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能源实力与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促成全球能源形势的变化。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的战略框架包括：战略目标应从追求能源实力向能源多元权力转换，引领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使命应立足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推动能源革命；总体思路为建设覆盖全球的能源伙伴关系，构建国际能源新秩序；战略实施应通过能源外交和能源服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战略布局应以“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为合作重点，以构建中国独立自主的能源外交战略文化为战略核心。中国能源外交战略已经进入崭新的阶段，若能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则可以全方位提升中国能源实力，进而在多方面构建中国的能源权力。
【关键词】能源外交战略 能源权力 全球能源变革 国际能源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D822/F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3.002
许勤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欧亚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能源、可持续发展与科技创新合作、区域与国别安全战略。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报告（2019）》、《中国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国能源政策解读：能源革命与“一带一路”倡议》（合著）、《能源外交概论》（合著）等。
中国能源外交战略述略
经过多年积累与发展，中国能源外交战略取得了重大突破，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紧密配合，在中国总体外交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既有效维护了中国总体能源安全，也推动了国家一系列重大倡议与规划的实施。近几年间，中国经受住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多次剧烈波动的考验，国家能源安全水平得到有效保证，能源变革步伐不断加快，能源国际合作屡有突破，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新冠疫情、地缘政治重大冲突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冲击下，国际环境越发复杂严峻，全球能源形势发生重大改变，无论是能源生产还是能源消费都酝酿着革命性的调整。这对中国的能源外交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与要求，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战略需要重新定位。
中国能源外交战略面临的新起点，即中国能源实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了根本性、转折性和全局性的重大发展（详见表1）；中国能源外交战略面临的新环境，即世界能源秩序进入深度变革期，各国纷纷出台新政策以应对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对消费国、生产国以及能源运输途经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影响力的新挑战；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的新目标，即中国能源外交战略追求不再只是量的变化而更是质的进一步提升；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的新原则，即中国能源外交战略需要的是把中国能源实力转化为真正的国际影响力，能够影响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支点国家，使之与中国合作以提升地区能源安全、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全球能源战略在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后已基本趋于成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能源战略目标也从单纯地增强能源实力转向将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以更好地适应能源转型期“大能源时代”的要求，制定并实施更加全面有效的能源外交战略。[1]
“大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
“大能源时代”在能源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与传统油气时代存在明显差异的特征。从能源品种来看，技术进步带来的“页岩气革命”、非常规油气开采和新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改变了以往以煤炭和常规油气资源为核心的能源格局；从能源开发区域来看，随着陆地石油资源的日渐枯竭和海上油气勘探开采技术的发展，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正成为新热点；从能源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来看，能源发展越来越受到气候变化等因素的限制。[2]能源权力的构成要素不再局限于“油权”，还包含“能源供应权”、“能源需求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以及“能源碳权”等其他维度的要素。世界不同地区及经济体在不同维度上存在权力优势，因而在全球能源权力结构中各据一方。“能源供应权”是指一国因拥有能源资源而在世界能源市场中具有资源供应的绝对权力，这一权力直接来源于油气资源的地理分布情况，如欧佩克成员国在国际石油市场就拥有较大的能源供应权。[3]资源国和生产国因具有能源供应权的优势，在全球能源权力结构中处于金字塔尖的位置。“能源市场权”是指能源需求国因巨大的能源消费量而具有的强大市场权力，如中国所拥有的；“能源技术权”是指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拥有先进技术就有了把握世界未来发展走向的影响力，如德国所拥有的；“能源金融权”是指凭借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对全球金融的影响力，对于能源价格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如美国所拥有的；“能源碳权”是指由于掌握了能源产品含碳量的计算方法以及碳政治的话语权，在低碳经济秩序中具有的相对权力，如欧盟国家所拥有的。[4]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油气等化石能源资源相对缺乏，在一些新能源产业所需的战略性资源上对外依存度很高。