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先秦到明清，以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性的高峰，即先秦诸子开启的中国轴心时代、汉代开启的经学时代和宋代开启的理学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创新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和鲜明品格，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创新性的根基。中华文化主体性集中表现在价值立本、秩序立纲、人心立基、教化立俗、器物立用。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传承与创新交互为用、在通变中回应时代问题、开放包容和视野交融、强烈的担当意识和使命感。
【关键词】中华文明 创新性 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纵观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既是按照内在逻辑自主生长的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历史，又是不断适应新变化、解决新问题的具有突出创新性的历史。伴随着连续性而来的文化积淀为文明创新提供了厚重的积累，创新性产生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技术为文明连续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连续性和创新性互动，静水深流和波澜壮阔交织，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精神气质。
中华文明的创新成就
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东临沧海、西越流沙、北连大漠、南跨五岭的广大地域，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既独具特色又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世界主要文明体之一，彰显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如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源远流长，百川汇聚，不断推陈出新。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
从物质文明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因地制宜，在南方发明了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类稻作农业，在北方地区开创了世界上唯一同时种植粟和黍的旱地农业。生产生活器物如陶器、玉器、漆器以及丝绸纺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二里头文化发现了成组的青铜器，雄伟壮丽的青铜文明在商周时期达到高峰，司母戊大方鼎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两周之际开始出现人工铁器，之后发明了铸铁技术，相当长时间内居世界领先地位，促进了农业技术等的发展。汉代出现了造纸术，雕版印刷在唐代开始普及，宋代毕昇发明了泥活字技术，推动了书籍的广泛传播。此后，元人王祯设计了木活字，明朝的金属活字制造、印刷术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些都对朝鲜、越南、日本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生广泛影响。唐代发明的火药制作技术被应用于经济、军事等领域。指南针在宋代已经用于航海，郑和七下西洋显示，无论是在造船技术还是在航海技术方面，中国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唐宋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发展的高峰期，以瓷器为例，唐代有著名的唐三彩，宋代钧窑、汝窑、景德镇、龙泉等制作的瓷器远播世界。城市的经济功能也更加突出，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也是国际性的大都会、“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众多国家的使者、学者、商人、僧侣聚集于此。“丝绸之路”“职贡不绝，商旅相继”，金银、玻璃、骏马等各国物品输入长安，中国丝绸等输出世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显示了北宋东京发达的商业，以及建筑、桥梁、船只等各种元素。明清两代出现了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等一系列具有总结性的著作，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中华物质文明的成就。
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政治文明。在古国和方国的基础上，夏代的建立标志着中华大地国家的起源。至少在周代，基于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了权力的转移方式、分封制开启了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的探索。秦始皇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新型国家制度，实行郡县制，奠定了后世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行政体系方面，秦代开始确立三公九卿制，到隋唐变为三省六部制，官僚机构之间互相制衡、监督的机制得到进一步强化。选官用人方面，汉代以察举制和最初的考试制度取代了此前的世官制，提升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有助于形成崇尚德行、知识和能力的社会风气。隋唐时期确立了科举制，庶族精英得以进入政治上层参与国家治理，强化了政治参与感和使命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广为流传，阶层之间的流动更加普遍。国家也得以通过科举科目、考试方式的调整实现对士人思想倾向、社会文化风气的控制。此外，随着品级制度的确立、资格迁转制度的发展、考察制度的完善，文官制度得以全面建立。国家也持续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探索平衡，元代设置了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区划从“郡（州）—县”两级扩充为“省—州（府）—县”三级，奠定了此后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基本格局。土地和经济制度方面，因时而化，先后出现井田制、贡赋制、编户制、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制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极具特色，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尤其突出，政治因素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
筑基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之上的精神文明，代表了中华文明在文化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祭祀是上古到三代文化的核心内容，表达着对天地祖先的敬畏。刻画在陶器玉器上的各种符号是文字的前身，随后而起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和汉隶，呈现着先民文化创造的艰辛历程。周公总结夏商两代的文化，敬德保民，制礼作乐，《诗》《书》《易》等古代经典陆续出现，三代文化精神得到集中呈现。孔子上承三代，下启后世，把仁义的价值融入礼乐，以伦理的精神改造社会，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儒家传统。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中国哲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离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建筑、雕塑、书法、绘画等一起呈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儒释道长期并存，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对历史的重视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从《史记》《汉书》开始，历史书写连绵不绝，造就了中华文明巨大的历史感。自强不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鲜明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精神动力。
