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知域作战是运用现代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利用多种前沿技术、多种手段，对所影响的对象开展涉及观点、态度、观念、立场等的争夺，实现对其的认知影响、认知塑造等，并进而推动形成对己方有利的认知态势的作战形式和作战方式。美国、北约以及俄罗斯等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认知域作战领域进行了丰富的战略部署和实践，并呈现不同的特点，展现出上述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认知域作战博弈中对无尽前沿的技术和理论的追求。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域外国家认知域作战的技术与理论还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认知科学 认知域作战 认知理论 认知技术
【中图分类号】E8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1.007
【作者简介】梁晓波，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防语言、军事话语、认知语言学、国际传播。主要著作有《战争话语的概念隐喻研究》、《辨析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角色和功能》（论文）、《中国军事语言研究：概况与重点领域》（论文）等。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新产品、新事物、新发明不断出现，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不断形成，新业态、新社群、新社会关系也不断产生。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科学、互联网技术、通讯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媒体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演进，人类社会进入物理域、信息域和社会域大发展和进一步融合的时代，体现出事物发展变化快、信息更新传播快的特性。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又呈现高度的认知主导性、追求性和爆炸性，人们获取信息的内容、信息流动的取向、信息传播的路径、信息传播产生的效果都有着极强的认知导向，这又推动了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认知域的融合。人类社会的战争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新的形态，认知域作战（简称认知战）开始出现。认知域作战已经成为当下世界主要国家比拼的重要形式，认知域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对抗的主战场，认知域作战的理念和技术也成为世界主要国家角力争锋的主要领域，一场无尽前沿的认知域博弈更是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
认知域作战的概念与特点
认知域作战是运用现代认知科学、系统科学、传播学、语言学、社会文化学、社会行为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媒体技术、认知技术、语言技术、大数据技术、神经网络算法以及智能自主学习等多种前沿技术，以文本、图片、声音、视频等多重信息内容的收集、分析、生成、投送、影响为手段，对所影响的对象展开涉及观点、态度、观念、认同、信心、信念、信仰、思想、思维等的争夺，通过影响个体或群体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军事、教育科技等领域的特定人物、事件、计划、政策、军事行动、制度、国家定位、国家大政方略、国家历史、国家未来发展目标、传统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问题中的认知，实现对影响对象的认知影响、认知塑造、认知控制和认知操纵，进而推动形成对己方有利的认知态势的作战形式和作战方式。从过程来看，认知域作战是在高科技环境和条件下，运用多重手段、多种技术，涵盖多域乃至全域，实现对目标对象精神、思想、思维、思考的影响，是对对方信息感知、信息接收、信息处理、信息理解、信息应对、信息生成、信息释放应对、信息投喂的全过程的影响，是集中通过基于认知领域的精巧设计，对对手认知的巧妙影响和打击，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对手的认知预置、认知干预、认知轰炸和认知转化，实现对对手的认知迷惑、认知封堵、认知欺骗、认知遏制、认知恐吓、认知颠覆、认知打击、认知迁移和认知培塑，并最终实现从认知上配合己方在军事斗争中取得有利或者取胜态势的目的（梁晓波，2022；俞新天，2022；Claverie; Cluzel, 2021）。
