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汉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经历了从北方到南方转换的过程。南宋以来，南方特别是江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从1978年至今，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南方发展成为经济重心有多重原因，包括历史的路径依赖、自南宋以来国际贸易的发展、气候和海洋等自然环境的优势、经济地理条件的改变，以及对外开放打开的新局面等。为促进南北方形成更为协调的发展局面，需要进一步打破禁锢、打开格局，以更加开放的精神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重心转换 GDP 人口 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北三省总人口约9851万人，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减少约1100万人，其中辽宁省减少约115.5万人，吉林省减少约337.9万人，黑龙江省减少约646.4万人。由此可见，东北三省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人口有所减少，工业衰退的地区有固化和扩大的趋势。而与之相反的是，在2022年国务院召开的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国务院领导要求东南沿海5省市承担大任，继续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东南地区的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的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吸纳了全国70%跨省农民工就业。全面看待这种南北差距，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经济重心的南北转换，探寻转换的原因，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地区发展的差异，促进经济的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古代与近代经济重心转换
战国以来的2000多年，中国经济重心运动的大方向是从北方到南方，前期经济重心在北方，后期经济重心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和东南地区，分界线是南宋。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的地区差异：“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洛阳和长安（西安）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此时关中（陕西省中部）、河南、山东等地人多地少，关中地区的人们不仅种地，而且善于经商。同时，司马迁注意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楚越等南方地区地广人稀，人们并不喜欢辛勤劳作，当然也就难以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
东汉末年，经济重心开始转移。东汉末年的战乱、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隋唐时期江南已经成为富庶之地。唐代安史之乱使人口进一步南迁，南方人口与经济又获得相应的发展，南方人口数量超过北方。1126年金兵攻入北宋首都开封，靖康之乱使得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彻底超越北方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这种地位几乎延续至今。明清两代南方经济占全国的比重在80%左右，尤以江南的苏州、常州、松江（上海）三府为最。这时，江南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江南多指苏南（含现在的上海）、浙北地区，即明清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所谓“八府一州”。
除江南外，宋朝之后，岭南地区也得到开发。明清时期，广州因为“一口通商”而兴起，“一口通商”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只有一个港口，全国货物必须运到这个港口才能进行对外贸易。广州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一口通商”时期，第一次是1523年—1566年，共43年；第二次是1655年—1684年，共29年；第三次是1757年—1842年，共85年。实行“一口通商”的结果是全国各地都把货物运到广州，品种繁多，其中茶、丝、瓷器、棉布、药材等为主要出口货物。1785年—1795年，广州港来船平均每年达到57.5艘。1796年—1820年，平均每年76.2艘；1821年—1838年，平均每年增至110艘。广州逐渐繁荣起来，广东的发展使得岭南地区成为仅次于江南的经济发达区域。
明清进士大部分出自南方。浙江、江苏和江西三省领先于其他各省，浙江的进士明代有3697名，清朝2808名，合计为6505名；江苏的进士明代为2977名，清代为2949名，合计为5926名；江西的进士明代为3114名，清代为1919名，合计为5033名。江苏的苏州地区更是进士和状元频出。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广州“一口通商”变成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口通商”。1853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贸易港口，1934年上海港进口船只吨位达到19935047吨，次于纽约、伦敦、神户、鹿特丹，位于世界第五位，上海与香港成为我国远洋航线的中心枢纽。上海在贸易的基础上，逐渐成为全国乃至东亚的经济金融中心。
近代中国产业发展的特点是沿海集聚，特别是高度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洋务运动时期的工厂主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而此后的工业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以1933年—1938年的工厂分布为例，长三角占全国总数的近60%，而其中上海又是一枝独秀，工厂占到全国的30%左右，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新中国经济重心转换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第二大关系就是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认为内地工业必须要大力发展：“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陆续实施了大学西迁、156项工程和三线建设等重大生产力的由东向西转移。1952年，西部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比例的9.61%，到了1978年，西部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13.26%，重工业占14.76%。西迁促进中西部的发展，改变的是东西部的关系，南北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改变，特别是东北三省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地位无人撼动。1978年，南方各省区市的GDP之和占全国比重约为53.73%，北方各省区市的GDP之和占全国比重约为46.27%，南方比北方高7个多点。南方的东南五省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上海GDP之和占南方的比重约为48.08%，接近南方的一半；而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则占北方GDP比重约为30.22%，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占北方的13.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书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1978年—201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在9.5%左右，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中国GDP总量2014年达到64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的第二位。2014年后，中国GDP与美国相比，差距有逐年缩小的趋势。
我们可以从4个阶段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第一个阶段：1978年—1992年。1992年南方GDP约占全国的57%，北方GDP约占全国的43%，与1978年相比北方降低了3.27%；第二个阶段：1992年—2002年。2002年南方的GDP约占全国的59.24%，而北方的GDP约占全国的40.76%，与1992年相比，北方的GDP降低了2.24%；第三个阶段：2002年—2012年。2012年南方GDP约占全国的60.71%，北方GDP约占全国的39.29%，与上一个阶段相比南方GDP占比小幅上升。第四个阶段：2012年—2020年。2020年南方GDP约占全国的64.87%，北方GDP约占全国的35.13%，与上一个阶段相比南方GDP占比约增加了4.16%。从1978年—2020年，南方GDP占比增加了7.87%，其中增速最快的是2012年—2020年，增加了4.16%，最慢的是2002年—2012年，为1.47%。
