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与实体支撑，是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共赢的现实纽带。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能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持续拓宽、标志性项目取得实质进展、保障机制不断完善，但要进一步推进产能合作，必须破解融资困难、技术标准不兼容、产业合作层次偏低、产业合作门槛较高、营商环境参差不齐、国际形势严峻复杂等问题，化挑战为机遇，加快形成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全方位、可持续、高质量的产能合作新格局。
关键词：“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 高质量发展 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合作体系，产能合作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内容与实体支撑，是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共赢的现实纽带。推动产能合作，实质上就是一方提供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的支持，与另一方共同建立生产基地、工业园区，进而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合作关系。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由此，沿线各国能够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更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与相关国家也能在经济要素、资源配置和市场开发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从而塑造比贸易往来更加密切深入的互联互通网络，共同建设相互依存、互利多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取得的成就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沿线各国家不断提速加码，拉动自身经济增长，积极推进产业分工合作。产能合作呈现出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持续拓宽、标志性项目进展显著、保障机制有效增强等特点。
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十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体量不断扩大，与共建国家合作的项目数量、投资额、贸易额、营业额等持续增长。目前，中国已经累计与150多个国家及东盟、非盟等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1.2万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增长到2.07万亿美元，期间共为共建国家创造了42万个工作岗位。另外，中国还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0多个国家建立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旨在将中国的优势产能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相结合，一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服务，推动全球产业链高中低端有机融合，凝聚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合作领域持续拓宽。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从产业结构来看，对外投资已全方位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有力支援了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发展、人才基础强化，同时还有效带动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项目涵盖粮食、瓜果、蔬菜、林业、渔业、畜牧业、经济作物等，形成了融合科研、种植、管理、繁育、加工、物流等于一体的产业链体系。工业方面，工业合作是产能合作的主体，合作领域主要包括以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采冶炼、机械制造等为代表的传统重型工业，以服装、纺织、家电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以钢铁、水泥等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富余产能行业，以高铁、汽车、精密仪器、通信设备、电子器件、医疗器械等高科技产品为代表的先进制造行业等。服务业方面，服务业是未来产能合作的重点方向，目前中国已经与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国际组织在数字经济、金融服务、商贸旅游、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商品零售、运输物流、标准化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展开了务实合作。
标志性项目取得实质进展。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形成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施的基础设施援建工程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最多，特别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初步成型，成为进一步推动产能合作和经贸往来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工程涉及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港口、管道、城市轨道交通等硬件设施建设，为共建国家带来了广泛福祉和机遇。例如，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成功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亚与外界的物资来往，促进了地区发展；埃及新行政首都建设完工投入使用，在疏散人口、缓解交通压力、招商引资、提振经济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中巴经济走廊“两大”公路顺利通车，蒙内铁路、中老铁路、亚吉铁路、雅万高铁全线贯通，中泰铁路稳步推进，为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中国企业助力建造的波哥大地铁一号线为当地实现了“地铁梦”，中国企业承建的多哈卢赛尔体育场完美承办了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此外，设备运营、文化交流、收支清算、技能培养、规则标准等软件设施的建设发展，例如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有效促进了“软联通”与“硬联通”的有效融合。能源合作也是“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总投资额的40%为能源领域。其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建设、科威特阿祖尔炼油厂、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马里埃尔太阳能光伏电站、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站、古巴西罗·雷东多生物质发电站等项目，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外，一系列产业园区成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重要依托和可靠平台。例如，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中印尼“两国双园”、柬埔寨低碳示范区、土耳其中国工业园等园区对当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合作保障机制不断完善。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能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保障产能合作有序推进的机制也不断完善。十年来，中国先后与13个共建国家签署了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内的7个自贸协定，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与多个共建国家、相关国际金融机构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协议，持续推动构建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助力实现产能合作的资金高效融通；2017年、2019年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自2018年起连续举办了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搭建起了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存在的问题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在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共建国家合作共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前进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面临着融资困难、技术标准不兼容、产业合作层次偏低、产业合作门槛较高、营商环境参差不齐、国际形势严峻复杂等问题与挑战，阻碍了“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
