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觉认识和把握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逐步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开创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准确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精辟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决定中国式现代化与三大规律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也必然受三大规律的支配。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三大规律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内在逻辑，对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历史观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共产党执政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2.007
【作者简介】于化民，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主要著作有《裂变与重构——人民共和国的创世纪（上、下册）》（合著）、《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义》（论文）、《用科学精神与历史对话——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论文）、《在近代中国发展进程中观照和把握党的历史》（论文）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回答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国家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基础之上，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大势，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重大成果，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与创新。“现代化”一词发端于工业革命，是个以时序为主线的概念，它的内涵是动态地发展着的，其基本指向和表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对全世界的发展起带动和引领作用。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既有主要表现在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物质生活富裕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各自国家、民族在社会制度、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经验，是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认识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深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度契合，认清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三大规律”的历史脉络、历史逻辑和历史必然性，对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精髓要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拓展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新内涵
“人类的社会活动有没有规律性”“人类社会未来会向何处去”这样的终极性问题，自古以来就令人们感到困惑而又着迷，吸引无数先哲为之不懈探究。马克思穷毕生精力辛勤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3]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革命、建设与奋斗中，始终坚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党的纲领、奋斗目标、基本路线和政策。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重大成就，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要应对好各种复杂局面，关键是要提高对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规律来处理问题。”[4]当人类再次处在历史十字路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运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知，明确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依然决定当今世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构成的，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社会形态理论，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等。马克思主义主张，决定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则会阻碍乃至禁锢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进步。后一种情况的出现，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变革或革命。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即一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或大致适应的情况下，社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社会形态就是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由于发展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贯穿始终的本质属性，因此，社会形态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呈阶梯式向上递进。人类社会形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依据上述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还极大促进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间的联系。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与血腥、野蛮和罪恶相伴始终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决定周期性经济危机难以避免，而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正在觉醒和壮大。当矛盾“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5]。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客观规律。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拒绝承认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不变的，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如果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也就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自觉改造世界和社会的运动，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身解放指明了方向。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虽然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不同、具体目标和任务不同，但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动摇过对“两个必然”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同志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6]。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的发生，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在西方，鼓吹资本主义“终结”人类文明的论调甚嚣尘上，国内也出现了否定“两个必然”的主张。面对各种杂音，邓小平同志的话语掷地有声：“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7]江泽民同志断言：“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8]坚信“两个必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我们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曲折时作出的坚定的历史选择。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不是过时了？马克思主义还行不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代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给出坚毅笃定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9]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10]“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11]
世界再变，“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不会变。社会运动自有规律，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因某些人的臆想而被终结。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日益虚拟化和金融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日趋激化，“劳资对立”依然严峻，两极分化愈发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此起彼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活力、蓬勃发展。“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12]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中间也会有曲折，共产主义社会只能靠逐步达成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目标才能实现。因此，我们要把远大理想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统一起来，做好当下的事情，朝着远大目标稳步前行。
“同一性”、“多样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特殊性和多样性非但没有否定一般规律的作用，且其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恰如列宁所言：“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3]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呈现的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既然是“合力”，必然会有许许多多的“单个的意志”。正是无数“单个的意志”的存在，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形态与发展路径千差万别，各不相同。
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并不排斥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中存在各自的特殊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同一性表明就整体而言，社会形态只能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依次演进，处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国家或民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具有相似性与同质性。多样性则是指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并非只有一种发展模式，某些国家和民族可以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直接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完全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就是同属某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也会长期保留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列宁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证明了社会规律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在尊重一般规律的前提下，认真研究特殊性和多样性，根据特殊情况探索特殊规律，才能找到最适合本国和本民族的发展道路。
