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略稳定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战略议题之一。当前，影响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全球战略稳定体系遭受侵蚀，美俄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欧洲战略稳定因乌克兰危机而陷入困顿；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美国推动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中美战略稳定与亚太战略稳定愈发引起各界密切关注。中美俄在战略稳定议题上形成三角关系，并对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展望未来，如何理性把控中美关系成为亚太乃至全球确保战略稳定的关键要素，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条件和影响因素相比美苏/美俄战略稳定更为广泛全面、更具韧性，建议从广义角度认识战略稳定，在强化自身核能力的同时，积极维护既有的国际军控机制和推进国际合作，推动加强中美沟通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塑造战略稳定。
【关键词】战略稳定 美国 苏联/俄罗斯 中国 欧洲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0.020
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大国战略比较和中国战略传统。主要著作有《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等。
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是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国际战略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苏／美俄战略稳定为全球所关注，双边战略稳定问题从未降温，惟有更加复杂；2021年11月16日，中美领导人视频峰会谈及中美战略稳定，引起全球瞩目；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全球战略稳定陷入动荡，欧洲战略稳定风雨飘摇。
战略稳定的概念与核武器相伴而生，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催生了战略稳定的思想与理论。在多年战略折中之中，全球战略稳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其主干框架是美苏战略稳定、核军控体系和核不扩散体系，并以欧洲为核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波折不断，亚太战略稳定为战略界所密切关注。进入21世纪，各国对核能的需求增长，拥核国家有所增多，人类进入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加速扩散的“第二个核时代”（The Second Nuclear Age）。[1]近年来，美国加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全球即时打击计划”，美俄竞相开发核武器并相继退出《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全球战略稳定体系遭受侵蚀，美俄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欧洲战略稳定因乌克兰危机而陷入困顿。关于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早已有之，[2]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美国推动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中美战略稳定和亚太战略稳定愈发引起战略界的密切关注。由此，中美俄在战略稳定议题上形成三角关系，并对全球战略稳定、欧洲战略稳定和亚太战略稳定发挥着巨大影响。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地区不稳定愈加凸显，随着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新发展，混合战争的概念应运而生，[3]冲击着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安全治理成为新的时代议题。
当前，影响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4]主要大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的关联性愈加密切，而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显得尤其关键，加强战略稳定被视为维护大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基础。[5]大国在战略稳定议题上存在两种思路的激烈博弈：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思路，利用有利条件无限扩大军事优势，建立美国主导的战略稳定；另一种是国际社会呼吁通过国际合作寻求建立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持久战略稳定。[6]从长远看，惟有加强国际合作，才有可持续的战略稳定。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安全风险骤增，危机事件频发，陷入严重危机的美俄关系和可能进入“漂流”状态的中美关系给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了巨大震荡。当前，欧洲安全已陷入风雨飘摇，设若任由中美关系进入“漂流”状态，亦将最终损害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增加大国冲突的风险。[7]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大国竞争与战略稳定的关系，探寻全球战略稳定和地区战略稳定之道。本文的主要内容是：梳理战略稳定内涵的演变和大国观念差异，探讨战略稳定的研究议程设计；从历史角度解读美苏争霸与全球战略稳定的关系，探寻战略稳定体系如何建构；在此基础上剖析美俄战略稳定与欧洲安全、中美战略稳定与亚太安全，探求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的演进；最后梳理和把握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趋向，探讨中国如何为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作出选择与贡献。
战略稳定的研究议程
战略稳定概念缘起于美国战略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核武器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讨论，其背景是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长期竞争和核武竞赛。兰德公司专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1958年率先提出了战略稳定问题。[8]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关于非数理博弈、冲突战略、军控等的研究为战略稳定概念的提出、丰富和进入国家安全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9]他明确提出，“只有当任何一方都无法凭借第一次打击完全摧毁对手的报复能力时，才能达到稳定平衡。”这一思想可视为冷战时期战略稳定的立论所在。[10]与此同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格林·斯奈德（Glenn Snyder）、弗雷德·霍夫曼（Fred Hoffman）、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n）、保罗·尼采（Paul Nitze）、詹姆斯·史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大批学者聚焦核战略研究著书立说，为战略稳定论的确立与丰富作出了杰出贡献。[11]在20世纪70年代初限制战略军备的谈判进程中，托马斯·谢林、保罗·尼采、亨利·基辛格等提出确保相互摧毁、有限核战争等思想，推动战略稳定论确立和美苏战略稳定形成。
战略稳定概念起源于核武竞赛与核军控机制的达成，当时主要指的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核战略稳定，以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战略威慑为前提。战略稳定把核武器的破坏性变成敌对双方共存的基础，相信双方都可以通过报复而不是利用自身优势来实现目标。[12]有鉴于此，战略稳定的关键在于减少军备竞赛或出现危机时率先使用核武器的诱因，这就是所谓的“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13]“军备竞赛稳定性”意味着，双方采取互动的军备发展举措，避免打破战略平衡和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危机稳定性”意味着双方避免发生危机，设若出现危机则通过相关联系渠道管控和化解危机，避免使用核武器。[14]战略稳定得以形成，其基础条件为相互确保摧毁，即任何一方都拥有毁灭对方的核能力；其核心在于确保相互脆弱性，即核报复足以达到“不可接受损失”的标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提出“部署多少战略力量才足够”的问题，从而激发出“确保相互摧毁”概念。他随后率先提出“不可承受损失”的概念，认为美国只要拥有在第二次核打击时摧毁苏联20%～25%的人口和50%工业生产能力的核力量，即可造成苏联不可承受的损失，达到确保摧毁的目的。[15]有鉴于此，战略稳定关注的是双方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及为防止第一次核打击而确立的某种政治稳定机制。[16]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保障机制主要由美苏战略稳定、核军控机制与核不扩散机制构成。核军控机制围绕美苏战略稳定设计，主要由《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和限制、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系列条约组成，核心就是确保相互摧毁和确保相互脆弱性。核不扩散机制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该条约于1968年1月开放签署，1968年6月联合国大会通过，1970年3月生效。
战略稳定既取决于客观事实也取决于认知，[17]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互信、共同的价值观和相同的目标当然有助于加强战略稳定，但对战略稳定更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大国相信使用武力将招致无法承受的报复。[18]当然，减少攻击性武器的规模、降低攻击性武器的脆弱性、避免部署易受攻击的防御力量、执行严格的核查、保障军控条约的执行等，对维护战略稳定也十分关键。[19]与此同时，战略稳定与战略制衡（strategic balance）的形成密切相关，而战略制衡的维度具有高度敏感性，值得深入探讨。[20]
在战略稳定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素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也同样体现了国家诉求和特色。原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New START）谈判代表爱德华·华纳（Edward L. Warner）曾指出，“最为狭义的战略稳定关系是国家没有使用核武器和建设核力量的动机；稍为广义的战略稳定关系是指有核国家之间没有武装冲突的状态；最为广义的战略稳定关系是指国家之间处于和平、和谐关系的区域和国际安全环境之中。”[21]更为宽泛的观点则是把战略稳定描述为“以和平与和谐关系为特征的全球秩序”。[22]
上述观点在美、苏（俄）、中三国战略界均有所反映。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系大国通过确保有能力使用核武器反击予以维护，此即所谓的“恐怖平衡”。[23]但美国战略稳定观以追求技术和力量优势为目标，冷战期间美国谋求美苏战略稳定的进程，体现了美国始终保持对强大军事力量和新兴技术的信奉和追求，带有典型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色彩。[24]正是在此意义上，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认为，战略稳定必须建立在多维力量基础之上，而不能只靠军事力量支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战略稳定是暂时的。[25]延续工具理性主义的理解，美国强调保护盟友与其国家安全的重要关系，提出所谓的“稳定-不稳定悖论”逻辑，即两个国家都具备可靠的战略威慑能力，战略层面的稳定会导致非战略层面（常规层面）的不稳定，即两个国家都不再忌惮对手的核打击，从而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常规冲突增加。[26]有鉴于此，美国战略稳定观立足于战略威慑，认为任何战略稳定都不是绝对的，不应局限于核武器本身，核政策处于战略军事政策的支配性地位，但不是唯一因素，还应包括核保护能力、必要的导弹防御和非核方式的战略打击。[27]与此同时，外层空间、网络空间、导弹防御和常规快速全球打击能力等的日益增长与核问题联系在一起；[28]诸多非核元素的引入，也增加了重要的新威慑价值。[29]在此基础上，美国对战略稳定的内涵外延均进行了拓展，提出当今世界处于不同于美苏全面对抗的“第二核时代”，核国家的增多形成多维安全困境，核扩散、核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威胁，非核军事技术正在或已经抵消或减轻核武器战略影响，增加了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脆弱性。[30]有鉴于此，美国把战略稳定视为评估全球武力态势变化和升级风险的标尺，[31]强调在降低无意、不经意或未经授权，或因误判、过度反应使用核武器可能的同时，固化、强化美国的力量优势，兑现保护盟国的延伸威慑，确保美国霸权。[32]