认知域作战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作战形态和方式，有着特殊的作战对象、目的、内容、手段及主要表现，因而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信息性。认知域作战以信息为主要载体，离开了信息，认知域作战便无从谈起。信息的释放可能表现为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主要表现形式有传单、报刊、书籍等各种出版物，书法、绘画、音乐歌曲等艺术作品，以及短视频、动画、广告、电影、戏剧等作品，还可以表现为一些附有特殊提示信息的产品。在各式各样的信息产品中，语言信息发挥了主导作用。语言信息既可能是主要形式，也可能在各类产品中起到画龙点睛、明确目的、明示方向的作用。信息的制品有形，但是信息的传播无拘无束，信息产生的影响无法预测，因而信息主导的认知域作战，正在成为潜在影响巨大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形式。
认知性。认知域作战手段、内容、方式以及效果无一不体现出认知的特性。首先，认知域作战的“弹药”往往以人脑对某一具体问题或事物的认知为主要进攻方向，其内容的设计深受认知理论的影响，采用认知原型、认知归因、认知塑造、认知框架、认知图式、认知突显、认知偏好、认知修辞等理论；在传播中采用认知选择、认知投喂、认知饥饿、认知从众、认知模型、认知网络、认知社群、认知极化、认知诱导、认知互动、认知锚定、认知社会文化等理论；在主题和议题设置上采用认知文化、认知语义、认知嫁接、认知欺骗、认知威慑、认知过载、认知分裂、认知转移、认知封锁等理论；在修辞风格上具有概念隐喻、一语双关、语义反讽、创意类比、第三者万能之眼、网言网语、鲜活灵动等特征。总的来说，在认知域作战中，其认知性成为主要导向（梁晓波，2022）。
网络性。尽管人们生活在物理空间，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在网络空间中显示自己的存在，网络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解决衣食住行、娱乐游览、学习教育，网络社交媒体已经取代传统的社交生活，成为人们开展社交活动的新型工具。现代社会的互联网络、虚拟网络、社交媒体网络，已经比物理社会的网络更为重要、发达、且更有影响力。网络群体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群体表现和存在。认知域作战依托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网络因此成为影响民众对广泛议题持有的观点、态度、立场的主要场所，也成为认知域作战的主战空间。
叙事性。以真实物理空间口口相传和虚拟网络空间键对键传播为主要形式的传播，是认知域作战的重要传播形式。文本和内容的传播，除了受到网络的影响之外，其自身内容的叙事性也极为重要。能否创制和生产具有影响力的故事，成为影响认知域作战效果的重要因子。叙事中的宏大叙事、微叙事、多元叙事、融媒体叙事等将成为认知域作战的重要表现形式。这其中，世界文明、国家发展、国际关系、文化传承、典型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政策、危机灾难、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等都成为认知域作战争夺的重要领域，比如，世界发展思想、世界文明观、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理念、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发展理论、国家形象定位、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与发展权，等等。近年来，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力、疫苗的有效性、对生命至高无上的尊重等成为国家之间认知域博弈的重要议题。
情感性。认知域作战的文本，往往有着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情感表达。这类情感表达往往在文本中显性表达或者隐性预埋，在清晰的观点态度或者模糊的认识立场中深植，在文本语义场和框架中共现融合，也会在选题与选材的适配中串接匹配，在说理和例证中桥接，并通过频繁运用的概念隐喻、双关、重复、讽刺等修辞手法得到强化，使相关对象陶醉于引人入胜、不断变换的故事情感中，在文本题材与体裁中产生共鸣，在亲历感、鲜活感的具身化效果中获得真实感认知，并在文本的情感质朴、情感真实、情感融通中获得共情。认知域作战中，获得对方情感的具身、认同、共情是情感性的归属目标。
虚实性。认知域作战中往往充斥着虚实结合、真假难辨的信息。由于大脑认知是以首次信息接触为认知原型，以后的认知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删改和修补。第一信息、第一印象往往成为认知博弈的重要角力点，这也是当下“真相并不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为此，针对某一对象的第一信息发布非常重要。为了抓住对方对某一事物的第一认知，认知博弈双方往往会就某一事物展开虚实结合、真假难辨的信息释放，由此很可能会牺牲信息的真实性。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往往结合在一起，并配合大量信息的生成和传播，目的是在信息的流量、流速和流向上迷惑、混淆对方的认知，特别是用假信息来侵蚀真实的信息，干扰对方的认知，从而影响对方的判断和思维。虚实结合，使得对方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得真实性的判断，从而通过在这一阶段建构对方对某一事物的概念和印象，塑造其对某一事物的感知与理解，并进而影响对方的总体判断和决策，由此达到操纵对方的思想意识，影响对方的行动和行为的目标。等到虚实完全澄清或谜团完全揭开时，事实的真相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认知域的争夺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关键阶段，战争的进程也到了新的争夺点上。
