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其中的“饮食文化基因”，是探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回答“何以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蓬勃发展的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同位素数据，为我们揭示我国先民的生存策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通过对北方地区中华文明形成期和中华民族形成期人骨同位素数据的收集、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粟作农业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可谓中华文明“饮食文化基因”。
【关键词】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 粟作农业 稳定同位素 饮食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K878/S5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2.005
【作者简介】胡耀武，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考古、稳定同位素考古。主要著作有《科技考古进展》（参编）、《中国科技考古纵论》（参编）、《科技考古研究范式之思考》（论文）、《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学的概念、简史、原理和目标》（论文）等。
引言
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这为我国开展考古学研究指明了方向。由此，揭示中华文明形成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成为当前我国考古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研究热点之一。
“民以食为天。”人类对食物资源的获取，是人类社会和文明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揭示支撑起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及贯穿中华文明的“饮食文明基因”，是探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回答“何以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人类历史长河中遗留下的人类遗骸（包括人骨和人牙齿），忠实记录了其生前的生活，为我们追踪先民食物结构以及生存策略的发展轨迹提供了极好的材料。当前，以人类遗骸为研究对象，利用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能够为我们探讨人类食物来源、生存方式及其演变提供重要的直接证据（Makarewicz and Sealy, 2015）。该方法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最早开始于1984年（蔡莲珍、仇士华，1984）。之后，该项研究虽进入多年的沉寂期，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0年以降，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Hu, 2018）。这20多年以来积累的大量人骨同位素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使得我们能够一窥先民的食物来源和生存策略，探讨不同时期先民生存方式的演变过程，进而为揭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其中“饮食文化基因”提供可靠的科学证据。
植物考古的证据
一万年的文化史，其实指的就是我国的农业史。根据我国植物考古研究的成果，我国是两大农作物——水稻和粟黍的起源地。鉴于我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建立在我国北方地区，在此仅介绍北方地区的粟黍起源和发展。
基于中国北方地区现有的植物考古研究证据，可以大致归纳出粟类作物（粟黍）的发展轨迹。在北京东胡林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10000年前具有驯化特征的粟（赵志军等，2020），此外，在河北磁山遗址（Lu et al., 2009）和北京转年遗址（Yang et al., 2012）也发现了人类对粟的利用。8000年前，在内蒙兴隆沟遗址发现我国最早的黍（赵志军，2014）。之后，在黄河流域的多个前仰韶时期（>7000a BP）考古遗址都普遍发现了粟类作物，表明粟类作物在我国北方地区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利用（赵志军，2020）。仰韶文化（7000～5000a BP）期间，粟类作物更为广泛，在植物遗存中占有优势地位，粟作农业得以确立（赵志军，2020）。龙山文化（5000～4000a BP）和夏商周时期，尽管我国北方地区业已出现了“五谷”，但粟类作物依然是先民最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邓振华、秦岭，2017）。
需要指出的是，植物考古的研究成果，可以让我们获取先民对粟类作物的开发、驯化、利用等方面的信息，而欲揭示其在先民食物结构和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则常依赖于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的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众所周知，人类生长与发育所需的营养和能量，皆来自其从生存环境中获取的食物。当食物经人体消化吸收后，转化成为其身体各组织的组成成分，这就是所谓的“我即我食（You Are What You Eat）”（Kohn, 1999）。人骨中的有机质部分为胶原蛋白（称之为骨胶原）。当人体食物的来源和类型在稳定同位素比值上不同时，人骨胶原的同位素比值也就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对人骨胶原的稳定同位素比值进行分析，即可揭示先民的食物结构、了解其生存策略（Lee-Thorp, 2008）。
在当前国内外学界运用最为广泛的稳定同位素，当属C、N稳定同位素。在此简要说明其分析原理。
C同位素分析原理（Lee-Thorp, 2008）。空气中含有碳的三种同位素12C、13C、14C（其中14C是放射性同位素，而13C和12C为稳定同位素），通常都以CO2和CO的形式存在。当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的CO2时，将择优吸收12C，致使CO2发生同位素分馏。由于植物光合作用途径的不同，可将自然界的植物分为C3植物（如水稻、小麦、豆类及大部分树木和一些草类）和C4植物（如粟、黍、玉米、甘蔗和大部分草类）。不同光合作用途径的植物，其稳定同位素比值（以δ13C值表示）也存在较大差异。现代C3植物的δ13C平均值为-26.5 ‰，C4植物的δ13C平均值为-12.5 ‰。在以植物为底层的食物链中的物质和能量流动过程中，该差异将会始终存在于食物链中。根据“我即我食”原理，人组织的同位素组成，直接取决于其食物中的同位素组成，但自食物至组织存在着C同位素的分馏。通常，与所吃食物的δ13C值相比，肌肉约富集1 ‰，骨胶原则富集约5 ‰左右。因此，我们通过人骨胶原的δ13C值就可以辨析人们食物类型的不同。