俄罗斯因国力衰弱，更强调战略稳定与其大国地位的关系，强调战略稳定与地区安全体系的关联，力图扩大战略稳定的使用范畴，探求多边战略稳定的可能。维克多·米辛（Victor Mizin/Мизин Виктор Игоревич）指出，人们对战略稳定概念不断重构，使之最终成为国际安全范畴的同义词。对俄罗斯而言，战略稳定意味着国际关系体系中呈现一种理想状态，即任何重大国际冲突的爆发规模不得超出开战前的非军事对峙状态。因此，除了防止大国之间爆发核冲突以外，各方应在全球和地区层级构筑一种新型国际安全体系。[33]俄罗斯提出多边战略稳定的思想，并将之定义为核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即拥核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或风险很低，军事冲突升级到核战水平的危险不存在或很低。多边战略稳定的概念不仅适用于核武器，而且适用于被大国用来对彼此进行战略破坏的所有类型武器；不仅关涉核战争，还包括核国家之间的所有军事冲突。[34]
中国学者倾向于从广义角度理解战略稳定。杨毅指出，从广义上讲，战略稳定性可以指在全球范围内，各行为主体通过保持自我克制并进行相互制约，从而在国际体系层面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平衡的战略态势。[35]潘振强认为，战略稳定不仅仅局限在军事的范围，而是一个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既牵涉到全球性又牵涉到地区性问题的综合性概念。[36]石斌强调，在后冷战时代，战略稳定不仅涉及陆海空天网等多个空间维度，也受到更多新兴技术领域发展进程的影响，需要重新思考战略稳定的内涵、途径及其影响因素。[37]葛腾飞提出复合战略稳定的概念，以突破把军事力量和技术发展作为战略稳定关系唯一构成要素的局限性，把战略力量间的政治稳定共识和政治稳定机制包含在战略稳定关系的建构要素中，是一种国家间关于大国关系稳定化的战略观。[38]
上述剖析表明，战略稳定内涵外延因观念创新和技术突破而处于演变之中。当前，军控体系遭受挑战和侵蚀，新兴非核战略力量迅猛发展并与大国竞争叠加共振，科技创新应用和各种尖端武器的加速研发，对全球战略稳定带来全面冲击，使得战略稳定关涉的空间范畴大幅扩展，我们必须系统评估新技术带来的稳定和不稳定效应，[39]密切关注美俄两国尤其是美国的战略动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宣布战略稳定是一个过时的概念，采取系列措施挑战既有的战略稳定框架。中俄领导人则倾向于从宏观角度理解战略稳定，指出国际社会惯于将战略稳定视为核武器领域的纯军事概念，这不能反映当代战略问题所具有的广度和多面性，为实现捍卫和平和安全的目标，应当从更宽、更广的视角，将战略稳定看作国际关系的状态。[40]上述观点体现了针锋相对的战略稳定论：一则基于自身军事优势，突出战略威慑，强调自身绝对安全，谋求压倒对方；二则呼吁合作安全，强调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两种战略稳定论相互竞争，并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地区战略稳定施加影响，进一步彰显和加深了百年变局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有鉴于此，学术界和政策界多从现实主义角度探讨战略稳定问题，虽有自由制度主义视角和建构主义视角的补充，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纷争始终主导着战略稳定的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当然，学术界和政策界都深刻认识到，战略稳定是一个系统、多维、跨学科的议题，涉及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军力结构、经济能力、科技水平等诸方面因素，[41]其研究议程不应单调且有所忽略。例如，有的学者着重强调一定范围的国际关系体系、大国间力量均衡、主观认知因素、国际机制等要素对战略稳定的重要性；[42]有的学者则视角更为宽泛，强调应将力量结构尤其是核力量结构、共同敌人或共同利益、经济政治相互依赖、国际环境等视为维持战略稳定的构成要素。[43]
综合而言，影响战略稳定的核心因素包括：（1）大国及其兴衰，在国际格局中发挥主要或主导作用的大国或大国主导的国家集团是战略稳定关系的主体，冷战后美俄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依旧是各方关注的焦点，[44]但俄罗斯的相对衰落引动着全球和欧洲战略稳定的演变。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稳定开始出现在美国官方文件中，成为值得探讨的议题，大国实力消长与战略稳定的关系也成为值得探讨的新议题；[45]（2）军事实力／核力量，战略稳定与主导大国核武器水平、核战略调整直接相关，主导大国的军事实力乃至其综合国力构成战略支撑，但在把军事安全因素作为战略稳定关系唯一构成要素的局限性日益突出的情势下，对非核元素的关注增加了新的威慑价值；[46]（3）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维护，战略稳定是经典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议题，鉴于其概念与核武器相伴而生，其安全含义颇为凸显；（4）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是战略稳定态势演进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非战略性核武器包括潜在太空武器、反卫星武器和高超声速武器等的研发以及无人侦察机和无人攻击机的使用，给战略稳定造成了直接影响；[47]（5）观念变革，美国等主要大国的观念演变对战略稳定产生直接而深刻的作用，中美俄不同的战略稳定观及其博弈也对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俄领导人曾就加强全球战略稳定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应将战略稳定看作国际关系的状态。[48]
基于此，学术界和政策界形成了研究战略稳定的如下主要视角与路径：其一，历史视角或历史路径，显然冷战史的解读与战略稳定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我们也往往从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对比中寻求启示，历史探讨是战略稳定领域成果最集中、最富有成效的研究议程。[49]其二，大国视角或大国博弈路径，战略稳定一直属于国家中心模式，[50]主导大国美苏／美俄构建战略稳定关系和传统战略稳定模式，二者的战略博弈与全球和欧洲战略稳定密切相关，尽管美国政策界对建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心存疑虑，[51]但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却越来越不可忽视，也必将纳入未来中美战略对话之中。有鉴于此，大国政策（尤其是美苏／美俄核政策）的分析一直是战略稳定研究的主线。当然，冷战结束以来，这一大国中心主义模式遭受各种质疑和挑战，也促成对战略稳定的多元化理解以及复合战略稳定模式的提出。其三，地区视角或对欧洲经验总结的路径，无疑，欧洲战略稳定是美苏／美俄战略博弈的焦点，无论冷战期间还是后冷战时代都是战略稳定研究的重心所在。其四，技术进步的视角或多元研究的路径，战略稳定的效应取决于不同的战略力量如何使用和部署技术，[52]技术进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态势，对既有的战略稳定带来多元挑战，也会使得战略稳定问题向网络空间、外层空间等领域延伸，凸显军事技术视角的滞后，推动战略稳定研究多元路径的探寻。
有鉴于此，在后冷战时代（即将）结束之际，战略稳定的研究议程正处于议题内容扩展和分析路径多元的演进之中。本文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采取复合战略稳定的视角，考察战略稳定观念演进尤其是大国战略稳定观念博弈的情势下达成战略稳定之道。具体地说，本文拟以全球战略稳定为广角视野，以欧洲战略稳定和亚太战略稳定为两翼，以主要大国美苏／美俄战略稳定探求为主线，以中美俄（苏）三角关系为辅线，以中美战略稳定为延伸，探讨战略稳定议题的大国博弈与中国取向。进一步说，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遵从历史逻辑，梳理战略稳定的历史演进路线，概述美苏／美俄基于自身的战略优势与劣势在战略稳定问题上展开的博弈，从全球和地区两个角度探讨战略稳定的演变与困境；与此同时，本文梳理中美战略博弈的演进历程，探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态势下维护战略稳定的中国取向。
美苏战略稳定与全球安全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核战争阴影始终笼罩着世界。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对峙，但最终避免了正面对抗和陷入直接战争，双边战略稳定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致力于防扩散，为维系美苏战略稳定提供了重要助力。检视冷战期间的战略稳定，美苏主导军事安全几乎成为战略稳定的全部内容，而其中核均势又是构成战略稳定的基础，军备控制协议和条约为战略稳定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53]美苏战略稳定以欧洲为核心和前沿，以全球为关照。
冷战之初，美国拥有明显的核优势。然而，随着苏联1957年相继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差距”成为美国梦魇，其安全脆弱性得到大肆渲染。[54]20世纪60年代，美苏核武库呈现爆炸式增长，使得相互确保摧毁和恐怖的平衡（balance of terror）成为现实。所谓物极必反，两国从此走上通过军控谈判限制核武发展之路。美国推动战略稳定，最初是为了防止苏联的意外核攻击，尤其倚重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与此同时，美国高度关注战略威慑能力。苏联则强调核武器是政治工具，不存在使用战术核武器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可能性，[55]其目标是把塑造战略稳定视为与美国竞争的渠道，其重心在于竞争而不是威慑。为此，苏联把核竞争视为决定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为塑造战略稳定不断调整其核力量的结构，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56]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就如何处理与核武器相关的问题进行过多轮交锋。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一方面，它使得两国深刻认识到避免核战争的必要性，以及通过克制和妥协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可行性，其重要体现就是1963年双方通过正式协定建立首脑热线。另一方面，则是出现了核竞赛的攻守易形。苏联深感核力量与美国相比明显处于劣势，[57]下决心大规模发展核力量，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与美国形成大致的战略均势。与此同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经济上为欧日所追逼，渐有力不从心之感。美国国内信奉技术和力量优势的强硬派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主张通过战略缓和寻找战略妥协成为可能的对外政策选项，托马斯·谢林通过战略博弈方式来实现军备控制的主张得到重视。[58]在核力量大致相等的情势下，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脆弱性成为可能，两国有了建立战略稳定的默契和共识。当然，更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两国都没有意愿发生直接战争，故而将避免危机关头的迎头相撞放在双边关系的最优先位置，这就是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所称的“隐藏的美苏非战公约”。[59]有鉴于此，避免核战争成为美苏寻求建立战略稳定的原动力和出发点。
冷战期间，美苏首脑峰会持续不断进行，逐步建立起相关沟通机制和倡议，为双边军控谈判把脉和提供保障。20世纪70年代伊始，美苏加紧谈判，先后签署多个军控与核裁军协议，并通过建立一系列沟通联络机制，为全球安全与双边战略稳定构建起制度框架。1969年开始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美苏第一次军控谈判，于1972年5月形成《反导条约》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临时协议》两个条约。其间，美苏1971年9月签署《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定》，1972年5月签署《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1973年6月签署《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1974年7月，美苏签署《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规定双方只能在本国首都周围或一个洲际导弹基地周围建立反导系统，这意味着美苏放弃了防御性战略核武器竞赛，仅依靠进攻性核力量来维持“相互确保摧毁”。[60]
1979年6月，美苏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这是第一个涉及限制战略进攻性力量的条约。1987年12月，美苏签署《中导条约》，这是双方签署的第一个核裁军条约。条约规定，美苏销毁射程为500～1000千米的陆基中短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及其发射器和辅助设备，以及射程为1000～5500千米的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及其发射器和辅助设备，禁止生产、试飞或发射任何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或生产此类导弹的发射器。该条约同时设立包括使用技术手段和现场视察在内的履约核查机制，为双方后续谈判削减核力量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条约规定无限期有效，但缔约方如认为最高利益受损，有权退约。《中导条约》首次削减一整类核武器运载工具，终结了美苏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军备竞赛，被视为军控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和全球战略稳定的支柱之一。《中导条约》的签署和执行有效缓解了欧洲核威慑，使得欧洲安全环境大为改善，成为维护欧洲战略稳定的重要基石。1991年5月，《中导条约》全面履行完毕，美苏分别销毁859枚和1752枚陆基中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并分别停用32座和117座相关设施，两国对导弹及其发射装置销毁进程进行相互核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2001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61]