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责任。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已经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但他没能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作更深入的分析。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社会矛盾，但主观上的否定无法改变客观上的存在，其反倒成为造成苏联解体的根源之一。毛泽东同志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观点，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范畴，并将其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战略高度。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了各种矛盾，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1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仍起着决定性作用。具体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总的来说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出现相矛盾又相适应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种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毛泽东同志还对社会发展同一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分析。“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定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5]这一思想成为我国独立自主地探索发展道路的重要依据。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16]在我国全面走上强国建设新征程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本身，反映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一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精准把握。所谓“现代化”，就是遵循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领先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能够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而必定“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所谓“中国式”，就是要构建自己的现代化模式，走出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西方国家作为先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到了前面，但这绝不意味着现代化只有西方模式一种。人类社会是多向度发展而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7]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自己人民的拥护，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习近平主席形象地比喻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8]“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19]放眼人类历史长河，先进国家未必一直先进，落后国家未必一直落后。先进国家或可因赶不上时代潮流而落后，落后国家也完全可能因道路正确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现代化”定义的解释权不是西方的专利，不应也不能被西方垄断和独享。“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完整概念，并非像近代史上“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式的生硬拼合，而具有其内在的统一的规定性。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出来的，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贡献新思路新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中国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我国迈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始，毛泽东同志就曾豪迈地预言：“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也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21]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在国际上所承担的大国责任更加重大。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表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22]基于这种神圣的责任感，中国共产党人直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命题，就制约世界发展的难题给出中国的解决思路和方案，也大为拓展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内涵的认知。
一是和平与发展才是人间正道。当今时代是一个希望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还在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追求和平、促进发展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就是，和平发展是人间正道，一切通过武力侵略谋取强权和霸权的企图都是逆历史潮流的，都是要失败的。”[23]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给人们留下惨痛的历史记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世界不稳定的根源。一些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和军事优势，强化同盟体系，强行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企图建立由自己主宰的单极世界。然而，“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24]。“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25]对整个世界而言，摆脱贫困、加快发展才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世界各国普遍受益，反而使贫富悬殊，南北差距愈来愈大。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超过99%人口财富的总和，有7亿多人口仍处在极端贫困状态。要摆脱贫困，就要发展。要发展，就必须远离战争，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战争相生相克，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绝非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更无法带来美好世界。“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26]在国与国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加深的今天，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27]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28]这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将继续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国际和平安全和全球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主席这样阐释这一理念的基本涵义：“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9]环顾当今世界，除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遗留的问题继续作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人类社会还面临着诸如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新的挑战，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亟待破解，发展鸿沟有待弥合。这些问题具有明显的世界性，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和解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发展理论。在价值观方面，就是要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任何违背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倒行逆施，都应受到道义良知的拷问谴责，遭到各国人民的共同反对和抵制。在全球治理方面，就是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国际上的事应由大家商量着办，不能由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30]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就是要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方向，让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必然导致落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也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31]世界不可能退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割裂。在国与国关系方面，就是要始终秉承正确义利观。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行不通的。在全球安全方面，就是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世界发展前景的科学预见，描绘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的图景。这一杰出构思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全球视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三是主张人类文明多元共存。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绚烂多彩的百花园。党的二十大报告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32]这为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33]多元共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属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同一性和特殊性的体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明，在演进中形成自己的特点，是历史的、客观的存在。“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34]不同文明间的交流融合，取长补短，必定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承认共同性，才会理解不同文明交流的必要性，形成主动促进文明交融的历史自觉。否定多样性和差异性，则会导向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全部历史的否定，是十分有害、危险的。文明是平等的，平等尊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每种文明都有其深厚根基和独特魅力，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发达、技术先进，于是产生了文化上的优越感，歧视、排斥非西方文明，刻意制造不同文明之间的信任危机和文化樊篱。“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35]开放包容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36]没有哪个国家、哪种文明能在封闭和排他的环境里发展，反而只会因得不到新的养分而窒息消亡。
共享共赢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趋势。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互相促进、相得益彰，而不应相互排斥。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37]善于学习的民族才有未来。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都应该平等交流，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四是走造福人类的绿色发展之路。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8]伴随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生产规模扩大，人从最初依赖自然演变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乃至破坏。工业化既创造了巨大财富，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严重问题。今天，人与自然的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主题，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深刻揭示并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引。
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观念，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取之于自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为了自身发展改造自然，但索取也不可逾越自然界的承载能力。一旦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发展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39]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视这一点，人类就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关切全球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中国把环境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在保护的过程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保护。“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40]。在生态恶化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哪些人能置身事外。建设一个美丽清洁的世界，关系全人类的未来，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社会发展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人类在追求自己发展的同时，必须尊重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方式就是绿色发展方式。“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41]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要对生态、资源、经济等要素统筹考虑，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建构包含自然要素在内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已经取得许多经验，为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全球性难题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为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提供了科学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新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预见性地描绘了“新社会的轮廓”。列宁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探索，把组织经济建设提到首位，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42]。据此制定了利用市场机制、以粮食税为中心内容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时代，苏联形成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突出特征的经济运行方式，对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产生了极大效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新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同志就反复重申，中国革命的前途必然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43]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辛探索，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44]。
