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来技术、外部市场均为亚洲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二者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国际公共品”。从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发展经验来看，在全球化时代，“自主”有着重要意义。科技自立自强构成亚洲发展的内生动力，但在发展的“追赶阶段”与“成熟阶段”，科技自立自强又有着不同侧重。在“追赶阶段”，由于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小，获得外来技术与外部市场均相对容易，培育“自主学习能力”是支撑科技自立自强，进而推动成功发展的关键。当亚洲逐步步入发展“成熟阶段”，对先发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增大，获得外来技术与外部市场也愈发困难，此时“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主市场规模”相互补充支撑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着亚洲持续发展。新时代的中国致力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向亚洲分享技术与市场，推动亚洲共同发展。
【关键词】科技自立自强 亚洲发展 自主学习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市场规模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5.004
【作者简介】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国技术竞争、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安全。主要著作有《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正在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从历史经验看，亚洲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源于科技自立自强。二战结束以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但亚洲国家却成为世界发展典范。从全球发展经验看，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或以上，且能保持50年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6个，其中包括中国在内有4个位于亚洲。[2]从1970年至2017年，除亚洲外，世界其他地区制造业所占经济份额均呈普遍下降趋势。[3]依靠“科技自立自强”，多个亚洲国家在发展“追赶阶段”成功推进了工业化与现代化。当前，继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后，中国发展逐渐步入“成熟阶段”。步入“成熟阶段”的亚洲发展日益需要实现从“科技自立自强”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尽管“科技自立自强”在“追赶阶段”与“成熟阶段”有不同侧重，但其始终是推动亚洲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成就”与“曲折”反观亚洲发展
二战结束后，亚洲经济体成为国际发展的焦点。从1950年到1975年，全球有8个经济体实现了经济“起飞”，包括中国在内，均位于亚洲。[4]其中，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是成功推动经济起飞，并成功步入发展“成熟阶段”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年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大约在10年后，即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年人均收入突破一万美元。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4年经历了年人均收入从2000美元到一万美元的突破。2006年，中国年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到2019年，年人均收入突破一万美元。这三个亚洲发展的“模范生”都经历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全球发展史上，不少国家曾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中日韩三国的发展均同时伴随着技术与产业升级。二战后初期，“日本制造”由家庭手工业主导，价格低廉但质量低劣，背负着“假冒伪劣”的恶名。[5]但经过技术升级，日本逐步在全球高技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1970年，日本在世界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DRAM）市场所占份额几乎为零；到1986年，其市场份额已大约占到80%。[6]
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及苏丹。韩国汽车曾被美国人视为低质量、低价位的代名词，在美国电视节目中被用作喜剧素材。[7]在此后的30年时间里，韩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新兴工业国。韩国工业品出口的世界排名从1962年的第101位上升至1994年的第13位。[8]韩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立后，首个从援助接受者变成提供者的国家，并在1996年成为OECD成员国。到21世纪，韩国已在汽车、造船、显示器、芯片等领域占据世界技术与产业的重要位置。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9]时过境迁，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继往开来，技术不断创新发展，产业不断拓展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10]
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其发展实现了从“起飞”到逐渐“成熟”。然而，亚洲各国的发展也曾相继出现曲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与美国引领的全球互联网革命失之交臂，日本企业在信息革命中严重落伍。在互联网技术领域，日本几乎没有一家企业能跟上美国技术进步步伐，也没有一家企业能和谷歌等美国公司竞争。2012年以来，日本报刊上频繁出现“电器工业全面崩溃”“日本半导体产业崩塌”等报道。[11]有日本学者甚至称日本发展经历了“失去的25年”。[12]近年来，韩国发展速度亦有所放缓。有研究者看到了韩国发展的隐忧，对其经济发展缺乏信心，并对其未来持悲观态度。[13]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很多方面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继续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中日韩三国发展从“追赶”逐步走向“成熟”，该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未来亚洲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韩发展的比较历史分析，揭示无论在发展“追赶阶段”还是“成熟阶段”，科技自立自强均是亚洲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发展的“追赶阶段”，亚洲国家大都享有有利的外部环境，此时“自主学习能力”支撑着亚洲的高速发展；当发展步入“成熟阶段”，亚洲国家面临日趋严峻的外部环境，“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主市场规模”的相互补充成为亚洲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发展阶段与科技自立自强的侧重
