇宙的中心和仲裁者，自然只是“一个巨大的工具棚”，人有权占有和利用自然，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和主宰自然。近代西方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将世界的本体奠基于思维和主体自我，在近代率先制造了主客二分，进而“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2]。作为主体被彰显出来的“我”在休谟那里归结为来自于感性经验的“一束知觉”。康德对自我的先验化处置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升级”。在康德那里，先验的自我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3]，能够将复杂多变的经验世界进行统觉加工为一个逻辑化的知识体系，使经验得以可能，从而使自我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对知识的奠基性地位。费希特进一步提出了“绝对自我”的理念，将自我升格为“人类一切知识的绝对第一性的、无条件的原理”[4]。黑格尔直接将自我塑造成一个理性的、普遍的主体，将自我意识作为绝对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极端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产生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和紧张，导致人对自然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对人的“报复”。
在主客体高度对立的社会中，由于缺乏共同体理念，生活世界的相互交往和互信关系处于较低的水平，个人自主性和各种选择机会反而可能受到局限，进而会出现“理性的暴政”。西方人的理性摧毁了信仰的上帝，剥夺了人们信仰的权利，却使自己成为了新的信仰。这就陷入了一种相互否定的“辩证法”。在这种相互否定的“辩证法”下，人们若要获得切实的幸福感也就相对更为困难。极端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在骨子里进行的是自由的主体对被动的客体的“统治”，显示出以工具理性为支撑的西方社会现代化对自然极其明显的“排斥性”“侵略性”，体现为一种被夸大了的蔑视自然权利的人权观。其实，正是理性的知识主义和工具主义衍生出了对自然的控制和对社会的控制，最终拖累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效果、进度和程度。
相比于西方社会主客对立的单向度线性思维方式，“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人”不是指一个孤立的、碎片化的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的实体，而是包含了对于共同体——一个更大实体、更大整体的接纳和承诺。人必须顾及大自然的权利，因为人类依靠它、和它共同生存，并生活在其中。人性尊严并不能使人类凌驾于所有其他生物之上，也不能透过人权而使自然或其他生物受到牺牲，相反的，人性尊严只能在人类和自然及其他生物达成和谐并且使它们得到益处的情况下得以体现。如果人权无法和基本的自然权整合的话，所谓的人权反而会成为毁灭自然的因素，甚至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生命共同体”理念规避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疏于关爱自然的重大“缺环”，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图景；超越了西方过去五百年赢者通吃的霸道思维，通向了人类共同发展的整体命运。
“生命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长远根本的角度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奇迹举世瞩目。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去那种粗放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5]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6]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中，显然并未将“人”置于“自然”的对立面，更不是高于“自然”的位置，而是坚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人类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肩负着保护、管理生态系统的更大责任，但却不是生态系统的主体、主人、主角，更未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两者因为具有深切的关联性与互通性而构成“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7]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这是新时代拓宽惠民利民之道、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彰显了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马克思非常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甚至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置于一切问题的首位。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8]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的历史，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发展、壮大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本来就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存在的只是现实的、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问题在于人们忘记了人在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能为了实现人对这个世界的物质财富的占有而对自然造成伤害。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所以，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美好而远大的社会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深刻揭示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9]马克思还希望通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来实现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0]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1]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
生命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命共同体”理念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摒弃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倡导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可以赢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如果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生命共同体”理念不仅有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反映，符合“生命共同体”的根本利益，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有助于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西方文明本质上遵循一种“理性假定”，那就是假定人是实体，与世界处于二元对立中，并努力以理性为“武器”将自己打造成为世界的中心、万物的主人、权力的主体。[12]这种假定导致了人对自然浅薄的、野蛮的傲慢，尽管物质财富得到增长，但也导致了人对权力的夸大，造成了人对他者（他物）的统治与他者（他物）对人的报复的恶性循环。西方人一度相信，科学技术的伟大进步就是人类的“福音”，美好幸福的生活就存在于这种进步带给我们的物质财富中，只有在场的、眼前的，才是现实的、真实的。但人们会意识到人在征服和占有自然物以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的同时，也不幸地成为了物质主义的奴隶，使得人与物的关系被彻底翻转。人彻底物化，而物反过来成为了人的主人，人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变得无足轻重。在工具理性的诱导下，人拥有自主性的过程或者说人成为人的过程，意味着人把自己设定为拥有和占有更多的物、进而被物化（成为非人）的过程。人的技术控制力越强大，陷于“拜物教”之中的程度就越深。越是功利至上、欲望至上，人就越容易被功利与欲望“反控”。号称具有普世真理性的“理性”一直朝着智能化、功能化的方向发展，结果却变成了功利主义、强力意志和技术统治。西方文明打着理性、科学的旗号，以为人类可以拒绝任何外在的权威而单凭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获得解放，并拥有良好的生活，然而最终获得的只是资本和技术的“盛宴”。
“生命共同体”理念有助于在新的立场和境界下，重新理解人、理解物、理解世界，以及理解人与物、人与世界、物与世界的关系，既是对西方现代化的修正和提升，也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证成，真正有助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6页。
[3]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3页。
[4]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s://www.12371.cn/2012/11/17/ARTI1353154601465336.shtml。
[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7]《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
[8]《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10][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83页。
[12]参见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Life Community": Historical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Lin Jishan
Abstract: Rooted i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unity of man with nature" and "Ren to all things", the "life community" philosophy,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highlights the "people supremacy" values, and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and "human centrism". Beyond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model and depicting a new vis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is philosophy provides a rich cultural soil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form of humanity civilization. It is the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a successful new model of humanity civilization as well.
Keywords: life community,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 编／包 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