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国家创造力、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进入新时代，世界经济发生新变化、面临新挑战，我国制造业发展呈现新特征和新态势。为此，亟须解决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难点，面向高质化、服务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国际化精准发力，巩固优势、扭转弱项、弥补短板，多措并举激发制造业新活力和创造力，向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创新链两端延伸，全方位推动制造强国建设。
【关键词】制造业 价值链 产业链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一，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3.5万亿元，起到了宏观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作用。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全球第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中，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第二，全球制造业格局加速调整和重塑，我国制造业占据一席之地。当前，全球制造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格局正在转向区域化、本土化、多元化、数字化。加入WTO之后，我国制造业贸易伙伴开始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拓展，目前我国贸易伙伴遍布全球、多点开花，市场多元化战略成效显著。我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多数领域占据生产主体地位，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也在大幅提升，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2.9%；我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这些都为我国制造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三，我国制造业工业技术加速提升，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完善。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正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全社会持续加大工业制造业技术的研发力度，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实现从量的积累增长向质的稳步提高转变，制造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据《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2）》显示，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1995—2020年，企业部门提供的研发经费从300亿增长到1.87万亿，比例从约32%增长到77%，占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达到了76.55%。企业持续研发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从2012年的11.9%提高到2021年的22.4%，我国制造业工业技术水平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第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近年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正在成为打造制造业发展新优势的重要路径。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正不断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据《2022中国数字经济主题报告》统计，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4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2%，位居世界第二，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数字经济正在通过数字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赋能实体经济等途径，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至少提高0.91%。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得到实质性提高，逐步具备了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同时，随着我国对产业链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和研发投入的增加，国内相关行业已取得一定突破和成就。
第五，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化、服务化取得了显著成效。绿色化、服务化是当前制造业发展主要方向。特别是我国“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制造业绿色化转型步伐加快，绿色产业正在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工信部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工业企业的绿色化改造加速推进，钢铁、石化化工、纺织等重点用能行业能效水平大幅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三五”时期下降了16%，2021年又进一步下降5.6%。另外，我国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从“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制造业企业服务环节增值占比持续提高。截至目前，工信部先后公布了四批服务型制造示范名单，包括262个示范企业、174个示范平台、157个示范项目，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典型代表，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相融增长。
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的难点
一是工业“四基”仍然比较薄弱，大而不强的局面亟需改善。产业基础能力是制造业发展的支撑和“基石”，是我国制造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工业基础和关键条件。当前，中国仍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而非制造业强国，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四基”以及基础软件、基础研究存在突出短板，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由大到强发展的“瓶颈”，表现为产品质量和可靠性差、创新迭代升级缓慢、严重依赖进口。近期，工信部和财政部统计了十大先进制造一揽子突破行动的项目明细，涉及核心零部件元器件80种，关键基础材料20种，先进工艺30项。工业“四基”不强和制造业根基不牢，最终难以提升工业整体现代化水平和国家综合竞争力。
二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严重依赖进口，全而不优的问题比较突出。工业“母机”等高端制造，是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基础性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国进口数控机床以高端机为主，出口数控机床则多是中低端产品。据中国海关和智研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数控机床进口均价为19.55万美元/台，出口均价为1.92万美元/台，均价差值为17.63万美元/台。一方面，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国产化率还非常低，只有10%左右，同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超70%的机床数控化率，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军工、航天等领域的发展，迫切需要国产替代。另一方面，中国出口数控机床国家众多，比例分散，占进口国的比重较小，产品被替代风险较大。
三是中国制造技术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产业链的“脱节点”比较明显。近年来我国产业链在稳步提升，但产业链仍然存在“不稳、不强、不安全、不通畅”的隐忧。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2022）》显示，我国制造水平相比制造业强国美、德、日，只位居第三方阵前列；“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分项指标与制造强国差距较大，其中“质量效益”分项数值对制造强国贡献率占比始终低于15%，五年内贡献率仅提升2个百分点，远低于美国30%和日本27%左右的较高水平。同时，我国制造业信息化水平虽然逐年提升，但是整体水平偏低。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云计算发展指数》显示，我国云计算应用已从互联网拓展至传统行业，但是工业用云量占比只有11.6%。
四是制造业基础研究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价值链的短板弱项明显。近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稳居世界第二，全社会研发经费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十一位，但是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为6.3%，而同期的法国、意大利、新加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均超过20%，英国、美国超过15%，日本、韩国也高于10%。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学技术积累亟待提高。大量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拥挤在制造和应用环节，出现了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导致高精密芯片、动力曲轴、CPU等核心零部件和导航通信仪器、高档数控机床等中高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而煤炭、钢铁、水泥和光伏等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行业一些领域产能结构性过剩。
五是中国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难点较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人口、土地和政策等红利，形成了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形成国际竞争力；但是当前这些优势在逐渐消失。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显示，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指数是96，制造业综合成本已接近美国。同时，我国税费、融资、物流、土地、原材料等成本居高不下，制造业利润越来越低。例如，我国侧重向企业征税，税收结构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为主，无形中抬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六是面临美欧日的“脱钩断链”的风险，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从两年前“芯片禁令”到最近美日荷三国协定、美日韩台四方芯片联盟，近年来美国大搞“筑墙设垒”、拉拢其盟友强推“脱钩断链”，企图以“卡脖子”“脱钩”和联合“围剿”的方式，试图将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道路完全“堵死”，将中国制造业打回到血汗工厂。自2018年3月22日至2022年12月底，美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共把639家中国公司、机构及个人纳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美国政客这种违背经济规律和无道德底线行为，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风险，越来越成为威胁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此外，我国缺乏在某一制造业细分领域长期专注的“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和隐形冠军、缺乏一批“大国工匠”和尊重“工匠精神”的社会氛围等。造成上述难点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还是科创体制机制不健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围追堵截”、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复杂性增强。