当前，我国国家的能源角色已不再是单一的能源生产国或消费国，而是进行多方面能源权力构建的以能源强国为目标的能源大国。在能源供应权方面，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和技术水平领跑全球，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建成水电总装机容量达3.91亿千瓦，约占全球水电总装机容量的30%。2022年，中国新增水电装机容量为2381万千瓦，接近全球其余新增水电装机容量的200%。[5]在能源技术权方面，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国和一号”等大型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系统掌握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技术，在非化石能源领域全面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标志性跨越。[6]因此，伴随着国家能源角色从能源消费国向多元角色转型，无论是进一步开拓增强能源实力，还是将能源实力向多元能源权力转化，我国相较于先发国家既存在一定的不足，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整体上我国正处在全面构建并实现能源权力的阶段。对中国能源外交来说，新时代全球能源大变革的环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若能把握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则可以在能源领域真正实现“弯道超车”，全方位提升中国能源实力，进而在多方面构建中国的能源权力。
近年来，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攻关和丰富多样而又卓有成效的能源外交工作，中国在能源权力上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从能源供应权角度看，相比传统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禀赋在全球范围内分布更加均匀，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供应能力成为新的“能源供应权”来源之一。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已经在全球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主要领域占据优势，制造产能占全球70%以上，全球十大光伏组件供应商中八家为中国企业。从能源需求权角度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能源进口国，积极通过“走出去”战略，拓展海外化石能源区块权益，并寻求多元化进口渠道，逐渐摆脱受制于国际市场的能源地位，初步构建起能源需求端权力。从能源技术权角度看，中国在特高压输电领域已经具备世界顶尖的技术实力，在光伏领域也实现了从“补贴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进步，能源行业整体实力与国际顶尖水平差距全方位缩小，为中国能源技术权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能源金融权和能源碳权角度看，随着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能源金融交易市场相继启动，中国在国际能源交易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总的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较全面的能源权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更加需要与时俱进地推进能源外交战略，制定全面优质的能源外交策略，以支持中国在全球能源变革中占据优势地位，并能更好地配合国家相关大政方针的实施。
全球能源变革下中国能源外交战略框架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确立中国全球能源战略，我国能源产业“走出去”“引进来”取得巨大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2014年“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第一，通过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整合，进一步夯实了完整的能源工业体系基础。完整的能源工业体系是在外部联系全部切断时，仍然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自我升级的能源生产与发展体系。第二，能源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政府高层互访和各种首脑峰会等方式，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并与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能源合作框架协定，为中国开展对外能源双边与多边国际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第三，建立了多个油气国际合作区域，获得了相当规模的油气资源权益。1993年至2012年20年间，中国在全球33个国家开展了100多个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建成了5大国际油气合作区，主要包括以苏丹为主的非洲地区，以阿曼、叙利亚项目为主的中东地区，以哈萨克斯坦项目为主的中亚-俄罗斯地区，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项目为主的美洲地区以及以印度尼西亚项目为主的亚太地区，形成了中国开展国际油气资源合作的全球性区域格局。[7]2022年12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以及2023年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给中国能源外交提供了制度性合作框架与合作机制。第四，建立了对外能源贸易体系，形成了以石油、液化天然气（LNG）、天然气、煤炭、铀矿为主的能源进出口贸易体系，运输方式以油轮为主、管道为辅，在国际市场上以现货、期货及长期购买协议等多种方式结合进行贸易。第五，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与企业集群开拓，中国能源企业逐步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站稳脚跟，有效提升了中国国际能源竞争力和影响力。[8]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不仅掌握了国际能源合作项目运作模式，积累了丰富的资本运作、合同谈判等方面的经验，而且海外投资效益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9]第六，打造了以我为主的“2＋5＋N”的地区与全球治理平台。逐步构建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网络和国际能源变革论坛等能源主场外交机制，着力打造了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心、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和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等区域合作平台，并在G20、APEC、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持续推动国际能源务实合作。