N同位素分析原理（Lee-Thorp, 2008）。在自然环境中，99%的N是以大气N2或溶解在海洋中N2的形式存在的。豆科植物，依靠生物固氮将大气中的N2转化为NH3。在此过程中，基本上不发生同位素的分馏。故豆科植物的N稳定同位素比值（以δ15N值表示）大约等于0 ‰。而非豆科植物，则必须从由NH3转化而来的NO3和NH4盐，来获取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需的N。此过程将导致N同位素的分馏。故此，与豆科植物相比，非豆科植物具有较高的δ15N值。最为重要的是，N在不同营养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位素富集。营养级每上升一级，δ15N值大约富集3～5 ‰，即食草类动物骨胶原中的δ15N比其所吃植物富集3～5 ‰，以食草类动物为食的食肉类动物又比食草类动物富集3～5 ‰。由此，我们通过人骨中的δ15N值，即可判断其所处的营养级以及摄取的肉食资源。
人骨δ13C值和δ15N值揭示粟作农业和农牧业的基本原理。现代粟种子的δ13C的平均值为−-11.8 ‰（Pechenkina et al., 2005）。考虑到因工业革命之后化石燃烧造成现代大气中的δ13C值较前工业革命的大气偏负-1.5 ‰（Tieszen and Fagre, 1993），以及自食物至骨胶原中C同位素的富集效应（5 ‰），在忽略C同位素在营养级上的富集效应（约1 ‰）的前提下，原则上，100%以粟类食物为食的人，其骨胶原中的δ13C值应为-5.3 ‰（Hu et al., 2008）。依据此数值，理论上，我们即可估算粟类食物（包括粟类作物或者以粟类作物副产品为食的动物）在先民食物结构中的大致比例，了解粟作农业在先民生存策略中的地位。
对于δ15N而言，其主要反映先民食物中动物蛋白的来源及比例。通常，牧业人群，因较农耕人群摄取了更多的动物蛋白，故具有更高的δ15N值。利用上述原理，我们即可了解农业人群和牧业人群在交融过程中生存策略的相互影响。
粟作农业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在此，我们收集了中国北方史前至夏代时期多个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同位素数据，并分时段对数据进行了梳理和诠释，旨在探索粟作农业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的贡献。
前仰韶文化时期（>8000a BP）。此时段人骨的同位素数据相对偏少（见表1）。已有人骨同位素数据的遗址，包括：陕西北刘遗址（早期）、陕西白家遗址、山东小荆山遗址、河南贾湖遗址以及山东后李文化遗址。由表1可见，除贾湖遗址外（人骨的同位素数据体现出明显的C3特征，当是先民主要摄取了水稻和野生动植物所致），其他遗址人骨的δ13C平均值，均明显向C4偏离，反映了此时段的先民业已摄取了一定量的粟类食物。然而，以上数据明显较100%摄取粟类食物的骨胶原数据（-5.3 ‰）差距甚远，反映了先民采取了以采集狩猎为主、粟作农业为辅的生产模式。此外，不同遗址人骨的δ13C值有所差异，表明不同地区粟作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
表1
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a BP）。相较前仰韶文化时期人骨的同位素数据，已发表的仰韶文化时期人骨同位素的数据量有所增加。我们一共收集了19个遗址的同位素数据：陕西北刘遗址（晚期）、陕西姜寨遗址、陕西史家遗址、山西清凉寺遗址（早期）、甘肃大地湾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河南西山遗址、陕西鱼化寨遗址、河南西坡遗址、河南晓坞遗址、内蒙古庙子沟遗址、陕西元君庙遗址、陕西关家遗址、河南中沟遗址、河南沟湾遗址（早期）、河南八里岗遗址、山东焦家遗址、山东北阡遗址、山东北庄遗址（见表2）。由表2可见，除两个遗址（河南沟湾遗址［早期］和河南八里岗遗址）人骨的δ13C值相对偏负（源于稻粟混作农业）外，绝大多数遗址人骨的δ13C值，明显较前仰韶时期偏正。这充分表明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业已大量摄取粟类食物。此时，粟作农业在先民生存策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表2
龙山文化时期（5000～4000a BP）。已发表的此时段人骨同位素数据的相关遗址，共计20处，包括：山西清凉寺遗址（晚期）、山西陶寺遗址、河南沟湾遗址（晚期）、河南西金城遗址、河南瓦店遗址、河南煤山遗址、河南平粮台遗址、河南郝家台遗址、河南下寨遗址、河南八里岗遗址、河南贾庄遗址、山西西殿南遗址、山西辛章遗址、山西杏花村遗址、陕西东营遗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陕西新华遗址、山东西公桥遗址、山东古镇都遗址、甘肃礼县遗址（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先民的δ13C值较仰韶时期进一步有所偏正，反映了粟作农业在先民生存策略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先民δ13C值和δ15N值存在较大的变异范围，很可能与社会的分层密切相关。
表3
夏代时期（4000～3500a BP）。已发表的此时段人骨同位素数据的相关遗址，共计11处，包括：河南二里头遗址、河南新砦遗址、陕西神圪垯梁遗址、山西聂店遗址、山西内阳垣遗址、内蒙古大口遗址、陕西石峁遗址、陕西木柱柱梁遗址、河南王圪垱遗址、河北南城遗址、河南刘庄遗址（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人骨的δ13C值反映了此时期人群对粟类农业的高度依赖。这充分表明文明诞生的物质基础当为粟作农业。
表4
小结。通过对我国北方地区史前至夏代时期人骨同位素数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粟作农业在文化发展、社会演讲以及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粟作农业奠定了中华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诞生。
粟作农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贡献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本质上就是北方的牧业人群和中原的农耕人群不断交锋、交流和交融的历史。那么，粟作农业在人群不断交融过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同样也可从人骨同位素数据上一窥端倪。
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农牧人群的融合。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原与北方草原之间人群与文明发生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前沿阵地。东周时期，该地区呈现出多类人群并存、多种文化并举的格局，更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竞相角逐的舞台。
迄今为止，已发表的该区域东周时期（春秋晚期直至战国晚期）人骨同位素数据的相关考古遗址共6处，包括：新店子墓地、井沟子墓地、水泉墓地、大山前墓地、大堡山墓地、土城子遗址（见表5）。这些遗址的人群组成复杂，不仅包含不同的人种类型，也含有多种人种类型的融合类型，而这些人群的δ13C值则皆无可争议地反映了先民对粟类食物的大量摄取，表明粟作农业在人群生存策略中的重要地位。显然，粟作农业在本地区农牧人群及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5
