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迁使印度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但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并不必然转化成经济社会层面的人口红利。印度要实现人口红利仍面临诸多困难，包括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素质有待提高、人力资源失衡严重以及内外政策环境的制约等。我们需要汲取印度谋求人口红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持续推进人口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关键词】人口红利 印度 人力资源 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人口红利成为观察和理解印度发展前景的重要维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印度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持续变化，使其迎来劳动力资源充沛、抚养比较低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各方对印度能否有效转化人口红利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背景下，印度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更为显眼，从人口角度进行中印对比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不过，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年轻人口比重的增加，并不必然给印度带来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也并不等同于“经济红利”。如果印度无法系统推进教育、就业、医疗、社会平等领域的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无法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理论上的人口红利非但无法正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可能成为拖累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负债”。
鉴于人口规模庞大、年轻人口占比较高、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等，印度被普遍认为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
印度人口结构的变迁提供了人口红利的时间窗口。印度不仅人口规模庞大，而且年轻人口占比较大，故而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维持较低的抚养比。2020年7月，印度政府发布的《2011-2036年间印度和各邦人口预测》报告称，2011-2036年间，印度人口预计将从12.11亿增加25.7%到15.22亿，而15-59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1.4%。①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21年印度人口为13.93亿，其中15岁以下人口占比25.8%，高于中国（17.6%）、印度尼西亚（24.2%）和巴西（20.6%）；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6.8%，低于中国（12.4%）、印度尼西亚（7%）和巴西（10.2%），显示印度具有充沛的劳动力资源。除了劳动力规模巨大外，印度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也被认为是人口红利优势之一。
印度人口素质的改善为人口红利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印度要收获人口红利，就必须培养一定规模的熟练技术工人，而基础教育和必要的技能培训则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印度政府的持续努力下，印度文盲率大幅减少、识字率不断提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印度识字率从1971年的34.4%持续提升至2011年的73%。虽然女性识字率的比例依然低于男性，但两者差距在持续缩小，已经由1991年的24.8%缩减至2011年的16.2%。此外，在15-34岁年龄段中，15-19岁年龄段的识字率始终是最高的，2011年普查该年龄段识字率为88.8%，这意味着印度基本摆脱“识字率陷阱”。此外，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性别不平等指数、多维贫困指数等总体上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印度政府的教育、医疗、就业政策总体上有利于人口红利的释放。印度政府认识到人口红利并不会自动到来，也不像有些报道所称的盲目自信于人口红利。相反，印度政府努力弥补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领域的短板，提高人口素质，并相应地推进制造业发展，以期更好地释放人口红利。教育医疗方面，印度政府不断加大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领域的开支。官方数据显示，印度对社会服务领域的支出从2015/2016财年的9.255万亿卢比增加到2022/2023财年的21.32万亿卢比，占GDP的比重也从6.6%提高到8.3%，占总预算的比例则从24.3%增加到26.6%。此外，2022/2023财年，卫生医疗开支占GDP的比重已由2016/2017财年的1.2%提高到2.1%。青年群体方面，印度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青年事务与体育部，1988年出台了首份《国家青年政策》。2014年，印度政府出台新版《国家青年政策》，提出教育、体育、就业、卫生、治理等11个重点领域，并配套出台了系列具体措施。技能培训方面，印度在2014年成立了技能发展和创业部（MSDE），2015年启动了“技能印度使命”（Skill India Mission）并出台《国家技能发展和创业政策》。
印度人口红利释放面临多重挑战
印度人口结构的持续变迁压缩了人口红利窗口期。人口红利是人口结构转型导致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提升的特殊阶段的产物，具有阶段性、窗口期的特点。随着人口结构的持续变迁，包括总和生育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死亡率降低等因素，劳动力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直至进入老龄化社会，从而导致人口红利的消失。从目前的人口预测来看，印度生育率持续走低，或比预期更早更快进入老龄社会，人口红利窗口期加速消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从1971年的5.2下降到2019年的2.1（该数值被认为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印度政府的人口预测报告认为，2011年至2036年间，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增加，人口中老年人的数量预计将增加一倍多，从2011年的1亿增加到2036年的2.3亿，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从8.4%增加到14.9%。②印度政府2022年新版《印度的青年》报告也指出，2011-2036年间，青年人口（15-29岁）的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将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有学者研究发现，1993/1994财年至2004/2005财年，印度青年人口和老龄人口增速分别为1.9%和3.5%，但2004/2005财年至2018/2019财年，青年人口和老龄人口增速分别是1.8%和5.1%③，这两个数值的一降一升表明印度将比预期更快进入老龄社会。
