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举，对此中央高度重视。从理论逻辑上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涉及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安全运行等多项任务。但从地方实践来看，对如何从产业层面调结构、促转型和保安全等基本问题，还存在一些认知和行动上的偏差。处理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中的重大经济关系，厘清认识误区，校正实践偏差，是立足我国产业发展实际、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前提。
处理好“虚”与“实”关系，防止“脱实向虚”
“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服务业支撑，服务业占比越高、实体经济比重越低，产业体系就更加现代化”，这是对实体与虚拟经济关系的认识误区。这一认识误区带来的行动偏差，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上要求提高服务业比重，从而导致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产业发展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
从西方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随着一国经济跃升，主导产业确实会依次出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更替现象。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制造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峰值后都会出现下降趋势，服务业成为后工业社会国民经济的主导行业。当下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都已超过70%。但当前，我国制造业比重出现的下降趋势，与先行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占比“达峰后下降”，面临的基础条件存在系统性差异。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2006年峰值为32.5%，自此之后出现下降趋势。2006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069美元（以2010年美元衡量，下同）。对比地看，美国制造业比重在1953年下降时，其人均GDP已经达到1.64万美元；日本1970年与德国1969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也分别达到了1.87万美元与1.97万美元。也就是说，在人均GDP还未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1/4的条件下，我国制造业比重就开始过早下降了。这反映出我国制造业消化成本能力、产品定价能力相对薄弱，归根结底，产业基础能力还需稳固提升。
事实上，即便处于后工业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制造业仍然是服务业发展的根基，是全社会研发和技术的集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仍然依托强大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如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约为11%，但70%的国内研发投入、64%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90%企业专利都来自制造业；英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虽仅有13%，但制造业却支撑了英国70%左右的研发投入。当下，我国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仍有广阔空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警惕产业空心化风险，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
处理好“量”与“质”关系，力戒“贪大求洋”
“产业实现跨越式规模扩张、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引入迅速，产业体系就更加现代化”，这是对产业政策规模和效率导向关系的认识误区。这一认识误区带来的行动偏差，表现为地方招商引资“喜大厌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哄而上”，出现脱离地方实际的“盲目投资”，甚至“高端产业低端化”等现象。中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针对的主要就是这类问题。
经验表明，产业政策以规模还是以效率为导向，是受经济发展阶段约束的。在经济发展追赶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很清楚，产业政策只要按照“雁行理论”效仿先行国家就能形成比较优势。这时，产业政策导向突出扩张规模、强调发挥好“规模经济”优势，利用选择性产业政策招引大企业、大项目，是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也有助于降低市场“试错”成本。
但时至今日，我国产业技术水平走向世界前沿，产业发展技术路线不确定性增强。未来哪些产业能够成为发展主引擎，政府并不比市场更具有信息优势。处于关键生产环节、拥有关键技术的中小企业，对产业发展的趋势性影响越发凸显。此时，地方招商引资的“喜大厌小”倾向，将进一步放大选错技术路线带来的市场风险。
规模导向的产业政策之所以要调整，还在于产业规模经济特性的内在变化。随着个性化量产时代的到来，“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步让位于“集聚经济”。过去，地方招商往往会集中在同行业类型企业，通过把产业规模做大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当前，在一定区域内围绕特定产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链集群，发挥集聚带来的经济优势，已经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地方招商更需要搭建一个以掌握关键工艺、关键环节、关键技术为主的产业创新发展平台。这时，只关注和招引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忽略产业链集群水平整体提升，龙头企业也难以分享到集聚带来的创新优势。
处理好“点”与“面”关系，避免“割裂对立”
“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存在普遍规律，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产业体系就更现代化”，这是对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结构关系的认识误区。这一认识误区带来的行动偏差，表现为把三次产业的“点”与“面”割裂对立开来，甚至错把西方产业结构演进的“统计规律”照抄照搬过来当作指导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政策依据”，试图从数据上优化产业结构。