在全球能源变革中，一方面，全球能源需求重心逐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emerging nations），区域分布集中在亚太和中东。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巨大的消费力和消费市场增强了中国的“能源需求权”，进而提高了我国对于能源价格的影响力，这有助于重新塑造中国与能源进口国的相互依赖结构。[10]另一方面，世界能源转型步伐加快（详见表2），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绿色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承诺，以及乌克兰危机对欧盟国家的影响，都在推动建立一个低碳经济的世界新秩序，低碳发展必然且正在重塑国际关系。[11]
战略目标是战略的核心，具有统揽全局、提纲挈领的作用。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关键就在于明确战略目标。对中国全球能源战略的研究需要从战略目标入手。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些霸权国家的能源消费量都曾达到世界首位，如木材时代的荷兰、西班牙，煤炭时代的英国和油气时代的美国。虽然中国不称霸、不搞扩张，但如何通过全方位的国际能源合作，将市场权转化为国际政治意义上可对他国产生影响的结构性权力，增强对全球能源资源分配乃至国际能源机制安排的影响力、塑造力甚至主导能力，[12]从注重增强能源实力向既追求能源实力又追求能源权力转变，是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有着清晰的战略框架（详见表3），包括战略使命、总体思路、战略实施和战略布局。[13]
中国能源外交战略使命就是要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推动能源革命。一方面，中国既是世界上能源消费规模最大且发展潜力依然强劲的市场，又是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既处于“战略买家”的有利地位，也在某些能源品类方面具备资源禀赋优势和先进技术。中国国土空间广阔、邻国众多，拥有多条潜在的欧亚战略通道，过境枢纽位置突出，具有充分的依托能源国际合作关系以促进国家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利益实现的条件；[14]另一方面，当前中国能源消费主要依赖传统化石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科技创新空间尚存，区域性、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实现生态环境清洁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充满挑战。[15]因此，扩大和确保清洁能源进口、自主开发并引进先进节能环保设备和技术、发展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以深入推动能源革命，是当务之急，[16]也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的关键。
为实现新时代中国全球能源战略的战略使命，中国全球能源战略的总体思路为：顺应“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总体要求，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要求；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着力开拓国际合作和外交空间，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和共同安全；强化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促进传统能源与非传统能源两个发展、加快能源开发和能源利用两个进步、实现能源发展与生态安全两个确保并加快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调动能源外交资源，通过国家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构建多种模式的国际能源伙伴关系，开创互利合作的国际能源新局面，[17]推动形成“合理、和谐、共赢、稳定”的国际能源新秩序。
新时代中国全球能源战略实施主要是通过能源外交和能源服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只有通过更广泛的能源外交合作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才能推动构建满足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能源新秩序。[18]国际公共产品是一种原则上能使不同地区、国家的人口乃至世界所有人口受益的公共品，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不足，需要某些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19]在能源领域，世界各国都能够从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性中获益，保障能源价格的稳定和能源运输的安全成为能源输出国和能源消费国的共同利益诉求。因此，在能源治理中，世界各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迫切，亟须一些能源实力雄厚的国家来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推动构建能源安全共同体。[20]通过主动为国际能源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推动自身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转变。
中国全球能源战略布局应该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放在优先位置。与这些国家加强能源合作，对保障中国西部与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和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能源经济角度考虑，中亚五国和俄罗斯都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铀资源，具备成为我国能源供应地的潜力；而且我国与这些国家陆路相连，开展能源合作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还可以减少安全风险。同时，以构建中国独立自主的能源外交战略文化为战略核心，能源外交战略文化是指制定和实施现实能源外交战略的思维、信念、价值、知识的总体。[21]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能源外交
