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中国传统治国思想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开放型”经济外交注重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宽领域、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格局，通过建设贸易强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制度型开放等措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未来，中国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引领中美、中欧、中非经贸关系高质量发展；高效统筹开放与安全；加强国际传播，做好国家对外开放形象构建，全面展现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关键词】对外开放 制度型开放 经济外交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3.004
王宏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欧盟贸易决策制定：多层网络结构下的公私交易》、《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he PRC's Grow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21st Century》（合著）等。
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不断丰富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全球治理等领域，精辟回答了为什么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怎样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等重大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致力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不会倒退，反而会继续深入推进。
继往开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源流
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国内外优秀理论成果，根植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顺应全球化发展态势。纵观其发展历程，三大思想源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与历史经验构成了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的深厚积淀。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已经出现对外通商有助于“聚财”和“致民”的观点。西汉时期桑弘羊将工商业和商品贸易视作富国的必要条件。自秦汉之后，多个朝代鼓励对外开放以实现国家繁荣发展。明代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是导致近代被动开放的重要原因，对外开放的目标也由“富国”转为“强国”。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儒家传统的“和合文化”强调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之一，其内含的坚持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和人文主义，也是对外开放的基本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滋养了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马克思提出的人类本质学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基。[1]马克思认为世界普遍交往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核心要素，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由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各民族高度依赖与统一的世界历史转变。[2]社会主义离不开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列宁将这一观点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对外贸易的道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是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实践源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坚守外交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要求积极引进关键工业基础设施，拓展国际合作，发展国民经济。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向外国学习，发展对外经济关系。[3]毛泽东同志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开拓者，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相结合，中国的“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外交方针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4]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强调要大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综合经济效益，[5]“特区”建设开启了“以点带面”的区域开放格局。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6]“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进入双向发力、共同发展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我们党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有效推进了我国经济体制与国际规则接轨。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理念、形式、领域、战略布局和政策的调整优化，积极参与国际技术合作和竞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8]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9]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上升到了推动全球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0]
内外联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外交的政策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格局，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不断完善和深化对外开放举措，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区域和多边层面的经济规则协同，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一是，在开放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扩大开放，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加入世贸组织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融入国际大循环，提升了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吸引外资参与国内产业升级；还注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1]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12]，更加关注新兴市场和东亚市场，更加强调进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更加注重服务业开放和制度型开放，以积极主动的开放态度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并着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13]三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相辅相成。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倒逼国内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有效打通“内循环”堵点，推进产业链升级并形成国际竞争优势。[14]四是，中国立足区位和制度优势，构建开放高地，先行先试高水平开放规则，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实现区域内外贸一体化发展。[15]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浦东引领区的建设实践，是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规则的最新范例。
全方位、宽领域、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的对外开放既面向资本主义国家也面向社会主义国家，既面向发达国家也面向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领域从贸易扩展到金融、基建、能源、信息、教育等各领域，并逐步实现对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的全方位开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先沿海后内地”的渐进式改革方略，打造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江开放城市、边境开放城市等不同层次的开放平台。[16]2000年以后，中国在中西部内陆城市设立出口加工区以承接产业转移，在沿边地区设立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以承接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随着对外贸易转向“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中国加快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更大范围的高水平开放，要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形成我国开放发展的战略纵深。更宽领域的高水平开放，要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开放，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发展数字贸易。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要深化制度型开放，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2013年以来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优势产业等方面的不断试验创新。[17]2018年设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新时代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