金融市场欠发达，企业融资约束大。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看，一方面，这些国家金融市场普遍发展不充分，主要以政策性融资为主，社会资本进入意愿较弱，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政策性融资主要针对基础产业合作，且存在融资规模小、获取门槛高等特点，难以满足“一带一路”产业合作需要。从国内来看，当前国内银行业和金融机构缺乏“外保外贷”和“外保内贷”等业务种类，导致企业的境外子公司无法借助国内母公司的信用获得贷款，也无法利用其固定资产获取抵押贷款，抑制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能合作项目的投资。
技术标准兼容性较低。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看，这些国家的标准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国家基于历史原因，直接采用美标、英标、欧标等发达国家的标准，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倾向于使用本国的标准体系，还有一些国家受制于技术等因素限制，采用国际通用技术标准与本国标准相结合的标准体系。从国内来看，中国技术标准长期处于一种“封闭式”状态，尚未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之配套的技术咨询服务也没有同步“走出去”，这就导致我国很多行业的经验与能力虽然处于世界一流，但却由于境内外产能合作技术标准不能兼容，企业无法真正“走出去”，“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自然也深受影响。
产能合作层次偏低且深度不足。一方面，产能合作层次偏低。中国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输出去的产能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位置。另一方面，产能合作深度不足。虽然我国与共建国家产能合作涉及的行业众多，但是大多数项目仅停留在前期的工程承包阶段，没有就后期的生产和运作进行深入合作，远未形成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良性互动的合作构架，导致项目的整体盈利和中方的可获利空间较低。
中国与共建国家产业合作门槛提高。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提升，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中、低端制造环节已经形成本国的竞争力优势，不再依赖产能合作方式，这就导致“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机会逐渐减少；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已不再满足于中低端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活动，开始追求高附加值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活动，变相提高了产能合作的成本和门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中国与个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双边互信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国际舆论环境的不良影响，增加了中国与共建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合规成本，不利于发挥中国在产能合作中的竞争优势。
营商环境参差不齐，产能合作风险叠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营商环境差距显著。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法治不健全、人治色彩明显、政府办事随意性强等问题，缺乏有利于国际产能合作的优良环境。部分国家还存在国内政治动乱风险，中国企业与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面临着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此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西方不断试图通过国际舆论、技术封锁、金融制裁等方式阻挠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面临多重风险。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面临的机遇
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全球化形势日趋复杂，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产能合作需要应对远超以往的新障碍与新挑战。但挑战和机遇很多时候是相辅相成的，要牢牢抓住当前不可多得的新机遇，因势而谋、顺势而为，掌握主动、赢得未来。
顶层设计持续强化，机制体制不断创新。近年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头明显上升，国家之间的正面摩擦增多、政治互信降低，再加上新冠疫情给全球发展运行踩下“急刹车”，“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经济发展困难较多，市场需求疲弱。面对老问题与新矛盾共生困境，我国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整体谋划，创新运行机制，旨在运用成熟的机制化手段扫除“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阻碍。例如，2015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通过关于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一带一路”的合作方向、具体路线图以及重点项目；2018年，组织召开“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会议，与会各方就税收法治、纳税服务、争端解决和能力建设等议题深入讨论并达成广泛共识，联合发布了《阿斯塔纳“一带一路”税收合作倡议》；2019年，“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立，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打造了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环境知识和信息平台、绿色技术交流与转让平台；2020年，我国与缅甸、墨西哥、智利、白俄罗斯新建了贸易畅通工作组，还推动与更多国家建立投资工作组、服务贸易工作组和电子商务合作机制；2021年，“十四五”规划丰富了“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内涵；2022年，《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合作规划》正式发布，在推进贸易领域合作、推动产业领域合作、深化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物流合作等多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新年伊始，中国分别与菲律宾、土库曼斯坦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等等。随着各方面、各领域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必将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各自比较优势明显，产能合作前景广阔。具体来说，中国当前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二产业产能旺盛，同时也面临产业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加快工业化大发展的任务紧迫而重大。这样一来，中国的优势过剩产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转移到共建国家，加快共建国家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国内产业结构也能得到进一步优化，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空间。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优势产能也可以更加顺畅地进入中国，形成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民营企业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具有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负担较轻、合作方式灵活等优势与特点，是提供社会就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家成长给予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多、经营范围不断拓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人才实力不断增强，一些民营企业提出开拓更加宽广的市场、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的诉求。“一带一路”蕴藏着巨大商机和市场，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呈现上升趋势。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2021年有195家500强民营企业参与了“一带一路”共建，未来三年有超过57%的500强企业有意向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制定合理政策，鼓励更多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扩充“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参与主体，已然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强化产能合作的核心要义。