1989年，美苏签署《防止危险的军事行动协定》和《通告重大战略演习协定》，为进一步加固战略稳定创造条件。1991年7月，美苏签署《第一阶段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I），规定将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目削减到6000枚，将战略运载工具数量削减到1600件。1993年1月，美俄达成《第二阶段限制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规定将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目进一步削减到3000～3500枚，并明确将力求巩固战略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作为目标。此后，双方逐步销毁或减少核武器部署的数量。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器数量由70年代冷战峰值时的7000多枚下降到不足1000枚，削减约85%。[62]
美苏上述建立和维护战略稳定的举措有利于消除全球安全的风险，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其中1968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重要国际保障，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致力于防止核武器扩散、推动核裁军、促进和平利用核能，迄今有189个国家签署，其执行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拥有151个成员国。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得无限制延期。值得一提的是，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聚焦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欧洲安全，中国并非国际社会关注的主角，但美苏均与对方讨论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对美苏战略谈判发挥着重要外在影响。作为知名学者和美国高级官员，亨利·基辛格较早从战略体系和大战略角度思考战略稳定问题，[63]在推动形成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在冷战期间，美苏以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确保脆弱性为基础，通过签署系列条约和建立核查机制，建立了以核稳定为核心的安全机制，[64]成就了冷战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战略稳定。与此同时，美苏战略稳定有其内在的局限性。首先，美苏战略稳定目标主要是保证两国处于“稳定的冲突”状态，并未导向和平或中止冲突，[65]只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全球安全，但美苏并未放弃争霸世界的雄心与行动；其次，美苏战略稳定以军事安全为限，以不发展防御性战略核武器为核心，对进攻性核武器作了一定的限制，但不妨碍各自在核武器质量上继续提高；其三，美苏战略稳定以欧洲为明确的地理中心，防止了冷战期间美苏爆发全面核战争和双方在欧洲的常规冲突，但并没有减弱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未对欧洲以外的大规模常规冲突发挥控制作用。[66]有鉴于此，随着冷战结束，既有的战略稳定逐渐失衡，无法抑制欧洲不断发生的冲突。
美俄战略稳定与欧洲安全
冷战结束后，既有的战略稳定体系由美俄主导，美国借俄罗斯衰弱之机谋取全球战略优势，在保持进攻性战略力量优势的同时，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追求既能即时打击别国又能不受报复的绝对安全。[67]美国启动北约东扩，在继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同时，开始在欧洲建立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进入21世纪，美国逐步加快偏离战略稳定的轨道，先后退出《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实施“全球即时打击计划”。俄罗斯对此进行战略反击，美俄紧张局势的加剧导致军控机制日渐式微，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直接威胁，给欧洲战略稳定带来动荡，欧洲再次成为地缘竞争的焦点。
苏联解体使得全球战略情势为之一变，国际力量结构发生历史性演变，新的大国竞争时代拉开帷幕。随着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相对衰退，美国的战略优势愈加明显，其谋求世界单极霸权的野心膨胀。美国为打破有核国家之间相互威慑的局面，加紧研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实现洲际导弹拦截，力争对安全的绝对掌控，由此引起世界各主要国家争相提升战略武器性能、发展反导技术，[68]全球核武现代化进程加速。与此同时，美国为冲破既有的军控体系束缚，不惜破坏全球战略稳定体系，于2001年、2019年先后退出《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美国的举动引起俄罗斯的激烈反制，两国军备竞赛日益激烈，核威慑体系趋于失衡。[69]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核国家间将数十年来首次面临相互监督和彼此透明机制被完全破坏的风险，为多边核裁军创造前提的努力将受到严重消极影响，现已为世界局势带来巨大困难，损害国际安全。[70]全球安全遭受新的挑战，防扩散机制约束力锐减，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朝鲜先后迈过核门槛，还有多国潜在拥核或表达出研制核武器的强烈意愿。其导致的结果是，欧洲被重新置于美俄对抗的前沿阵地，区域性对抗已成现实，中等强国之间的有限核战争威胁随之出现。[71]与之相关的是，技术进步深刻影响着全球战略稳定，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发展和部署新的武器系统为军事革命插上了翅膀，并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提供了新可能。当前，以5G、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而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战略新兴技术被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72]网络、太空、高超声速武器，反导系统与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出现冲击着全球战略稳定。
美国核政策的调整。美国认为，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进入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加速扩散的“第二个核时代”。与美苏全面对抗的“第一个核时代”不同，拥核国家增多，核扩散、核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威胁，核武器的战略地位因为非核武器的快速发展而相应受到削弱。[73]有鉴于此，美国对战略稳定的认识和理解发生变化，随后其核政策几经调整，基本导向是：其一，突出战略核威慑的地位，强调核报复，始终把确保核优势作为优先议程，努力提升战略核力量；[74]其次，继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与此同时将斗争矛头转向中国，推动中美战略竞争走向深入，进而将中俄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分别在欧亚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其三，选择性防扩散，在努力阻止对手或潜在对手开发或获得核武器的同时，并不坚决反对盟国或所谓“友好国家”开发或获得核武器，[75]以适应其对不同地区的战略塑造诉求。
进入21世纪，美国开始强调大国战略竞争的回归。2001年5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华盛顿国防大学发表主题为“新战略框架”的演讲，系统阐述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基本主张。小布什强调作为冷战遗产的《反导条约》应该被抛弃，要求改变传统战略威慑力的结构，寻求进攻性战略武器与防御性战略武器兼备的战略威慑力量。[76]当年，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2002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大幅度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并扩大了核武器的使用范围。小布什政府的核政策为美国大幅度开发核武器大开闸门，开始动摇既有的战略稳定基础。
秉持理想主义的奥巴马政府重视核军控目标，将其核政策做了部分回调。奥巴马政府认为，大国陷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很低，将传统大国威胁置于次要地位而将恐怖主义视为首要安全威胁，其核思想体现在2009年提出的“无核世界”倡议和2010年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上。前者推动美国主持四届全球核安全峰会，倡导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核恐怖主义威胁，致力于加强各国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奥巴马因此获得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出台的《核态势评估》认为核恐怖主义、核扩散威胁、确保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战略稳定带来的挑战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把核恐怖主义作为美国最紧迫、最危险的首要威胁，并强调“美国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是威慑针对美国、美国的盟国和伙伴的核攻击”。[77]2010年，美国与俄罗斯签署了《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奥巴马执政期间，美俄在一些全球性和地区性战略问题上矛盾剧增，双方从低当量、短程战术核武器入手展开核竞争，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竞争逐渐白热化，俄罗斯开始具备对美非对称优势，美国开启“全球即时打击计划”予以应对，全球战略稳定受到严重挑战。中俄领导人2016年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某些国家研制的“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等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会严重破坏战略平衡与稳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78]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致力于推动大国竞争时代的回归。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宣布冷战后执行的“接触政策”失败，指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一次面临重回大国竞争的局面”，锁定中俄为所谓的“修正主义大国”。[79]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防战略》，宣布“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并非恐怖主义——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明确将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从恐怖主义转到与中俄竞争上，甚至认为中俄企图改变国际秩序，对美国“自由与繁荣”构成了首要挑战，因此大国战略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应对大国竞争是美国国防的优先议程。[80] 2018年2月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延续这一思路，该报告在强调大国竞争回归的同时，认为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不限于核安全领域，有向网络、太空等新兴领域扩散的倾向，美国面临复杂的“跨域安全威胁”。《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核武器的实战性，提出研发低当量、小型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并建议扩大核武器的使用范围与作用。[81]特朗普政府明确指出，为赢得大国竞争的胜利，美国将采取全政府模式，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各种手段与中俄博弈。[82]对此，中俄感到忧虑。中俄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那些国家正肆意破坏稳定维护机制，为谋求军事领域战略优势，意图实现“绝对安全”，获得不受限制的向对手进行军事政治施压的能力。[83]
拜登上台执政后，对其前任的核政策进行调整，重回推动军控进程之路，并与俄罗斯在2021年6月和9月进行了首脑会晤，突出强调“为未来军控和减少风险措施奠定基础”的战略稳定目标。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体现了鲜明的自由主义特色。该指南把减少核武器的作用和开支、寻求达成新的军控协定作为美国核政策的目标，宣称要“与俄罗斯和中国在影响战略稳定的一系列新兴军事技术开发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对话”。[84]美国国防部2022年3月28日向国会提交2022年《国防战略》机密版，并公开发布“情况说明”。相关情况说明列出了美国国防重点：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遏制对美国、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战略攻击；遏制侵略，必要时要准备在冲突中获胜，并将所谓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作为优先事项，俄罗斯对欧洲的挑战紧随其后；打造坚韧的联合部队和防御生态系统。[85]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公布，美国进一步锁定中国，把中国界定为“唯一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元素几乎贯穿了整个报告的所有章节，该报告是一部美国与中国展开全方位战略竞争的纲领性文件。[86]上述说明和文件意味着，拜登政府把提高整体威慑能力放在关键位置，明确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最紧迫的挑战”，强调将与北约盟国和伙伴国合作，针对俄罗斯巩固强大的威慑。
