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起源可以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进行观察。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囊括中国大部地区的统一国家，起源于距今4700多年，可能对应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时期，形成于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具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形成了“多支一体”圈层结构，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则具有“一统”特征。
【关键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政治上的早期中国 新石器时代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2.004
【作者简介】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石器商周考古学、中国上古史、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较。主要著作有《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等。
要理清中国的起源这个重要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中国”一词的内涵。大多数时候所谓“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有时候所谓“中国”是“中国（中华）文明”“中国（中华）民族”等语境里的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上的中国指囊括现在中国全部或大部疆域在内的统一国家，文化上的中国则是由中国全部或大部疆域内相似文化组成的共同体，也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圈”。虽然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中国内部单元的划分并不完全一样，但总体而言都具有统一性特征，其地理空间也基本一致。从历史上来看，政治上的中国分分合合，而文化上的中国却始终只有一个且持续稳定发展。可以说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和强化统一的重要基础。
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中国，都至少可以前溯至秦汉时期。但再向前溯源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不同认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式”史前中国文化格局，[1]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2]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3]都明确将文化上的中国追溯到史前时期。21世纪之后我们进行了接续性的研究，提出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4]还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5]。政治上的最早中国，学者提出了起源于西周、[6]夏代晚期的二里头、[7]早于夏代的陶寺[8]等各种不同观点，还有学者甚至提出最早的中国须从轩辕黄帝算起[9]。现在看来，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其起源形成过程、空间范围结构、表现特征等，都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来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中国各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距今约1万多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各区域间文化的交流更加明显，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形成五大文化系统，彼此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距今8000多年后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加速，中国大部地区整合成四个文化系统，且各文化系统之间开始接触融合：可能受到长江下游上山文化的陶壶等泥质陶器的影响，裴李岗文化出现泥质陶，裴李岗文化人群的西进催生了渭水和汉水上游地区白家文化的诞生，裴李岗文化向北对华北的磁山文化、向南对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都有影响[10]。正是由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发挥了纽带作用，四个文化系统初步联结为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
令人称奇的是，在裴李岗时代形成的雏形的文化上早期中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共有的“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诞生了“敬天法祖”信仰，孕育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等文化基因。中华先民的“一元”宇宙观，即“天圆地方”观和敬天观，体现在八角形纹、[11]龙凤纹[12]及其祀天仪式[13]，含石子龟甲、[14]八卦符号[15]及其数卜龟占行为中，还体现在骨“规矩”、骨律管及其观象授时行为[16]等方面。共有的“一元”伦理观和历史观，是指重视亲情、崇拜祖先、牢记历史的观念，集中体现在“入土为安”的“族葬”习俗中[17]。这些中华文明原创思想的集中涌现，表明距今8000多年前中华文明起源已经迈开了第一步[18]。
古史传说里中华民族最早的先祖是“三皇”中的伏羲、女娲，事迹见诸周代两汉及以后的文献中，如伏羲作八卦、[19]观象授时[20]和女娲补天[21]等。距今8000多年前长江、黄河流域八卦符号、骨规形器等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可能并非子虚乌有。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
距今约7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仰韶文化时期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趋势显著加快，进一步整合形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东北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距今约6000年前后，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关中东部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由此造成黄河上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面貌空前一致的现象，而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则流播至中国大部地区：西至甘青和四川西北部，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东北至西辽河流域，东达海岱、江淮，南达江湘。此前的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的格局因此大为改观，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包含三个层次的超级文化圈。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陶圈足盘和玉石钺等器类也流播至黄河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已经越过台湾海峡到达台湾岛。此外，先前已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和知识系统在庙底沟时代得到继承和发展。