从先秦到明清，以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性的高峰
第一个代表性的高峰：先秦诸子开启的中国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用来指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之间在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希伯来和古代中国等地发生的精神突破。这一时期的精神突破分别奠定了相关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础，并深刻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
在中国发生的这次精神突破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代表，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前诸子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诗》《书》等为代表，笼罩在天命和鬼神的信仰之下。人文精神的跃动仍然无法改变祭祀、卜筮、星占等在官方文化中的支配地位。从春秋时期开始，礼坏乐崩彰显出来的剧烈社会变革，使得重建秩序成为最急迫的时代课题，新的秩序精神开始涌现。守正创新的儒家、借古出新的道家、厚今薄古的法家与墨家、名家、阴阳家等一起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突破，改变和升华了古代中国文化精神，人文理性占据了思想世界的中心。自称“述而不作”的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传统，面对天下无道的现实，在总结三代文化的基础之上，以仁义的价值重建礼乐，以伦理的精神重塑社会，规范家、国、天下结构之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前诸子时代“本于天”的秩序精神不同，儒家把思考的重心安放在人和人的世界，人体、人情、人心、人性、人伦、人道成为关注的焦点。儒家强调人的群体性、伦理性、精神性和神圣性，人心、人性贯通天道，形成了一个天道和人道于一体的思想体系，旨在建构一个群居合一的和谐世界。拥有道德权威和教化责任的圣人或圣王成为理想秩序落实于人间的有力保证。
道家同样关注重建秩序和人的境遇，与儒家不同，老子、庄子更突出人的个体性、差异性。“道法自然”所指向的对于人本身的肯定和顺应，消解了对于人性的普遍化和本质化理解，转而承认人之存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道家的圣人以无为的方式面对世界，“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试图塑造一个无弃人、无弃物的社会。法家以强烈的现实感积极回应天下定于一的时代课题，基于“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认知，把重点放在气力的积聚，强调耕战，重视功效，以富国强兵来实现“一天下”的目标。与儒家、道家都不同，法家建构起的以法术势为中心、尊君卑臣的秩序体系，在秦国的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使秦国在群雄兼并中获得胜利，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儒家、道家、法家等相激相荡，相融相通，显示出中华民族思想世界的创造性和丰富性。
第二个代表性的高峰：汉代开启的经学时代。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郡县立而封建废成为历史的趋势，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秦二世而亡，让法家治国的优势和缺陷都充分呈现，成为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反思的重大课题。从陆贾对汉高祖刘邦所说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骊生陆贾列传》），到贾谊《过秦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官方思想更化的必要性凸显无疑。从文景到武帝，儒家在与黄老道家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成为汉代大一统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塑造的主体。以董仲舒为代表，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据此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史记·董仲舒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并通过设置《易》、《诗》、《书》、《礼》、《春秋》“五经博士”的举措统一官学，是经学时代开启的重要标志。经学以儒学为主体，以气论为中心，吸收融汇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和名家的思想资源，构建起一个囊括宇宙、政治、社会、人生的庞大体系，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文化基础。经学时代的到来是思想一统的产物，其突出的标志是思想表达借助于经典解释来实现，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旧瓶装新酒”，即“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由此，中国文化呈现出鲜明的连续性，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经典整理、注疏和解释传统兴盛的局面。
第三个代表性的高峰：宋代开启的理学时代。经学时代并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新的思想在旧的形式之中不断涌现，以回应时代问题和思想对手的挑战。子学仍然保持着生命力，魏晋玄学的兴起显示出道家思想的蓬勃生机。与此同时，随着西域的开拓，中外贸易交流等的深化，印度佛学从东汉开始传入中国，并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流行开来。从世界观到人生观，佛学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和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佛学传统，对于以儒学为主体的经学构成了严峻挑战，以至出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的局面。与此同时，宋与辽、金、西夏、蒙古等并立对峙，也对民族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北宋初期的儒者以“华夷之辨”凝聚精神，以明体达用经世济民，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等胸怀恢复三代的志向，自觉地针对主张“空”和“无”的佛老，从宇宙、心性、政治、社会、人生等不同的角度，系统地阐释儒家经典，创造性地重构儒学思想，重建儒家秩序，接续儒家道统。在此基础上，南宋朱熹、陆九渊建立起成熟的理学和心学体系。以朱熹为例，他一方面系统地解释儒学经典并把“四书”纳入经典体系，另一方面以理为中心建立起贯通天人、理事、心性的完整细密的思想系统，仁义的价值、礼乐的秩序、圣人的权威得以成就在坚固的根基之上。朱熹所代表的宋代新儒学，将经学时代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南宋之后元明清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地区。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反思理学之弊，标榜心外无理、知行合一，风靡一时；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颇具启蒙精神。凡此种种，标志着中国思想开始进入到一个大转折的历史时刻。
创新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创新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和鲜明品格，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创新性的根基。中华文化主体性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值立本。价值是文化的根本，无论是文化的确立还是文化的进步，本质上都离不开价值观的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包括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最集中地体现在道和德这两个观念之中。道奠定了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和方向，德是以道来塑造生命和社会。仁义是儒家之道的核心，以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明明德，便是亲民，便是止于至善。儒家讲仁爱，从亲亲开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至极处，则是宋明时代儒者常常说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这种价值理想的具体表达。