俄罗斯的战略回应。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加紧推进“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把战略防御纵深推向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对此，俄罗斯并未有效回击，企图在军备控制领域与美国拉近利益关切点，[87]甚至曾长期持有融入西方的幻想。“9·11事件”被俄罗斯视为拉近与美国关系的契机，[88]融入欧洲曾是俄罗斯坚定的信仰。然而，美国和欧洲某些大国依旧视俄罗斯为异类，加紧蚕食其势力范围，为此不惜打破既有的欧洲战略稳定。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强力反击，美俄继续在欧洲安全上“斗法”。
普京把维护俄罗斯核大国地位作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其战略稳定观并不局限于核武器的工具性作用，而是融入对影响美俄战略平衡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技术创新等因素的考量。[89]2000年初，普京上台伊始即同意采纳“特定条件下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原则，所签署的新版军事学说允许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90]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举行的几乎所有大规模军事演习都模拟了有限的核打击。[91]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推动美俄战略谈判并签署《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版《俄罗斯军事学说》相对收紧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条件，但仍保持了战术核武器原则的模糊。[92]2010年底，俄罗斯启动《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的军事现代化计划，支持大力发展核武器。
美俄关系恶化的转折点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其背后因素则是北约东扩和美国谋求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93]普京签署的2014年版《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将美国反导系统、北约东扩列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基于此，俄罗斯开始打造自己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以建立与美对等的战略威慑能力为核心指向。2016年，俄罗斯武装力量把维持战略核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把攻击潜力提高到“敌人不可接受的损失的水平”作为战略目标。2020年6月，俄罗斯发布《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进一步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普京签署的2020年版《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进一步拓宽威慑的概念，意在通过向美国传递“核武器可以用”的信号，以降低核门槛方式来慑止对方的进攻意图。[94]2021年7月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西方针对俄罗斯实施的“混合战争”，并明确将稳定——国内政治稳定、周边稳定和全球稳定——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高目标。[95]上述政策走向表明，俄罗斯走上了反击美国欧洲霸权之路，双边激烈博弈自然会搅动欧洲战略稳定。
欧洲战略稳定遭受严峻挑战。美俄战略互疑从未终止，进入21世纪尤甚。两国战略稳定观日渐针锋相对，美国担忧俄罗斯日益扩大的战术核武器库，俄罗斯担心美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非核战略武器，双方互不妥协。[96]美刻意制造欧洲紧张局势，通过大肆渲染俄罗斯导弹威胁来绑架欧洲盟友，迫使欧洲国家进一步向美寻求军事庇护，增强对美安全依赖度，为美在欧洲部署更多反导系统、新型中程导弹乃至战术核武器扫清障碍。
小布什政府退出被视为传统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导条约》，加快发展导弹防御体系，此举意在打破既有的战略力量平衡，冲击美俄战略稳定存续的基础。奥巴马执政之初，美俄意在重启双边关系和军控谈判进程，双方在2010年签署了《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1年2月5日生效，有效期10年。该条约规定，双方在7年内将洲际弹道导弹数量降至700枚，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降至700枚，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数量降至700架，核弹头数量降至1550枚，并将用于发射核弹头的已部署和未部署发射工具数量降至800个，且两国必须每年两次交换有关弹头和运载工具的数量信息。这被视为冷战后两国重建战略稳定的重要标志。
然而，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随即中断了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对话，中导危机逐渐显现。自此，美俄开始轮番展示核力量，并在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东部问题、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关系走向恶化。克里米亚危机严重冲击欧洲安全，美国乘机游说欧洲国家加强核武器部署，利用北约重新讨论加强核威慑能力议题。在美国的坚持下，罗马尼亚2016年5月宣布宙斯盾反导系统正式开始运行，北约2016年7月宣布完成弹道导弹防御作战能力的初级阶段任务。几乎与此同时，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美国在欧亚大陆两端通过串联各盟国的防空反导力量、部署美国自身反导单元，一步步构建起全球反导体系。[97]美国和北约的行为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因此俄罗斯拒绝了奥巴马提出的继续进行战略稳定对话的要求，并针对性地开发新武器予以应对，美俄双方在低当量、短程战术核武器和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竞争逐渐白热化，俄罗斯凭借高超声速导弹所拥有的极快飞行速度、机动变轨能力、干扰反干扰措施取得相对领先地位，通过开发“波塞冬”无人潜航器、“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等新型武器争取对美非对称优势。[98]
《中导条约》和美苏《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确保欧洲和全球战略稳定上的作用功不可没、不可或缺。从《中导条约》限制的导弹射程来看，它主要用于在欧洲打一场战区核战争，该条约曾让欧洲远离核导弹30年。[99]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俄恢复并举行了多轮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但双方未能就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协议，还在2019年8月先后退出《中导条约》，双边战略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军备竞赛渐进失控，双方针对性的战略威慑行动不断花样翻新。2018年1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强调，美军必须加快行动以保持军力优势，为下一场大国全面战争做准备。在美国实质性推进导弹防御系统建设之后，重新发展陆基中导成为俄罗斯威慑欧洲北约成员国的选项；[100]美国则将小型化、通用化和特种化作为核武器主要发展方向。[101]特朗普在战略稳定谈判无果的情况下，选择直接退出《中导条约》，执意谋求全面核优势。对此，俄罗斯“针尖对麦芒”，加强洲际弹道导弹实验，以寻求确保非对称战略平衡。欧洲是美俄中导竞赛的重心，未来美俄加强在欧洲的路基中导部署势在必然。
特朗普时期美俄对抗全面化，学界认为双边关系已坠入谷底。[102]拜登执政后，两国在《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失效前一天，完成延长条约5年有效期的国内审批程序。随后，拜登与普京在2021年6月和12月举行了两轮战略稳定对话，虽然未能达成具体成果，但似乎给各界带来了一定的积极预期。2022年1月3日，中法俄英美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义务，为巩固全球战略稳定带来“及时雨”。另一方面，拜登明确表示无意重返《中导条约》，两国的战略角逐依旧激烈，在2021年11月举行的“全球雷霆22”战略演习期间，美国出动10架战略轰炸机从西部和东部方向对俄进行模拟发射核武器演练，与俄边境最小距离仅为20千米。[103]2022年2月，普京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美国组织盟国对俄罗斯进行了迄今最为广泛深入的全方位制裁，并带头和组织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美俄敌视无以复加，所谓“谷底”迄今未见，欧洲安全岌岌可危。可堪佐证的是，2022年8月，俄罗斯通过外交渠道通知美国，决定暂时退出《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将所涉俄方设施从条约规定的核查活动中撤出，当前军控体系仅剩的支柱发生倾斜，欧洲战略稳定摇摇欲坠。时至今日，乌克兰危机相关局势更加凶险。
中美战略稳定与亚太安全
在中美战略稳定议题上，中美专家学者看法各异。美国战略界长期否认中美战略稳定的存在，有的否认源自对战略稳定的理解，强调两极格局经典的战略稳定概念原本适用于两极对称结构中的美苏关系，中美核关系并不具有对称性，因此经典的战略稳定概念不能用来分析中美关系；有的则从战略能力的角度看待战略稳定关系，认为中国核能力较低，中美之间不存在相互脆弱性；有的则强调承认中美战略稳定的后果，认为这可能使得中国不再担心美国的核威慑，而在常规军事层面变得富有侵略性，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带来军事安全威胁，甚至导致亚太盟友认为美国放弃对自己的保护。[104]当然，这些人士并不完全否认推动中美战略稳定探讨的价值。中国学界则普遍认为中美存在战略稳定，且与美苏／美俄战略稳定相比有着更为复合型的特点，强调经典战略稳定与军事安全互信的结合，体现大战略思维，有的学者称之为新型战略稳定，[105]有的学者称之为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106]比较经典体现中美学者共识的是托马斯·芬加（Thomas Fenga）和樊吉社发表的《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稳定问题》一文，两位作者承认中美存在战略稳定，并把中美双方各自的核力量、共同的敌人或共同利益、政治经济相互依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维持中美战略稳定的构成要素。[107]上述梳理表明，中美战略稳定越来越成为两国战略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国际关系变革和战略问题广度和多面性的展现，战略稳定已远超出军事意义，从广义角度理解和分析战略稳定已成大势所趋。专家们倾向于从综合角度剖析中美战略稳定，并把战略稳定与亚太安全联系起来思考。[108]
中国战略稳定观。中国对战略稳定的认知基于其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中国强调核武器是一种政治武器，而非战场使用的军事工具，中国从不参与核军备竞赛，也不奉行“相互确保摧毁”的理念。中国强调有限发展核武器，追求数量上的有限和质量上的有效，把小型、机动、突防、安全、可靠作为核武器发展的主要原则，[109]中国一再重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将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110]中国在首次核试验后立即发布了一份政府声明，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111]中国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相当于对所有无核国家提供了消极安全保证。[112]
中国奉行坚决反对核扩散政策，支持其他国家和地区防扩散、反扩散的努力。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88年，中国与该机构签订《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的协定》，自愿将部分民用核设施置于该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1992年，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8年，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2002年，中国完成该议定书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成为第一个完成该程序的核国家。[113]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南极条约》及相关议定书，支持东盟国家、中亚五国等建立无核武器区，尊重蒙古国的无核武器地位，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中国全面融入现有的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制度安排，签署所有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条约和协议，积极支持美苏／美俄战略稳定对话与谈判，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新时代的中国战略稳定观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和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有明确体现。总体而言，中国强调战略稳定的重要性，呼吁核超级大国美俄承担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责任，并积极参与全球战略稳定的维护。中国认为战略稳定不应仅局限于核领域，应从更宽、更广的视角，将战略稳定看作国际关系的状态，结合军事、政治、经济、全球形势等剖析维护战略稳定之道。