中日韩三国发展相继从“追赶阶段”步入“成熟阶段”。在不同阶段，亚洲发展的内生动力均主要在科技自立自强；同时，在不同阶段，科技自立自强的侧重也有所不同。
对亚洲业已取得的发展成绩而言，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提供了迥异的解释。有学者认为亚洲成功源于亚洲经济体依托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推进“劳动密集型”技术与产业发展，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14]然而，从中日韩的发展史看，亚洲诸国均多次致力推动违反其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有学者强调制度变迁是亚洲发展的内生动力，如制度变迁使中国等亚洲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了发展。[15]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机构常常把亚洲诸国的制度与国际竞争力评估为低档。例如，1994年，韩国很多指标（包括国内市场开放度、外国投资开放度、政府价格控制程度、对外国文化包容程度、金融机构自主程度等）都位于国际社会最底层。[16]这与前述制度变迁动力说并不相符。也就是说，“亚洲奇迹”是在缺乏西式制度支撑的条件下实现的。有研究者聚焦亚洲理念与文化，如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指出，“技术民族主义”让日本致力于将外部技术内部化。[17]亚洲诸国均作出过类似的努力以推动技术自足。不过文化研究者也需注意，亚洲文化价值观长期以来比较恒定，而“亚洲奇迹”却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如果文化确为发展的内生动力，则也需要其他驱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的研究者强调，经济导航机构、有选择的产业政策等举措推动了亚洲的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18]但不少研究者也指出，随着亚洲发展从“追赶”步入“成熟”，“发展型政府”对生物医药等新兴技术的推动显得乏力。[19]有研究者强调外部环境，指出不论国内制度如何，具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良好关系使得后发国家能够从海外获得更多的投资与技术，进而推动自身技术升级，支撑本国长远发展。[20]事实上，在不同发展阶段，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有差异，获得的外来技术资源也会随之改变。还有研究者强调在不同阶段，即在“追赶阶段”与“成熟阶段”，政府介入发展的效果会有很大差异。当年人均产值超过一万美元后，政府对技术进步的介入效果就会呈减弱趋势，在年人均产值达到两万美元后，政府介入效果会更弱。[21]其政策意涵是随着亚洲发展步入“成熟阶段”，发展的内生动力要更多仰仗市场驱动。
大部分学者对技术驱动发展已有共识。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指出20世纪前半期美国经济增长中87.5%可归因为技术变革。[22]在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中，50%以上的长期增长源于技术变革。[23]对大多数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而言，引进外来技术较之展开原创性研发往往更为必要和紧迫。外来技术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生产率改进的贡献率约为90%。[24]后发国家不仅在“追赶阶段”依赖外来技术，而且由于其国内市场狭小、人均消费有限，其生产的技术产品往往也依赖外部市场。对后发国家而言，获得外来技术、获得外部市场对其发展尤为关键。
不少国际问题研究者常常认为外来技术以及外部市场是公共品。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虽然技术很昂贵，也不容易发明，但一旦发明出来，就比较容易推广。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我们更难阻止技术从高技术国家扩散到低技术国家。”[25]在吉尔平看来，技术落后国家均能成功利用外来技术这一“公共品”。查尔斯·金德尔博格（Charles Kindleberger）指出：“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需要一个稳定的提供者”[26]，而霸权国家常常愿意为世界各国提供开放的市场。在金德尔博格看来，落后国家进入国际市场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无论是外来技术还是外部市场，其“国际公共品”属性并非理所当然。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先国家常常通过技术出口控制、市场准入限制等手段来打压挑战者。
因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尤其强调“自主性”（autonomy）。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防务开支不会带来任何回报，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又是不可避免的。国家所得回报并非福利增长，而在于保持独立自主。[27]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指出，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国家力图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内政治自主。[28]要保障一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生存和发展，均离不开“自主”，而科技自立自强则是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确保“自主”的重要支撑。
尽管技术可以从外部转移，但外来技术并非公共品，因为有效使用该技术的能力无法转移。例如，在发展大型油轮的起步阶段，韩国国内连能读懂外国设计图纸的技术人员都没有。[29]在发展的“追赶阶段”，只有依靠本国的“自主学习能力”才能有效获得外来技术。“自主学习能力”是指选择、消化、使用、扩散、改变外来技术与知识的能力，它不仅体现在企业层面，在世界政治中还体现在国家层面。例如，由于巴西等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较弱，更仰仗外来技术与企业，缺乏对本土“自主技术能力”的培育，因此陷入“被邀请的依附”。[30]从亚洲发展经验来看，在发展的“追赶阶段”，亚洲诸国对技术领先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小，往往享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此时引进外来技术更容易，因此培育“自主学习能力”构成这一阶段亚洲国家技术自立自强的重点，也是推动亚洲发展的关键。