时机性。认知域作战既体现在战略层面，也体现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层面。每一次军事行动，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都需要认知域作战的配合，更需要对认知域作战进行合理的规划。因此，认知域作战又体现出强烈的时机性。认知域作战的主要“弹药”的释放有着明显的时机限制。战略性认知域作战需要有全局性的设计部署，对整体性的和微观的认知域作战起到决定性和引领性作用；具体的认知域作战行动，则为宏观以及战略性的设计提供服务与支持。宏观的战略性认知域作战会贯穿全程，而微观的具体认知域作战行动，主要是为了服务于特定时机和特定行动的需要。战略性的认知域作战行动能够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微观的认知域作战行动则产生说服、迷惑、离间、歪曲、混淆、分裂、震慑等方面的微观效果，并配合宏观作战计划。因此，每一个宏观、微观的认知域作战行动，都有着严格的时机要求。它既与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的战争进程紧密相关，又与战争的效果直接相连，特别是同物理域的战争相互影响配合，有着明显的时机性。
智能性。当前，认知域作战的形式已经由过去的纯粹单方想法、总体模糊判断、难以精准投送、效果评估主观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走向可以准确计算、科学建模、精确投送、智慧评估的认知域作战阶段。通过社会关系建模、内容影响力建模以及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建模和社会行为建模来寻找目标受众，利用所收集的实时大数据，运用强大的超级计算中心，借助包括数据深度挖掘、机器自主学习、无数次的算法模型等的优化和迭代，最后生成针对现实具体对象的认知域作战的智慧社会版图。当前的技术、算力和计算方法，已经能够实现针对物理社会建立网络智慧社会，并根据物理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成智慧社会的动态图景；还能根据真实物理社会在各种复杂情况下的系统演变，推动实现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认知域的融合。智能性使得当前的认知域作战走向了更加高维、高端、高技术的发展阶段。大量智能系统、装备及技术的使用，比如智能机器人，智能文本、绘画、话语等系统，特别是大语言智能模型的诞生，将认知域作战推向了革命性的智能时代。
认知域作战的现实基础与演变
认知域作战实则早已有之，只是人们起初并未意识到。原始社会时期的战争，以及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广泛出现了舆论战，其中的话语攻心夺气、离间拉拢、恐吓威慑与当下的认知域作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略有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广泛使用的心理战也与认知域作战有着大量相近之处，其根本目的是己方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得使对方瓦解、屈服与投降的最大效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的战争形态逐渐在军事强国中受到重视，并得到实质运用。特别是在美苏冷战期间，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在全球广泛开展了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心理战是其中更为常见的手段。
21世纪初，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三战合一”的思路还大有市场（杨明，2005）。一直到21世纪2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以及新兴社交媒体等的发展，认知域作战的概念和思想才得以出现，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认知科学等的飞速发展为认知域作战提供了理论准备。“认知”表示的是认识与知道，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认知心理学，指的是人的大脑对外部信息的感知、注意、输入、记忆、思考、判断、问题求解、信息输出的全过程（Neisser, 1967; Solso; MacLin; MacLin, 2006），是人的大脑的基本功能，是大脑基于外部事物的基本特征所做的抽象运算过程，呈现较强的主观性和偏好性。人类认知往往是在具身体验的基础上形成对事物个体范畴的原型认知，并由此对事物运动、事物关系、复杂关系建立更为高级的认知原则与图景，进而产生了认知偏好和认知习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型、刻板印象、认知图式、认知风格、概念隐喻、认知模式、认知框架等（Ungerer; Schmid, 2001; Croft; Cruse, 2004）。