中美战略稳定的初步探索。中国拥有核武器、中美联手抗苏可视为探索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逻辑起点。此前，美国内部讨论过阻止中国拥核的计划，肯尼迪曾提议美苏合作阻止中国核武计划，但未获苏联支持。彼时美苏争霸亚太，双方都曾与对方探讨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时间大致与中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拥有核武器同步。自从中国获得核报复能力，美国再也没有使用核武器威胁中国。[114]20世纪70年代初，鉴于在亚太地区苏攻美守的攻势，中美接近并逐步实现和解，走上联合抗苏之路。1972年初尼克松破冰访华被视为意味着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中美接近对美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美苏在欧洲开始缓和并进行战略稳定谈判，逐步建立起双边战略稳定框架。与此同时，苏联继续在亚非拉扩张，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为此，美国在中日谈判和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其目的是反对苏联在亚太地区谋取霸权的企图。美苏争霸对中美进一步接近产生了明显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发展到“事实上的盟友”程度。[115]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双边关系的政治经济基础不断夯实，成为两国维持战略稳定的最重要支柱。[116]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两国开始了核领域的交流对话。[117]当时中美关系进入“类联盟关系”的“蜜月期”，两国核关系呈现积极的战略稳定态势，两国基于战略互信开展军事合作，推动形成战略稳定，与美苏主要以力量竞争来保持稳定形成了鲜明对照。[118]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争霸转为美攻苏守，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美苏关系逐步缓和并在军控领域取得突破，中美关系因售台武器出现裂痕，中苏关系加速正常化步伐，中美苏三角关系呈现新局面。[119]
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漂流和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不复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曾有过关于接触中国还是遏制中国的争论，尽管克林顿政府采取了比较坚定的接触中国政策，但这场辩论为日后美国走向遏制中国埋下了引线。自此，军事与安全关系越来越成为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而亚太安全越来越成为美国考量与中国关系的关键地缘政治因素。以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为标志，美国转向更多运用军事手段塑造国际安全环境，[120]中美本来就薄弱的战略稳定关系一度风雨飘摇。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再次将中国列为核瞄准目标。2000年可谓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转轨之年：美国当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明确对两军交往的领域进行限制，美国国防部开始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军费和意图缺乏透明，持续质疑中国核力量现代化的意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后的中俄关系稳步发展，无论是在建立中俄战略稳定、解决东段边界划界方面还是中亚问题的处理上，都体现了积极理性的态度。1992年12月，双方签署《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在任何情况下双方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1994年9月，两国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申明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和互不使用武力。1996年中俄确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签署为稳固双边关系打下了颇为坚实的基础，也为中俄在21世纪共同应对美国挑战提供了基础条件。
当然，中美关系素有“钟摆”特征，问题乃至危机的出现也会促使中美关系回摆乃至迈上新台阶。1997年，中美建立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在防扩散、反恐和双边军事安全合作等领域开展磋商。1998年，中美签署《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开通中美首脑热线，双方首脑宣布互不将各自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并签署《关于建立与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当然，鉴于中美之间核力量对比悬殊且并不存在核对抗的关系，中美战略关系在美国防务决策圈内没有得到重视，[121]战略稳定问题也并非美国对华关系的核心关注点。
接触与遏制博弈下的中美战略稳定与亚太安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出现所谓“遏制＋接触”（congagement）的政策选择，中美战略稳定议题从幕后走向前台。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对中美实力对比的感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综合国力提升的中国正在加强对美国地位的挑战，[122]由此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并相应地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美战略稳定和亚太安全越来越凸显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
小布什政府尚未把中国视为战略威胁，在其退出《反导条约》并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新战略稳定框架的过程中，并未把中国作为重要因素，也未曾考虑过与中国就战略稳定举行对话。[123]对华遏制的沉渣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泛起，美国政府公布的200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列为核武器打击目标之一，将台海危机列为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之一，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在全球反恐的态势下，中美关系一度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2005年9月关于期待中国成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演讲被视为推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预期，[124]中美创立战略对话（Senior Dialogue）和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机制被视为推进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举措。2008年2月，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正式设立中美军事热线。2008年4月，中国军事代表团曾与美国防部进行专门的核战略和核政策研讨，在核材料管理、《全面禁核试条约》相关核查技术应用、核出口控制等方面进行交流。[125]
奥巴马政府时期是中美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过渡期，呈现出“高开低走”的鲜明特征。奥巴马执政之初，致力于发展中美稳定关系。2009年4月，中美领导人宣布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以探讨如何应对与两国利益相关的双边、地区及全球的机遇和挑战。[126]当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长盖特纳在《华尔街日报》联合撰文，称“基本上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由美国或中国单凭一己之力予以解决，也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在缺乏美中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全球经济的实力、全球环境的健康、贫弱国家的稳定以及防扩散难题的解决，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中合作”。[127]当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演讲提出“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的概念，呼吁美国及其盟友明确表示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而成功的大国的到来，中国则应保证其发展和全球作用的扩大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128]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对本届政府而言，维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与维持和其他主要国家的战略稳定一样重要”，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展开“实质性的、持续的对话”，以增强信心、提高透明度，并减少在战略安全问题上的不信任。[129]随后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援引《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的措辞，称美国将致力于维持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稳定。[130]2009年11月，中美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中美联合声明》，重申不把各自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承诺。[131]此后，中美军方高层进行了一系列互访活动。上述举措表明，中美战略稳定议题的基础愈加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获得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支柱支撑。[132]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展中孕育着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迅猛崛起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和强势反应。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是中美关系实现重大转轨的标志性事件。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走向和外交姿态出现的新变化，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政策展开了过去50多年来“最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在2015年达到高潮，并一直延续到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美国战略界人士倾向于认为，综合国力提升的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长期性威胁”，主张将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向遏制方向回调。[133]
有鉴于此，2011年11月，奥巴马宣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将美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集中投放到亚太地区，以遏制中国发展，维持其亚太安全和经济主导地位。奥巴马政府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在全球实施战略紧缩的同时，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强化在亚太的前沿军事部署和同盟体系，频繁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演，导致中美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日益加剧，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导致中美战略互疑的加深，[134]加深了中美战略漂流。美国对华“两面下注”，并强调对抗性更强的选择性“推回”（rollback），即通过对抗行动对中国“示警”，展示美国的决心，[135]甚至不惜采取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决断行为，使得亚太安全面临更深入的挑战。美国在欧亚的战略调整，给中俄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也促使中俄进一步走近和更深入的战略协调，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就是一个明证，期间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愈发体现出中俄协作应对美国的迹象。[136]
