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纯白如玉，火红如梅，一幅融汇东方文化意境与西方绘画风格的油画《冰雪傲红梅》，已在闻玉梅的办公室墙上悬挂了十年。
这幅画出自闻玉梅堂兄、闻一多之子闻立鹏之手。如冰与火般纯粹与热情的画面，构成了闻玉梅的名字，也象征着她坦诚待人、用心做事的品格。
实验室的主心骨
今年89岁的闻玉梅，仍然经常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星楼四楼办公室上班，腰杆直挺，谈起话来思维缜密，中气十足，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近些年，她的身影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这里，与团队的年轻人一起忘我地并肩战斗。这个团队为我国疫苗研发和抗病毒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闻玉梅团队取得的非凡成绩，不仅有赖于团队在病毒分析方面较强的专业水平，也离不开生物安全防护3级实验室（P3实验室）的助力，而这座上海唯一的P3实验室正是闻玉梅主持建设的。
二十年前，闻玉梅应钟南山之邀去广州开展科研工作，研制灭活SARS病毒的免疫预防滴鼻剂。当时已年近七旬的闻玉梅亲自进实验室，与学生将SARS病毒株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工作成果斐然。
回到上海后，闻玉梅便积极推进上海P3实验室的建设。2008年，一座能抵抗8级地震的复旦大学3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顺利通过国家评审，投入使用。
十多年来，实验室一直保持着安全高效运转，不仅为本校科研人员服务，还向全国开放，成为全国开展高致病性病原体科研工作的重要支撑。
“科学这个利器，必将在人类与病毒等病原体的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近几年，低调的闻玉梅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撰写文章，做科普讲座，呼吁公众科学认知新发传染病。
“从历史来看，病毒和人的斗争是长期的，是循环性的，今天你‘灭’了它，明天又来一个新的病毒，所以不要太紧张。”闻玉梅面带从容，“但是同时，要有防范意识，要有技术上的储备。”
闻玉梅建议，未来中国有必要在预防医学下面设立分支——疫苗学。“研究免疫学的学者是不研究疫苗的，现在的疫苗都是医药公司当作产品在做，因此，需要把疫苗的生产、应用以及储备综合在一起，成立疫苗学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闯入乙肝防治领域
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闻玉梅还是能讲一口纯正的北京话。1934年，闻玉梅在北京出生，7岁随母亲来到上海。20世纪50年代初，她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系。留校担任助教后，闻玉梅拜林飞卿教授为师，承担微生物学的讲授与实验课程。在林飞卿教授的推荐下，闻玉梅于1963年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免疫学研究室师从谢少文教授。
两位老师科学、严谨、求实的作风，不断追求创新的科学精神，深深影响了求知若渴的闻玉梅。在细胞免疫学研究方面，闻玉梅的研究不断进步，到1972年前后已经开始在实验室使用细胞免疫技术，进行体外淋巴细胞转化、白细胞黏附等实验，可以在体外检测人体细胞免疫水平。这时，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消化科的姚光弼医生找到了她，二人开始合作对慢性乙肝患者细胞免疫进行研究，闻玉梅也由此开始了与乙肝防治长达半个世纪的缘分。
在这次合作中，闻玉梅提出了用皮肤迟发性变态反应作为评估慢性乙肝患者固有细胞免疫的实验方法。也是通过这次合作，她深深感受到，只有与临床合作，医学基础研究才有生命力。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被称为“乙肝大国”。那时，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高达10%左右，而感染率（有乙肝病毒的抗原或抗体）更是高达60%左右。每年大约有27万人因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疾病而死亡，乙肝是仅次于烟草的第二大致死病因。
这些与乙肝相关的数字，离闻玉梅并不遥远，身边的现实不断刺激着她，使她经常感到忧虑和困扰。上海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的一个和她关系很好的同事，由于感染乙肝病毒，从慢性肝炎发展为肝硬化，最后不治身亡。还有一位上海医学院超速离心室的讲师，一直是闻玉梅乙肝研究的合作者，有一年暑假过后，没能来上班，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重症乙肝去世了。
除了那些因乙肝去世的患者，中国还有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工作、婚姻等各个方面受到歧视，许多人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闻玉梅办公室的书架上有一本册子，那是她给实验室成员定下的“必读书”——里面是部分病人的来信，闻玉梅把它们整理成册，书名定为《人民的重托》。“他们受病魔折磨的经历催人泪下，他们对治疗乙肝的迫切要求鞭策我们奋斗。愿我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为国争光。”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过去，中国的肝病患者太多了，严重威胁人民健康。一定要摘掉‘肝病大国’的帽子！”这最朴素的想法，正是她日后一往无前投身乙肝研究的动力源泉。
海外深造之路