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快速发展，人们已经在认知神经研究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比如，人们发现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和拓展，就是拓展脑部神经元以及回路的联系。认知的每一次拓展，都是脑部神经元联系的丰富，神经元回路也因此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脑神经的研究已经拓展到脑机接口，并将进一步深化到可以通过给脑部植入芯片，实现对大脑输入指令、并完成指令指导下的行为。认知科学的发展为识脑、控脑、制脑提供了无限可能，也为认知域作战创造了理论的想象空间。
另一方面，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传媒技术、语言技术等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等的不断优化，使得人们对社会每个受众实现数据采集和影响的技术和能力大幅提升，还能够将信息精准投送到每一个特定的受众，从而也为认知域作战的空间和多方条件提供了准备。
具体而言，在认知域作战出现之前，人们还经历了一个信息化战争的阶段。自1946年冯·诺依曼发明计算机后，很快又诞生了局部计算机互联互通的阿帕网，并由此产生了不断扩张的初级互联网。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开始迈入了广域互联互通的互联网时代，人类也随之进入了信息技术占主导的信息社会时代，而战争形态也走向了信息化。在这个时期，信息成为战争争夺的主要对象，信息化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包括信息化平台和信息化能力，特别是各军兵种的信息化、数字化、联通化、标准化程度直接决定了战争的主导权。谁能实现信息的准确感知和收集、信息的通畅传输、信息的高度集成和处理以及信息的保密分发和接收，谁就掌握了信息战的主动权，谁就会赢得战争。因此，信息战的制胜机理在于掌控信息的主导权：一是在陆海空天电磁领域保障通信的通畅和安全；二是能够在抗干扰情况下安全接收和传输来自于陆海空天电磁领域的信息，完整的作战链路始终得以安全通畅运行，战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自然就能得到保证。
高度信息化的战争，对一国在战场中的大规模信息和数据快速获取及集中处理能力，战场上所具备的算力、算法及能够触及到的每个可能影响的对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谁能掌握更多的数据，具备对庞大数据的计算能力，并能够提供解决数据处理问题的精准算法的方案，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20年代以来，大数据、云计算、芯片技术、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包括新兴媒体和新型算法得以快速发展和演进。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存储器，存储庞大的全社会的各种数据；另一方面，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的计算能力快速提高，如同摩尔定律所预言的，计算机运算速度每18个月至24个月就会提高一倍。当前，一台普通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已经比早期计算机快了十万到百万倍。大量计算中心和超算中心的出现，更是已经可以实现无尽可能的运算，走向无尽前沿的发展之路；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已经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复杂系统建模，特别是神经网络计算技术，并结合社会、心理、认知和行为思想，开展深度社会计算、认知计算，从而不断完善、迭代和提升算法，解决以往不能很好解决的算法问题。在大规模数据、无限提高的算力以及不断完善的算法的基础上，近十余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对战争中全社会的各种力量，包括社会群体整体以及特定群体的每一个体展开数据收集，并对庞大的数据进行挖掘清洗和优化。此外，还能实现基于大数据的个体建模，特别是对各种群体基于文化、心理、认知的行为建模，从而实现对全社会人员的数据掌控与行为预判，包括实现基于网络数据的特定人群的个体与群体画像以及行为预测。
因此，人类对网络数据的存储能力、收集能力、计算能力普遍提高，使得基于全网域各种社交媒体所涉及的全体用户的数据能够被感知、获取、存储、计算、建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智能化的管理与决策，以及对人群和个体认知的了解掌握以及认知影响。当前，作战人员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借助生成的多元信息，向受众推送取向精准、目的设定的信息，由此可以实现对于特定群体与个体的基于文化、心理和认知的影响力施加。