西方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史表明，一国经济会呈现第一产业为主、到第二产业为主，再到第三产业为主的特征。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法则，利用国家层面数据对这一规律做了经典阐释。但产业结构演进的经济本质，是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再配置。每一个新产业的出现，都是在已有产业基础上持续深化分工的结果。最优产业结构也是由特定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条件决定的，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产业结构，更不能照搬照抄、用西方总结过去的“统计结果”指导中国面向未来的“发展过程”。
从国家层面来看，随着资源禀赋条件变化，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无疑是大趋势。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历史上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这不意味着各级政府都要刻意强调“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比重”这一结构指标导向，也不需要各地经济都表现出“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比重”的特征。在实践中，甚至出现有的地方乡镇也要求按照这一趋势调产业结构的现象，刻意降低一二产业比重，盲目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实际上，每个地域立足资源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域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遵循这一经济原则的产业体系以及由此所统计出来的产业结构，即便数据结果显示“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比重”，理论上来说也是最适宜的产业结构。中央要求各地区要立足自身禀赋特点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原因就在于此。“因地制宜”就是要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在此基础上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
处理好“新”与“旧”关系，不能“简单退出”
“产业有高端和低端差异，因此识别并逐步淘汰‘低端产业’，产业体系就会更加现代化”，这是对产业转型升级过程的误读。这一认识误区带来的行动偏差，表现为有的地方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人为界定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喜新厌旧”甚至对传统产业“一关了之、一迁了之”。
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对不同类型产业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或限制政策，其认识论基础来源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传统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发育、成长、成熟与衰退过程。按照这个逻辑，产业可以被理所当然地划分为朝阳产业、夕阳产业等不同属性。
但传统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静态而非动态的，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方面，产业发展条件并非静态，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会重塑产业运行逻辑，传统的工艺流程、生产线、工厂模式、产业链组合等，都会随之面临深度调整。从动态视角看，传统产业也可以走向高端环节变为新动能，高新技术改造和重塑传统产业的现象俯拾即是；另一方面，该理论对产业层面的生命周期属性界定，实际上缺乏微观企业基础。现实中，企业家和行政部门不仅对产业所处周期的判断不同，企业家也是改变产业生命周期的关键力量。“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企业”，已成为企业家普遍共识。
所以，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那种把传统产业人为当成“低端产业”，限制其发展甚至“一刀切”要求简单退出，不仅压缩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可能空间，更重要的是，这将严重抑制企业家精神发挥。我国传统产业存量规模巨大、发展参差不齐、升级潜力充足，远还没有进入“无潜力可挖”的发展阶段。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绝不能将其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
处理好“内”与“外”关系，切忌“闭门造车”
“开放环境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解决不了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依赖进口难题”，这是对产业分工合作“内”与“外”关系的误读。这一认识误区带来的行动偏差，表现为有的地方在政策导向上过于强调全产业链发展，对那些本可以稳定利用市场分工的环节盲目“建链”“补链”，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甚至强调全产业链全产品全部自产以求“稳链”。
走出这一误区，需要准确理解产业链供应链的经济本质。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是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在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产业上下游合作，就构成了产业链供应链关系。一般而言，企业会选择把其中一部分生产环节放到企业组织内部生产，另一部分则交由市场体系中的供应链。企业在产业链哪个环节从事生产，是在比较了企业内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之后选择的结果。不同企业选择在不同专业化环节生产，进而由市场机制协调产业链供应链。市场机制协调成本越低，专业化分工就越细致。
由此可见，对可以稳定利用市场分工的环节盲目“建链”“补链”，其实是逆市场分工和反市场效率的表现。过度强调全产业链全产品全部自产以求“稳链”，也是不现实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也仍然需要开放合作的全球市场分工体系。唯有更加务实地开放合作，国际经贸往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才能不断降低。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才能让我们“心无旁骛”聚焦关键技术和关键环节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