二是秩序立纲。秩序是文化的骨干，建立在价值的根基之上，表现在对天地人和社会各领域的稳定组织之中。人的特点是群居，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共同体之中，这就决定了秩序的不可或缺。秩序之用在于纪纲万物，人和万物得以在其中明确自己的位置，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中华文化最重秩序，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说：“中国思想的关键词是秩序。”礼乐是最具代表性的秩序符号， “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礼呈现的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差别，乐则是差别的统一。礼乐交互为用，既承认差别又肯定统一，让中华文化的秩序精神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其最终目标则是生命的塑造及社会的和谐。这就是《礼记·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华文化的秩序精神渗透到包括建筑在内的各个方面，普及到人伦日用各个领域。
三是人心立基。人心是文化的枢纽，价值和秩序只有安放在人心之上，内化于心，才能获得稳定的根基。人为万物之灵，灵的关键就在于“心”。“心”的发现是中国哲学时代开启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文化进步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孟子以心为大体，耳目鼻口手足为小体。耳目之官不思，很容易被外物所牵引。心之官则思，通过思的能力，意识到仁义价值和礼乐秩序乃是人的本质。仁义礼乐根于心、存于性，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由此，价值和秩序就内在于生命，人成为道德的人、伦理的人、文化的人。世界成为道德的世界、伦理的世界、文化的世界。宋明理学高度肯定人心的地位和作用，朱熹主张“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心是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关键。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学问被称为心学，心即理，“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人心一点灵明就是人人皆有的良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做到知行合一，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道德的人。
四是教化立俗。教化是文化的功用，以价值正治人心，以秩序规范行为。中华文化极其重视教化，视之为移风易俗、塑造人格、改善社会的基本途径，所以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后世概括为人文化成。孔子到卫国，感叹人口众多，有庶之、富之、教之之论。人多是优势，但还要富裕，还要教育。教的目的是让德扎根于内心，呈现于四体。荀子有感于现实世界的缺陷，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认为人的差别源于教育，主张“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荀子·王制》）。教的另外一面就是学，《荀子》的第一篇就是《劝学》，强调“学不可以已”，学以成人。历朝历代都立学校，汉代举贤良、孝廉，隋唐开始兴科举，宋代书院兴盛，都是重视教化的体现。
五是器物立用。“器以藏礼”，器物是文化的有形表达，具有鲜明的秩序内涵。“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传》），形而上即体现在形而下之中。大到城市、宫殿、宗庙，小到车马、服饰、食具，器物成为表达中华文化价值和秩序的载体。铸鼎象物，表达的是三代的宇宙观和天下观；宗庙明堂，表达的是敬畏天地、祖先和生生不息的追求。考古博物馆陈列的文物和版本馆收藏的古籍，呈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承载着中国文化之道。
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主要特征
一是传承与创新交互为用。中华文明述作并重，“作”是创制、制作，述是传述、传承。周公制礼作乐，众所周知。《系辞传》从包牺氏作八卦、作结绳而为罔罟开始，历数神农氏作耒耜、日中为市，黄帝尧舜氏垂衣裳而天下治、作舟楫、服牛乘马、重门击柝、臼杵之利，以及后世圣人作书契。《世本·作篇》集中记载了历代圣贤的制作，如燧人出火、蚩尤作兵、仓颉造书、祝融作市、舜始陶、鲧作城郭、禹作宫室、奚仲作车、杜康遣酒、武王作娶、夔作乐等，可见对于创新的重视。“作”被认为是圣人之事，如《周礼·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将制作归之于圣人，显示出制作的神圣性。与“作”相对的是“述”，述即传承圣人之制作，圣人作，贤者述，构成一个创新和传承相辅相成的链条。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寓作于述”特征，述是传承，作是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丰富并巩固了中国文化主体性。
二是在通变中回应时代问题。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正是时代问题集中呈现的时代，也是创新思想和技术集中出现的时代。中华文明推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上述理论创新的几个高峰，无一不是出现在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无一不是要解决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建立的问题。围绕着秩序重建，孔子及其后学从“礼之本”入手，内探心性，中通人伦，上达天道，发展出影响深远的儒家传统。同样围绕秩序重建，朱熹上承孔孟、近接北宋五子，通过对理气、道器、心性关系的辨析，守正不守旧，完成了宋代新儒学的建构，重新焕发出儒学的生命力。清朝末年，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拯救中国之路，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积累了历史经验。
三是开放包容和视野交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事物的结合是创新的重要途径。考古发现表明，中华大地上各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先秦诸子不同的思想视野，为汉代的思想整合和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基础。经学传统内部以及经学和子学之间的张力也一直是避免思想僵化的重要前提。佛教东传、西学东渐，跨文明之间的交流，更是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知识和思想视野。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写道：“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佛学空无的世界观、精致的心性论极大刺激了固有的儒学传统，促使其在批判性吸收的过程中建构起新儒学体系。清末西学的输入在对几千年相对独立发展的中华文明构成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文明融入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新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借助于开放包容，在整合和结合中创新，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是强烈的担当意识和使命感。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忧患意识，并转化为强烈的使命担当。忧患意识表达的是对民族国家的关心，有关心，才有思考，有思考，才有创新。从“《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文化崇尚家国情怀、天下担当。孔子以传承三代文化为己任，“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北宋张载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种担当意识和使命感，赋予历代中国人追求真理、追求创新的勇气。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扎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传统之中，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在传承、通变、开放、承担中不断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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