建设贸易强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发展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加工贸易。此后，中国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占比提高，国内亟需的能源、资源、先进装备和消费品进口比重增加。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服务贸易总协定作出了渐进式开放承诺。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攀升至8212亿美元，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达到4381亿美元，占比达53.3%。[18]同年，海南率先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19]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在原有入世承诺基础上，我国新增开放22个部门，提高37个部门的承诺水平。[20]我国贸易伙伴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21]“优化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22]“深化我国服务业领域开放”和“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23]成为建设贸易强国的三个突破口。[24]
利用外资大国地位，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第一，不断提升利用外资的能力和水平。1983年至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从22.6亿美元增长到1734.83亿美元。[25]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吸收外资以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和第三产业项目居多。加入世贸组织后，吸引外资较多的项目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引导外资向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倾斜。2017年开始，我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分别缩减至31条、27条，金融服务、高端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外资准入条件也进一步放宽。此外，我国健全外资法律法规，修订产业指导目录，出台投资便利化政策，保护外商合法权益。2020年实施的《外商投资法》，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投资自由化，以“放管服”改革推进投资便利化，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保障。第二，提升对外投资规模和质量，助力开拓世界市场。“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8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境外企业遍布190余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26]此外，中国还通过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特色方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少海外经营风险。[27]
促进资金融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一，促进金融业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加速资源要素流动，积极参与塑造国际金融治理格局。我国致力于建立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健全信用体系与消费者保护机制，帮助跨境金融机构融入海外环境并服务国内需求。未来，我国还需进一步推进建设独立的支付与结算体系，强化数字科技的安全使用，提高金融监管能力与水平，健全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框架，探索跨境合作监管模式，防范开放过程中可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28]第二，稳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推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创新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丰富离岸人民币市场服务，优化人民币清算行布局，深入推进双边货币合作，更好地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秉持渐进可控的资本账户开放原则，探索能源期货市场中的人民币国际化，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和范围。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开放需要坚守安全底线，要坚持自主有序、稳中求进的开放策略。通过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进程，构建资金双向流通渠道，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制度型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完整表达和系统阐述。以外交服务现代化建设，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制度型开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29]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不同于美国的国内制度国际化模式，也不同于日韩的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模式，具有鲜明的特征。
第一，优化国内开放布局。首先，巩固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先导地位，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发挥京津冀一体化和长三角经济区的开放门户作用。其次，提高中西部和东北沿边地区开放水平，发挥重点口岸和边境城市的内外联通作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助于推动构建西部省份对外开放新格局。最后，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以制度创新对标国际规则，加大压力测试力度，向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研究建立风险防范机制，[30]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第二，优化区域开放格局。中国先后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还有10项协定正在谈判中。其中，RCEP涉及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前沿议题，是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最新成果。[31]我国还将继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贸协定。此外，我国还积极建立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合作机制，巩固东南亚、欧盟等优势贸易区域，推动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发展。
第三，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一方面，我国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以及个别国家的单边制裁和极限施压。另一方面，我国强调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塑造稳定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并积极参与构建包容互惠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此外，通过主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方式，实现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第四，推进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国际化[32]，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33]。RCEP作为高质量的大型自贸协定，明确提出缔约方要促进对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谅解与合作。在推动全面落实RCEP规则的背景下，一方面，我国充分履行701项约束性义务和170项鼓励类义务，针对申请加入CPTPP和DEPA的谈判开展研究，梳理国内法律法规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差异，拟定谈判方案和国内改革措施。[34]另一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签署标准化双边和多边合作协议，扩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标准互认，以标准认同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此外，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划中提出中国方案，在电力、铁路、桥梁、船舶、家电、冶金、中医药等领域，加强技术标准研制，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35]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经济外交措施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塑造者。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体现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功利思维，形成了以强者利益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6]中国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以助力解决全球性问题。[37]中国坚持维护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的金融治理体系、绿色清洁的全球能源格局、包容共赢的全球发展合作关系[38]。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主张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将政策、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有机结合，通过改革现行国际经济体制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中国制造”与“中国基建”为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方案；外汇储备和金融资源帮助沿线国家解决资金融通问题；中国优质产能对外转移为沿线国家创造产能合作机遇；中国共享改革发展经验，有望为沿线国家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方共享发展机遇，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引领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最终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规则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制度引领：中国“开放型”经济外交的国际影响
