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今年7月11日是第34个世界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主题确定为“释放性别平等的力量：提高妇女和女孩的声音，释放我们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在该框架下，中国的主题为“促进性别平等，护佑妇幼健康”。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仍是制约家庭生育的主要因素。倡导尊重女性、关爱女性、夫妻共担育儿责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正当其时，意义重大。
中国人口在2022年出现负增长，这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人口总数为 14.1175 亿，比2021年减少 85 万。2022年全国出生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这是1950年以来，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也是连续第三年出生率跌破1%。人口负增长的背后是人口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低生育率、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而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面对的挑战。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这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
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生育观既是认识当前低生育率的关键，也是构建有效生育支持体系、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前提。在进行实际的生育决策时，青年的认知参照体系并非只局限在生育这一单一领域内，对婚姻、工作、生活消费、养育教育的观念和态度也将同时作用于生育决策，共同塑造青年的生育观。一方面，随着婚姻物质门槛的提升，匹配难度的增加，不断推迟的结婚年龄势必会对生育时间造成挤压。即便在生育意愿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不婚率的上升也会显著拉低总和生育率。另一方面，虽然养儿育女是夫妻乃至家庭的共同责任，但当今社会育儿责任仍主要集中在女性，女性在职场上遭遇的性别歧视、职育平衡困难注定其承受着比男性更多更重的生养压力，加之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普遍的劳动参与，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使得不婚不育、晚婚晚育和晚生少生成为现实。
此外，养育成本的快速上升，精细化养育模式的扩散，以及教育市场化与优质资源失衡带来的教养负担，对青年的生育意愿起到抑制作用。低福利预期也是造成低生育态势的重要原因。本质上生育自带福利，孩子长大成人后会产生各种效益和效用。但随着生养模式、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的演变，生育的效用下降和减少了，甚至与父辈付出的巨大成本、代价和牺牲相比产生了净的负效用，这导致一些具有生育潜力的家庭现在缺乏“生育热情”。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提倡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就是着眼于消除制约生育的种种不利因素，让人们愿意生、养得起，从而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我国人口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三孩生育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从一孩到三孩的生育政策转变事实上扩大了青年的生育决策空间，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也在不同群体中进一步分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为青年婚育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创建将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各地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出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发力，关键是要打通堵点，统筹安排，继续推进涵盖婚恋、生育、养育、教育等“一揽子”举措，形成优孕、优生、优育、优教的政策合力。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变迁是一个长期趋势，应对低生育率的挑战，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无法一蹴而就。顺应人民群众期盼，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持续构建全生命周期视角的生育支持体系、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完善性别平等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生育友好社会文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人口转型中赢得发展主动权，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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