印度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源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人口数量，其还与人口的教育程度、性别平等、医疗水平等密切相关。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以提高人口素质，但在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开发和利用方面仍面临不少障碍。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数据显示，虽然印度的基础教育入学率有所提升，但仍有高达29%的儿童未能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其中大部分来自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宗教少数群体。另有数据显示，2019-2020年，印度5.42亿劳动力中只有7300万人接受过某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正式技术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仅为3%，远低于中国（24%）、美国（52%）、英国（68%）和日本（80%）。④更为严重的是，印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还导致就业供需失衡，导致较高的教育程度无法转化成较高的就业率。数据显示，2011/2012财年至2017/2018财年，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年群体失业率都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从19%上升到36%，研究生的失业率从21%上升到36%，这说明印度的教育体系未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⑤
此外，印度的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且面临较为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在印度，每2400名印度人只有一名医生，但在美国，每1325名美国人中就有一名印度医生。此外，印度高净值人士近年来加速外流。2014年以来，已有2.3万名百万富翁离开了印度，仅2019年就有近7000名百万富翁（占印度高净值人士总数的2%）离开了印度，使该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收入。⑥卫生医疗方面，根据全国家庭健康调查（NFHS），印度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约35.5%）发育迟缓，这表明他们的健康状况、教育和职业前景都不佳。
印度的人力资源分布面临严重的失衡问题。印度民族宗教多元、贫富差距巨大、区域发展失衡，导致不同宗教、不同种姓、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性别的人力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失衡问题，制约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释放。
印度各个邦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口规模、结构和素质也有差异。2011-2036年间，印度预计增加3.11亿人口，其中超过一半（约1.7亿）人口集中在比哈尔邦、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和中央邦这五个邦，而南部五个邦，即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喀拉拉邦、泰伦加纳邦和泰米尔纳德邦，仅占新增人口的9.32%（约2900万）。到2036年，比哈尔邦、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孟加拉邦和中央邦的青年人口占全国青年人口比例约52%。人口最多的北方邦，老年人比例预计从2011年的7%增加到2036年的12%，而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喀拉拉邦，老年人比例预计将从2011年的13%增加到2036年的22.8%（超过青年人口占比19.2%）。此外，印度75%的辍学儿童来自北方邦、拉贾斯坦邦、比哈尔邦、中央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全国仍有58%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每人每天支出3.1美元），其中七个最低收入的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高达62%。⑦显然，越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邦，总和生育率越低、老龄人口占比越高；越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邦，总和生育率越高、年轻人口占比越高，这显然不利于人口红利的释放，甚至有可能因语言问题、选举问题引起央地关系、邦际关系的紧张。
印度贫富差距问题也非常严重，这部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对人员和财富流动的桎梏，部分是权力寻租使得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利益集团往往能从印度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利益。根据乐施会最新的研究报告《最富者的生存：印度故事》：“印度不到5%的人拥有全国60%以上的财富，而底层50%的印度人只拥有3%的财富。从2012年到2021年，印度创造的财富40%流向了1%的人口，只有3%的财富流向了底层50%的人口。印度的亿万富翁总数从2020年的102人增加到2022年的166人，而印度100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总和已经达到6600亿美元，大约是印度政府财年预算的1.6倍。”⑧此外，印度还存在性别歧视、宗教矛盾等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比如，印度适龄女性劳动参与率一路走低，从2000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2.5%，不仅远低于中国的68.6%，甚至低于孟加拉国的38.5%和斯里兰卡的37.6%。⑨
印度的产业结构与人口红利存在匹配失衡的情况。这种失衡既体现在前述的劳动力素质不高抑制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也体现在印度的产业结构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从而无法有效解决就业问题，而大量劳动力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失业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与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是服务业驱动。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印度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拖累制造业发展的现实情况、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国际环境、“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文化等多重因素作出的选择，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比如，印度农业吸收劳动力占比最高，但农业生产效率长期得不到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得不到足够资金支持，农民自杀事件屡屡发生，“三农问题”比较严重。再比如，通信、金融、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对人口素质要求较高，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更大发展，这些行业都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中国与印度同为全球人口大国，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同时，由于人口政策不同，中国和印度在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等方面呈现了不同的走势，对两国各自的发展模式和进程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加强与印度在人口问题上的交流互鉴，丰富人口红利内涵，以“人才红利”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同时，对于印度可能借人口红利推进对华产业竞争乃至产业脱钩的风险，也需予以充分重视。