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的路径探索
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化发展，夯实产业基础能力。高质化是我国制造业发展重要方向，既强调筑牢工业“四基”，解决“卡脖子”问题，推进传统制造转型升级；又要加快推进制造业高端化高新化发展，攀登价值链“高峰”。为此，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原则，完善顶层设计。一是推动政策文件从单一部门制定转向多部门联合行动。加快健全完善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统筹已出台和后续颁布的系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度规定，构建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财政、产业、金融、科技和人才政策体系。二是实现政策手段从传统的“大水漫灌”转向精细化精准化施策。调整前期中小企业支持政策多采用财政拨款、税收减免、金融贷款等传统工具。在《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实施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分类施策，动态梳理摸底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四基”问题，细化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和工作方案施工图。三是清晰政策导向从为企业“输血”转向重塑企业“造血”能力。优化早期的中小企业扶持和鼓励政策，积极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新路子。政策重点从产业链角度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融通发展，推动搭建“官产学研金用”协同创新机制，打通“科学—技术—工程—产品/服务”创新链的“堵点”；加快推动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四是强调政策重点从“补短板”转向“锻长板”并重。从早期的中小企业政策更多强调中小企业缺什么政府就补什么，政策重点转向为“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明确提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主导产品，不仅要“优先聚焦制造业短板弱项”，也要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锻长板”，扎实推进制造业的“单向冠军”和工业“小巨人”行动。
促进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加快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不断深入，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新型制造模式和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形态。前者是to C业务，后者属于to B业务。一是鼓励支持生产性服务企业结合自身产品特点、生产经营中积累的各种优势，实现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推动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共创，搭建产业协作平台，健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给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多样化的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二是加快形成有利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互促的创新体系。提供专业化研发设计、体系化信息中介、流程化现代物流、便捷高效的金融保险、优质普惠的商务服务等，筑牢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
促进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的升级。充分发挥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突出优势，竭力拥抱数字经济，着力解决“数字鸿沟”。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5G+”“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加快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物联网、车联网、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实现产品服务创新和生产流程再造；借助生产云平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实时共通共享，推动业务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二是应加强在应用开放、应用链形成等领域的探索，围绕“基础研发—应用开发—智能制造—应用场景测试—用户体验—方案解决”全链条，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展智能物流、智能交通、智能快递、智能安防、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能视觉、智能营销、智能穿戴、仿真机器人等领域的数字业务。三是打造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场景，积极从事社会交流领域的识别系统、人机互动、智能创作，提供服务系统领域的家庭服务、公共服务和智能家居，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智能检测、自动化机器人、步态识别等领域的服务。
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加速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工业企业的绿色化改造。绿色发展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未来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应着力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推进绿色制造。实施好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资源综合利用等税费支持政策，加快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钢铁、建材、石化、轻纺等行业燃料原材料清洁替代；推行工业产品绿色设计，创建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培育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鼓励制造企业降碳减污增绿，打造典型绿色低碳制造应用场景，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进一步打造绿色制造服务商。二是推动资源综合利用提质增效。围绕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能力提升三大方面，继续推动钢铁、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工业节能降碳，开展废水循环利用试点；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加强废钢、废纸等再生资源行业规范管理，建立完善碳达峰碳中和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拓展综合利用渠道。三是着力培育绿色增长新动能。推进低碳型、环保型、高效型绿色产品研发，加快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绿色交通和绿色管理等领域布局，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全面提升光伏、锂电供给能力，加快发展氢能、储能，推动生物基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等。
促进我国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深化产业链国际合作。当今全球制造业和产业链供应链格局进入速度放缓、格局分化、规则重构的调整期，中国制造业应进行全球化路径和模式升级，完成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转型。一是从出口产品转向全球产能布局，建立以我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体系。发挥中国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的比较优势，鼓励企业从输出产品向输出工业能力转变，建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倒逼企业必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二是更加重视基础研发投入，在海外超前布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实验室和研发体系。以建立全球研发体系为抓手，联合所在国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打造共性技术研发同盟，整合全球优秀创新资源为我所用，力争在技术领域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三是并购重组整合资源，开辟产业新赛道，在世界各地建立品牌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坚持制造业“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战略抉择，打造全球化品牌和可控的销售渠道。四是加强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国际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带动所在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拓展数字贸易等新领域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作者为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教授、博导；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孙建华、黄梓昕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雄安新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ZDA04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夏杰长、谭洪波：《生产性服务业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3年1月10日。
②周正、门博阳、王搏：《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效应——基于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实证检验》，《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责编/韩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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