再以人口的增长来分析南北的变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约为41.95%，而南方人口占比约为58.05%，南方人口比北方人口多16.1%，即多近2亿人口；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约为42.08%，而南方人口占比约为57.92%，南方人口比北方多15.84%，即多近2.1亿人口，但2010年比2000年南方人口占比略微降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南方人口全国人口比重约为59.41%，而北方人口为40.59%，南方人口比北方人口多近2.66亿人。
中国城市发展的南北差距亦如此。1978年GDP排名前10的城市中东北三省有4个，即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2001年，深圳、苏州跃居10大城市之列，而东北三省无一个城市入10大城市之列；2011年与2001年基本相同，2017年武汉跃居10大城市之列，深圳超过了广州。2017年10大城市中长三角有3个：上海、苏州、杭州；珠三角有两个：广州、深圳；京津冀地区有两个：北京、天津。2020年中国10大GDP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仅有北京是北方城市。
历史地看，中国近1000多年来不存在南北经济重心转变的问题。从184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看，南方特别是江南经济重心地位在60%处波动，即使最低处也高于北方。从1978年到现在，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不断得到加强。
经济重心转换的原因
纵观中国2000多年来经济重心转变历程，以1000年为中折线，前一个时期是人口大规模向南方迁移而导致的经济重心转换到江南地区，这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是由于南方经济发达，但南方地区却因北方人带来的先进生产力而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发展与繁荣。在南方成为经济重心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没再改变过。至少从南宋以后，北方就再未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
历史的路径依赖因素。一个地区为什么发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发达，历史赋予其发展的产业基础、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区域差距是历史的函数。唐朝时期，江南的苏州地区（姑苏）就是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富庶之地。我们在宋朝著名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中也可见一斑。词中对杭州（钱塘）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由此可见，宋朝时期的杭州已经是个大都市，而且商品经济发达，买卖兴隆，市列珠玑，家家绫罗绸缎，竞相攀比豪华阔绰。
地理因素。有学者认为，东北地区的衰落在于气候寒冷，这可能是一条原因。的确，地理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距离海洋或大河100公里以内的土地占17.4%，其上居住着50%以上的世界人口，产生了近70%的GDP，在100公里以内的人均GDP是其他地区的2倍。而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省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相对湿热的气候正是有利的自然地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地理条件的转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章中提到：“由于水运开拓出了比单一陆运更为广泛的市场，因此各行各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最先出现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在内陆地区普及推广开来。假如世界上只有陆运这一种运输方式，那么那些偏远地区之间肯定没办法进行商业往来……远离河海的内地生产出来的产品，长久以后都只能在附近区域销售，而无法远销各地。”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地区在近代经济地理条件的优越性大大增强，临海意味着交通便利，更临近世界市场，经济自然发展得更快。
对外开放因素。宋朝的经济非常发达，“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原因何在？对外贸易是其中重要的秘诀。宋朝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已经摆脱了朝贡贸易的窠臼，海上贸易的主要产品是陶瓷和茶叶，这与陆上的丝绸贸易不同。这时候，大批的阿拉伯商人到宋朝经商主要聚居在福建的泉州，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东方第一大港，人口超过百万，宋朝的铜钱也成为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部分国家的通用货币。明清多数时间实施海禁政策，明朝与海外国家的贸易，也以勘合贸易形式存在。勘合贸易是朝贡贸易的一种，指明朝外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一种称呼,也称“贡舶贸易”。即使是勘合贸易，也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清朝时期不论是“一口通商”还是“五口通商”皆发生于东南沿海地区，无一个通商口岸在北方。
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80年3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被开辟为经济特区，成为1978年后中国第一批开放的城市，1988年4月13日海南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4个城市中9个为南方城市。1990年上海成立浦东新区，一个全新的“上海时代”拉开序幕。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历程看，也是从东南沿海开始，逐步向北方和中西部扩展的进程。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在南北经济发展过程中，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地区具有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成为难以复制的内在驱动力量。东南5省市中上海与江苏地形以平原为主，江苏省平原面积占比86.89%，利用这种优势，江南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而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的地形特征并不具备江苏特征，三省均以山区为主，发展经济的条件并不优越。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全省陆域面积中山地占74.6%；福建省境内山地、丘陵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0%；广东省山地丘陵台地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0.22%，而平原仅占19.78%。由于农业发展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三省人民向内发展受阻，只能向外闯荡以谋求生路。与南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的主流思想相对，南宋永嘉学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减轻捐税、探求振兴南宋的途径。在这样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的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中，东南地区企业家形成了一种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创业精神、吃苦精神、开拓精神，企业家精神得到弘扬。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白雪、董懿蔚、张更杰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JJD79003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研究”（项目编号：23ZDA048）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③王列辉：《近代上海港地位的再评价》，《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④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踪家峰：《区域与城市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
责编/周小梨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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