二战后，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指出，基础科学是科学的资本。二战后美国的基础科学不能再依赖欧洲。[31]这是美国面临欧洲科技来源中断后，布什对美国政府的改革建议。在亚洲诸国逐渐步入“成熟阶段”，对技术领先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增大。此时技术领先国家要么加强技术出口控制，要么强化市场准入限制以应对挑战。加之发展步入“成熟阶段”后，亚洲技术发展逐步进入世界前沿，外来技术引进亦更加困难。因此，仰仗自身研发力量拓展科技前沿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这一阶段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不仅如此，在“成熟阶段”，亚洲国家的技术产品进入外部市场日益困难。此时，亚洲各国需要找到替代市场以为技术产品打开出路。前有拉美国家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车辆装配厂的最小生产规模须达到年产20万辆，而同期阿根廷最大汽车公司年产量不过5.7万辆。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受制于狭小的市场规模，阿根廷汽车产业无法享有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效率，其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是美国的2.5倍。[32]在发展的“成熟阶段”，缺乏“自主市场规模”，就难以支撑科技的前沿探索、产品试错、经验积累、资金回流。在步入“成熟阶段”以后，“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主市场规模”一并促使“科技自立自强”转变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终构成发展的内生动力。
“自主学习能力”与“追赶阶段”的亚洲发展
在“追赶阶段”，亚洲诸国对技术领先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较小，在国际体系中“搭便车”的可能性更大，引进外来技术更容易，同时出口技术产品也更容易。在二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将晶体管技术传授给日本物理学家。美国决策者确保索尼等日本公司可以将产品销售到美国市场。[33]日本在“追赶阶段”既从美国获得技术，也从美国获得市场。从1950年到1966年，日本进口的4135项专利技术中，来自美国的就有2471项。[34]对“追赶阶段”的韩国而言，情况也是如此。韩国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获得大量技术。例如，为发展造船业，韩国技术人员赴英国等国家学习，将看到的、听到的技术悉数带回。[35]在发展钢铁产业时，韩国浦项制铁公司从日本聘用退休技术人员担任技术顾问。[36]同样，对我国而言，“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了中国。[37]中美关系改善后，中国又积极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技术。1987年年底，上海“先进技术”的合资企业有近一半与美国合资。[38]在发展的“追赶阶段”，日本、韩国以及中国获得外来技术均相对容易。
不仅如此，中日韩三国进入外部市场也相对容易。1949年，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人物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说：“我们要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给予他们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的美国市场。”[39]20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品占出口商品的比例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大约为95%；而同期的美国为65%。[40]韩国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也走过了类似历程。由于自身市场狭小，在1964年，韩国各地悬挂着“只有出口才有活路”的标语。[41]半导体、造船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等先进产业的最低有效规模均十分巨大，自身市场狭小的韩国只能通过产品出口才能发展上述产业。从1998年到2000年，韩国生产的数字电视百分之百用于出口。[42]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外部市场容易进入，也积极推动出口。1994年初，美国商务部部长在公开场合一再强调，不加附带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有助于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出口占全球贸易比重从3.8%提高至12%。[43]在发展的“追赶阶段”，中日韩三国既容易从外部获得技术来源，生产的技术产品也容易进入外部市场。然而，中日韩三国的成功最终仰仗的是“自主学习能力”。要形成“自主学习能力”，需要有自主的学习平台、持续的升级努力以及反复的试错演练。
首先，为培育“自主学习能力”，中日韩三国政府积极促进自主技术学习平台的建立和发展。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较长时间内限制外资进入。为发展本土汽车产业，日本政府严格审查，限制在日合资企业。[44]此举不仅为实现日本的技术自主，还使日本高技术产业避免过早遭受严酷的外部竞争。[45]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仍坚持“日本唯一”的采购战略。[46]日本政府的保护和培育让本土企业有机会不断学习模仿外来技术，不断积累自主学习能力。韩国现代汽车工业的开端是1962年，政府通过《汽车工业扶持法》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外国汽车冲击。[47]韩国现代汽车为把握管理权与控制权，长期不与外国企业共享股权。尽管积极引进外来技术，但韩国现代汽车坚持独立承担发动机等技术研发项目，不断积累技术学习能力。[48]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就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该时期大部分技术项目的推进依靠本土企业，尤其是国企。在培育本土企业成长的同时，亚洲各国搭建了自主学习平台。正是依托于本土企业的自主学习平台，中日韩三国才不断培育与积累了“自主学习能力”。
其次，为培育“自主学习能力”，中日韩三国均保持着持续的升级努力。在“追赶阶段”，日本、韩国与中国领导人持有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不同的发展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日本官员是经济学背景出身。[49]因没有被主流经济学的政策指针束缚，日本官员受“比较优势”等新古典教条影响较小。韩国亦是如此，韩国领导人不重视美国培养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发展战略转向重工业，经济学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显著下降。[50]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强调以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同样与当时西方主流政策主张格格不入。因此，日本、韩国与中国领导人都致力于技术与产业升级，对技术与产业成长持有长远眼光。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首次用“产业之米”（rice of industry）来形容钢铁工业；到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通产省又将半导体视为新的“产业之米”，不断致力于技术与产业升级。[51]20世纪60年代末期，韩国决策层意识到有必要调整国家经济结构，把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技术密集型重工业。[5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优先发展轻工业、照顾短期利益的做法是“小仁政”，而建设重工业才应是施行仁政的重点，这是人民的长远利益，这才是“大仁政”。[53]不断推进更复杂的产业与技术成长，致力于逐步推进“复杂技术”与“高端产业”发展，学习强者，尤其学习强者的复杂技术与优势产业，使得中日韩三国的“自主学习能力”不断提升。
