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婚姻是聘娶婚，由六礼组成，初行于贵族，广泛实施则是汉平帝之后。纳征是六礼中最重要的内容，决定着婚姻的成败与否，最初代表着男方对婚姻的诚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上层贵族率先打破礼仪制度，以厚给聘礼的方式彰显财富和权威，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攀比，遂使聘礼带有了买卖婚的色彩。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又使传统结婚仪式变得热闹喜庆，花费也随之增加，但夫妻好合始终是婚礼仪式的核心。
【关键词】聘娶婚 纳征 亲迎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聘娶婚是我国传统的婚姻制度，萌芽于商代，创立于西周初年，成熟则在春秋末战国以后。自汉平帝元始三年诏令天下婚嫁须行纳聘之礼后，婚姻六礼便成为传统社会法定的婚姻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近现代以来，移风易俗，繁文缛礼简化不少，但聘娶婚标志性的仪式——纳征和亲迎却久盛不衰，并一直影响着当代的婚俗礼仪。
婚姻六礼的内容与形成
聘娶婚由六礼组成，分别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纳采是男方派人向女方家求亲；问名是女家同意后，把女儿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告诉男方媒人；纳吉是男方将两人生辰八字占卜得了吉兆，双方互通婚书；纳征是男方向女方赠送一定的聘礼；请期是男方派媒人到女方家商定结婚日期；亲迎是新郎在傧相陪同下到女方家迎新娘回家成亲。在传统社会，男女双方必须经过这六道程序才能结成夫妻，否则就是礼不备。
聘娶婚是父系社会从夫居的产物。母系氏族时代男不娶、女不嫁，基因传承主要通过野合婚和走访婚的形式，男女之间没有经济上的往来，子女也属于女方家族所有。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出现了从妻居的对偶婚，但是不管男子在女方家生活多长时间，创造了多少财富，生下几个孩子，他死去之后也得归葬本家。进入父系社会以后，男娶女嫁的从夫居成为婚姻主流，女子的生育与劳动成果都属于男方家族所有。为了弥补女方的损失，聘礼便出现了。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资料显示，几乎每个实施从夫居的民族娶妻都要交纳聘礼，聘礼多寡通常根据家庭条件而定。如果没有足够的聘礼，男方也可以先入赘女方家，三年之后就可以带妻子回家，这叫服役婚。总之，由从妻居转变成从夫居，男方需要给予女方一定的补偿。这就是聘礼的由来。
在中国，据说黄帝时期已经有了聘礼。杜佑的《通典》写道：“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五帝驭时，娶妻必告父母；夏时亲迎于庭；殷时亲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年，定婚姻之时，六礼之仪始备。”其实，商代始有议婚，礼仪并不完备，因而被周讥为“礼不备”。周公制礼，也仅有聘(问名)、纳（纳采）、逆（迎亲）、送（送亲）四礼，六礼是陆续完备的。周代实行等级制，不同身份的贵族男子可以娶数目不等的女子为妻，其中聘者为嫡、媵（陪嫁）者为妾，所以又叫媵妾制。为了保持贵族血统的纯正，嫡室和媵妾都必须是贵族女子，而且尽可能是同姓女子。《左传》记载：“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为什么一定要以侄娣陪嫁？何休解释道：“必以侄娣从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继嗣也。”不过，媵妾制只在周王和诸侯中通行，卿大夫士虽然也实行聘娶婚，但没有媵妾。
因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聘娶婚只通行在贵族阶层，庶民结婚则比较简单。《周礼·地官》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着不禁。”奔即是私奔婚。《诗经》中的很多诗篇，如《郑风》中的《山有扶苏》《狡童》《褰裳》和《卫风》中《木瓜》等，描写的都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情景。《吕氏春秋》所载“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也是私奔婚。此外，庶民中也存在通过抢、买卖和收继的方式形成事实婚姻的情况。
纳征之礼的本意及其流变
婚姻六礼中对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纳征之礼。虽然纳征之礼只是六礼中的一道程序，但却是决定婚姻是否达成的关键。《唐律疏议》即曰：“婚礼以聘财为信，……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只要行了纳征之礼，婚姻就算敲定，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不能悔婚。若男方悔婚，则不能索回彩礼；若女方悔婚，则必须退回彩礼。纳征之礼意义重大，千百年来久传不衰。
《仪礼·士昏礼》记载：“纳征，玄纁束帛、俪皮。”玄纁束帛指的是黑色和浅绛色丝帛各一束，俪皮是一双鹿皮。纳征用玄纁束帛与古老的抢婚习俗有关。抢婚通常在黄昏举行，大地已经隐入黑暗，天空尚有晚霞的余晖，玄纁两色则象征着黄昏，所以“婚”古写作“昏”。鹿是古人狩猎的主要对象，射艺是男子必须掌握的本领，故纳征以俪皮代表着男子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上层贵族聘女除了玄纁束帛、俪皮之外，还要加玉。《周礼》记载：“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此，诸侯以聘女。”玉是诸侯朝见天子所执之挚，同样是玉，谷圭要比璋高贵得多，这是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