由此可见，认知域作战是随着人类对认知科学的探索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形式，在早期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以及近期的信息战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战争形态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计算数据、计算能力、计算算法都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加之大量网络信息传播平台，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为认知域作战提供了作战平台和实现途径。这一发展路径深刻体现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认知域作战提供了无尽的前沿和无限的想象可能。
主要大国与地区组织认知域作战的战略布局和实践
认知域作战概念的缘起。认知域作战的概念提出的时间并不长。人们在谈论认知域作战的源头时，免不了都会提到美国战略家约翰·博伊德。20世纪70年代，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博伊德提出人类所有的冲突可以总结归纳为消耗战、机动战和精神战三种类型，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OODA”（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的理论，其提出的精神战与当下的认知域作战有一定的联系，但由于受当时的技术条件所制约，认知战还停留在心理战、舆论战以及政治战的层面（Boyd, 1996; Emily; Zac; Sian, 2018）。
认知域概念的真正源头应该是认知语言学关于不同概念所处的概念域或者认知域，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罗纳德·兰艾克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文献中多有提及（Lakoff; Johnson, 1980; Lakoff, 1987; Langacker, 1987/1991），从此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领域已经普遍接受此概念。一直到21世纪初，此概念才在军事领域得到正式确立，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网络中心战》（Carrica, 2001）报告中，首次提到了认知域是信息战的一个独立作战空间。2006年，美军颁布的《联合信息作战条令（JP3-13）》已经将认知域列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维中最为重要的维度。2008年，美国海军军官斯图亚特·格林（Stuart A. Green）在分析美以联盟面临的威胁的论文中指明，美以联盟面临着来自于针对认知领域，特别是大脑观念、作战意志、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作战新形式——认知战，并由此分析了其中的要素和形式（Green, 2008）。2017年9月，美军空军前参谋长大卫·古德芬（David L. Goldfein）则高调指出，“战争形态正由消耗战（Wars of Attrition）向认知战方向转变（Wars of Cognition）”，这标志着“认知战”正式进入美军理论体系，这一概念也被视作美军新一轮作战概念创新的思想内核（Emily; Zac; Sian, 2018）。自此，认知域作战作为成熟的概念进入了美军军事术语体系。比如，2018年12月美国陆军颁布的《多域战中的美国陆军2028》（托德·施密特，2020）训练条令中，就明确了美国陆军在未来冲突中应如何通过“竞争、渗透、瓦解和利用”等手段与对手开展认知战。由此可见，认知域作战已经成为美军对外作战的基本样式设定。
美国。作为热衷于“推销”战争的国家，美国一直追求对外实施多样化的战争样式。除了充满硝烟的物理战之外，美国还对外推行了多样化、多领域战争样式来配合物理域的作战。这些领域看似没有硝烟，但却成为美国对外推行认知域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外交围堵、联盟孤立、军事威慑、金融洗劫、污名化国家、离间民众、极化情绪、颜色革命等。可以说，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推行的冷战思维和战略举措，完全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认知域作战的实践，为美国的认知域作战积累了重要经验。冷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认知域作战更加驾轻就熟，在认知域作战思维的指导下，其广泛调动资源和力量，在全球高调地开展认知域作战，为进一步维护和强化其霸权服务，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