最后，为培育“自主学习能力”，中日韩三国企业在政府鼓励下进行反复的试错演练。致力于技术与产业升级的企业更容易犯错。“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积累和提升往往需要反复尝试，不断纠错。在汽车产业发展初期，日本汽车质量难以赶上美国福特、通用等品牌汽车，故障频繁，消费者抱怨不断。[54]1954年，日本索尼公司就尝试制作晶体管，制作数百个却未能成功。此时，索尼已花费了1亿日元，濒临破产。[55]长期的失败与试错让日本汽车与电子企业可以从错误中不断学习，积累“自主学习能力”，奠定日后可以挑战美国技术优势地位的基础。有日本学者这样评价：通产省做不到万无一失，日本企业也并非无懈可击。只有通过反复试错和勤学苦练，日本人才能逐渐积累技术并赶上美国。[56]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现代公司领导层作出了自主开发新车型的决定。当时公司内部就有很多批评意见，认为以韩国当时的技术水平，几乎没有可能生产自主车型；即便生产出来，其质量也无法保证，难以销售出去。[57]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生产液晶显示器之初，产品不合格率高达40%～50%，公司赤字持续增加。不少人认为进军液晶显示器这样的高技术产业是错误决定。[58]但大量的试错却为韩国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验，让韩国更能获得、利用、改造外来技术。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加强科技“独立自主”时期，尽管出现诸多失误，但付出的技术提升方面的努力让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培育了技术人才，提升了技术能力。这一时期大量的中国企业积极从事自主研发，涌现出了一批如“东风汽车”等自主研发的品牌。[59]反复的试错演练成为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让中日韩三国能有效选择、消化、使用、扩散、改变外来技术与知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掌握了卫星发射技术，开发了核技术并发展了核能产业，开始制造大型船舶，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和日本和韩国不同，此时的中国没有融入世界市场，因此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中国与日韩的发展差距却在拉大。由于缺乏外部市场，这一时期中国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显著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带来生产效率的明显改进。[60]但这些尝试成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有效利用外来技术奠定了基础。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努力支撑了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升。[61]培育“自主学习能力”的尝试有着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其他国家“采纳技术”并将其纳入自身技术发展轨道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借鉴国外技术的速度和深度都是世界一流的。[62]
在发展的“追赶阶段”，得益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中日韩三国能成功借鉴外来技术，不断提升自身在世界技术阶梯中的位置。得益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中日韩三个国家均能有效向强者学习，成为亚洲发展的成功案例。“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是支撑亚洲国家吸收外来技术、提升产业水平并推动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自主创新能力”的外部压力与“成熟阶段”
当亚洲国家从“追赶阶段”步入“成熟阶段”后，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对技术领先国家构成的竞争压力增大，其外部环境亦发生相应改变。此时，技术领先国家要么加强技术出口控制，要么强化市场准入限制。支撑亚洲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即科技自立自强的侧重也会有所调整。
在“成熟阶段”，亚洲国家更难以获得外部技术。日本学者注意到，美国曾将日本视为亚洲工厂。从1950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对日本产业持比较支持的态度；而在此以后，美国对日本产业的态度转变为抑制。[63]1982年，日立和三菱电机的员工盗取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的商业机密，成为轰动一时的商业间谍事件。此后，日本富士通也卷入相关冲突，和IBM打了一场耗时15年、耗资1000亿日元的官司。[64]1986年10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与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联手说服富士通撤回对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收购，理由是“防止美国在关键技术上变得过于依赖日本”。[65]步入发展“成熟阶段”的韩国企业也存在类似困境。随着韩国钢铁产业迅速发展，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率快速提升，日本日益表现出压制韩国钢铁企业的倾向。[66]1986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起诉日本和韩国企业侵犯专利权。韩国三星公司缴纳了约为九千万美元的罚金。[67]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领导人也发现，发达国家逐渐步入“技术保护主义时代”，模仿和引进先进技术逐渐变得困难。[68]随着中国产业成长与技术升级，美国政府也日益加紧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国的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2018年8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名，将44家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华为提供商品和服务。发展步入“成熟阶段”，中日韩与发达国家竞争加剧，获得外来技术更为困难。此时“自主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亚洲各国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自主学习能力”一样，“自主创新能力”仍需要自主的学习平台、持续的升级努力以及反复的试错演练。同时，由于外来技术更难获取，这一阶段还需要凭借亚洲各国自身努力去拓展科技前沿。
