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市场“中心-外围”的市场格局，使得大部分亚洲欠发达经济体很难通过世界市场体系把自己发展成发达国家。对于亚洲国家而言，通过形成未来的亚洲统一市场，部分改变现在的世界市场秩序，可以获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亚洲经济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形成统一的亚洲市场离不开两个基础的核心要素：一是贸易运输的互联互通；二是与区域生产价值链适配的工业化水平。共建“一带一路”在亚洲的实践，有助于亚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世界市场 亚洲统一市场 “一带一路” 亚洲经济
【中图分类号】 F114.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5.007
【作者简介】李绍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研究、公共财政、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合译）、《微观经济学》（合译）、《宏观经济学》（合译）、《转轨经济中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合著）等。
“中心-外围”世界市场制约亚洲经济发展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亚洲国家纷纷独立，从殖民地独立成为民族国家，然而它们的经济发展与原有殖民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殖民国家通过资本投资和相关产品倾销，从世界范围内获取资源和初级产品，主导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为发达国家进行生产的世界市场。在这一世界市场秩序内，除了日韩等少数国家，大部分亚洲国家都处于末端，如果用市场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来解释，就是处于生产效率和劳动工资低端的初级市场层面。简言之，亚洲国家在这个世界市场秩序内是很难通过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制度变革成为发达国家，以及跻身世界市场的高端，成为生产效率、劳动收入高的国家的。
由于体系内矛盾尖锐且不可调和，这个世界市场发展到今天已经难以为继。从市场的夏普利值看，世界市场并不是资本收入均等和劳动收入均等的扁平一体化市场，而是依照贡献率分层的差异化市场。在不同层级的市场中，资本间的收入和劳动间的收入是不均等的，不仅如此，在市场贸易往来方面的表现就是世界市场贸易出现非对称性的“中心-外围”表象：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密切的市场贸易往来，成为世界市场贸易往来密集的中心市场，而分散在中心市场外围的是欠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相对较弱。其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世界市场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在为发达国家的消费组织生产并获取最大市场利润，通过市场经济规律把生产供应链向全世界的经济体延伸，在欠发达国家中形成价值低的供应链市场，这便很难提升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由传统的引力模型可知，双边贸易规模必然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发达国家之间能够形成促进彼此之间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共同市场。不同的欠发达国家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不同产业具备竞争优势的国家之间，原本应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贸易互补性，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缺乏贸易往来就是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形成共同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垄断，欠发达经济体之间不能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合适的分工，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其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较强的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阻碍彼此之间扩大市场贸易规模。大部分亚洲国家还属于欠发达国家，自然处于世界市场的外围，很难依托现有世界市场扩大自身的经济规模和总量。
当前，“中心-外围”的世界市场格局难以为继，主要表现在中心市场及发达国家要素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以及中心市场和外围市场之间供需失衡。首先，欠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达经济体的生产需求产生了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需求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数据显示，2009～2020年全球工业机器人运行存量由102.12万件增至301.53万件，新增安装量由6.01万件增至38.42万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34%和18.38%。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发达经济体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降低，削减了欠发达经济体的劳动资源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其次，随着全球产业链中的产品复杂度和科技含量日趋提高，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发达经济体对高质量、高水平中间品进口的需求。然而，面对生产和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变，欠发达经济体难以迅速作出调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欠发达经济体中工业体系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匮乏，大多数欠发达经济体凭借自身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工业自动化的发展使欠发达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中进一步被边缘化。二是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及竞争优势相对较弱，在世界贸易市场中的贸易地位处于劣势，在市场（特别是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中缺乏议价权（张少军、刘志彪，2013；吕越等，2017），只能通过较高的垄断价格进行进口采购（马艳等，2020）。高昂的进口价格使部分欠发达国家无力购买高新技术与机器设备，受困于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加剧了其在全球供应链中“低端固化”的风险（Humphrey、Schmitz，2002；巫强、刘志彪，2012）。三是欠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资金供给和融通缓慢，难以为工业化转型和生产结构调整提供持续的金融支持。
除此之外，导致世界市场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在于市场中收入结构的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中心市场与外围市场之间交易所得的收入差距扩大，中心市场中要素收入差距扩大，特别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内部收入分配极化程度不断加剧。在G7国家中，近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从1983年的0.336上升到2010年的0.38；加拿大的基尼系数从1983年的0.299上升到2010年的0.32。以美国为例，1970～2014年间，30岁的劳动者收入超过其父母在相同年龄时的收入比例从90%下降到了41%。其中，中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升越来越困难，而高收入阶层的子女收入超过其父母的比例则保持在较高比例。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使得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需收缩，为维持一个整体较高的生活和消费水平，高福利政策又导致国家高负债，埋下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伴随着与欠发达经济体经济循环的脱节，发达经济体资本盈利能力减弱，资本收益率降低，无法持续为高增长的研发投入提供支持，使得发达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出现疲软。近年来，随着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的研发费用不断攀升，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同时又导致资本收益率进一步降低。可以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意味着世界市场不可调和矛盾的爆发，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乌克兰危机，则意味着未来新的世界市场格局和秩序即将出现。
