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稳定就业群体为主体的大规模罢工频繁发生，是欧洲国家建立福利国家制度以来少见的现象。当前，欧洲新罢工潮的出现，是深度全球化掏空欧洲国家“社会契约”的后果，直接导火索是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使欧洲经济重振面临多重难题，高企的通货膨胀，合并紧缩工薪和福利措施的强硬推进，导致中坚中产群体的生活质量绝对下降。以替代性新“愿景”重铸社会团结是欧洲国家的迫切需要，但其思想资源和政治基础尚未成熟。
【关键词】欧洲 工人运动 身份政治 经济议题 社会契约
【中图分类号】D415 【文献标识码】A
由于通胀水平持续高企，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英国最大的铁路员工工会——英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于2023年7月20日、22日和29日三次举行罢工，超过2万人参与罢工。2022年以来，大规模的罢工在欧洲国家频繁发生。2022年的“不满之夏”从英国伴随寒冬蔓延成欧洲主要国家的“不满之冬”，在2023年春天万物复苏时升级为“不满之春”。持续的大规模罢工潮，与疫情之前在欧洲国家蔓延的民粹主义运动具有不同的特征，是欧洲国家多年未曾出现的“老现象”。
罢工潮再现：欧洲社会运动的“返祖”
在欧洲国家，罢工现象时有发生从未远离。但是，从欧洲社会运动的历史脉络来看，自二战后福利制度在欧洲国家建立以来，罢工活动逐步失去了普遍的社会同情，规模浩大持续性的罢工潮基本消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澳等国发生了反对右翼执政党推行经济私有化、紧缩福利政策的大规模罢工，这轮罢工的失败标志着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罢工活动不再具有自然的正当性。随后深度全球化快速推进，欧洲国家制造业外移加速，经济社会结构“白领化”，“后物质主义”议题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
后现代的社会运动主题，对应的是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形式。后现代的社会运动主题，与罢工的重要区别在于诉求类型不同。罢工的诉求是维护特定就业岗位群体的具体利益，主要是薪资水平、工作时长和劳动条件改善等，这类诉求要求在短期内实现的迫切性较高。后现代社会运动的诉求，往往涉及公共性议题，如反对政府某项政策、反战反核、环境生态保护、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力的扩大等，即便是涉及特定群体具体利益的社会运动，如性别议题、特定族群议题等，也具有一定的普惠性。此类诉求要求短期内实现的迫切性不高。议题的公共性和长期性需要可持续性的社会运动形式，如“嘉年华”式的游行示威、公共媒体公开集会张贴标志等宣传倡议活动。这类社会运动形式的特点是成本较低，对于经济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只带来很小的成本和负担，参与者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较小，一般是在工作之余参与活动。低成本的社会运动形式，其可持续性较高。久而久之，后现代的社会运动被视为培育公共意识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活动，得到广泛的社会接受。
与后现代社会运动的公共性诉求和低成本形式相比较，罢工可谓反其道而行之。罢工活动会造成经济社会运行某个环节的暂停，会造成或局部或全局性的社会成本增加，与其代价要由公众承担相反，罢工的诉求是维护特定就业岗位群体的个别利益。罢工与后现代社会运动活动的收益－成本关系，恰成鲜明的反衬，罢工不再享有自然的正当性。对于罢工的社会同情度不复过往，也是一些罢工失败的重要原因。
这一趋势在近两年出现了反转。欧洲国家重现罢工潮，造成的经济代价社会成本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却得到了较高的社会同情度，可谓是社会运动的“返祖现象”。被打上因“私利”而损“公益”负面标签的罢工，重获正名，得到广泛的社会同情。解开这一反转现象的奥秘，是理解此轮罢工潮的关键。
在诉求方面，此轮罢工潮除了少数罢工涉及公共事业部门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反对援助乌克兰等公共议题之外，大多数罢工的目标仍然是加薪和福利待遇等传统诉求。在形式和效果方面，此轮罢工潮具有规模大、多个行业接续、多轮反复、经济社会损失严重等罢工潮的传统特征。而且，在经济社会损失方面，此轮罢工潮不仅是后现代社会运动不可同日而语的，与历史上的罢工潮相比，也可称为史无前例。
欧洲新罢工潮的特征