战略竞争阴影下的中美战略稳定与亚太安全。特朗普上台后，明确将中国视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特朗普提出围堵中国的所谓“印太战略”，致力于以美日澳印四国机制为主要架构，在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范围内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美国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重要安全文件一致认定，“大国竞争时代已经回归，要运用美国的力量威慑和制约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和俄罗斯”。[137]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大国竞争”定义为时代特征，将中国视为排在第一位的“战略竞争者”。以此为起点，美国对华战略开始发生重大调整，其基调由接触转向脱钩、制衡和对抗，在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众多领域高强度、高频次地连续对华发难，导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138]2019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指出，中国不断发展的中远程导弹、巡航导弹提升其“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增加美国亚太军事存在和盟友面临的威胁；中国不断提升的导弹能力在帮助中国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重塑地区格局。[139]2020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本土分层导弹防御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进行战略武器的现代化。[140]对此，特朗普政府愈发强调扩大核武器使用范围并在地区危机中对中国施压。[141]美国试图将中程导弹引入亚太地区，在退出《中导条约》的次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就迫不及待地表示“希望看到此前被禁止使用的导弹类型尽早在亚洲部署”。[142]
拜登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对华战略竞争的思路。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就称中国为“最严峻竞争者”（the most serious competitor）。在随后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将中国定位为“有潜力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能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重大挑战的唯一国家”。他接过“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的衣钵，推进美英澳（AUKUS）同盟合作，强调联合盟国与战略伙伴等多边主义路线，继续在欧洲压制俄罗斯、在亚太挑战中国。美国同时对中俄两国采取遏制政策，但以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以俄罗斯为次要遏制对象。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中美俄三角关系的主轴。[143]
在中美战略稳定与亚太安全议题上，拜登政府的战略走向值得深入研究。目前看，美国进一步强化其导弹防御系统在亚太的部署势在必然，而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是三个重要支点。与此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重新部署中程导弹的意愿强烈，未来极有可能以保护盟国名义在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地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此外，美国必然要强化空海天网等领域的战略部署和高技术开发，强化其认知战演练，以形成和维持混合战优势。在地域选择上，美国必然会继续通过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挑衅中国战略底线，在南海问题上频繁给中国制造麻烦，强化在南海的对华军事威慑和战略对峙。设若如此，必然导致亚太中导竞赛，俄罗斯极有可能在其领土东部部署中程导弹以加强对美日的威慑，中国也必然会采取相应措施。这将严重影响亚太战略稳定，增加了冲突升级乃至核战争的风险。[144]
上述分析表明，中美战略稳定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稳定，也不同于冷战后的美俄战略稳定。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稳定基于相互确保摧毁和相互脆弱性，冷战后的美俄战略稳定基于双方各自拥有非对称优势，二者均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相比而言，中美战略稳定体现出不对等、不对称、区域性的特征。美国是核超级大国，中国的核战略追求数量有限质量有效，以未能达到确保摧毁但是能够带来美国脆弱性感知的战略威慑能力，与美国构建了不对称的战略稳定关系。[145]中美战略稳定关涉的区域是亚太，虽有全球性影响，尚达不到全球层次。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常规力量存在优势，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让美国心怀忌惮，[146]让美国深感与中国探讨亚太战略稳定的必要。另一方面，有鉴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确立了融入全球-变革自身-塑造世界的战略路径，[147]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条件和影响因素相比美苏、美俄战略稳定更为广泛和全面，[148]自然也就更具有韧性。
维护战略稳定的中国取向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关系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遭遇挑战，导致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急剧增加，动荡时代的战略不稳定感充斥其间，大国关系的稳定性变得至关重要，战略稳定议题的重要性愈加突出，而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如何处理十分关键。美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交恶，短期内难有起色，双边战略稳定遭遇严峻挑战；中俄关系迈向历史最好时期，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可保持战略稳定；中美关系有陷入全面战略竞争的风险，如何理性把控双边关系成为亚太乃至全球确保战略稳定的关键要素。
如前所述，中美战略稳定遭受挑战，存在陷入战略、安全和政治严重对立的“新冷战”风险。中美战略竞争所涉主题重大、目标宏远，对世界影响巨大。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充满忧虑地指出：“一个新的风险正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担心大分裂的可能：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制造出两个相互独立、彼此竞争的世界。”[149]确实，在大国战略竞争的结构性背景下，保持中美战略稳定极其困难。但这也意味着，中美关系仍处在十字路口，新的战略共识尚可塑造。有鉴于此，各界人士呼吁两国慎重处理双边关系。例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撰文呼吁中美建立可控的战略竞争关系，设立防止灾难发生的“护栏”，避免战争。[150]
事实上，中美确存在保持和塑造战略稳定的可能。两国都是具有洲际规模的超大型国家，谁也不能征服或彻底摧毁对方，这构成了双方战略稳定的基础。[151]中美存在激烈战略竞争的领域，但也在广泛领域存在共同利益，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承认中美广泛共同利益的存在和维护、扩大共同利益的必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处理地区热点问题、防止核扩散和确保核安全等方面，中美一直有协调合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遭受方方面面挑战之际，双方均密切关注国际规则的制定，既有激烈竞争，也必然需要妥协、协调与合作。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势下，构建战略稳定关系显得更加必要，否则中美关系可能滑入冲突地带，甚至危及地区和全球的稳定。[152]有鉴于此，中美近年来在建立区域安全管控机制方面取得了必要的进展，例如，签署《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等；而且对围绕“航行自由”行动、美军在争议海域的活动等重大问题，双方并没有关闭双边磋商的大门。[153]中美在过去的互动中学会了“管理”分歧，双方都认识到“管理”分歧并没有导致分歧恶化。[154]与此同时，双方都认识到避免两国两军“迎头相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为中美关系安装“护栏”成为双方共识。
维护和塑造中美战略稳定，需要秉持如下原则：其一，拓宽战略稳定的概念，致力于建立新型战略稳定框架。中美战略稳定所涉因素众多，政治、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均属于其关涉范围，因此建立以两国战略安全关系为基础的广义战略稳定框架具有长远意义，该框架不仅要有效降低双方发生危机与冲突的可能性，并能够管控双方的安全意外与危机，还有利于两国重建战略互信。[155]有必要理性拓宽战略稳定的概念，秉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广阔视野，着眼于本国安全、地区稳定、全球和平的维护，推动中美战略稳定迈上新台阶。其二，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与核心在于传统军事安全领域，要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底线，推动防止竞争失控的机制建设，加强危机管控。其三，中美战略稳定的要义在于非对称性，在中美核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要以中美不对等、非对称的核力量结构形态来实现安全平衡，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维持中美不对称核实力格局下的战略稳定。与此同时，维系中美非对称战略平衡关系，必须确保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并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156]其四，积极化解美国疑虑和焦虑，推动建立共同利益驱动的战略框架。中美战略稳定取决于能否建立共同利益驱动的战略稳定框架，其在于划定和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157]为此，我们必须积极阐明中国无意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立场，与美国共同探讨缓解和克服其战略焦虑的路径。其五，深化和拓展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作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是惟一的正确路径，也是保持和塑造战略稳定的关键抓手。
我们认为，中国推动全球战略稳定、亚太战略稳定和中美战略稳定的主要方向是：其一，针对中美核力量的失衡，积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有针对性地改进自身的战略攻防能力，稳步提升战略威慑能力，消除美国机会主义心态产生的基础；[158]借鉴俄罗斯非对称反制美国的做法，重点发展先进且相对成本较低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并拥有必要的反导系统；[159]进而对自身战略武器结构、战略政策作出更加合理有序的安排。[160]其二，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强调核武器国家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负有重要责任，推动与有核国家通过对话磋商解决彼此关切，增进互信水平，巩固共同安全，避免战略误解和误判。[161]与此同时，强调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对维护亚太战略稳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协调应对美国在亚太的核部署。其三，积极维护既有的国际军控机制，尊重联合国及其多边裁军机制在军控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强调按照公正、平衡性且有助于巩固每个国家安全的原则推进核武器裁减和军备限制措施。其四，推动完善中美沟通机制，采取积极措施塑造战略稳定，包括：积极发挥元首外交的长处，避免中美战略误判导致冲突升级；稳固并完善高层级对话机制，在保持既有外事工作办公室主任-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对话机制、外长对话机制的同时，创造条件推动防长外长联合对话“2＋2”机制，做好元首外交成果的落实工作；保持两军机制性对话和专业化交流，建立并巩固两军高层对话平台；推动1.5轨和二轨渠道的安全论坛建设，有效传递立场和信息。其五，采取必要的针对性措施，积极破解美国所谓“印太战略”对中国的挤压与围堵。中国在亚太地区拥有稳固的地缘优势、特有的战略优势和丰富的战略手段，应继续采取综合性措施推动亚太经济合作和战略协调，稳步推进中国在亚太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加强危机管理和“护栏”建设，推动与美国发表有关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稳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其六，做好与美国“打持久战”的战略准备，推动构建以稳健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为焦点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形成对美国霸权的平衡与制衡，制止其破坏中美战略稳定、亚太战略稳定和全球战略稳定的冲动。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JZD058）