未来亚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统一的亚洲市场
在过去的30年，亚洲国家经济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绩——亚洲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在快速上升，为彼此之间相互融入贸易、资本、人才和创新的交易市场，亚洲地区与周边经济体形成地区经济自由贸易组织。例如，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是由东盟在2012年发起的，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10国共15个成员国。RCEP的签署标志着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中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的进出口总值为2.8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30.4%，与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进出口额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据新西兰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新西兰乳业对中国出口额大幅增长，RCEP生效后，加上新中两国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于2022年4月7日正式生效，新西兰大部分乳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从出口基量核算，新西兰相关出口商将获得1.8亿新西兰元（约合1.2亿美元）的关税实惠。RCEP的全面生效为我国与成员方扩大货物贸易往来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带动相应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促进贸易往来和营商环境的提升。RCEP的进一步实施，有利于我国深入推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为地方、产业和企业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提供有利条件和制度保证。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2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20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7%。其中，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额129499亿元，比上年增长7.5%。可以说，RCEP是应亚洲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形成的区域经济贸易伙伴协定，同时也部分说明亚洲统一市场是未来亚洲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市场经济理论的逻辑看，市场是经济社会专业化和分工的基础，而市场的规模和容量决定了专业化和分工的深度，即供应链的长度和深度。亚当·斯密指出，经济社会专业化和分工的深度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的高度，社会的专业化和分工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在当前的世界市场中，亚洲各国如果长期被处于市场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状态，就不可能形成有利于自身进一步发展的专业化、分工深度和广度，无法进一步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现实和理论看，亚洲内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形成统一市场是促进亚洲各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首先，亚洲拥有日韩等发达国家，可以提供资本和技术，但这些国家目前都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需要统一市场来解决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矛盾；其次，中国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大量的市场需求对经济可起到拉动作用；再次，东盟作为亚洲经济的一个重要板块，生产投资和贸易增长都非常活跃；最后，印度等南亚、中亚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发展潜力，南亚和中亚的18亿人口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其与非洲南部一样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结构。亚洲经济的这四大板块通过市场的优势互补，在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下，不同资源的市场整合必将使亚洲经济的发展呈现蓬勃之势。
部分亚洲市场的出现，如RCEP等，使亚洲经济发展呈现技术迅速发展的重要特征，尤其在东亚和印度，更多投资正在流向域内科技初创企业。鉴于世界半数科技巨头的总部设在亚洲，而武汉、雅加达、仰光、海得拉巴四个创新中心正在迅速崛起，亚洲正在成为技术发展与进步的关键区域。主导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充满活力的亚洲经济、巨大的创新资源以及性价比较高的高质量人才。亚洲各地区的识字率大幅提高同样促进了生产性就业。据经合组织估计，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将占全球60%以上，而美国和欧洲的占比仅为4%和8%。可以看出，未来统一的亚洲市场是促进亚洲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
未来亚洲统一市场若形成，通过有效的市场供需，支撑和促进整个亚洲经济的市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将使亚洲经济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针对现在世界市场的种种积弊，构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形成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社会交往的市场秩序成为大势所趋。因此，为改变仅以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格局所主导的世界市场秩序，畅通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从而为欠发达国家带来更加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机会，统一的亚洲市场不仅是一条机遇与繁荣之路，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新型全球化之路。
从现在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关系与专业化劳动分工体系看，“中心-外围”的世界市场格局致使外围市场穷国愈穷，中心市场富国愈富，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亚洲统一市场可以部分破除世界“中心-外围”的市场结构束缚，激活处于外围市场的亚洲国家资源，将亚洲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嵌入世界经济社会的市场网络中，努力构建“去中心化”的全球市场秩序。在现在的世界市场中，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部的发展矛盾之一是有效市场需求难以匹配生产的扩张。随着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相继成立，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加标准化、透明化、公开化的协商机制，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为亚洲市场的畅通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促进形成统一亚洲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未来的亚洲市场作为世界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亦能为现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贸易往来的舞台寻找更多贸易合作伙伴。亚洲统一市场可以构建一个标准化、透明化、公开化的市场贸易协商机制，努力寻找和扩大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的利益汇合点。比如，通过亚洲市场或地区贸易伙伴关系，由美国提供技术支持、中国企业主导施工的尼泊尔巴瑞巴贝引水隧道项目不仅为尼泊尔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更成为世界隧道项目的典范。如今，地区贸易伙伴或亚洲地区市场交往已形成“1＋1＋1”的发展合作模式，即中国的资本、技术、产能、人才等优势加上发达国家的标准、人才、经验等优势共同投资亚洲欠发达国家，极大地降低了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提升了发达国家的基建投资效率，同时进一步助力亚洲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释放合作潜力，取得了“1＋1＋1>3”的效果。