由于在“成熟阶段”更难获得外来技术，亚洲国家纷纷调整政策，以不同的政策语言与具体措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应对与日俱增的来自美国的压力，日本加强了基础研究。1995年，日本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根据该法案，日本政府每年在科学技术领域投入4～5万亿日元。但日本政府的科研投入却没能促成经济复苏。日本人发现，大量研究成果在日本没有用武之地，诸多科技进展没有得到有效应用。日本仍可以制造智能手机的所有原件，包括触摸板小型液晶屏幕、半导体存储器、锂电池，日本的氢能汽车技术世界领先，且技术成熟。但是，这些技术都缺乏一个“自主市场规模”来实现规模经济。随着发展走向“成熟”，韩国也日益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就开始强调科技革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且日益重视开发新技术，促使韩国技术提升至发达国家水平，希望推进创新以引领发展。1991年，韩国发布了《21世纪加快进入七大科技强国的基本方向》政策报告。该报告指出，韩国政府选取了胜算较大的战略技术，并希望到2000年达到发达国家的研发水平。韩国政府前所未有地扩大了科技投入，推进核心技术开发，培养世界级科技人才。[69]在发展的“成熟阶段”，中国政府也日益强调“自主创新能力”。2006年，中国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中国要走“自主创新”道路。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致力于让中国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从研发经费的增长速度看，从2016年至2021年，中国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2.3%，明显高于美国（7.8%）、日本（1%）、德国（3.5%）和韩国（7.6%）等发达国家的增速。从投入强度看，中国2021年2.44%的研发投入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位，超过法国（2.35%）、荷兰（2.29%）等创新型国家。[70]在发展步入“成熟阶段”后，由于外来技术更难获取，中日韩三国均将“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提上了重要日程。但实施类似的政策，中日韩三国的政策效果却有所不同。
尽管具备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步入“成熟阶段”的日本仍遭遇发展困局。日本的日立、东芝、夏普、三菱等一系列曾享有卓著声誉的企业纷纷出现严重困境。2017年，日本夏普被中国台湾的鸿海精密工业收购。日本电器巨头被外资全股权收购，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2016年，日本NEC彻底从个人计算机业务退出，将相关业务卖给了中国联想。《财富》杂志每年发布一份世界500强榜单，从I989年到2003年，日本富士通的排名从第49位跌至第90位，日立从第9位跌至第23位，NEC从第32位跌至第85位，东芝从第24位跌至第65位，三菱电机从第42位跌至151位。[7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2017年，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已成为与美国、德国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生产和消费中心之一；而在2000年，世界信息通讯产业的三大中心是美国、德国与日本。[72]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的韩国面临类似困扰。在发展步入“成熟阶段”后，亚洲各国需要在“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则不仅需要“自主创新能力”，还需要“自主市场规模”。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自主市场规模”
有日本学者反思日本技术政策时总结，如果仅将目光停留在1亿人口，面对不断缩小的日本国内市场，日本企业战略毫无意义。[73]步入发展“成熟阶段”的国家不仅需要“自主创新能力”，还需要“自主市场规模”，才能在新的阶段推动实现持续发展。由于前期的成功，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产业重合度日益增加，竞争逐渐加剧。进入“成熟阶段”，亚洲国家不仅更难获得外来技术，其技术产品也更难进入外部市场。诉诸保护主义、市场限制等手段是先发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举措。1985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超过500亿美元，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不公平贸易行为展开报复。为纠正美日“双边贸易失衡”，防止“美国每年丧失数十万工作岗位”，美国政府拒绝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74]1986年，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半导体协议》，日本政府承诺在五年内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公司获得20%日本半导体市场份额。[75]1987年3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认为日本违反协定，决定对日实施惩罚性贸易制裁。这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第一次对日本实施大规模经济制裁，对来自日本的计算机、机床和彩电征收100%关税，价值高达3亿美元。[76]日本高技术产品的外部市场逐渐受到挤压。日本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在1986年达到10.2%峰值后，在2000年下降到7.6%，到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3.8%。[77]事实上，韩国也出现类似困境。20世纪80年代末是韩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拐点，此时美国将韩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此后的10年时间里，韩国经济呈现内需增长势头强劲，出口增长相对放缓的特点。[78]逐步步入发展“成熟阶段”的中国也面临类似的外部压力。2018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2018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工业机械、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高技术行业的1300余种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8年6月，美国政府再次升级对华高技术进口限制，宣布对《中国制造2025》中提到的高技术产品加征25%关税，价值高达500亿美元，涵盖十个技术门类，涉及的高技术产品多达千余种。2018年7月，美国政府进一步对中国818个类别34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一个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发展往往需要庞大的市场规模积累资金、积累经验、积累技术能力。在外部市场难以获得时，“自主市场规模”就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因此，发展步入“成熟阶段”的亚洲各国需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来驱动发展，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需要“自主创新能力”，还需要“自主市场规模”。