规模大。欧洲多个国家的罢工创造了历史最大规模。2022年，英国的罢工潮创新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最大规模和最广范围。202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举行的法国五一游行被认为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之一”，全法有78.2万人参与游行，聚齐了法国八大工会的成员。德国的公共交通工会组织了近30年来最大的全国性罢工。西班牙自2023年3月起大约有40万人参加抗议活动，也达到了历史最大规模。
多轮反复持续。2022年以来，欧洲国家的罢工呈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之势，这是由三种情况形成的。一是多个行业相继发生罢工，二是因没有达到罢工目标而出现了多轮罢工，三是为展现罢工的破坏性后果而组织持续时间较长的罢工。例如，自2023年1月19日以来，为阻止政府通过退休年龄延迟政策，法国爆发多轮多行业参加的罢工。德国国营事业员工与政府谈判，经过邮政、交通和医疗机构员工的反复罢工，才得以打破谈判僵局，最终达成加薪5.5%协议，取得罢工成功。世界性制药业头部企业葛兰素史克员工自2022年5月2日起在英国各地举行的罢工持续了近一个月。
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为威慑。此轮罢工潮组织者和参与者对其可能造成的经济社会代价，不回避也不愧疚，而是公开表明就是要用“让国家陷入停顿”的灾难性后果，展示罢工的威力，以达到罢工的目标。在罢工期间，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公共交通、邮政、城市环保、医疗、消防员等维持社会运行的基本公共服务出现了暂停。罢工严重打击了欧洲国家困难重重的经济复苏进程，也给民众的正常生活制造了不便。
上述这些特点，无疑不能为此轮罢工潮提供正当性。此轮罢工潮具有较高社会同情度的奥秘，在于参与主体方面的新特点：高技能群体的参与度高。
此轮罢工潮的参与主体，是以公共事业部门等稳定就业群体为主。高技能的稳定就业群体，是此轮罢工潮的重要力量。航空、邮政、交通和医疗机构中的高技能员工和公共部门职员，参加本行业工会组织的罢工，或者响应总工会和其他行业工会组织的罢工活动，与传统罢工参与主体如低技能雇员和灵活就业群体一起，扩大了罢工的规模，更重要的是提升了罢工的破坏力。具有象征性的事件是：西班牙有80%的司法公职人员参加了罢工；具有125年历史的英国中学校长协会，首次就是否举行罢工进行投票。
稳定就业群体是欧洲国家经济社会秩序和社会主流态度的“温度计”。随着二战结束欧洲国家经济进入长时段的黄金时代，高技能的稳定就业群体逐步发展壮大，他们受益于欧洲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优势地位，享有较好的薪资和福利待遇保障。他们是后现代社会运动的拥趸，对于产业工人的罢工逐渐不再抱有同情态度。这也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后，罢工随之在欧洲国家消退的社会基础。2022年以来，一个现象级的新变化是稳定就业群体的愤怒日益高涨，温和的后现代社会运动方式，不足以让这一社会群体阻止自己收入相对下降和生活质量绝对下降的迫切需要，引起政府的充分重视和慎重对待，高破坏性的罢工成为现实选择。这一社会群体参与罢工，意味着社会主流对于罢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欧洲新罢工潮的背景和原因
罢工潮出现的大背景，是近年来区域政治形势和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欧洲国家自主回旋空间收缩，被动性尽显，应对之策左支右绌，解困之术难达预期。
一方面，欧洲国家的通胀率持续高位。受乌克兰危机以来能源进口价格上涨的带动效应，民众的生活必需支出增长，而工薪增速低于通胀率。2022年，德国的年通胀率达到历史新高的7.9%；2023年2月之后，德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8.7%，创新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法国的年平均通胀率为5.2%，创40年来的最高值。2023年3月，欧元区的年通胀率创历史新高，名义通胀率高达6.9%，核心通胀率为5.7%。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洲国家各类能源价格如电价、汽油价、天然气价等上涨至少一倍，有的增长了3倍。西班牙的能源价格涨幅最惊人，迅速上涨了72%。同时，欧洲各国生活必需支出，因能源价格、食品价格、房租等物价全面上涨而大幅增加。但是，在不景气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企业不愿相应提高员工的薪资；公共事业部门的工薪水平，政府以控制财政赤字水平为由拒绝提升。包括高技能群体在内的民众，普遍面临生活质量下降的现实压力和进一步恶化的预期。
