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研究者发现中国人有贵“势”的思维传统，这与西方人贵“力”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差异。“势”可以从势头或趋势、局势或情势、权势或力量等主要方面来理解其内涵，结合当前国际政治形势，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谋”之“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性之“势”，其“势”的作为集中体现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之中；二是以新型国际关系为引领，谋划“主体间性”的关系性之“势”，其“势”的作为体现在中美关系的稳定维护上、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变革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上；三是应对不确定性挑战，提升国家韧性能力之“势”，体现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为，以及应对全球化风险挑战的能力提升方面。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韧性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3.001
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地缘政治理论、东北亚国家关系。主要著作有《政治与全球化》《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整体视角的东北亚》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确定性成为国际社会的显著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在这种形势下，能够审时度势，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主动塑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外交使命与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顺势而为，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取向。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中国外交需要积极作为，不仅要“顺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能“谋势”，主动地迎接“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挑战，引领世界走向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势”与“谋”的中国底色
关于“势”的内涵有多种解释，且分布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中。从古汉语字典的解释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一是势力、权力。如《庄子·渔父》中说，“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成语有“势均力敌”。也引申为位置、地位等；二是势头、力量的趋向，也引申为“趋势”。如《荀子·富国》中说，“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三是形势，也有时机的含义。如《汉书·晁错传》中说，“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成语有“大势所趋”；四是样式、款式；等等。[2]纵观国内学术界关于“势”的研究，大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来源，在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提炼出“势”的内涵和应用，凸显出“势”的中国底色。有学者将“势”看作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国际政治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话语：“‘势’已经成为中国传统视域中看待世界和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并为我们的民族文化留下了异常丰富的‘势’话语，中国人至今还是习惯性地从‘势’的角度来看待国际政治，并用‘势’的语言来论述它。”[3]还有学者从中国人的贵“势”思维和用“势”之道的角度，看到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无不强调“势”的重要性，并提出“度势”、“顺势”、“因势”、“谋势”和“造势”等观念，认为“势”不仅是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一个独特概念，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中国人的战略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4]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势”的基础上也不乏“谋”的主动性。比如，在法家的思想中，韩非子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如果是自然之势，就要顺势而为，如果是人设之势，就需要“谋势”或“造势”。韩非子更强调“势”是人为设置的，表明了他的“造势”思想。[5]《孙子兵法》中的“谋势”思想更为显著。无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中都充满了“谋”的智慧，孙子对各种不同的“势”进行分析，提出不同的应对策略以突出“谋”的作用。此外，儒家思想中也提到了“乘势”、“审时度势”等“谋势”的思想。
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专门谈到西方国际政治学所重视的“力”与中国人所重视的“势”的区别，以进一步凸显出“势”的中国底色。[6]西方国际政治中的“力”，一般是指“权力”、“实力”和“力量”等，是西方人看待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权力转移”、“势力均衡”、“软权力”和“巧实力”等都是其贵“力”思维的体现。特别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思想，将权力视为观察世界和国家关系的主要视角，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很大也很持久。而中国的“势”有与“力”相近的含义，但又比“力”的内涵丰富得多。“力”是“势”的来源之一，除了“力”之外，趋势甚至规律、价值及理念等也是“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讲，“势”决定了国家的行为取向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状况和未来趋向。当然，西方人的观念中也有体现“趋势”的方面，但大都建立在“力”的基础上，比如，“国强必霸”、“大国冲突”等判断。因此，西方谋“力”，中国谋“势”，西方人在谋“力”的基础上更关注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原则，中国人在谋“势”的过程中更注重价值理性和整体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的“势”弥补了西方“力”的不足。
“谋势”实质上是“谋”与“势”的结合，所谓“谋”是主动性、能动性的体现，是积极地去策划、推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反应。“谋”是主体性行为，是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而“势”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新时代仍然是中国人看待世界和国家关系的重要视角，并呈现出新的内涵，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重要内容。首先，从势头、趋势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其次，从形势、局势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关注大国之间的格局变化，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而且重视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并通过建立新的机制以引领势态的走向；最后，从势力、权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实力增强的基础上更重视国家能力的提升，以应对不确定世界的风险挑战，增强国家韧性。这三个方面实际上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方向性、关系性和基础性特征，从体系层面、单元层面展现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为之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特殊意涵
中国积极融入世界、主动“谋势”，可以说是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的影响力才逐步扩展到世界。回顾历程，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渐进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重大转变[7]：一是在国内，将开放的重点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甚至是边疆地区，形成了更加平衡的整体开放格局。二是在国际，由重点向发达国家开放转向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开放，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三是积极主动推进国内外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比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同时更好地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在开放环境中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新契机。
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前提和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守对外开放的大方向，期间虽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风险和挫折，但是中国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的。习近平主席指出：“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8]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过程中，中国不断创新开放形式，近年来，中国关于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张，彰显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而在疫情期间也坚持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被称为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9]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建立起了与世界其他国家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同时，中国所秉持的“共同发展”、“成果共享”等理念，赢得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增强了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也增进了中国外交“谋势”的信心。