未来亚洲统一市场能够部分消除现在世界市场给亚洲经济带来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2020年世界社会报告》明确指出，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平等水平都处于历史性高位。不平等问题带来了普遍的焦虑与不安，进而加剧全球发展的分歧与冲突。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亚洲地区市场不仅能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增长，而且还能通过经济社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缓解亚洲国家之间的贫困与不平等，并助力亚洲国家提高竞争优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在的世界市场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对立，加剧了世界市场的竞争。面对世界市场经贸格局的重构与调整，形成亚洲地区市场，促进互联互通，为亚洲经济应对世界市场竞争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亚洲地区市场的形成还将为现在“中心-外围”的世界市场疏解矛盾，打造全球新型市场贸易秩序，共建新型经济循环格局。不同于现在的“中心-外围”市场模式，亚洲地区市场可以通过共建新型贸易交往关系，从全球非对称化逐步转变为地区均衡化格局。在现在的世界市场背景下，推动形成亚洲地区市场，能够同时兼顾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弥补世界市场对欠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忽视，比如，通过推动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的“发展之路”、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菲律宾的“大建特建”计划等的合作，把各国发展计划的实现有效合理地与世界市场对接，推动欠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贸易交往的扩大。
总之，统一的亚洲市场不仅是未来亚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改变亚洲国家在世界市场劳动分工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现状，同时又是缓解当前世界市场矛盾的有效方式，是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实现发展共赢的上佳策略。
亚洲统一市场形成的核心要素
形成统一的亚洲市场离不开两个基础的核心要素：一是贸易运输的互联互通；二是与区域生产价值链适配的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供给充足电力等方式助力生产部门扩大规模，是工业化发展的核心支柱。以“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基建发展情况来看，“一带一路”参与国2001～2021年基础设施总量由高速发展逐渐转为缓慢增长的态势。图1给出了这些国家基础设施总量指数及各维度数据，整体上来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自2001～2021年以2.85%的发展速度稳步提高，参与国基础设施建设总量指数（均值）从0.1953上升至0.3518。其中，2001～2008年为高速发展期，以年均3.38%的速度增长，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参与国基础设施建设增长乏力，总量增速从2008年的4.48%跌至2009年的2.88%，此后以年均2.66%的增速缓慢发展。增速趋缓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市场条件下金融危机对“外围”市场国家的传导影响，世界市场的“中心-外围”格局为全球带来长达20多年的经济扩张，也加剧了以欠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外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的迅速撤离及国内经贸负面冲击，对于前期投入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极为严重，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增速趋缓也表明世界经济亟需挖掘新的增长点。
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巨大的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需要投资26万亿美元来解决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有望进一步拉动未来的经济增长。表1给出了2000～2021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基础设施总量指数均值及年均增速。不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区域间出现“不平衡化”发展趋势。其中，欧洲与中亚地区基础设施总量指数为0.2872，基建发展水平最高；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紧随其后，分别为0.2475、0.2375；中东与北非地区、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基建发展程度最低，分别为0.2096、0.1952及0.1688。同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基建增速也相应更快，如欧洲与中亚地区2000～2021年基础设施总量年均增速为3.24%，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基础设施总量增速仅为0.35%（见表1）。不同区域和国别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及增长速率呈趋同走向表明区域间体现出较强的“不平衡化”发展趋势，落后地区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
不同区域和国别基础设施呈现“不平衡化”发展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欠发达地区产业的落后限制了基建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指出，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对工业、农业等生产性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直到突破经济增长水平的门槛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才具有价值。因此，南非、北非等地欠发达地区生产性部门的落后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基建发展难以为继。二是基建的落后进一步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来源于相对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导致电力供给不足、道路不便，进而限制生产部门扩大生产，拖累经济增速。经济发展的落后进一步导致当地缺乏足够的能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于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或还未迈向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其普遍面临工业化成本居高不下的制约，仅仅依靠内生力量无法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欠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发展困境还包括价值链“低端锁定”，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布于“微笑曲线”两端，而欠发达经济体大多从事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加工组装环节，中间投入则高度依赖进口（Liu and Qiu, 2016），这使得欠发达经济体难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之一即通过各领域互联互通促进各国共同合作，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完成工业化进程，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有行业的地位指数均呈现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但大部分行业的地位指数自2013年开始则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其中，回升幅度最为显著的行业包括公共事业、交通及物流。