注释
[1]P. Bracke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Foreign Affairs, 2000, 79(1); P. Bracken, "The Structure of the Second Nuclear Age," Orbis, 2003, 47(3).
[2][44][118][120]鹿音：《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演进》，《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
[3][10][33][47]维克多·米辛、原玥：《世界多极竞争中的战略稳定新框架》，《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8期。
[4][40][48][78]《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6年6月26日，第3版。
[5][15][67][152]邹治波、刘玮：《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1期。
[6][36][53]潘振强：《关于重建全球战略稳定的理论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
[7]托马斯·芬加、樊吉社：《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稳定问题》，《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9年6月6日，第3版。
[8]A. Wohlstetter,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1958, 37(2).
[9]See T. Schelling,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11]See A. Wohlstetter, "Nuclear Sharing: NATO and the N+1 Country," Foreign Affairs, 1961, 39(3); A. Wohlstetter, "Perspective on Nuclear Energ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968, 24(4); A. W. Marshall,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the Soviets: A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Analysi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2; G.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Pow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60, 4(2); G. H. Snyder,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ssile A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0, 14(1); F. S. Hoffman, "The SDI in U.S. Nuclear Strategy: Senate Testi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5, 10(1); P. H. Nitze, "Assur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an Era of Détente," Foreign Affairs, 1976, 54(2); P. H. Nitze, "Deterring Our Deterrent," Foreign Policy, 1976, (25); P. H. Nitze, "Th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and Theater Nuclear Forc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77, 2(2); J. R. Schlesinger, The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66; J. R. Schlesinger,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Threat Since 1945,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67; H. Kahn,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Rules of Retaliation," The Yale Law Journal, 1966, 76(1); H. Kahn and C. Dibble, "Criteria for Long–Range Nuclear Control Policies,"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67, 55; H. A. Kissinger, "Coalitions and Nuclear Diplomacy," Survival, 1964, 6(5); H. A. Kissinger, "Limited War: Conventional or Nuclear?" Survival, 1961, 3(1); W. W. Kaufmann, "The Crisis in Military Affairs," World Politics, 1958, 10(4).
[12]L. Rubin and A. N. Stulberg, The En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2–3.
[13]A. R. Miles, "The Dynamics of Strategic and Instability,“ Comparative Strategy, 2016, 35(5).
[14][49]C. S. Gray, “Strategic Stability Reconsidered,“ Daedalus, 1980, 109(4).
[16]保罗·尼采指出，战略稳定不是指初始形态的第一次打稳定，而是指建立某种政治上的稳定机制。参见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4～177页。
[17][39][52]C. F. Chyba, “New Technologies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Daedalus, 2020, 149(2).
[18]See E. A. Colby and M. S. Gerson (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19]J. A. Thompson, Strategic Defense and Deterrence: Statement Before the Defense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 of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1984, pp. 10–11.
[20]J. D. Steinbrun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Stabil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78, 22(3).
[21]J. M. Acton, “Reclaim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E. A. Colby and M. S. Gerson (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Washington D.C.: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pp. 117–118.
[22]W. Healthy, “Strategic Stabi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Future of Arms Control,“ Survival, 2018, 60(2).
[23]A. Kokoshin, “Ensur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Questions,“ 2011,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1157/ensuring_strategic_stability_in_the_past_and_present.html.
[24][38]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3期。
[25]J.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3–284.
[26]李彬、胡高辰：《美国视阈中的中国核威慑有效性》，《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27]W. J. Perry and J. R. Schlesinger, “America's Strategic Posture,“ The Finial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9, p. 19.
[28]"The Pacific Forum CSIS–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8th China–US Dialogue on Strategic Nuclear Dynamics, Ke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Issues & Insights,"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4–5, 2013, 14(1).
[29][46]B. Robert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ID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2013, (1), p. 35.
[30][73]G. D. Koblentz,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Special Report, 2014, (71), pp. vii–viii, 21.
[31]“Report on the Nature of Multilateral Strateg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6, pp. 12–23, 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 257667.pdf.
[32]王志军、张耀文：《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构建、分歧与对策研究》，《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1期。
[34]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等：《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4期。
[35]杨毅主编：《全球战略稳定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37]石斌：《大国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历史经验》，《中国信息安全》，2019年第8期；《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实践意义》，《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
[41]石斌：《大国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历史经验》，《中国信息安全》，2019年第8期。
[42]王政达：《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5期。
[43][116][132][154]托马斯·芬加、樊吉社：《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稳定问题》，《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45][122]张东冬：《不对称互动、系统性错误知觉与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3期。
[50]唐永胜：《“9·11”与全球战略稳定》，《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9期。
[51]B. Robert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ID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2013, (1); L. Pfaltzgraff Jr, “China–US Strategic Stability,“ Presentation Prepared for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The Nuclear Order—Build or Break, 2009.
[54]林民旺：《寻求核时代的战略稳定：谢林及其〈冲突的战略〉》，《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5月。
[55]L. Freedman and J. Michaels,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460.
[56][92][96][101]陈曦：《美俄战术核武器困境生成原因》，《战略决策研究》，2021年第1版。
[57]V. M. Zubok, “Spy vs. Spy: The KGB vs. the CIA, 1960–1962,“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4, 4.