进入新时代，中国不仅加强了“自主创新能力”，也日益具备“自主市场规模”。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5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通过有效减少贫困人口，让更多民众获得发展机会，源于“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为中国新技术与产业的成长发展贡献了众多消费者。当前，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同时拥有规模约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巨大。尽管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高达36%，位居世界前列，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消费份额。从2013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消费的增长占全球家庭消费增长的23%；而同期美国占27%。[79]在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条件下，“自主市场规模”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支撑。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发布的报告《伟大的科技竞争：中国与美国》（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the U.S.）指出，2020年，中国的科大讯飞已拥有7亿用户，大约是苹果Siri用户的两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语音识别初创企业。微信支付拥有9亿中国用户，远超苹果支付在美国的四千多万用户。[80]随着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增加和中国市场更加统一，中国“自主市场规模”的世界意义已逐渐显现。麦肯锡（McKinsey）研究报告显示：到2030年，中国中高收入家庭会增长到3.95亿户，占中国家庭总数的70%，这一数字相当于欧洲与美国中高收入家庭之和。[81]依托中国不断成长的市场，到2028年，中国的电动汽车产量将是美国的6倍。[82]中国有望成长为全球的“最后消费者”，而中国的成长并不依赖海外借贷，而是依靠自身持续的经济发展，稳健推进共同富裕，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自主市场规模”为各类高技术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2017年，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在《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展示：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83]凭借“自主市场规模”，中国拥有了世界级白色家电制造商海尔；也使得华为、吉利、奇瑞、京东方等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发展壮大；还支撑了以中国高铁为代表的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得益于“自主市场规模”，中国高铁铺设了长度空前的线路。国外高铁，如日本新干线，由于线路较短，加之需求有限，每天只运行两小时。相比之下，京沪高铁一趟就要运行四个多小时。长时间连续运行需要列车具有长时间工作的可靠性，对列车关键环节的技术要求更苛刻。[84]中国“自主市场规模”为新技术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机会。
在“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市场规模”的支撑下，致力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制造在不断迈向中国创造。从2012年到2021年的十年间，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第12位。[85]依托自身超大市场规模，国内国际双循环将驱动中国的技术成长迈向更高阶段。如果说在“追赶阶段”，“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侧重“自主学习能力”，那么到了“成熟阶段”，就需要“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主市场规模”相互补充来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此构成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国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带动亚洲发展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写道：“正如一个富人能比一个穷人成为邻近劳动人民的更好的顾客一样，一个富国也是如此。”[86]进入新时代，中国努力推进从“科技自立自强”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民众生活逐渐步入相对富裕的新阶段，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必将带动亚洲的共同发展。
在发展的“追赶阶段”，中国就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分享市场。历史上，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成为东非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中国帮助阿尔及利亚建设核电站，为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提供现代电信设备，并为维护这些设备培训技术人员。[87]与欧美国家相比，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更愿意向非洲国家分享石油开采与冶炼技术。[88]一位尼日利亚外交官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更了解我们。西方世界从没有准备好转让技术，但中国却准备好了。[89]得益于“科技自立自强”，在发展“追赶阶段”，中国就已具备向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的能力，并积极进行技术转让。