近年来，全球能源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叠加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造成了全球能源实力与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传统的“能源三角”的能源安全要求，即稳定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使得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本国的能源战略。
一是，在全球各能源品类中，石油地位相对降低，“油权”在能源政治中不再居于绝对核心地位，而这也促使了石油输出国实现进一步整合，这些国家的能源权力相对提升。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全球石油供应长期呈现供大于求的特征，石油输出国拥有的实力与权力相对下滑。石油地位的相对下降反而成为石油输出国加强合作的契机。在低油价时期，各石油输出国主动发起了新一轮联盟，组建了成员国数两倍于欧佩克的“欧佩克＋”，并在2020年4月成功与其他主要石油输出国合作实现了“历史性减产”，到2022年初已经将油价拉回近100美元／桶，并且实现了较高的履约率。石油输出国的整合促使“油权”逆势上升，欧佩克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力止跌回升。长期来看，这种反弹并不能持久，但足以在全球能源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下，石油的稳定性有所保障，而可持续性仍然是石油的短板；但对消费国来说，可负担性正因能源转型而上升。
二是，天然气在各能源品类中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减少乃至中止使用煤炭，而全球石油分布的极端不均衡性和国际石油市场的高度金融化也让各消费国对过度依赖石油带来的能源安全风险格外敏感，天然气因此成为能够满足本国能源需求同时对冲石油风险的最佳选项。北美“页岩气革命”也让世界各国看到了天然气供应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相对石油和煤炭，天然气的气候环境效应较好，对于控制气候变暖和改善国内环境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弥补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缺陷。在这种形势下，主要天然气出口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源优势，也让天然气安全成为全球能源关系重塑的焦点。2021年下半年，由于欧洲存在巨大的天然气供应缺口，全球天然气价格暴涨。乌克兰危机期间，围绕欧洲天然气供应问题，欧盟、俄罗斯和美国围绕“北溪-2”管道爆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这正是过渡能源时期争夺“天然气权力”的集中体现。[22]天然气在传统的“能源三角”三个维度的优势逐渐展现，却也因此催生了天然气权力的膨胀，威胁长期的能源可负担性和稳定性。
三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正在开启重塑“能源三角”的进程，但仍需时日。可再生能源既具有可持续性，在可负担性上的优势也越发明显。近年来，可再生能源技术不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逐渐低于化石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极为突出的气候环境效益让其成为世界各国能源转型的最终目标，即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系统。加之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品类分布相对均匀，围绕可再生能源供应的竞争从先天资源禀赋转向了后天的技术与工程实力，这让世界各国看到了能源转型的美好前景。[23]但可再生能源仍然面临严重的稳定性问题，尚需要化石能源弥补自然条件不佳时其供应缺口，以及提升储能技术水平来减少“弃光”“弃风”现象的发生。但不管当前挑战如何，可再生能源仍然是毋庸置疑的未来能源发展主要方向。
全球能源问题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外部造成了全球能源形势的变化。第一，全球安全形势趋于紧张，特别是主要化石能源产区或能源运输途经区域的安全风险提升。除中东、非洲等战乱频发区域外，苏联地区安全状况恶化，2020年纳卡冲突爆发，2021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一度紧张，2022年初哈萨克斯坦也发生动荡。苏联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区域，俄罗斯是欧盟和东亚地区主要的石油天然气供应方，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等国也以能源禀赋著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则是俄罗斯向欧洲出口能源的重要途经国。苏联地区局势恶化直接影响到了亚欧大陆边缘主要消费国的能源供应，多次造成全球能源价格上升，对2021年年底的欧洲能源危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一时期，苏丹、利比亚、伊拉克、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主要能源出口国局势动荡，加之海湾能源出口国之间摩擦加剧等问题，也增加了全球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
第二，“能源优势”越发成为大国博弈中的关键砝码。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对本国的“能源优势”重视度显著提升，并频繁利用能源武器参与大国博弈。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提出“能源优势”的理念，借由“页岩气革命”和大规模扩大化石能源开发，使自身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全球能源出口国，不仅实现了“能源独立”，更通过出口能力降低了自身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度，减少了在中东问题上受到的掣肘，使外交政策相对不容易受沙特等出口国影响；美国压制欧佩克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其大幅增加的石油产量迅速填补了欧佩克的减产空间，让“欧佩克＋”多次“减产保价”的努力失败。俄罗斯也越发频繁利用天然气出口优势，对欧洲施压，在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问题处理上占据相对主动地位，并且充分发挥管道建设工程优势，以此为砝码在扩大对欧洲和东亚地区的能源出口能力的同时遏制反俄国家，如“北溪-2”管道可以进一步削弱乌克兰的过境国地位。[24]除美国和俄罗斯以外，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国家也借助本国能源供应的优势地位，在与对立国家的博弈中占据相对上风。相比20世纪70～80年代使用全方位的疾风骤雨式“石油武器”的国家，现今发挥“能源优势”的国家目标更加精准，方式更加灵活多变，这些国家在近年来的博弈中也因此常常占据上风。