由于这个超级文化圈的空间范围涵盖后世中国的主体区域，三个层次的空间结构和夏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圈层政治结构有相近之处，“敬天法祖”等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一直延续到后世中国，因此可以说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正式形成[22]。
庙底沟时代恰好也是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的时期。此时晋、陕、豫中原核心地区聚落数量激增，出现面积达数十万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聚落中还出现了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23]。在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刺激下，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都普遍出现了社会变革。江淮地区凌家滩遗址中仅一座墓葬的随葬玉器就达200件之多，[24]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规模宏大的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25]。这些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型建筑、大型墓葬的出现，表明当时中华文明起源已经迈开了第二步[26]。
政治上早期中国的起源
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囊括中国大部地区的统一国家，其起源自然就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相关。恩格斯提出的国家的标志，[27]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就是主要根据地缘关系而非血缘关系来组织社会；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集中体现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方面。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至少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区域王权和地缘关系，达到了早期国家标准，其他区域社会也迈进了或者即将迈进国家社会的门槛，而社会剧烈分化的过程至少要追溯到距今大约5300年前。
距今大约5300年以后，黄河中游地区至少出现了3个区域中心。一是晋、陕、豫交界地带，主要体现在灵宝西坡遗址有了高级别的贵族墓地[28]。二是郑洛地区出现有宫殿式建筑的巩义双槐树中心聚落，[29]其占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三是在陇山西侧出现占地约100多万平方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该聚落中出现面积约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30]。距今51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在陇山以东出现了面积至少达600万平方米的庆阳南佐都邑聚落[31]。该聚落中部是由9座大型夯土台及其内外环壕围成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央有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带有夯土围墙和护城河的宫城区，宫城中心是建筑面积达700多平方米的坐北朝南的主殿。整体建设工程可能需要数千人工作至少两三年时间才能建设完成，建设过程中需要组织周围广大地区的大量人力物力，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区域王权与地缘关系，也意味着早期国家的出现。南佐的白陶、黑陶等特殊物品罕见且精美，应当是由高水平专业工匠制作而成，白陶、朱砂陶、绿松石饰品等的原料和大量水稻可能来自国家控制下的远距离贸易。
距今5300年左右在长江下游兴起良渚文化，约距今5100年良渚聚落初具规模，并形成以良渚聚落为中心的早期国家或者“古国”。良渚聚落有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还有水坝、长提、沟壕等大规模水利设施。内城中部有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上有大型宫殿式建筑[32]。城内有级别很高的反山墓地，墓中发现了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墓葬[33]。在良渚古城周围约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300多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个明显的级别[34]。良渚诸多大规模工程的建造、玉器等物品的制造、大量粮食的生产储备，都需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神徽、鸟纹、龙首形纹的普遍发现可能意味着整个太湖周围的良渚文化区已经出现统一的权力[35]和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并且存在一种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网络[36]。此外，距今5000年左右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墓葬棺椁成套、分化程度更甚，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古城林立，其中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占地面积达两三百万平方米[37]。
距今约4700多年进入庙底沟二期或者广义的龙山时代以后，黄土高原尤其是陕北地区的遗址数量急剧增加，北方长城沿线涌现出许多具有突出军事性质的石城，同时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发生突变。这一系列现象应当是以黄土高原人群为胜利方的大规模战争事件的结果，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轩辕黄帝击杀蚩尤的涿鹿之战有关[38]。
我们看到，距今5100年左右形成的早期国家还局限在黄土高原和太湖周围这样的局部地区，且当时的国家形式只是拥有区域王权的“古国”或“邦国”[39]。而萌芽状态的“天下王权”，应当出现于“涿鹿之战”之后。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的记载，轩辕黄帝征途所至，东至海岱、西至陇东、南达江湘、北到华北，当时已设官监国、诸侯来朝，俨然是“一统”的气象。这一说法可能有夸张的一面，但从考古发现看，距今4700多年黄土高原政权的对外扩张影响十分显著，至少在黄河流域可能一度实现以黄土高原为重心的原初的“一统”，长江流域很可能也受其节制，说明文献记载有真实历史背景。因此，政治上中国的起源应当在距今4700多年的庙底沟二期之初或者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之时。
此时已经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继续发展壮大，最重要的表现是马家窑文化向西、向南的扩展。马家窑文化本身是仰韶文化拓展到甘青地区后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马家窑文化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向西南拓展至青海中部甚至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具有特色的卡若文化等，还为青藏高原带去了黍、粟等作物种植；向西则已经延伸到河西走廊中西部。
政治上早期中国的形成
政治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当以距今4100年以后的初步“一统”国家夏的最早出现为标志。而这种“一统”的整合趋势在距今4500年左右进入狭义龙山时代后，明显加快了节奏。