这一事实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得到明确体现，有效地提升了沿线国家及地区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与竞争力，助力欠发达经济体摆脱“低端锁定”风险。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欠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面临工业化成本居高不下的制约，仅仅依靠内生力量无法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同时，欠发达经济体在水资源开发、信息技术通讯及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仍存在较大需求缺口。因此，坚持推进“一带一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对于助推欠发达经济体获得更加公平普惠的贸易环境、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推进多个铁路、港口等大批互联互通项目。图2（a）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正式签署合作文件前后铁路总公里数、货运码头吞吐量情况，可见共建“一带一路”的实施，各国基础设施进一步得到完善。图2（b）反映了各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前后其贸易成本的变化情况，在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成员国贸易成本出现显著下降。
在进口价格垄断方面，由于欠发达经济体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资金匮乏、技术落后，难以自主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经济体只能以较高的垄断价格进行进口采购（马艳等，2020），其面临的进口垄断程度相对较大，这进一步加剧了欠发达经济体其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图3展示了不同经济体出口价格差异系数CV（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简称CV）的变化情况，出口价格差异系数CV刻画了一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在不同进口国中的差异程度，CV越高说明该国出口商价格歧视能力越强，即拥有更大的议价权。通过图3可以发现，发达经济体CV系数更高，在国际贸易中拥有更强大的垄断能力，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成员国发展与区域生产价值链适配的工业化水平。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在亚洲国家的实践有助于未来亚洲统一市场的形成。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世界市场呈现“中心-外围”的市场格局——发达国家间的中心市场和欠发达国家组成的外围市场，生产供应链高价值的中心市场与低价值链的外围市场，因此欠发达国家经济包括大部分亚洲国家，要在这个世界市场体系中发展成发达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亚洲国家而言，通过形成未来的亚洲统一市场，部分改变现在的世界市场秩序，可以获得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呈现出有助于地区市场形成的特点，这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在亚洲的实践，有助于亚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师资博士后李宁静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吕越、李小萌、吕云龙，2017，《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南开经济研究》，第3期，第88～110页。
吕越等，2019，《“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经济研究》，第9期，第187～202页。
马艳、李俊、王琳，2020，《论“一带一路”的逆不等价性：驳中国“新殖民主义”质疑》，《世界经济》，第1期，第3～22页。
巫强、刘志彪，2012，《本土装备制造业市场空间障碍分析——基于下游行业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43～55页。
张会清，2017，《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潜力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第85～95页。
张少军、刘志彪，2013，《国内价值链是否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第14～27页。
Antras P., Fort T. C. and Tintelnot F., 2017, ＂The Margins of Global Sourc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9), pp. 2514–2564.
Baniya S., Rocha N. and Ruta M., 2020, ＂Trade Effects of the New Silk Road: A Gravity Analy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6(9), pp. 1–18.
De Soyres F., Mulabdic A. and Murray S., et al., 2019, ＂How Much Wil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duce Trade Cos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9(10), pp. 151–164.
Humphrey J., Schmitz, H., 2002,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36(9), pp. 1017–1027.
Liu Q., Qiu L. D., 2016,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Innov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patent Filing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3(11), pp. 166–183.
The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How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
Li Shaorong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for most underdeveloped economy entities in Asia to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developed countries through the world market structure under the current "center-periphery" world market pattern. Partially changing the current world market order and forming an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in future, can Asian countries gain internal impetus for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abling them to get into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relies on two fundamental elements: first, interconnected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second,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compatible with regional production value chains. The practice of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in Asia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 economy.
Keywords: world market,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the Belt and Road, Asian 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