第三，全球能源治理概念深入人心，能源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能源是维持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能源问题直接与政治、经济、社会、气候等问题相关联，很多全球治理问题都绕不开能源治理的环节。全球能源变革的大环境对能源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近年来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能源治理机制兴起，旧有的欧佩克、国际能源署等机制也在逐渐转型，以顺应新的时代要求，提升治理能力。此外，能源议题也越来越多地成为联合国、G20、G7等全球治理平台的重要议程，在多边主义下构建符合相互依赖的能源治理模式成为世界主流的选择。
中国能源外交在应对全球能源新形势上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首先，中国积极拓展多方位的化石能源进口渠道，避免过度依赖个别国家和地区，以维护能源供应安全。在石油领域，除原主要进口来源外，中国也在不断扩大从马来西亚、阿曼、卡塔尔、英国、科威特等国的进口量，提升进口多元化水平。在天然气领域，中国积极拓展土库曼斯坦、俄罗斯等国以外的进口来源，增加对美国、卡塔尔等国LNG的进口量，2021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LNG进口国。
其次，中国积极倡导共建绿色“一带一路”，顺应全球能源变革的大形势，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深度参与全球能源变革，实现真正的“能源正义”和“气候正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在光伏等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工程能力，在国际市场中有着较强的竞争力。国际形势的变化重塑了各国国家利益与发展战略。新冠疫情后，各国对全球绿色经济复苏、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等需求更为迫切，这也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新阶段的绿色发展具有更直接更迫切的愿望，以实现其多样化发展目标。[25]
再次，中国积极提升中国总体能源价值链地位，塑造中国的“能源优势”。在化石能源主导的时代，中国受制于自然禀赋，很难在化石能源全价值链中取得优势，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在能源供应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能源出口国，面临较为严重的能源供应安全威胁。但在以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为代表的能源变革中，各国自然禀赋的差距相对缩小，能源技术与产业能力取代了自然禀赋成为影响价值链地位的核心要素。近年来，中国下大力气发展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培育出一大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2021年，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中，中国企业占据214位，企业营业收入达18115亿元，同比增长13.34%，占比超过全球新能源企业总营收的四成；[26]全球光伏企业综合排名前20强中，中国企业占据18位；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榜上，中国企业在前20强中占据8席。“中国制造”成为全球能源变革中的核心力量，中国已经成为本轮全球能源变革的中心，在全球能源价值链中的地位已经明显高于传统能源时代。相比传统出口国以本国资源禀赋为底色的“能源优势”，中国正在打造适应能源变革时代的、基于较强的技术实力和巨大的产业规模的“能源优势”。
最后，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能源与气候问题紧密结合，力图达成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目标的同步实现。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始终坚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为《巴黎协定》的签署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是全球气候议程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中国也是全球能源公共物品的重要提供方，如中国通过构建和发展“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广泛支持各国的能源转型进程，既满足了相关国家解决能源供应不足问题的需要，也为全球碳减排作出了贡献。中国在全球能源议题上发挥的积极作用，为中国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声望，而以能源气候为着力点更推动了中国其他领域的外交议程。
结论
在党和国家顶层设计下，中国能源外交战略已经进入崭新的阶段。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特别是面对反复震荡波动的国际能源市场环境和愈发迫切的“双碳”需求，中国能源外交不仅很好地实现了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双碳”进程的目标，还配合国家总体能源战略和外交战略，为新时代推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了推动力。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战略，对内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对外促使能源国际合作成为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研究专项“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VDL009、18BGJ024）
注释
[1][17]张锐：《中国能源外交历史与新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1期。
[2]许勤华：《中国全球能源战略：从能源实力到能源权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5期；冯玉军：《国际能源大变局下的中国能源安全》，《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1期。
[3]杨宇、何则：《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权力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21年第3期。
[4]许勤华：《中国全球能源战略：从能源实力到能源权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5期。
[5]"2023 World Hydropower Outlook," June 7, 2023, https://www.hydropower.org/publications/%202023-world-hydropower-outlook.