大国经济外交是主权行为体之间，有目的地通过战略与制度设计等方式，实现财富与权力之间相互转化的机制、政策、行为和互动过程。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实现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之间的跨领域转化。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动力，通过参与各领域的全球治理塑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9]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外交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塑造能力、协调能力和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大国贸易外交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贸易政治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利益集团为纽带、以企业国际化利益为目标的国际间贸易谈判、博弈与合作。首先，中国坚决抵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限制进口、限制投资、歧视外资企业、奉行单边主义和破坏多边体系的逆全球化举措，鼓舞并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建设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其次，中国倡导与欧盟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在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待遇、特殊与差别待遇和WTO运行机制等方面持续深化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和领导者。再次，面对《美墨加协定》（USMCA）、CPTPP等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外部压力，中国以既有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落实RCEP规则条款、中日首次达成自贸安排为契机，坚持以高水平自贸协定为抓手深化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发展健康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秩序提供国际市场机遇和制度公共产品。最后，在世界经济合作进程中抵制一些国家过度的贸易政治化和贸易安全化倾向，倡导在重塑全球价值链进程中体现不同国家的多元利益诉求，围绕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绿色贸易等前沿经贸问题进行充分协商，为建立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大国投资外交服务全球市场。中国的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日益广泛，行业分布特点突出，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生产布局。[40]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双重需求，应对某些国家肆意地投资保护和国家安全审查，中国投资外交取得了长足进展。首先，与欧盟、沙特等重要经贸伙伴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以互利共赢的投资规则推动双向市场开放，向世界释放投资自由化和规则化的积极信号。其次，以全面落实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高水平投资标准为基础，提升中国在多边投资规则协调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再次，通过亚投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支持路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和投资仲裁实践。最后，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全面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劳工权益保护措施，遵守国际义务，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支持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和投资保险制度，加强产业园区科学规划，为各国投资外交提供中国特色的政策借鉴。
大国金融外交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中国金融改革日益日常化、国际化和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中国致力于建设的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形成。首先，中国主张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体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合理诉求，建立多层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基本方案。其次，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合作组织，体现出主体多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创新理念，通过构建“金融小多边主义”，实现参与国“投资”和“发展”的双重目标。再次，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聚焦经济发展，开创了南南合作的新形式，为区域开发性金融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最后，中国持续推动的国内金融开放和制度安排、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广泛使用、为实现资金融通而进一步加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东亚及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国际公共产品和金融市场空间，中国为维护本国金融安全所作的政策准备也为其他国家的金融外交提供了借鉴。
大国援助外交助推国际发展合作效能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援助效果十分明显。2018年3月，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加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协调统筹。首先，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展现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倡导正确义利观和亲诚惠容理念，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力量。其次，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体系框架，整合贸易、投资、金融等各种资源，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道主义援助、技术转让和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全面推动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传播中国特色的新发展理念。再次，中国加强对国际发展合作的科学管理，提高政策制定和管理水平，推动建立现代化的、可实施的援外统计信息系统和效果评估机制，提升援助效益，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高质量开展。最后，中国主张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政策协调，提倡将对外援助工作与国际产能合作联系起来，带动更多国际私营资本进入发展合作领域，共同建立起结果导向型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推动实现“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大国能源外交推进国际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中国是世界能源市场中的重要一员，具有市场需求大、对外依存度高、资本实力雄厚、能源产能合作基础好、新能源领域优势明显等突出特点，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发展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中国将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贯彻能源多元化战略，与资源国、消费国和国际能源机构开展全面合作，成为稳定国际能源格局和能源价格的重要力量。第二，中国统筹能源政策与环境政策，重视提升能源开采和使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和产业，引领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转型。第三，中国在境外能源合作项目中坚持互利共赢的方针，在发展战略对接基础上帮助东道国进行能源产业升级和转型，借助国家援助资金和亚投行等多边机构提供金融支持，引入民营资本参与能源投资，助力资源国和消费国共同发展。第四，中国通过建立新型能源组织，建设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能源市场交易平台，推进建立东亚能源共同体，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倡导清洁能源革命和国际能源法制建设，以战略合作思维建设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