玄纁束帛和俪皮、圭璋虽然贵重，但对贵族来说并非稀罕之物，显然，先秦的纳征礼体现的不是金钱的意义，而是男方对联姻的态度，即郑重诚信与承诺。《礼记·郊特牲》就讲道：“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正因为如此，议婚过程根本不谈钱，纳采、问名、纳吉和请期均以雁为挚。在先秦，人与人相见要带礼物，称“执挚”。议婚执雁体现了古人“不以挚，不敢见”和“自卑而尊人”的原则。
秦汉以后，古礼渐行渐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上层贵族的生活日渐奢侈，婚礼也开始铺张起来。汉惠帝刘盈纳后，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外，又以黄金两万斤、马十二匹作聘礼。上行下效，民间聘礼也以钱财为重，无钱财则不能娶妻，汉相陈平未发达时便是借钱娶妻的。唐代财婚盛行，南北朝时代旧士族之家很受市场欢迎，“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李唐王室试图用礼法规范婚姻，天子聘后用玄纁、六马、谷珪，官员纳征用币，并按品级递减，却收效甚微。宋代变六礼为四礼，意在简化程序，财婚的性质则丝毫未变。赵宋宗室王纳妃，除羊、酒、锦绮绫罗、金银珠宝等各种物事外，还“赐女家白金万两”。民间富贵之家聘礼在财物之外则特别讲究“三金”，即金钏、金锭、金帔坠。故纳征在宋代以后叫下财礼。明清社会，聘礼水涨船高，民间多有贫而无力娶妻者。两汉以后的论财为婚不但使纳征之礼偏离了本意，也使聘娶婚沾上了买卖婚色彩。
迎亲礼俗的由简至繁
亲迎是六礼的最后一项，也最热闹的一项。迎亲那日，新郎将新娘接回家举行婚礼。先秦的婚礼很简单，只有共牢与合卺，象征着夫妻二人结为一体，从此荣辱共享。故《礼记·昏义》曰：“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因为“婚礼不贺”，既不设酒宴，也无闹洞房之说。第二天一早，新娘妇拜见公婆之后便正式成为夫家的一员。秦汉时结婚，众人前往夫家祝贺，后者则设宴招待，宾客“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之闹新房之所为者”。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经过民族大融合，婚礼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六礼程序未变，但迎亲和拜堂仪式却繁复多样。《封氏闻见记》记载：“近代婚家，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庶民，莫不皆然。”
障车之俗出现于南北朝，流行在隋唐。古礼新郎亲迎，新妇登车后，新郎需驾车原地转三匝，谓之“御轮”。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新郎则骑马绕婚车三匝。婚车即将出发，女方家人拦车以示不舍之情；为赶吉时，男方就得掏银子，这就是障车。至唐代，障车成为迎亲礼仪中的一个小高峰，场面非常热闹。但在某些地区，城市恶少、乡里无赖借障车之俗勒索钱财，为了不耽误吉时，婚家往往任其敲诈。“裴惟岳代摄爱州刺史，贪暴，取金钱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郎要障车绫，索一千匹，得八百匹，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
下婿与催妆都出现于北朝。游牧民族有“拦门”习俗，新郎迎亲被拦在门外，女方家人调侃新郞，增添喜庆色彩。南北朝时期，上层社会妇女悍妒之风盛行，“拦门”习俗被发扬光大，迎亲的新郎大都会受到女方亲属的戏弄，甚至杖打，连皇帝也不能免俗。唐代下婿还闹出了人命。据《酉阳杂俎》记载，一新郞官迎亲，被女方亲属关于箱柜中，众人笑闹，一时忘记，结果新郎被憋死了。拦门刁难之外，新娘还借口梳妆未完而迟迟不出，男方为赶吉时，则要大声催促，唐代改念催妆诗。最有名的当属陆畅为顺宗女所作的《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曰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听到迎亲队伍大声念催妆诗，女方父母才以布幔蒙在女儿头上，送女儿出门登车。
新娘来到男方家门口，脚不能着地，必须踏毡席而行。毡席以锦绣制成，由下人交替而换，引导新娘来到青庐前。这是转席，祝愿新婚夫妻传宗接代、前程似锦。白居易有诗曰：“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青庐前有一马鞍，新娘要从上跨过，寓意平安，这本是鲜卑族婚俗。青庐即帐蓬。青庐拜堂也是北方民族习俗，汉魏以后传至中原，北朝时极盛。《酉阳杂俎》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於此交拜。”唐代则在住宅的西南角择一“吉地”设帐幕，新娘与新郞在此间行交拜礼。拜堂之后，新婚夫妻入洞房，依次有撒帐、观花烛、合卺、却扇等仪式。整个过程，来宾不分长幼，争拾钱果相戏。洞房之外则大摆宴席，款待贺喜的亲友。宋以后，新娘出嫁改坐花轿，拜堂仪式移至厅堂举行，很多习俗被传承下来，仅在细节上有些变化。亲迎礼仪的繁琐，一方面使婚礼增添了喜庆色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结婚的费用。
纵观古代的婚姻，纳征本是诚信的象征，代表着男方对婚姻的承诺与责任，婚礼仪式也象征着夫妻一体、荣辱与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上层贵族率先打破礼仪制度，以厚给聘礼的方式彰显财富和权威，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攀比，结婚开始论财，聘礼水涨船高且愈演愈烈，遂使聘礼带有了买卖婚的色彩。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又使传统结婚仪式变得热闹喜庆，花费也随之增加，但夫妻好合始终是婚礼仪式的核心，表达了人们对婚姻生活的期盼与祝福。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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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⑪[唐]封演著、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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