（1）频繁公布战略，实施认知讹诈。为了显示其自身力量的强大，美国政府、军队以及智库高调宣扬自己的重要发展战略和研究报告，对外展示美国和美军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力量部署及定位，从而宣传美式价值观念，主要包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家科技战略报告、美国国家情报战略、美国印太战略、美国太空战略等。美国军方则不断对外公布“空海一体战”“网络中心战”“马赛克战”“跳岛战”等新概念。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美国通过各种渠道高调对外展示其人工智能的能力和发展成果，宣称要打一场“让对手看不懂”的战争。美国政府以及军方借用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以及无尽前沿的科技发展，实则对外高调推行战略级的认知域作战，其根本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人们大脑和思维上的“认知霸权”，进而为维护其全球霸权服务。
（2）矛头对准中俄，制造认知偏差。美国在对外推行认知域作战的过程中，主要通过一系列重大文本的颁布、重要信息的发布来刻意打造并不存在的外部威胁，为其扩大军费、兜售军火、维持军力寻找理由。其主要形式除包括上文提及的定期发布国家情报战略、国家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有关国家军力报告、有关国家民主状况报告等，还通过政府和军方的信息发布会、重要报刊网站的信息刊登、重要人物的对外访谈等渠道发布信息。此外，美国的认知域作战手段还包括污名化外部国家，或者通过制造议题、形成议案，合理化其霸权行径，服务其对外政策。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一些政客企图将疫情责任甩锅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既不是当事方，更不是肇事方，美国却反复对中国横加指责，要求中国担责；通过多种渠道在全球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殖民论”，等等。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大肆渲染俄罗斯威胁，加剧紧张局势，大搞拱火助战、极限制裁，导致危机扩大化、持久化，造成冷战后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
（3）加强联盟关系，形成认知围堵。为了推动形成全球范围内良好的认知域作战态势，美国一方面高调推出“印太战略”，在全球构建联盟体系，强化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更企图通过联合盟友向对手实施多方围堵，进而从认知上形成高压。首先，除传统的北约之外，美国在亚太强化美韩、美日关系，试图构建美日韩新型三角关系；在五眼联盟的基础上，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拉拢印度、日本等国打造了一个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其次，通过召开主题性和地区性的会议向相关国家施压，例如“民主峰会”“美非领导人峰会”“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等。此外，美国还企图通过强化双边关系，在第三方国家建立更为广泛的军事基地，鼓励第三方国家加大对相关地区的投资，以抵消有关国家的影响。
（4）宣示技术进步，展示认知压迫。得益于二战后集聚的大批人才、长期的稳定发展以及高水准的投入，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一直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正因如此，美国在此领域的成果迭出便不足为奇。近年来，经济、物理、化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多数来自美国，这其中除了源于美国强大的科技实力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其霸权影响下，美国试图通过此平台高调展示其科技的领先，进而塑造美国位于科技高地的心理和认知。同时，美国还不断高调展示其在人工智能、人机联网、脑机接口等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比如，美国谷歌（Google）公司旗下DeepMind公司多次展示其研制的AlphaGo与人类棋手的博弈，并取得胜利；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展示其开发的机器人的研究进展，试图强化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火箭回收技术，星链计划，以及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开发的通用大模型语言技术ChatGPT等在互联网平台的高调展示，吸引了全球广泛的关注。科学的无尽前沿，在科技领域的认知域作战中，被美方演绎得淋漓尽致。