匈奴的生存策略。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是秦末汉初称雄于中原以北的强大游牧民族，长期以来与中原的汉族政权对峙。自东周至两汉，在与汉族的战争和交流之中匈奴逐渐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已发表的人骨同位素数据的相关匈奴墓地共10处（见表6）。其中，3处分布于我国新疆境内，另7处位于境外。总体上，这些匈奴人群皆具有高δ15N值，反映了其摄取了大量的动物蛋白，体现出典型牧业人群生存方式的特征。同时，这些人群的δ13C值表明了先民对粟类食物的摄取状况。
表6
西汉前期的匈奴人群（以新疆黑沟梁和东黑沟遗址为代表）δ13C值表明该人群甚少摄取粟类食物。而在匈奴的核心区域（如俄罗斯西外贝加尔墓葬群、蒙古国Gol Mod 2贵族墓葬、蒙古国Gol Mod 2平民墓葬、蒙古国Salkhitiin Am墓地、蒙古国Ereen Hailaas墓地、蒙古国Egiin Gol遗址、蒙古国Baga Gazaryn Chuluu遗址），人群的δ13C值却明显偏正，表明其摄取了一定量的粟类食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国Gol Mod 2贵族墓葬的贵族和平民δ13C值相近，表明粟类食物在匈奴各阶层中被普遍摄入。由此可以看出，在长期与中原政权的对峙和交流中，匈奴业已吸收了源自中原农耕人群的粟作农业，将粟作农业变为其生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显然，粟作农业为匈奴最终融入汉族奠定了物质基础。
拓拔鲜卑生存策略的变迁。最早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拓拔鲜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并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之后大力推行汉化，并最终汇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迄今为止，已发表的人骨同位素数据的相关拓拔鲜卑墓地共10处（见表7）。早期阶段（扎赉诺尔、东乌珠尔、团结墓群）人群的δ13C值就已表明，先民采纳了粟作农业。中期阶段（三道湾和叭沟墓群）人群的δ13C值相较早期阶段有所降低，但依然体现出先民对粟类食物的摄取。最为关键的是，在晚期阶段（北魏）多处遗址（如南郊北魏墓群、金茂园墓群1组、金茂园墓群2组、水泊寺墓群、东信广场墓群1组、东信广场墓群2组、御昌佳园北魏墓群、华宇广场北魏墓群）的人群的δ13C值总体上明显偏正，反映了粟作农业的加强。此外，与早中期的拓拔鲜卑相比，晚期的拓拔鲜卑δ15N值明显降低，反映了先民减少对动物的摄取而更加依赖于粟类作物。由上可以看出，粟作农业自始至终是拓拔鲜卑生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其融入中原农耕人群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7
小结。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粟作农业将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是我国古代民族交流融合的“粘合剂”，为民族之间的融合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
结语
粟（稷）和黍，虽是“五谷”（东汉赵岐认为，“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东汉郑玄解释，“五谷，麻、黍、稷、麦、豆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五谷”中似乎并不引人注意。而我国却用“社稷”来指代国家，这充分说明了粟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借助目前已发表的大量人骨同位素数据，我们对粟作农业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其一，粟作农业是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粟黍体积虽小但极其重要，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中发挥了关键基础性作用。其二，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程中，均可以发现粟类作物的踪影，可见粟作农业对促进中华文明的诞生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粟类作物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基因”。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同位素与年代学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墓葬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22YFF0903500、21&ZD237；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蔡慧聘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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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Isotopic Perspective
Hu Yaowu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dietary genes in particula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to explore the histor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key to answering the question "how did China be established" as well. In recent years, the accumulated isotopic data given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stable isotope bioarchaeology in China provide us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reveal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ies through time. After collecting, combing and analyzing isotopic data of human bones during the forming period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e found that millet agriculture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ietary gene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millet agriculture, stable isotopes, dietary genes
责 编∕李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