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5]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46]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党来说完全是一个新事物。作为一个处在西方全面封锁下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只能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其间也有过对苏联经验不加鉴别、照抄照搬的倾向。苏联模式随时间的推移，在经济、政治、外交和领导体制上的种种缺陷逐渐显现。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了问题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学习基本原理，并且学习一定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泽东同志认为，苏联有许多东西可以学。好的经验应当接受，坏的应当拒绝。“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47]我们党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倡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8]。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全党，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要花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49]。
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宣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0]当我国向世界打开大门，一度在旧中国流行的“全盘西化论”再度泛起。邓小平同志一语道破其实质，“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51]，“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52]，并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高度信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53]“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54]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不能有丝毫动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过去那些行之有效的东西，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坚持，不能动摇。
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原则和思想灵魂。邓小平同志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55]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因此，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我们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6]
在准确判断历史方位基础上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分步骤地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57]新中国成立后，从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上看，我国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起较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情况仍然存在。毛泽东同志将中国的特点概括为“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58]因此，成立伊始的新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
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5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党中央提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文化四个现代化的口号。1964年底，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经过一个阶段的摸索，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建设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作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重要判断。“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60]显然，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同志当时认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大概需要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
邓小平同志回顾总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训，认为建设现代化不能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解放以来工农业虽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底子太薄，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当时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61]由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62]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不明显。总之，“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63]。根据这一历史定位，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规划了“三步走”的发展蓝图：第一步，从1980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立足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统一，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再度发生转化，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6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仍然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在“三步走”前两个战略目标提前实现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擘画，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回望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党对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是完全准确的，制定的发展战略是符合国情且切实可行的，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精准把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第二个百年目标也一定能如期达成。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夙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时，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党中央提出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之路，“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65]。随后进行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同样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经过党和人民共同努力，“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66]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了，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67]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走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不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坚持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既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也反对收入过分悬殊。
把共同富裕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色。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68]“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69]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人民生活富裕。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70]“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1]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概括，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坚决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进共同富裕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明确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强调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内涵和路径有新的体会和认识，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72]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也毫不讳言当前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指出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些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73]要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走向共同富裕的坚实步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四亿多人口将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更加突显了共同富裕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74]共同富裕的理念与实践，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为全球消除贫困作出了示范。
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展开后，毛泽东同志以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正确判断；提出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关系的指导原则，强调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按劳分配，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主张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借鉴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75]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大幕。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第二次革命，也成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两个决定性条件之一。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贡献，一是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经济体制。二是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不坚持改革就没有出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是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四是提出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社会变革，不仅经济、政治要改革，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要改革。五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用来发展社会主义。这些源自于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的改革思想，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引领作用。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改革开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巨大生机和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深刻改变了国家和人民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76]新形势下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许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靠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现代化进程中新的矛盾和挑战，提出并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精神，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精心部署，全面推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得以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越发显著。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早期现代化几乎等同于工业化，侧重于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概念不断延伸，已具有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综合性意义。我们党对于现代化内容以及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的认识也是逐步丰富和深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集中反映在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系统阐述。