（5）战场实战运用，推动认知演进。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持续挑起了多场战争。从领导北约介入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此外，美国还或明或暗地介入了利比亚内战、对伊斯兰国（ISIS）的反恐战争、乌克兰危机等。在这一系列的战争和冲突中，美国都将认知域作战行动推进到了战场实践中。在对南联盟的战争中，美国发起计算机战，很快控制了南联盟网络。叙利亚战争中，美国利用阿拉伯颜色革命的风波，在民众中煽动分裂。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除了在物理空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在网络空间为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之外，还在认知空间给乌克兰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并在以下方面对俄罗斯进行极限认知攻击：道义拱火推责，政治强权谴责，外交组团孤立，经济封堵制裁，互联网络阻隔，文艺交流中断，智能技术植入，等等。由此可见，美国已经将认知域作战在实战中推进到了多域战、混合战、全域战的境界，战略、战术运用十分熟练，还不断借助科技与多域战手段向对手实施极限压制。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拥有30余个成员国。北约公约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遭到武装攻击时，应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这个公约本身就含有认知域作战的意味。从诞生之日起，北约主要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华约，开展以冷战为主要形式的认知域作战。东欧剧变后，北约实则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其借东欧剧变，不断向东扩张，矛头直指俄罗斯。认知域作战概念诞生以来，北约就高度重视其作战机理研究和具体运用，推进相关战略部署与实践。
（1）积极开展研究，分享研究成果。北约组织机构内部对于认知域作战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在该领域取得优势，其积极开展相关研究。2021年6月21日，在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ACT）的创新中心和法国国家认知研究所-法国波尔多国立高等认知工程学院（ENSC）的联合组织安排下，法国波尔多高等认知工程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认知战”的高级别研讨会，一批科学家、军事和工业利益相关者、创新中心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对认知域作战的定义、内涵、表现、手段、理论、核心技术、网络作用、叙事等诸多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总结了认知域作战的复杂性和简单性，展示了认知域作战中的框架、社会文化、认知行为以及技术赋能，并通过展示和分析重要案例为北约成员国分享了经验，还总结了认知域作战渊源及其与其他传统作战形式的差异（Claverie; Prébot; Buchler; Cluzel, 2021）。
（2）集中针对俄罗斯，打造西方阵营。受美国影响，在认知域作战领域，北约的矛头直指俄罗斯，同时塑造北约整体形象。北约在对俄罗斯的形象塑造与传播中，有效地展开了偏态叙事，一方面，打造其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另一方面，向域内国家传输对俄罗斯的恐惧心理认知。在这一心理的影响下，北约由12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当下由30余个国家组成的集体安全组织。在乌克兰危机中，北约也大力支持乌克兰，孤立俄罗斯。从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交流等领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军事上对俄罗斯保持高压态势，不断在俄罗斯边境临近地区部署导弹，开展军事演习，甚至暗中派遣军队人员，包括作战人员和高级顾问，参与乌克兰军队的对俄作战。在人文交流上，封禁俄罗斯的社交网络平台，在网络空间侵扰俄罗斯的网站，对俄罗斯国民实施离间、分化、西化，弱化其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军人精神。在美国的影响下，北约成为当前乌克兰危机中对俄认知域作战的急先锋。
俄罗斯。俄罗斯与西方地理位置临近，历史渊源颇深。无论是拿破仑时期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都与西方处在不同状态的斗争中。冷战时期，苏联同西方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对抗和竞争。从现在来看，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认知域作战中的失败。当前俄罗斯的认知域作战主要有以下特点。
（1）官方主流媒体主导，其他媒体积极配合。俄罗斯一直强调通过主流媒体发声，利用主流媒体来统一声音。俄方主要通过俄通社-塔斯社（俄罗斯通讯社）、俄罗斯之声、俄罗斯新闻社、国际文传电讯社、俄罗斯第一频道、俄新网来对外传递统一声音，其他媒体机构则转达主流媒体的声音。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通过颁布法律，声明其他媒体必须引用俄方主流媒体有关乌克兰危机的报道，对于一些违反规定的媒体，俄罗斯官方将实施相应的罚款或限制关停，俄国防部则定期公布战事进展情况供媒体转载。