距今约4500年，在晋南地区出现了占地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聚落，其中包含宫城、大墓和“观象台”等[40]。同时或略晚在陕北地区出现有宫殿建筑的延安芦山峁遗址，[41]距今4300年在陕北地区出现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神木石峁石城[42]。在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当中，也发现多个面积达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的古城。陶寺都邑的玉器、美陶等很多与礼仪相关的文化因素来自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晚期，玉器又通过陶寺都邑聚落流播到芦山峁、石峁，甚至甘青和宁夏南部地区的菜园文化、早中期齐家文化，这些玉器的流播范围可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时可能存在一个以陶寺为都邑的早期国家，统治范围至少及于黄河流域。与此同时，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修建的多个古城仍然存在，上游地区的宝墩文化也发现多个古城，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则进入没落阶段。长江流域文化和黄河流域文化的差别总体上比较明显，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的与祭祀相关的陶套缸遗迹、数以十万计的红陶杯和红陶塑等，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由此推测其与黄河流域文化属于不同的政治实体。
距今约4100年进入龙山时代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影响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征三苗”事件，[43]随即夏王朝诞生。通过“禹征三苗”，夏朝至少已将长江中游地区纳入版图，因此，《尚书·禹贡》等记载的夏禹划分的“九州”很可能有真实历史背景[4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拥有“王天下”的“一统”政治王权[45]。文献记载中夏朝统治集团除夏后氏外还有许多其他族氏，亲缘与地缘（政治）关系得以紧密结合，[46]夏朝“九州”疆域更是统一天下的结果，政治上的早期中国自此正式形成。此后的商、周王朝时期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
夏朝建立的时候，通过进一步的文化交融，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围西到新疆，西南到西藏、云南，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的地区，其覆盖范围远大于秦汉以来大部分政治王朝的疆域，和清代鸦片战争前的疆域或现在的中国疆域比较接近。不仅如此，由于各区域文化要素的互相交融，源自中原的炊器鼎，源自东方的饮食器豆、圈足盘和酒器鬶、盉，源自华北的炊器斝、鬲，以及源自西方兴于中原的青铜器技术等，已经遍见于中国大部地区，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
结语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起源和形成的两个关键节点，分别是距今8000多年前和距今6000年左右。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则起源于距今4700多年，可能对应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时期，形成于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早期中国，都涵盖了中国大部地区，彼此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进一步而言，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具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形成了“多支一体”圈层结构，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则具有“一统”特征。“一元”宇宙观和相对独立的地理格局，[47]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上中国的趋于“一体”和政治上中国的趋于“一统”，地理环境的广大多样性特征和文化上的“多支”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文化结构。早期中华文明因此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以区别于两河流域的“城邦文明”模式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模式。“天下文明”模式，以及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跌宕起伏而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重大课题“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区域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47]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页。
[3]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1～162页
[4]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5]张致政、程鹏飞、褚旭、韩建业：《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纪要》，《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李新伟：《“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考古》，2016年第3期；徐良高、周广明：《当代民族国家史的构建与“最早的中国”之说》，《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张国硕：《也谈“最早的中国”》，《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6]李零：《禹步探原——从“大禹治水”想起的》，《书城》，2005年第3期。
[7]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6～229页；杜金鹏：《“最早中国”之我见》，《南方文物》，2019年第6期。
[8]何驽：《最初“中国”的考古学探索简析》，《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6～43页。
[9]孙庆伟：《“最早的中国”新解》，《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10]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11]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白陶祭器上面的八角形纹可能表达“天圆地方”观。参见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342～34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洪江高庙》，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284页。
[12]高庙遗址白陶上的大口獠牙双翼飞龙纹、双翼飞凤纹、“天梯”纹应当与“通天”观念有关，遗址中大型祭坛上的“排架式梯状建筑”或者“通天神庙”遗迹，瘗埋有焚烧过的动物骨骼的祭祀坑等，是当时存在祀天仪式和敬天信仰的表现。类似高庙文化的龙形象，还见于同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比如辽宁阜新塔尺营子遗址的大口獠牙龙纹石牌，阜新查海遗址的堆塑石龙。参见刘勇：《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七千五百年前石雕神人面像》，《光明日报》，2019年9月29日，第11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13]韩建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祀天遗存和敬天观念——以高庙、牛河梁、凌家滩遗址为中心》，《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14]贾湖墓葬中随葬有内含石子的龟甲，有的龟甲上还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结果的字符，应当是八卦类龟占数卜工具。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宋会群、张居中：《龟象与数卜：从贾湖遗址的“龟腹石子”论象数思维的源流》，《大易集述：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1～18页。