“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提出，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已经到达一个全新境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让我们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方位、全覆盖的现代化，单有经济上的强盛是远远不够的。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深入，明显增强了社会各领域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这就要求必须更加注重从宏观层面、战略层面考虑问题，作出顶层设计，把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一起来，把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有机衔接起来，坚持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举，再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推进，表明党对于现代化结构的认识更加系统全面，对于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发展步骤的认识更加成熟和自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涵盖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密切关联，有机统一。经济建设打牢夯实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和制度保障，文化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动力，社会建设造就稳定可靠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丰富发展。“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总体上都是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局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77]“四个全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和特征，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将是“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78]的现代化，为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各种必需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全面实现强国建设目标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要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指导原则。只有不断加深对新时代条件下共产党执政规律新特点、新要求的认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依据新的实践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实质，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在长达70余年的执政实践中，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党如何确立执政理念、制定执政目标、完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以及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和理论总结，科学正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
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执政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党的历史使命并未因此完结，还要继续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79]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80]邓小平同志还率先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主张既要加强党的领导，也要改善党的领导。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江泽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81]。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部署，突出强调要讲政治，把握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反腐倡廉，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将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82]，“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83]。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只有使党更好地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保证党的领导落实、贯穿于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推进。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是一致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84]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新的探索，提出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创新观点。
必须全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八个方面的“执政本领”，即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方面的变化还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展开。根据客观实际变化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只有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办法和手段，对那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加以改进和纠正，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带领人民战胜现代化新征程上的一切困难与挑战。
必须随着历史条件变化不断创新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总结党执政成功经验的必然结论，也是党更好执政的根本要求。科学执政，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制定和实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科学设计、组织、开展执政活动。使党的执政理论和执政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同时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加强党对立法、司法、执法的领导，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要严格依法办事，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达到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85]我们党是一个拥有九千五百多万名党员、领导着十四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有大的优势，大也有大的难处。在新时代条件下，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期望更高，对执政党的作风要求更严，执政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更为复杂。“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86]有了这份清醒和坚定，党就能不断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就会有破解各种难题、化解各种风险的自信和底气。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应当把握的重大原则。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没有变，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本质没有变。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法理基础。党为人民而执政，仍然必须团结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邓小平同志强调，“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87]江泽民同志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作“立党之基、执政之本、力量之源”。胡锦涛同志认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这都彰显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这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88]党中央再三申明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出发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党的事业，更是人民的事业，要依靠人民来推进。我们党在群众中的根扎得有多深，党的执政基础就有多牢。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89]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党就能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越来，凝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人民民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我们党不断探索、完善实行人民民主的制度形式和体制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断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0]。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民主提升到“社会主义的生命”[91]的高度，指出“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9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93]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全过程人民民主，关键在“全”，也就是保证人民全方位、全领域、全层次的民主参与权利，从法制上健全实行民主的各流程、各环节、各程序，使人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落到实处。“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94]建设和完善人民民主，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95]是不是民主，要看投票权，更要看参与度；要看承诺，更要看能否兑现；要看制度法律规定，更要看能否顺利贯彻执行；要看规则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受到监督制约。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国家、少数人说了算。在西方式民主越来越窄化、弱化和虚化，逐渐走进困境的今天，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更加优质的形式和内容，创造了民主政治新样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96]要使党能够胜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责任，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对我们这样一个老党大党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97]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持续探索和深入研究执政条件下永葆党的性质与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践履党的使命任务等重大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出发，对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作出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主线、统领、根基、着力点等基本问题，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就深入落实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根本指导思想。
其一，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建设是我们党战无不胜的主要法宝之一。我们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各项建设的首位。共产党“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98]。这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99]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100]
加强政治建设，要求全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为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两个维护”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加强政治建设，要求全党坚定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尊崇党章，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加强政治建设，要求强化担当意识，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其二，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魂，统一全党意志。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101]。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必须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相结合。“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102]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进行理论创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使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了“六个必须坚持”概括和阐述，向全党提出了“三个务必”要求，系统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和重大原则，总结了党对“五个必由之路”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示出强大真理力量和深刻思想魅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其三，增强党组织战斗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除了有先进思想的武装，还要靠强大的组织力，把全体党员凝固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103]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都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去完成。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104]这条组织路线是指导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方针。