在发展的“追赶阶段”，中国也积极向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各国分享市场。韩国学者就看到，在1988年后，当韩国对美出口受挫时，中韩贸易年均增速为30%，中国日益成为韩国经济的新出路。[90]1993年，韩国石化产业首次出现贸易顺差，这是中韩建交后韩国对华出口大幅度增加的结果。得益于此，1993年还亏损1万亿韩元的韩国石化行业到1994年就盈利3000亿韩元。[91]由于中国的市场分享，韩国船舶订单急剧增加，使其在21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一大造船强国。[92]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主市场规模”支撑下不断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立足新发展阶段，旨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仍积极向亚洲国家分享技术、分享市场。例如，中国公司中兴通讯愿意在马来西亚分享技术，帮助其技术升级，受到当地政府欢迎。[93]中国也积极向亚洲国家分享市场。例如，当泰国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口停滞不前，“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面临萎缩时，对中国的出口却增加了。中国的技术成长在拉动亚洲国家互补产业的发展。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多地由电子产品零部件、化学品、机械零部件等构成；而印度尼西亚对华出口则由石油加工品和橡胶加工品主导。[94]源于中国技术的升级，中国所需中间技术产品也随之升级，从而带动亚洲国家出口的技术产品升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新时代的中国为亚洲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市场和发展机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95]在发展的“追赶阶段”，得益于“科技自立自强”，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曾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在发展逐步步入“成熟阶段”，“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驱动中国与亚洲发展步入新阶段。中国日益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科创”与“世界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96]当前，中国致力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也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乐于分享发展经验、技术成果，与包括亚洲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享市场。未来，中国将为推动亚洲与世界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美经贸竞争背景下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风险及对策研究”与上海市曙光计划“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国际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BGJ030、19SG11）
注释
[1]《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人民日报》，2023年3月6日，第1版。
[2]S. P. Tang,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7.
[3]E. Araujo; E. Araújo; S. Peres and L. Punzo, "An Investigation into Shapes and Determinant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es: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1970–2017)," Economia, 2021, 22(2), pp. 129–143.
[4]W. Easterly, "Reliving the '50s: The Big Push, Poverty Traps, and Takeoff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6, 11(4), pp. 311–312.
[5]T. Ozawa,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5, pp. 38–39.
[6]T. Howell; B. Bartlett and W. Davis, Creating Advantage: Semiconductors and Government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1990s, San Jose: Dewey Ballantine, 1992, p. 10.
[7][29][35][36][41][57][58][66][67][68][69][78][90][91][92]宋成守：《韩国现代化之路：工业化和技术革命》，北京：中国科协技术出版社，2023年，第293、115、115、98、46、122、304、103、215～216、160、147～158、155～157、157、181、286页。
[8][16][23][47][52]金麟洙：《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刘小梅、刘鸿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3、63、3、119、34～35页。
[9]《毛泽东文选》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1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11][63]西村吉雄：《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85页。
[12][43]三桥规宏、内田茂男、池田吉纪：《透视日本经济》，丁红卫、胡左浩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187页。
[13]巴里·艾肯格林、德怀特·铂金斯、申宽浩：《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任泽平、张彩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5页。
[14]J. Y. Lin,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4–152.
[15]J. Fu, 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an Era of Reform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 1–20.
[17]R. Samuels,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32.
[18]S. Haggard, Developmental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7.
[19]J. Wong, 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5.
[20]M. Taylor, "International Linkages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Rates: An Exploratory Probe,"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009, 26(1–2), pp. 127–149.