[58]T. Schelling and M.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p. 1.
[59]R. Aron, “The Meaning of Destiny,“ in Bela Kiraly et al., 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and Its Impact, New York: Norton, 1984, p. 123.
[60]王辉：《国际核秩序及其面临的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
[61][87]庄林：《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与俄美关系发展走向》，《国防科技》，2019年第3期。
[62][100][144]郭晓兵、龙云：《〈中导条约〉与全球战略稳定论析》，《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63]See H.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64]J. Nye,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7, 41(3).
[65][155]鹿音：《如何构建中美新型战略稳定？》，《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
[66]徐纬地：《战略稳定及其与核、外空和网络的关系》，《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8年第9期。
[68]唐永胜、郭丹、赵振宇：《国际安全局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69]王峥、刘达、周超然：《全球核力量现代化进程的新态势和新特征论析》，《国防科技工业》，2020年第6期。
[70][83][16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9年6月6日，第3版。
[71]杨卫丽、张文明：《美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的主要动因及影响分析》，《战术导弹技术》，2019年第5期。
[72]许蔓舒：《促进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思考》，《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年第7期。
[74]何奇松：《特朗普政府核政策评析》，《美国研究》，2021年第2期。
[75]W. Boese, “NSG, Congress Approve Nuclear Trade with India,“ 2008,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84edbe33ebc8af57ce35731bf0eaf94f.
[76]朱锋：《小布什政府的导弹防御计划与“新战略框架”》，《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
[7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0, http://www.defense.gov/npr/ docs/2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79]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80]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 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81]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8, https://dod.defense.gov/News/SpecialReports/2018NuclearPostureReview.
[82]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84]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85]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Mar/28/2002964702/-1/-1/1/NDS-FACT-SHEET.PDF.
[86]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88]许志新：《“9·11事件”后普京对西方政策的重大变化》，《欧洲》，2002年第2期。
[89]Russian Ministry of Defense, “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4, https://www.offiziere.ch/wp-content/uploads-001/2015/08/Russia-s-2014-Military-Doctrine.pdf.
[90]Russia's Military Doctrin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2000,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 /2000-05/russias-military-doctrine.
[91]Nikolai N. Sokov, “Why Russia Calls a Limited Nuclear Strike 'De–escalat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4, https://thebulletin.org/2014/03/why-russia-calls-a-limited-nuclear-strike-de-escalation/.
[93]普京曾指出，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技术上与当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相类似。See “Putin Compares US Missile Shield to Cuban Crisis,“ 2007,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 2007-10/27/content_6211409_2.htm/.
[94][98][103]李喆、廖珍：《美俄核博弈冲击全球战略稳定》，《解放军报》，2021年12月16日，第11版。
[95]于淑杰：《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评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1期。
[97]祁昊天：《萨德入韩与美国亚太反导布局的战术与战略考量》，《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7期。
[99]R. Kheel and M. Chalfant, “Five Takeaways on Trump Decision to Suspend Nuclear Treaty with Russia,“ 2019,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428096-five-takeaways-on-trump-decision-to-suspend-nuclear-treaty-with-russia.2019.10.5.
[102][119][143]柳丰华：《中美俄在亚太：政策演变与博弈趋势》，《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6期。
[104]L. Saalman, “China and the U.S. Nuclear Posture Review,“ The Carnegie Papers, 2011; T. Scheber, “Strategic Stability: Time for a Reality Check,“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8, 63(4); B. Robert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ID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2013, (1); A. Goldstein, “First Things First: 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3, 37(4); 李彬、胡高辰：《美国视阈中的中国核威慑有效性》，《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105]鹿音：《对战略稳定性的思考》，李彬、赵通主编，《理解中国核思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5～98页；王政达：《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5期。
[106]达巍认为，中美战略稳定框架包括高层对话机制、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以及中美宏观经济的进一步捆绑。参见达巍：《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6期。
[107]T. Fingar and F. Jishe, “Ties that bi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3, 36(4).
[108]门洪华：《四大力量博弈与东亚战略稳定》，《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6期。
[109]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110]樊吉社：《中国核政策的基本逻辑与前景》，《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111]《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号外，1964年10月16日，第1版。
[112]刘华秋主编：《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395～396页。
[113]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控、裁军和防扩散的努力》，《人民日报》，2005年9月2日，第7版。
[114]J. Lewis, “The Fifty–Megaton Elephant in the Room: Why aren't America and China Talking about Their Nukes?“ Foreign Policy, 201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2/09/20/the-fifty-megaton-elephant-in-the-room/.
[115]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12页。
[117][125][131]胡豫闽、马英杰：《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与美俄核信任问题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21][123]布莱德·罗伯茨、全克林：《从威慑到劝阻：布什政府的战略稳定战略》，《国际观察》，2004年第6期。
[124]R.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NBR Analysis, 2005, 16(4).
[126]樊吉社：《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27]H. R. Clinton and T. Geithner, “A New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9.
[128]See J. B.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 2009.
[129]Department of Defens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pp. 34–35.
[130]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2010, pp. 28–29.
[133]H. Harding, “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5, 38(3)；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
[134]张文宗：《关于建立中美战略互信的思考》，《当代世界》，2011年第2期。
[135]郑安光：《美国对华“灵活推回”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3期；达巍：《中美关系：走向“新冷战”还是战略稳定？》，《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5年第1辑。
[136]阎学通就此指出，中俄战略合作的推进，美国压力是唯一因素，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促成中俄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今天。参见徐方清、牛楚云：《阎学通：中俄“结伴”应对美国战略压力》，《领导文萃》，2016年第19期。
[137]See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2018; 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2018.
[138]倪峰：《常规因素与非常规因素汇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7期。
[139]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Missile Defense Review,"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an/17/2002080666/-1/-1/1/2019-MISSILE-DEFENSE-REVIEW-little.pdf.
[140]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Defense, "Layered Homeland Missile Defense: A Strategy for Defending the United States," 2020,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Jun/22/2002319425/-1/-1/1/LAYERED-HOMELAND-MISSILE-DEFENSE-FINAL.PDF.
[141][145][158]胡高辰：《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142]“US Wants to Quickly Deploy New Missiles in Asia to Counter China: Defense Chief Mark Esper Says,“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asia/australasia/article/3021314/us-wantsquickly-deploy-new-missiles-asia-defence-chief-mark.
[146]正因为如此，布莱德·罗伯茨曾建议美国政府不支持核层次的中美战略稳定概念，以防其盟友受到中国常规层次上的“讹诈”。See Brad Robert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ID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2013, (1).
[147]门洪华：《中国的世界理想及其实现维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4期。
[148]托马斯·芬加和樊吉社认为，中美长期维持战略稳定关系的支柱不仅包括冷战时期核能力和共同敌人，同时还涵盖苏联解体后两国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相互促进的经济政治发展以及对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依赖。参见托马斯·芬加、樊吉社：《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稳定问题》，《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49]“Warning Against 'Great Fracture', Secretary–General Calls on General Assembly to Reconnect with Organization's Values, Uphold Human Rights, Restore Trust,“ 2019, https://www.un.org/press/en/2019/sgsm19760.doc.htm.
[150]K. Rudd, “How to Keep U.S.–Chinese Confrontation from Ending in Calamity,“ Foreign Affairs,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05/kevin-rudd-usa-chinese-confrontation-short-of-war.
[151]金灿荣、李燕燕：《中美安全战略博弈中的历史与战略稳定性》，《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2期。
[153]安刚、王一鸣、胡欣：《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156]邹治波：《中美关系三层次结构的构建》，《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5期；胡高辰：《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157]何亚非：《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1月4日，第A11版。
[159]柳丰华：《俄美中导竞争与中国应对方略》，《北方论丛》，2021年第4期。
[160]胡高辰：《从国际核态势视角看国际核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
责 编∕李思琪
Strategic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cess, Assessment and China's Role
Men Honghua
Abstract: Strategic stabil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today's world. Currently, the negative factors affecting global and regional strategic stability increasingly mount and the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system is under erosion: the US-Russia strategic stability confronts severe challenges,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in Europe is in a dilemma due to the Ukraine crisi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pow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moting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a-US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that of Asia-Pacific have arose extensive public concer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have formed a kind of triangle relationship which impacts on global and regional strategic stability. Looking forward, rational control of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Asia-Pacific and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hina-US strategic stability are more extensive and resilient than those of the US-Soviet/US-Russia strategic stability,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learn strategic stability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to actively safeguard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rms control mechanism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enhance the China-US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for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enhancing China's own nuclear capabilities.
Keywords: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Russia, China, Euro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