另一方面，欧洲国家财政支出方向之争。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价值不菲，因制裁俄罗斯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更为巨大。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这些新增支出成为一项长期的财政负担。财政支出额外增加，收入却无法开源。为重振经济、遏制资本外流、降低企业成本、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欧洲国家普遍不愿采用加税提费等措施。缩减财政的福利项目支出，是在欧元区的财政纪律约束下，政府平衡资产负债表、减轻财政长期性负担的“理性”选择。这一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引起已经承受多方面利益受损民众的激烈反对。例如，引发今年法国多轮罢工的导火索，是政府推出的退休年龄延迟政策。延迟退休年龄，涉及面广，养老保障制度的所有参加者因切实利益受损而持反对态度，支持或同情罢工游行等活动。反对者认为，参加时间较早而因低技能往往更早失去就业岗位的劳动者，会因此政策受损最大。因此，相比统一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政策，削减富裕人群的养老金，或者把给乌克兰的援助支出用于发放养老金，是解决养老金之困的更公正合理的改革思路。
在深度全球化中受益颇丰的欧洲，实际处于“饮鸩止渴”的状态。深度全球化赋予资本超脱国家政治约束的能力。欧洲国家尽管始终是深度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这一进程可谓欧洲模式的“反动”。按照深度全球化的逻辑提升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欧洲国家无可选择的选项，包括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欧洲国家普遍右转，瓦解“社会契约”，引发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运动高涨。
欧盟理事会于2020年7月批准通过的“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融合了适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绿色经济、数字战略转型两种思路。这项复苏计划旨在修复和强化欧盟内部经济发展，“着力点主要在于单一市场建设和大规模投资计划。前者主要强调深化单一市场，建设欧盟银行业和资本市场联盟，修复和重建欧盟内部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后者则提倡在绿色经济、数字领域能力建设等重点项目上的资金投入，引导各国经济向绿色和数字化方向转型”。
然而，预想规划与落地见效之间还有重重不可控因素的干扰。最大的干扰源是美国实际奉行的“美国第一”原则和乌克兰危机，二者联袂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区域政治环境和经济财政等内政的外部形势，挤压了欧洲国家的自主空间。欧洲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受到了三重强干扰，即军事和民生方面援助乌克兰、能源供应引发的高通胀率、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方式打击欧洲经济复苏。多重冲击下，欧洲资本离开实体经济并且外流出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局势不明的大势之下，欧洲资本和其他国际资本并不看好欧洲经济预期。
欧洲国家在区域政治环境把控、经济复苏方面，尽显被动之态，鲜有适宜之策。欧洲国家采用的财政货币工具和产业政策或许有缓痛一时之效，但是欧洲经济全面复苏应会姗姗来迟。对欧洲经济未来预期不佳的，不只是资本，也包括欧洲各国的民众。民众对此大势的忧虑和质疑，常态化的表达可谓是对空言说，没有听者没有回音。民生日渐艰难的现实，执政者的束手无策、南辕北辙和权力任性，让愤怒情绪在大众中蕴积蔓延。非罢工，非声势浩大的罢工，无以产生撼动之效。此轮罢工潮，可言说的诉求是加薪和福利等个体利益，其无以言说而可意会的是用罢工的高破坏性表达的社会愤怒。
欧洲新罢工潮对欧洲政局的影响
此轮罢工潮，是欧洲政治形势的一个标志性现象，也是塑造欧洲政策未来走向的一个动因。欧洲国家如何走出困境，取决于各方政治力量的思想准备和政治行动能力。对于欧洲民众而言，关键不在于组织性，而是审时度势的替代方案。欧洲民众多年开展社会运动，其组织性不是政治能力的短板，此轮罢工潮展现了欧洲民众的集体行动意识和组织能力。审时度势的思想准备，是工人运动“从个别的罢工转向整个工人阶级解放全体劳动者的斗争”的前提条件。欧洲民众的思想认识准备显然不足。