[21]陈玮、耿曙：《政府介入与发展阶段：发展策略的新制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2]R.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1), pp. 65–94.
[24]W. Kelle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3), p. 752.
[25]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26]C.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05.
[27]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
[28]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30][50]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飚、黄琪轩、刘骥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158、79页。
[31]范内瓦·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6页。
[32]罗伯特·艾伦：《全球经济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33]克里斯·米勒：《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蔡树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3页。
[34][49]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4、166～191页。
[37]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8～161页。
[38]M. Pearson, Joint Ven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trol of Foreign Investment under Soc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5.
[39]B. Cumings, "Japan in the World System," in A. Gordon (ed.),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40.
[40]T. J.彭佩尔：《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行为的国内基础》，彼得·卡岑斯坦：《权力与财富之间》，陈刚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6年，第198页。
[42][48]李根：《经济追赶与技术跨越：韩国的发展路径与宏观经济稳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73、157页。
[44]J. Hart, Rival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Competiv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61.
[45][54][55][56]小田切宏之、后藤晃：《日本的技术与产业发展：以学习、创新和公共政策提升能力》，周超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7、216、187～188、175页。
[46]罗拉·迪森：《鹿死谁手——高技术产业中的贸易冲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51][71]M. Anchordoguy, Reprogramming Japan: The High Tech Crisis Under Communitarian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8; p. 30.
[5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
[59]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60]L. Yue, The Economy of China,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10, p. 20.
[61]C. Brama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385–386.
[62]Y. Huang, Cracking the China Conundrum: Why 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Is Wr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52.
[64]大西康之：《东芝解体：电器企业的消亡之日》，徐文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3页。
[65]R. Uriu, Clinton and Japan: The Impact of Revisionism on U.S. Trad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3.
[70]新华社：《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22年8月3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8/31/content_5707595.htm。
[72]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echn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9, pp. 29–33.
[73]汤之上隆：《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林曌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70页。
[74][76]J. Kunkel, 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 Demanding Resul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52; pp. 83–99.
[75]A. Mulgan, "Understanding Japanese Trade Policy: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in Aurelia Mulgan and Masayoshi Honma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ese Trade Polic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17.
[77]D. Ernst, "Searching for a New Role in East Asian Regionalization: Japanese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Peter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eds.),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65–166.
[79]D. Zipser and F. Poh (eds.), Understanding Chinese Consumers: Growth Engine of the World, Beijing: McKinsey & Company, 2020, pp. 26–28.
[80][82]G. Allison; K. Klyman; K. Barbesino and H. Yen, 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the U.S., Boston: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p. 10; p. 32.
[81]McKinsey & Company, Seven Segments Shaping China's Consumption Landscape, Beijing: McKinsey & Company, 2021, p. 2.
[83]R. Allen, "Lessons from History for the Future of Work," Nature, 2017, 550(19), p. 323.
[84]路风：《新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69～470页。
[85]S. Dutta; B. Lanvin; L. Rivera León and S. Wunsch–Vincent,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 Geneva: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21, p. 4.
[86]亚当·斯密：《国富论》下，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3页。
[87]C. Alden, "China's New Engagement with Africa," in Riordan Roett and Guadalupe Paz (eds.),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 218.
[88]C. Zhang,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in Africa: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Corporate Interests," in Christopher Dent (ed.), China and 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150.
[89]J. Kurla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2.
[93]R. Li and K. Cheok Cheong, China's State Enterprises: Changing Role in A Rapidly Transforming Economy,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174.
[94]S. Breslin, China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152.
[95]《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2014年5月21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046413。
[96]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求是》，2020年第24期。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nd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Asia's Development
Huang Qixuan
Abstract: Asia's developmen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External technologies and market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Asia's development. But none of them are typical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Regarding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Asian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utonom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Asia's development lies in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 the catching-up stage and mature stage of development,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has different focuses. In the catching-up stage, due to the low competitive pressure of late developers on early developers, it is relatively easy for later developers to acquire external technologies and markets. Cultivating self-learning capabilities is the key to underpinning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nd promoting successful development. As Asia countries gradually enter the mature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on early developers increases, and it is gett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m to obtain external technologies and markets. In mature stag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autonomous market size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support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t higher levels and then,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In new era, China is committed to achieving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t higher levels, and actively share technology and markets with Asian countries. China's development facilitates common development in Asia.
Keywords: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sia's development, self-learning capabiliti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utonomous market 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