1980年，闻玉梅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的第一次奖学金考试，远赴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肝炎研究室进修。世卫组织只提供3个月的奖学金，她暗下决心，抓紧一切时间，“即使只有3个月的时间也要做出成绩，不负使命”。
第一次进入国外实验室，一切都很生疏，像微量加样器、微量离心机这些如今看来很普通的实验用具，闻玉梅以前都没见过，她形容自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令实验室主任和同行惊讶的是，闻玉梅真的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做了亚克隆分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量的研究，还利用免疫荧光技术在细胞内做了HBsAg的定位研究，并在国外专业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在英国的3个月，闻玉梅节衣缩食，世卫组织提供的生活费她省下了不少，除买了一台低温冰箱和一台幻灯机以补国内实验用具的不足，余下的全部交给了卫生部，自己分文未留。
“当时就是希望把外汇留给国家，资助更多的人出去深造。”回顾这段往事，闻玉梅说，现在时代不同了，科研条件改善了，但是科研人员为国奉献的精神不能变，“我们要更多考虑如何创新，一定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踏踏实实多做一点事儿。”
1981年，闻玉梅又远渡重洋，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进修。她当时已经47岁，人到中年，为了今后能从事分子水平的研究，她毫不犹豫地报名选修学校夜校开设的分子病毒学课程，不是旁听，而是修学分，每天准时上课并参加考试。为了学好这门课，闻玉梅要和那些20多岁的同学一样，记住每种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特点。夜校下课时，已没有公共交通，闻玉梅自己不能开车，经常需要搭同学的车才能回到住处。
在紧张的学习与实验之余，闻玉梅还编写了医学分子病毒学讲义，为回国后建立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开展医学分子病毒学的教学与科研打下了基础。
“愚公移山”40年
回忆起在美国进修的经历，闻玉梅说：“那时，我与同龄的美国学者学术水平差距太大，已无法竞争，但我相信我的学生与他们的学生，也许是我学生的学生可以与他们学生的学生竞争。正是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鼓励着我，一定要把分子病毒学课程学好。”
从美国回国后，闻玉梅开始集中精力研究乙肝病毒。当时，医学界对于慢性乙肝患者能否有效治疗的问题存在较多疑虑，主要是认为如果乙肝病毒基因已经整合入患者的肝细胞，就不可能清除病毒，达到有效治疗。为此，闻玉梅团队选择从乙肝患者肝组织是否整合病毒基因组入手，探讨乙肝患者的治疗前景。
1986年，闻玉梅团队首次公布了我国乙肝患者肝内病毒复制状态的资料。与此同时，他们运用分子技术在乙肝患者白细胞中开展了乙肝病毒DNA的研究，扩大了研究肝外乙肝病毒的领域。这是国内首次展开分子水平的乙肝病毒研究。
此后，闻玉梅团队对我国一些乙肝病毒变异株进行了解析，通过研究这些突变株的基因序列及其在细胞中复制与表达蛋白以了解变异株的功能，积累我国乙肝毒株有意义的生物学特性及与疾病的关系。
1986年，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成为国家卫生部第一批部级重点实验室。到2022年，这个实验室（包括病原生物系）已成长为拥有25名正高级科研人员、20名副高级科研人员以及200名研究生的科研团队。
让闻玉梅欣慰的是，她40年前说的“愚公移山”，正慢慢化作现实。在许多科研领域，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已经可以与国外研究机构平起平坐，某些方面还略胜一筹。但闻玉梅说，绝不能自满，更不能报喜不报忧，这对国家没有好处，对百姓也没有好处。“我们一定要对国家真正负责，对学生、对青年真正爱护，把爱心拿出来，付诸实际行动就足够了。”
近年来，在单用免疫治疗尚难以治愈慢性乙肝患者的情况下，闻玉梅团队开始为乙肝患者的免疫治疗探索新的路子——将抑制病毒和调动机体两方面结合起来，探讨加用单克隆抗体的“三明治”治疗策略。目前，团队正在向临床研究努力迈进。
是科学家也是外交家
两次赴国外进修，以及科研过程中广泛的国际交流，让闻玉梅在肝病领域结交了诸多海外科学家朋友。
在闻玉梅看来，国际交流是科研的重要环节。一方面，科学研究应该服务于全人类，将科研成果发表共享，才有可能为人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国际交流可以获得全方位的信息与评价，听到各方意见，从而达到考核科研价值的目的。闭门造车、放弃交流，则难以获得对科研成果的客观评价。
闻玉梅还记得，当初三个月的留英之旅虽然短暂，但也让她感受到了全新的研究气氛。每天上午和下午，研究室分别有两次“咖啡时间”，这时大家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聚在一起边喝咖啡、喝茶边聊天，咖啡和茶都是免费的。开始，闻玉梅不愿停下实验去参加，认为太浪费时间，但研究室高级讲师柯林·霍华德（ColinHoward）告诉她，其他时间喝茶、喝咖啡都要自己付钱，“咖啡时间”是鼓励大家交流的一种方式。久而久之，闻玉梅也养成了与大家一起喝咖啡聊天的习惯。后来，柯林与闻玉梅建立了终身友谊，并在闻玉梅的影响下爱上了中国文化，学习说中文、写中文，还多次到上海为闻玉梅的学生讲学，至今两人还互通邮件。
闻玉梅在英期间还结识了一些著名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他们都为闻玉梅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给予了有力支持。