大国环境外交协调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从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外交和气候谈判。首先，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通过南南合作和发展援助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其次，围绕人类共同利益，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主动承担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在《巴黎协定》谈判中平衡两大阵营的利益，达成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治理共识，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动力。再次，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期间，中国与欧盟共同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稳步前行。中国大力开展环境管理领域的对外援助和人力资源培训，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最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绿色金融等领域持续发力，提升中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竞争力。通过承办缔约方会议、参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改革进程、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举措，与相关国家实现环保基础设施提升和碳交易市场合作，共同应对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和绿色产业竞争。
大国基建外交创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新机遇。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巨大缺口，中国将海外基建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着力点。在大国基建竞争领域，日本强调高质量、高水准，美国强调联盟关系，中国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惠包容性发展。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存在较大短板，互联互通水平较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同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为实现相关地区协同发展作出贡献。中国一方面帮助沿线国家修建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等重要设施，另一方面加强各方制度协调，推动技术和规则等制度标准的输出。其次，面对日美等国的排他性基建联盟，中国坚定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以满足东道国需求为基础，更加重视海外基建质量、安全性与可持续性，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再次，中国致力于投资更多绿色、优质、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加强环保技术研发，创新绿色融资模式，推动数字基建，加速中国数字规则标准国际化，建设“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最后，中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加强同其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协助相关国家加强灾害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领域中的安全能力建设，促进地区长期和平与共同繁荣。[41]
任重道远：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经济外交的提升策略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外交在全球舞台上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在长期以来中国已经建立起较大国际影响力的贸易、投资和国际发展合作等经济外交领域，还是在金融、环境、基建等逐渐发挥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外交领域，尤其是面临较大风险的能源外交领域，中国都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引领大国关系健康发展、统筹开放与安全、国家形象建构等方面持续努力。
打造内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是畅通“双循环”的关键，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实效的关键。一方面，要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针对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开展持续攻关，以自主创新带动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另一方面，要发挥金融政策服务“双循环”的重要纽带作用，重视深圳、上海、重庆等龙头城市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示范带头作用。
积极引领中美、中欧、中非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第一，美国、欧盟与中国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恰当的大国相处之道将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其中，中美关系的走向是关键。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中美经济深度融合，中美“脱钩”将使双方遭受巨大损失。美国设置关税壁垒，挑起贸易摩擦，以单边主义推行贸易保护，严重损害了中美经贸关系和政治互信，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中国应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中美在经贸领域乃至其他诸多关键领域中规则和规制的接轨。[42]第二，稳定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关系韧性很强，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为双方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双方在绿色转型、数字转型、多边贸易体系改革和国际气候谈判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巨大。但是欧盟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考量和贸易投资政治化倾向，为中欧之间健康的经贸合作设置了阻碍。中国应当积极传递改革信号，鼓励企业同欧盟进口商协会合作进行利益表达进而对欧盟决策施加影响，通过有效的规则化和法制化进程增进中欧在规范、规则层面的共通性，塑造中欧经济外交关系发展的新空间。第三，非洲大陆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治理的体系运行和改革方向。中美欧在非洲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且存在较大的竞争领域与合作空间。非洲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支点和市场空间，中非合作覆盖经济外交的所有领域，具备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理念共识，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伙伴，也是撬动中美欧关系向好发展的重要场域。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高效统筹开放和安全。首先，着力维护粮食、能源资源、网络信息、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强化国际金融安全网络和资本流动监测，构建经济风险阻断机制将危机阻挡在国门之外。其次，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和机制，例如，健全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和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43]建立和健全多方参与的债务可持续性和债务处置新机制，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44]，风险预警监测防控体系[45]，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全球流行病的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和救援机制。此外，还要推动安全保卫力量走出去，加强海外安全保障。[46]
加强对外开放国际传播，做好新时代的国家形象构建。不同于基于西方中心主义、以功利和霸权目标为核心的战略传播，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开放、平等且包容的，在全球范围内传递独立自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理念，寻求构建更加平等、开放、多元、和谐的国际新秩序。我们应当基于制度逻辑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选择、当代实践与民本内涵；基于媒介逻辑，制定科学的理论传播战略规划；基于叙事逻辑，扩大与他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要以国家战略目标作为战略传播的核心指南，调动多方传播资源，沟通协调多主体间工作，加强传播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囊括政策传播、文化传播、科学传播、国际传播等多样化传播类型的综合系统。
结语