关于新的世界形势下的欧洲未来，近十年来，有三种思想在欧洲国家逐步兴盛，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一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这个思路属于“保守主义阵营，则由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取径构成”，要求发达国家实施逆全球化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措施，以解决深度全球化导致的欧洲国家产业空心化。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理念的群体，在政治行为上最为活跃、冲击性破坏力较强。在此轮罢工潮之前，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多个国家曾经持续发生民粹主义者组织发动的社会骚乱。民粹主义的主张携社会骚乱之威，被新当选的执政者部分采纳。
二是“重塑全球化”的主张。受益于深度全球化的经济精英，认为现行全球化规则威胁到了欧美占据顶端的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为维护欧美国家的“相对收益”，主张修改现行全球化规则，建立新规则。欧盟理事会于2020年12月7日通过的建立全球人权制裁体制的决定和条例，是这一思路的一项成果。该条例的通过意味着欧盟把人权标准作为国际经贸活动干预手段，首次设立专门机构，对于负责、参与或牵涉世界范围内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实体、国家及非国家机构采取经济制裁行动，不论行为发生地为何处。
三是新进步主义的主张。该思路从全球性负面问题的角度，如贫富差距拉大、全球环境恶化等，反对深度全球化。这种思想观念相继提出并推动绿色环保主义、全球环境治理等措施，以规制深度全球化，应对全球性问题。新进步主义对经济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均持批评态度，认为新冠病毒的流行不仅标志着市场全球化的局限，还标志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更加致命的局限。新进步思潮认为，深度全球化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不应也不能继续回避的程度，全球化需要重建而不只是修复。新进步思潮认为，没有全球性的制度支持，单个国家难以抵御全球竞争对于国内经济制度的约束，能否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取决于能否更公平地分配全球利益。
新进步思潮改进全球化的方案，是改变全球经济体系的“竞低”原则，把绿色经济、气候正义、民主等原则贯彻到国家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规则当中，极大地减少财富掠夺，保护工人和平民。新进步思潮主张，推进新的发展模式，欧美国家应该利用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综合使用经济和政治手段，引领纠偏资本利益高于一切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规则。新进步思潮提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构想，将气候议程与经济正义、改革再分配、以绿色健康实现经济复苏等政策联系起来。例如，通过征收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税增加社会福利投入；提高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绿色标准；加强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在欧洲范围内实行“共同税收”，克服资本流动到“避税天堂”国家，恢复欧洲维护社会团结的能力。
罢工潮的出现，宣告了欧洲国家现行的亲资本政策，带来的是社会契约的进一步瓦解，政治分歧的进一步对立。此轮罢工潮，表达的社会愤怒情绪具有广泛性，同时也表现出政治对立程度的加剧，罢工得到反主流政党的跨政治派别的明确支持。这意味着反对党在议会中对执政党的议案将持不妥协的阻击态度，以迫使执政党向罢工者妥协。议会出现“否决政治”，执政党或者绕开议会强行推进，或者不妥协维持僵局，两种情况都会激起社会不满情绪的升级和扩散。平息罢工潮的过程，也是关于欧洲政治走向的政治博弈过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比较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陆婷、东艳：《后疫情时期欧洲经济的困境与出路》，《全球化》，2020年第4期。
②让－马克·夸克：《拒绝全球化抑或重新思考全球化》，《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责编/韩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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