中国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推进人口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也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持续“双降”。2022年中国人口较上年末减少8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666万，引起了全社会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争论。但通过对比中印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之后的政策实践和效果可以发现，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结构有关，还与人口素质、人口治理有关。人口结构的变迁创造了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但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并不等同于收获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需要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和积极的政策保障，才能转变成真正的人口红利。此外，人口规模并非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人口红利的内涵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发展，预期寿命的延长事实上拉长了劳动力年龄的时间限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可以也必须通过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力资本，加大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推动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转变。
中国可以探索推进中印人口问题对话，携手提升全球人口治理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中国一样，印度也在努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印度总理莫迪在2022年独立日讲话中提出要在2047年建成发达国家的宏大梦想。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着如何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共同任务，都面临着如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课题，都面临着克服人口治理不足、推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共同使命。因此，中国和印度可以探索推进两国关于人口问题的对话，就提升人口治理水平互学互鉴。
此外，人口问题也是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内外多重因素冲击下，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发展挑战，而人口规模扩大与资源紧缺、就业减少之间的矛盾也将更加凸显。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1年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2040——竞争更激烈的世界》，未来20年全球新增人口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国家，届时将对这些国家的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基础设施等造成巨大压力。因此，除了双边对话外，中印还可以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推动关于全球人口问题的对话。
中国需防范应对印度借人口红利对华搞产业脱钩乃至替代的风险。当前，印度对华政策表现出意识形态因素凸显、安全疑虑加重的特点，中印关系中的“发展合作”逐渐让位于“安全碰撞”。在此背景下，印度倾向于对华采取歧视性经贸政策，其中一点就是印度试图对华搞产业脱钩甚至替代。近年来，印度出台了许多刺激本国产业发展的倡议和举措，以期降低进口依赖度、提高经济自主水平。这既反映了印度强烈推动国内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现实需求，也折射了印度试图减少对华产业依赖、抑制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策考量。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全球产业链日益区域化本土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难以替代的地位，以及印度国内产业结构的制约，印度要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困难重重，其对华歧视性经贸政策还有可能反噬到其自身产业发展。不过，只要印度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战略轨道不变、只要中印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只要美国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印度就有对华搞产业竞争、替代乃至脱钩的图谋，而人口红利则是印度可兹利用的重要资源。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注释】
①Ministry of Health & Family Welfar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India and States 2011-2036,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Group on Population Projections, July 2020, pp. 3-4.
②Ministry of Health & Family Welfar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India and States 2011-2036,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Group on Population Projections, July 2020,p.3.
③Jajati Keshari Parida, S. Madheswaran, "Harness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Before It Is Lost Forever in India", p. 6.
④"India's Demographic Dividend", https://edukemy.com/daily-current-affairs/gazette/2022-04-19/indias-demographic-dividend.
⑤Jajati Keshari Parida, S. Madheswaran, "Harness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Before It Is Lost Forever in India", p.11.
⑥Mani Verma, "How the Great Indian Brain Drain Is Taking A Toll on the Economy", January 6, 2022.
⑦数据来源：https://www.unicef.org/india/key-data.
⑧Akshay Atmaram Tarfe, "Richest 21 Indian Billionaires Have More Wealth Than 700 Million Indians", January 15, 2023.
⑨杨怡爽：《印度究竟是否需要控制人口》，《世界知识》，2021年第21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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