对外开放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生产要素的高效率配置、生产关系的有效连接。[47]中国经济外交的开放逻辑，蕴含着基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逻辑起点、逻辑展开与逻辑归宿。推动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型开放和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三个层面加以综合思考。[4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实现了思路理念、制度规则、价值目标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良性互动。国家层面的全方位开放是进入国际层面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基础，国际制度话语权的提升将为国家内部规则改革提供良好环境。国内规则建设遵循新发展理念，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相互协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治理为抓手，为促进我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思路理念是基础。新时代对外开放理论以人民为中心，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为基本原则，为解决多元主体的跨国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制度规则是核心。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举措是提高制度性、规则性话语权，模式由政策驱动型开放向制度保障型开放转变，角色由规则适应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将带动周边及沿线国家发展，促进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规则。价值目标是导向。对外开放以建立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推动国内外市场与资源协调平衡，以“同步开放”带动国内外经济发展，以“联动开放”实现优势互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增进人民福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底色。“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49]世界各国需要扩大开放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范式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反映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目标和开放型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际责任的道义担当，为促进世界普遍交往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关系研究”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重大预研项目“美欧关系互动的发展态势及中国的战略运筹空间”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ZD147、ZD5-01）
注释
[1]余永跃、陈曙光：《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解读》，《光明日报》，2006年6月26日，第9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文史哲》，1976年第4期。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6]《江泽民文选》第二卷，200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2010年11月30日，http://www.npc.gov.cn/zgrdw/npc/zt/qt/jj125gh/2010-11/30/content_1628250.htm。
[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页。
[10][11][21][3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32、32、51页。
[12]赵蓓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创新实践》，《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3期。
[13]江瑞平：《百年变局中的世界与中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14]刘江宁、陈贞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历史逻辑和重点任务》，《改革》，2023年第4期。
[15][47]潘毅刚：《正确理解开放的逻辑》，《浙江经济》，2023年第2期。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17]崔庆波、邓星、关斯元：《从扩大开放到制度型开放：对外开放平台的演进与升级》，《西部论坛》，2023年第1期。
[18][25]相关数据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2》，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
[19][27]张明、张哲：《高水平对外开放：历史成就、内外挑战及战略布局》，《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0]《商务部国际司负责同志解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二》，2020年11月16日，http://big5.mofcom.gov.cn/gate/big5/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11/20201103016087.shtml。
[22]霍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11期。
[23]沈国兵：《构建高水平经纬式对外开放新格局》，《开放导报》，2022年第4期。
[24]夏杰长、李銮淏：《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和战略思路》，《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期。
[26]《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2年，第4页。
[28]王文汇：《构建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安全开放格局》，《银行家》，2023年第4期。
[29]王学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逻辑、特征与进路》，《理论视野》，2022年第12期。
[30]崔凡：《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与对接内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期。
[31]李权、刘丁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需求与路径选择》，《新视野》，2023年第1期。
[32]戴翔：《制度型开放：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国际贸易》，2019年第3期。
[33]全毅：《中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框架与构建路径》，《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
[34]魏浩、卢紫薇、刘缘：《推进制度型开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开放导报》，2022年第2期。
[35]许钦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中国标准化》，2023年第1期。
[37]刘雪莲、胡语嫣：《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1期。
[38]孙伊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
[39]任鸿斌：《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红旗文稿》，2023年第5期。
[40][44]姚枝仲：《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财经智库》，2022年第6期。
[41]王宏禹、彭昭男：《日本在东南亚的对华基建竞争——动因、演进与走向》，《国际展望》，2022年第5期。
[42]赵龙跃：《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创新与战略抉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期。
[43][46]杨长湧：《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原因及政策建议》，《中国经贸导刊》，2023年第4期。
[45]胡海峰：《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48]刘秉镰、张伟静：《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3期。
[49]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11期。
责 编∕包 钰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Origi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ang Hongyu
Abstract: Opening-up is one of China's long-term fundamental polic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hina's opening-up is rooted in three origins, namely, Chines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though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s well 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leading diplomatic work since 1949. In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with its opening-up economic diplomacy focusing on coordinating domestic development to opening-up, China has not only gradually built up a multi-dimensional, wide-ranging and progressive opening-up paradigm, but also accelerated its modernization through measures of developing a large trade nation, a first-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orderly promoting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nd of cooperation on building new rules for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Looking forward,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through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 to lea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US, China-EU and 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effectively to coordinate its opening-up with security. Also, it is crucial for China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construct China's opening-up image, so as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opening-up,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economic diplomacy, "the Belt and R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