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影响了世界，世界也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相比之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谋势”方面有着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特殊意涵，其中展现了为什么谋势、谋什么势等重大问题。具体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要在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两个身份方面体现出“谋势”的特殊意涵。
第一，中国的发展中大国身份。世界大国，一般是指能够直接影响到国际体系变革的力量，被称为“极”。而发展中大国是世界大国中处于上升势头、在实力和地位等方面更接近于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同时，发展中大国具有变革的愿望，当现有制度、格局不符合发展中大国的意愿时，发展中大国希望通过变革来达成意愿目标。因此，发展中大国具有“谋势”的实力和愿望。
按照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贵“力”的思维方式，发展中大国有扩张的本性，当其实力不断壮大时，它首先要谋取地区霸权，继而争夺世界霸权。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大国与守成大国往往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然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并没有陷入西方“谋力”的思维模式，因为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不想谋求世界霸权，中国所追求的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早在1974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10]。在中国贵“势”的思维方式下，中国的发展首先意味着中国的强大，但强大的中国希望成为世界的机遇，而不是世界的霸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其次，中国的发展意味着大国担当。可以说，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之时，就是凸显中国负责任大国使命之时，中国对这种责任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11]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并不会按照西方的理论走向“国强必霸”的逻辑，而是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使命担当。“不称霸”与“负责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中国区别于其他大国的“谋势”的特殊性。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12]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外交上的体现。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提出“十个坚持”的概括，其中第一条坚持就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反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特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的灵魂，是中国对外工作最基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特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的最大政治优势和资源，[13]这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谋之“势”，是对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以强凌弱、强强相斗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剥削与压迫，以实现人们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的平等为奋斗目标”。[14]这种基本价值取向使中国不愿以颐指气使的傲慢态度对待广大中小国家，也不愿用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博弈思维与体系内的其他大国相处，而是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以正确义利观探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路。[15]
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方面，存在着“谋势”的特殊意涵，与西方大国所追求的目标有着本质的差异，在这种特殊性之下，中国如果没有主动积极地去“谋势”的话，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理念很难推进，中国外交所要实现的公平、正义的目标也很难达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谋势”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一环，或者可以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在“谋势”。
把握世界大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总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反映的是“势”的方向性。从世界发展大趋势来讲，“势”本身蕴含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谋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清这种规律性，使国家的外交能够自觉地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推进。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6]从本质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是类本位生存和发展的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首先，从哲学意义上来看，人的本性就是一种类存在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演进中，人为了生存，最初是一种群本位的存在，主要是依赖血缘或地缘等自然性的纽带联结为一体。随着人的社会化进程，人们逐渐摆脱各种人为因素的束缚，从而实现真正的类本位的共同发展。其次，从国际社会来看，国际社会从分裂到统一，从国家主义到全球主义，有着与人类社会相同的历史演进逻辑。在分裂而动荡的国际社会中，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本位的确立是为了解决共同生存的问题，而随着国家间互动的增加，共同利益和共同风险日益增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促使国家本位逐渐向类本位方向转变。[1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概念，是以理念引领世界发展的中国贡献，其中所体现的是整体主义的世界观，是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情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的大趋势，对这种大趋势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国际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在大“势”中包含着若干的小“势”。一是在全球化发展的促进下，各国的利益相互交叉融合，形成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孤立的存在”，各国的命运与世界整体的命运被联系在一起。因此，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18]二是随着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和挑战也日益严峻。全球性问题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蔓延，直接影响到了“类”的生存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范围，需要各国共同合作。三是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建设，为各国的行为提供了规范，也赋予了责任。维护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各国的主权平等，在当今不确定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这几方面变化的“势”共同构成了世界整体性、联系性的大势，反映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趋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理念性、方向性的“谋势”之举，需要融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之中，才能彰显出“势”的效果。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19]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立足全球视野，贯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同领域奏响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乐章。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坚持发展优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四是坚持创新驱动。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是坚持行动导向”；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要“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四个“共同倡导”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实践中对不同文明相处之道的积极有益探索。总体来看，三大倡议在理念和现实中都深化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提升了方向性“谋势”的有效性、主动性，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的关键时期，这种方向性的谋“大势”的作为，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价值取向，更为世界走向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力量。