[15]在长江下游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上山文化陶器上，发现了六画一组的八卦类卦画符号；在萧山跨湖桥遗址跨湖桥文化的角器、木器上，发现了六画一组的八卦类数字卦象符号，这些与同时期贾湖的数卜当属一个传统。参见：《浙江义乌桥头新石器时代遗址》，《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王长丰、张居中、蒋乐平：《浙江跨湖桥遗址所出刻划符号试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
[16]贾湖遗址中经常与龟甲一起出土的骨“规矩”，可能是规划天地、观象授时的工具，骨笛被认为是天文学仪器“律管”。参见王楠、胡安华：《印证神话传说：贾湖遗址发现骨制“规矩”》，《中国城市报》，2019年7月22日，第13版；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5～197页。
[17]韩建业：《裴李岗时代的“族葬”与祖先崇拜》，《华夏考古》，2021年第2期。
[18]韩建业：《裴李岗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
[19]《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20]《周髀算经》：“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
[21]《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列子·汤问》：“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
[22]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古》，2005年第3期。
[2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2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69～479页。
[26]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4期。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4～195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29]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
[3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31]韩建业、李小龙、张小宁、徐紫瑾：《甘肃庆阳市南佐遗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1）》，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136～141页；韩建业：《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光明日报》，2023年1月8日，第12版。
[3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
[3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34]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35]张驰：《良渚文化大墓试析》，《考古学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7～67页。
[36]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117页。
[3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天门石家河城址及水利系统的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23年第1期。
[38]韩建业：《中国北方早期石城兴起的历史背景——涿鹿之战再探索》，《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39]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6～251页；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何驽：《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
[4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9年第7期。
[4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2016～2019年度考古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4期。
[43]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44]韩建业：《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韩建业：《从考古发现看夏朝初年的疆域》，《中华读书报》，2021年6月30日，第13版。
[45]王震中所说夏商周时期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实质就是“一统”政治中国的早期阶段。参见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46]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71页；沈长云：《夏朝的建立与其早期国家形态》，《齐鲁学刊》，2022年第1期。
Early China i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erms: Its Origin and Formation
Han Jianye
Abstract: The origin of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culturally and politically. The Early China in cultural term is a relative integrated cultural community made by the cultural assimi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most regions befor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t originated in the middle Neolithic age 8000 years ago, and took shape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age 6000 years ago or so. The Early China in political term is a unified polity comprised the major parts of China befor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t originated about 4700 years ago probably corresponding to the legendary period of the Yellow Emperor, and took shap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a Dynasty around 4000 years ago. The Early China in cultural term is characteristic by the monistic views in cosmology, ethics and history, and formed an "integrated and multi-branched" concentric structure. The Early China in political term is featured by Unity.
Keywords: Early China in cultural term, Early China in political term, the Neolithic age
责 编∕包 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