2020年，当美国学者查尔斯·赖斯（CharlesRice）凭借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闻玉梅向他表达了祝贺。令闻玉梅没有想到的是，赖斯却反过来祝贺她——十分钦佩她在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培养出来的学生，做事非常严谨。“也许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比，我们的学术水平还差得很远，可是你的一种精神能让人家认可，人家会佩服中国科学家。”说这话时，闻玉梅的眼睛里泛着光。
“我们是人民的科学家，也是人民的外交家。”闻玉梅说，各国人民的交流是保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奠基石，在学术交流中多做些民间外交，是学者不可忽视的责任。
2012年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病毒性肝炎与肝病学术大会，至今仍为闻玉梅津津乐道。在担任大会组委会委员期间，闻玉梅力促上海代表亚洲承办这个三年一度的学术大会，使中国有机会向世界展示在病毒性肝炎领域的重大成就。
这次大会，1500余名国内外专家齐聚一堂，进行精彩的学术报告及自由的学术交流，其中就有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毒的发现者。“在一个大会上能见到5种病毒性肝炎的发现者，实属难得。”闻玉梅说，会上还组织了一次高端论坛，讨论20年后的病毒性肝炎与肝病，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在学术交流之余，一场由上海各医科高校师生及附属医院员工带来的文艺演出，震撼了所有与会者。瑞金医院的男声小合唱、复旦大学的飞天舞蹈、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传统武术，都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演出最后，数十位白衣天使手持蜡烛，合唱《医者之歌》，让不少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次活动让国外学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医务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与人文修养。”谈及此事，闻玉梅非常自豪。
“多给年轻人机会”
2022年春天，闻玉梅在家中用三个月时间做了一件大事——将50年来坚守乙肝防治事业的奋斗历程写成《我的乙肝情结》。书中不仅记述了她投身乙肝研究的缘起、出国求学的经历、与恩师共事的点滴，还回顾了她研究治疗性乙肝疫苗、参与推动国际乙肝研究交流合作的历程。
“我一直对乙肝不能释怀。”闻玉梅说，虽然全世界都在努力，但乙肝患者至今无法完全治愈，这是她深埋心中的遗憾。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主要是想让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知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是怎样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希望能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怀传递给下一代。同时，也想让乙肝患者和感染者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未来的希望。”
写书的过程并不轻松。由于眼底视网膜变形萎缩，闻玉梅几乎是在半失明的状态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书稿打出来的。需要查阅的图书和资料，大多字号比较小，她就拿着放大镜一点一点地读。这部书出版后，闻玉梅送给分子病毒学实验室200位研究生每人一册。“我特别喜欢青年人，给他们点一把火，让他们心里的火燃烧起来，这就是我的希望。”
“科研的核心是创新，科研的态度是求实，科研的道路是勤奋，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时至今日，闻玉梅在20世纪90年代拟定的实验室格言，仍然醒目地写在复星楼四层的走廊上，传递给从这里走出的一代代青年科技工作者。
“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时改善了很多，但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难处。如何让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仍能不忘初心，实现理想？我们要多为他们着想。”闻玉梅说，比如在基金及大项目申请时，可以多给年轻人机会，“钱不一定很多，但要给他们希望，鼓励他们创新。”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国在预防乙肝的道路上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1986年，血源预防乙肝疫苗批准上市，2002年，乙肝预防性疫苗全部由国家免费提供。以预防接种为主的综合防控病毒性肝炎策略取得显著效果，乙肝病毒携带率也大幅下降，我国从乙肝流行大国降到乙肝中等流行国家行列。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目标，全球应在2030年消灭病毒性肝炎，据统计，我国至今仍有约86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大概1500万人需要治疗，乙肝的防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乙肝病毒只感染人类，并无动物宿主，而乙肝预防性疫苗又较为有效，全球消灭乙肝应是可望而又可即的目标。”对于未来，闻玉梅充满乐观。她在《我的乙肝情结》一书中最后写道，“勇于探索、有创新意识、不畏艰难、多能化的后来人，一定会超过我们，预祝他们为全球消灭乙肝创造奇迹。”
（作者：任鹏、颜维琦，均系本报主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