以新型国际关系为引领，谋划“主体间性”的未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主要层面是关系层面，它反映了外交本身的特性，也体现了大国外交“谋势”的具体实践。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角度来看，关系层面的“谋势”主要关注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层面，其关系中的“势”更多涉及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问题；二是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代表着群体性崛起的力量，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其关系中的“势”更多体现为变革力量；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发展中大国的周边和区域的外交取向，涉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关系中的“势”更多体现为共生力量。总体来讲，中国在关系层面所谋之“势”是协调、公正、平等的，是“主体间性”的，与西方国家的“倚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关系以及“大国必然陷入冲突”的对抗性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中美关系，无论是被视为发展中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还是被视为“新冷战”的关系，一个根本的方面就是中美关系的走向直接关系到国际格局的转型和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2023年6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强调：“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20]然而，在近些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贵“力”与贵“势”两种不同思维观念的较量。美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霸主，从贵“力”思维出发，奉行“竞争取胜”原则，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压，不仅利用“印太”战略和四方安全机制对中国进行围堵，而且悍然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推动科技脱钩等。相比之下，中国外交在中美关系方面始终追求和平、合作之“势”。习近平主席针对中美关系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指出“中美应该而且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21]之后，即使在中美关系出现分歧之时，中国也一直坚持和平对话的外交方针。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中美关系直接关系到世界的稳定，加之在全球化发展中两国之间也形成了许多共同利益，使两国在竞争中有合作，在对抗中有对话。2022年11月14日，中美首脑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晤，并达成一些共识。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对未来世界走向至关重要”，“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22]可以说，中美之间尽管还存在着许多分歧，但两国保持交流沟通本身就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前提，中美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决定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大势，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重要目标。
新兴市场国家代表的是国际社会中的变革力量。虽然发展状况不同，但是新兴市场国家是国际格局演变过程中的产物，是群体性崛起的力量，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都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新兴市场国家所发挥的变革力量主要表现在：一是积极争取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例，经过新兴市场国家的持续努力，2016年始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份额得到提升，比以前增加了超过6%，其中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从3.8%提升到6.071%，投票权排名从第6位升至第3位。中、巴、印、俄四国与美、日、法、德、意、英同时位列IMF前十大成员国，这使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得到大幅度提升。[23]二是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世界正义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增加了其在南北对话中的分量，从而可以更有效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砖五国共同发出倡议，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以保障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与可担负性，共筑抗击疫情的“金砖防线”。[24]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及其所建立的金砖国家组织，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关系，推动着国际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金砖国家机制越来越成熟，而且显示出独特的吸引力。在疫情之后全球经济都有待复苏之时，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能够为加入其中的国家带来切实的发展机遇，也使其展现出更大的魅力。目前，已经有伊朗、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印尼、土耳其、沙特、埃及等19个国家有意加入金砖组织。总体来看，金砖组织作为变革力量，在国际格局转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重要依托，构建金砖国家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是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为之路的重要方面。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外交关注的重点。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布局中，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信任关系、发展关系、安全关系都需要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始终致力于改善并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首先，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亲诚惠容”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总基调。“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25]其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关注到中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层面，中国不以实力论英雄，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尊重小国利益，不做霸权之“势”。“冷战时代霸权切割摆布世界的阴影仍未散尽，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小发展中国家，担心霸权重返会使他们成为牺牲品，或者又一次面临划线站队的两难抉择。”[26]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小国的尊重，会使他们消除对“中国威胁论”的恐惧心理。最后，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搭建起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平台。在边境的互联互通建设、国家间战略对接、经济走廊建设等不同层面政策推动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日益联结在一起，逐渐形成共发展、共命运的共生关系。
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国际关系层面“谋”的是和平、公正、合作、共赢之“势”，这种“势”更多地表现在国家外交的取向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在国家关系层面谋划的是国家之间“主体间性”的平等、共生的未来，为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努力在中美关系、金砖国家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等层面有所作为。
应对不确定世界的挑战，提升中国的国家韧性能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谋势”，归根结底，需要主体性力量作为前提和基础。其中，不仅需要主体的积极主动的“谋”，还需要主体不断提升的“势”，面对当前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外交所要提升的“势”，主要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韧性能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的主动性，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充分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表明中国决心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首先，在主体方面，突出中国等变革性力量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27]“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28]其次，维护全球治理秩序，变革全球治理中不合理规则，参与制定新规则。当美国等西方国家以“退群”、“小院高墙”等方式损害现有国际机制效用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应该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29]同时，中国推动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制为全球治理体制注入新的活力，并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以及全球数字治理新规则的制定，增加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最后，在全球治理中，中国积极倡导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的方向；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等进程中，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延伸到全球治理中，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些积极主动的作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中国所“谋”之“势”超越了西方单纯的实力对比思维，它更代表着国家的一种价值取向。在中国积极主动地去“谋”的过程中，这种“势”的影响及引领作用会越来越体现出来。