党的组织是一个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体系。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起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运转有序，灵活自如，才能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保证党的领导不虚化，不空转。
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新时代新任务对干部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105]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
其四，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06]党的自我革命核心要义是，党经由自身的内部机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纠正自身出现的各种问题，达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自我提高的目的，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都将长期存在。党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这需要我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直面问题的勇气、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能力，敢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的主动。
作风纪律建设是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保证。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严明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法规依据。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告诫全党，筑牢思想防线，防止蜕化变质。邓小平同志也提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07]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必须下大力气抓好党的作风纪律建设，彻底扭转部分党员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健全完备党内纪律体系，使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知所必守，行有所遵。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应牢固树立和保持公仆意识、公仆情怀、公仆本色，严以修身，正心明道，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务必”，完整概括了新时代党的优良作风和价值追求，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烈的使命意识。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08]腐败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严重警示：“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109]。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必须重拳出击，彻底清除腐败现象，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惩治腐败决不能心慈手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打虎”“拍蝇”“猎狐”齐头并进，有腐必惩，有贪必肃，除恶必尽，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荡涤一切附着在党肌体上的肮脏东西，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面貌一新，确保党不变质、不变味、不变色。
“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110]这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特有的政治优势。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如此，我们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七十多年前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答案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11]“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112]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党，就一定能保持先进性纯洁性，一定能经受狂风巨浪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完成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社会革命。
结语
由于社会一直处在发展变化当中，对社会运动规律的准确认识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人们只能一步步地发现社会内部联系，摸索社会运动规律，并不断丰富对社会运动规律的认知，逐渐趋近社会运动的本质。推动这个进程的力量来自于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113]科学历史观既为认识和把握社会规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分析工具，同时把探索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和核心内容。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生长原点，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的内生动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离不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坚固保障，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就是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得出的历史结论。脚下的路是勇敢者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人类对客观规律的探索永无止境。我们对三大规律认识得越深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把握得就越清晰。
注释
[1][28][32][74][86][93][103][105][10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63、22、63、37、67、66、69页。
[2][31][34][35]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0、447、491、491页。
[3][10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8、27页。
[4][109]《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7、18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4页。
[6][14][20][37][46][47][58][59][7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204、156～157、41、267、23、44、2、303页。
[7][50][51][52][53][54][62][68][70][71][98][10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2～3、198、229、311、110、252、63、111、364、166、380页。
[8]《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11]《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主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第1版。
[12]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13]《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1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
[17][18][24][25][40][76][88][8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9、315、273、248、209、71、5、27页。
[19][26][78]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21]《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0页。
[22]《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第1版。
[23][33]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39、160页。
[27]习近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日，第1版。
[29][30][39][101][104][1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3、434、374、539、517、541页。
[3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
[41][77][82][92][95][96][10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5、24、43、291、296、43、188页。
[42]《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0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27页。
[44]《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48]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49][60][11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8、116、106页。
[55][64][83][99][10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12、20、62、26页。
[56]《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5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4页。
[61][63][69][75][80][87][90]《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82、314、143、267、266、168页。
[65][66]《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495～496页。
[67]毛泽东：《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
[72][73][9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2、171、260页。
[81]《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
[8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85]《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91]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1版。
[97]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111]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112]《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6页。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Three Laws" in Deep Agreements
Yu Huamin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consciously is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CPC to promo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ontinuously. 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PC has gradually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Three Laws", namely, the law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the law of socialism building, and the law of CPC's governance, and hence initiated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modernization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advanc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Accurately reveal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ncisively generalizing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major principl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major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orld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PC, which means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internally connected with the "Three Laws", and is definitely governed by the "Three Laws". It is indispensable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and internal logic betwee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Three Laws" thoroughly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view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ccurately.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law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the law of socialism building, the law of the CPC's governa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 编∕李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