数字技术不断成熟。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成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的重要抓手。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与沿线多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等文件，为深化产能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中兴等企业积极同共建国家的运营商开展合作，努力提升共建国家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助力沿线各国共享新时代“数字丝路”红利，抢抓产能合作新机遇，构建发展共赢新局面。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今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序推进。2023年2月，伊拉克央行宣布放弃美元，允许以人民币直接结算对华贸易。3月11日，中国工商银行（巴西）有限公司成功办理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3月底，巴西中央银行宣布，人民币已超过欧元，成为该国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4月10日，俄罗斯NBD银行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这些重要事件都表明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将使得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拥有更多的使用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人民币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以及人民币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形成新的货币秩序，助力中国与共建国家形成更高水平的产能合作新格局。
推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共建“一带一路”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面对新挑战与新机遇，需要持续探索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的新思路、新办法，加快形成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全方位、可持续、高质量的产能合作新格局。
创新融资机制，拓宽融资渠道。首先，建立“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体系，完善银行机构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产品、服务与合作模式创新，通过投贷联动的方式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要继续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所具备的融资成本较低、贷款程序简便等优势，为企业寻求更多的金融支持。其次，推动“一带一路”沿线资本市场合作，切实做好与国际多边组织的合作，尤其是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国际合作的专项基金，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强化风险管控能力。积极帮助共建国家的企业在上海交易所发行“一带一路”熊猫债券，不断完善熊猫债融资机制，拓宽“一带一路”建设的直接融资渠道。
大力实施标准国际化战略，积极推广中国技术标准。一是积极推进标准国际化，搭建标准合作平台，强化双边标准信息交换，加强标准制定的交流和协调；二是聚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发展关切，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建立团体标准国际合作机制；三是大力支持中国标准“走出去”战略，对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与重大工程建设中采用中国标准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奖励，同时建立“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示范项目，打造代表中国标准的标杆工程。
做好统筹规划，完善合作机制。首先，要以更加完善的顶层设计引领“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具体来说，需要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战略方向、核心因素、重大环节等多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引领性的统筹规划，进而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其次，要进一步完善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机制，特别是要扩充完善关于境外投资管理审核、投资政策咨询服务、事中事后全程监管、信息情报收集共享、法律法规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内容。
创新合作模式，提高经济效益。一是进一步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规范发展，保证各方都参与到风险管控工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二是有效对接国际市场需求，构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体系，逐步从价值链分工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三是进一步开拓海外园区，提高园区建设质量，以此支撑中国企业在外的“集群式”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集聚经济优势。四是探索“软输出”产能合作模式，将境外产业园区建设重心从中国企业采取直接投资建园、招商、运营为主的模式调整为提供园区设计、规划、运营等咨询服务为主的模式，进而达到降低投资风险、减少资金投入、缩短回报周期、增加回报规模的目的。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独唱”，而是众多国家一齐演奏的“大合唱”。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习近平主席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共同发展、共享和平的最佳例证，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注重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点带面、串点成线、从线到片，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共建国家的实际需求有效衔接，从而让更多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框架中，结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本文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研究院院长、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助理教授邸勍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2]《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人民日报》，2023年1月12日。
[3]《“一带一路”十周年：10个故事见证蓝图变实景》，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年3月10日。
[4]杨晓琰、郭朝先：《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企业经济》，2019年第7期。
责编：罗 婷／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