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需要提升国家的韧性能力。韧性（resilience/resilient）在英文中常常被翻译成“适应力”或“复原力”，核心意涵是事物受到外部冲击后迅速恢复的能力。当“韧性”研究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后，表现为行为体有效应对内外部危机而保有其自身稳定性的能力，主要包括适应性、灵活性以及创新性、自我完善的能力。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曾遭遇很多风险挑战，但是中国由于始终坚持主权和制度的底线，从而守住了中国的特色。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来看，中国外交经历了从适应、到积极参与、再到主动塑造的能力提升过程。从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的时期，中国外交主要是以“请进来”为主，引进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国内实行渐进式改革，解放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冲击，中国坚定地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以主动姿态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并增强了自身实力。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现实中，日益显示出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之间的巨大张力。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潮流，而中国从适应、参与而转向塑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韧性能力得到凸显，表现在：不仅利用全球化增进了自身的利益，同时又保有了中国特色，并且越来越展现出对中国体制和道路的自信。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给我们很大启示，那就是要始终坚持主权和制度的底线，守住中国的国家特色，这是国家韧性的根本。在全球化处于动荡、世界处于转折的历史时期，中国仍然需要提升国家的韧性能力，以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首先，要提升国家识别风险的能力，减少外部和内部风险对国家的冲击和损害。其次，在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提升国家韧性的灵活能力，以应对不确定性的变化，建设“柔软性国家”。再次，坚持以“发展”来书写历史。相对于西方的贵“力”的刚性对抗来说，发展更能体现国家韧性的一面。最后，“底线思维”是国家韧性的重要体现。因为底线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是保有事物基本性质和基本方向的界限，对国家来讲，守住底线就守住了国家的根本。因此，国家韧性能力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好“谋势”的重要基础，是全球风险社会必须要具备的国家能力。
总而言之，相对于西方国家贵“力”的思维观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在“谋势”。其中所“谋”之“势”包括了着眼于世界未来发展方向性的趋势，国家之间不同关系所构成的局势，以及中国自身的国家能力之势。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谋势”具有中国底色，也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特殊意涵，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王力等主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77页。
[3][5]张志洲：《国际政治中的“势”》，《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
[4]潘忠岐：《“势”及其对于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独特价值》，《国际观察》，2020年第1期。
[6]张志洲：《国际政治中的“势”》，《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潘忠岐：《“势”及其对于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独特价值》，《国际观察》，2020年第1期。
[7][23]张宇燕主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第146、185页。
[8]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9][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99、435页。
[10]《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9页。
[11]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
[12]《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014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88.htm。
[13]邢广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外交思想和大国外交》，《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年第4期。
[14]李景治：《试析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0期。
[15]刘雪莲、杨雪：《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路选择》，《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16]《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
[17]刘雪莲、夏海洋：《以共同利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1期。
[19][28]《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7、165～166页。
[20]《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23年6月19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6/t20230619_11099942.shtml。
[21][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79、297页。
[22]《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2022年11月14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14_10974651.shtml。
[24]《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线上启动 共筑抗疫“金砖防线”》，2022年3月22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2/03-22/9709136.shtml。
[26]钟声：《中国：互利共赢倡导者践行者》，《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27]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59页。
[29]《习近平会见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责 编∕肖晗题
Shaping "Shi":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iu Xuelian
Abstract: Researchers,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ind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of valuing "Shi"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ers' valuing "power". The connotation of "Shi" can be interpreted as momentum, trend, situation, power or state of affairs, etc.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ere are three major aspects for shaping "Shi"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ne is the directional "Shi" of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is demonstrated mainly in the three Initiatives of Global Development, Global Security and Global Civilization; the second is the relational "Shi" planning of inter-subjectivity leaded by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monstrated in maintenance of China-US relationship, in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n the active changes of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es; the third "Shi" is to face uncertain challenges and to improve national resilience, which is demonstrated in China's activ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capability improvement in facing globalization risks. These three aspects constitute the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ness of shaping "Shi" of China'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ational resil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