[6]鲁元珍：《保障能源安全 推进绿色转型》，《光明日报》，2022年7月28日，第10版。
[7]陈岳、许勤华：《中国能源国际合作20年：成就与影响》，《电器工业》，2013年第10期。
[8]梁莹：《中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现状与提升路径》，《对外经贸实务》，2015年第6期。
[9]W. S. Cao; C. Bluth,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Energy Security," Energy Policy, 2013, 53, pp. 381–388.
[10]李冰：《国家石油对外依存下的战略选择：能源独立与相互依赖》，《当代亚太》，2018年第2期。
[11]许勤华：《低碳经济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期。
[12]许勤华：《中国全球能源战略：从能源实力到能源权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5期；冯玉军：《国际能源大变局下的中国能源安全》，《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1期。
[13]王海运、许勤华：《能源外交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89～217页。
[14]张磊：《中国西北陆路能源通道构建的重大国际战略意义》，《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3期。
[15]熊瑛：《我国工业化中的能源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宏观经济管理》，2021年第2期。
[16]O. Odgaard; J. Delman, "China's Energy Security and Its Challenges Towards 2035," Energy Policy, 2014, 71, pp. 107–117.
[18]赵庆寺：《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问题与对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22期。
[19]C.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1), pp. 1–13.
[20]吴磊、许剑：《论能源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与能源安全共同体构建》，《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21]吴清、曹莉：《能源新丝路》，《中国石油石化》，2013年第19期。
[22]富景筠、钟飞腾：《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俄欧天然气政治》，《欧洲研究》，2021年第2期。
[23]M. Pehnt, "Dynamic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Renewable Energy, 2006, 31(1), pp. 56–71.
[24]陈小沁、王璐：《从“北溪–2”项目看德俄关系及俄美欧三方博弈》，《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2期。
[25]王文、蔡彤娟：《“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与发达国家比较的视角》，《亚太经济》，2022年第4期。
[26]魏秋利：《2021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榜单发布》，2021年9月4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971670440398857&wfr=spider&for=pc。
责 编∕桂 琰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Xu Qinhua
Abstract: The global energy power and its structure have changed fundamentall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y have contributed externally to the changes in global energy situation. In this new era,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ive dimensions: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for its strategic goal shifted from pursuing energy strength to pluralistic energy power for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econdly, its strategic mission i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on all fronts and to promote energy revolution, thirdly, its general guideline is to develop a global energy partnership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energy order, fourthly, its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is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energy products through energy diplomacy and energy services, and the fifth dimension is that its strategic layout should focus on coopera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specially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o as to develop the strategic core through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strategic energy diplomacy culture.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strategy has ushered a new phase, if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be seized, China's energy capacity can be enhanced all round so as to improve China's international energy power.
Keywords: energy diplomacy strategy, energy power, global energy transformation, new international energy 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