（2）领导人物宏大叙事，抢夺人道主义和道义高地。为了赢得战争的道义高地和主动权，特别是战争的定义权，也为了反击乌克兰及西方对俄罗斯的污名化和话语平台封堵，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发表对全俄也是对全世界的有关讲话。普京在讲话中对乌克兰危机进行了深度剖析和解读，指明这是俄方的一场特别军事行动，是对北约长期以来欺骗行径的回应，是为了实现在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并使乌克兰保持中立化和保护俄语的应有地位等。在讲话中，普京还多次强调俄乌同源同族，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意图。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还多方出访，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发声，为俄罗斯正名，尽可能抵消西方国家的负面声音。
（3）积极采用智能技术，巧用其他渠道发声。乌克兰危机初期，俄方通过俄罗斯电视台（RT）、俄罗斯社交平台（VK）以及Twitter、Facebook、Instagram、谷歌搜索引擎等，发布有利于俄罗斯的言论，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营造积极主动气氛。俄罗斯的主要社交媒体与国际联系被断开或者隔绝后，其更多地利用上述社交平台在第三世界的窗口继续释放有利于俄方的信息。
（4）混合多域作战，保持定力。乌克兰危机本身就是一场认知域作战，俄方在军事行动开始后，就进行了在政治、网络、金融、外交、能源、食品、人道主义等领域的多域作战以及军事行动和民间行动交替的混合作战的准备。俄罗斯同西方同时展开了物理空间的明战，网络空间的暗战以及认知域的助战。总体而言，俄罗斯的认知域作战主要受格拉西莫夫提出的混合战理论影响，展现出极强的俄罗斯特色。俄方的混合战思想，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明显效果（Pocheptsov, 2018）。在整个乌克兰危机期间，除了军事行动之外，俄方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展开了众多领域的认知主动权争夺，包括“布查事件”人道主义真相，“北溪”管道被炸事件，冲突中运送武器的叙事，乌克兰难民危机，瑞典、芬兰加入北约问题，等等。俄方混合多域的认知域斗争，有力地配合了自身的物理域作战。
认知域作战的主要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领域，认知域作战并没有固定统一的理论。《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从学科领域而言，认知域作战的理论首先是来源于认知科学领域，包括认知神经科学、认知行为学说、认知文化学说、认知思维学说等领域，同时也会不断涉及其他领域的理论，整体形成不断丰富和不断汇聚的态势。随着脑电仪（EEG, ERP），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眼动仪（eye tracker）等大量神经认知设备的引入，人们对于大脑认知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和全面，认知域作战的理论也因此正处于不断丰富发展的阶段，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多维度的特点。
如前所述，仅在认知概念形成以及表达部分，认知域作战就涉及认知范畴、认知具身、概念隐喻、认识视窗、认知风格、个体认知、群体认知、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认知语境等众多概念和理论（Ungerer; Schmid, 2001; Glass; Holyoak, 1986）；从传播学领域，我们还可以引入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乌合之众、首次传播、真相问题、情感问题、反复重复、信息孤岛、信息茧房等概念和理论（Miller, 2007; 刘海龙，2008；欧阳宏生等，2020）；在文学叙事领域还有宏大叙事、微小叙事、认知叙事、多维叙事、冲突叙事、情感叙事等理论，在媒体领域则可以吸收媒体融合、多媒体多模态融合报道等理论，在文体上还有多文体混合、多话语互文等理论（Smed et al., 2021; 欧阳宏生等，2020）。此外，人物与群体画像、人物与群体心理分析、人物与群体心理文化认知与行为分析、社会文化与行为分析、人机交互互动理论、脑机接口互动理论等智能技术和理论也能应用于认知域作战中（Woolley; Howard, 2019; Auerbach; Castronovo, 2013; Cambie; Ooi, 2007）。
总之，由于认知域作战本身的复杂性，认知域作战理论也呈现出丰富多样性，多学科性和学科交叉性。随着认知域作战的进一步深化和延伸，其理论体系也将进一步精细和完整，其发展方向也将更加突出地反映认知域作战本领域的特色。
认知域作战的核心技术
认知域作战与传统舆论战和心理战的巨大差异在于，认知域作战有着强大的技术背景和技术支持。传统的舆论战、心理战由于缺乏对每一潜在影响对象先期情况的了解，特别是不够了解相关对象的认知偏好、认知缺陷、认知短板、认知盲区、认知风格、认知水平以及总体认知特点，往往只能进行模糊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对作战行动实施模糊的指令和执行，对于结果也难以进行清晰的评估，也就是无法形成“观察-调整-决策-行动”循环（OODA）的清晰回路。当前，由于技术和算法的快速发展，技术平台向前沿延伸，信息资源的超大规模集中存储的实现等，认知域作战的技术能力已提升到无限快速发展的状态。此外，信息产品的设计与生成，生成内容的多样性，产品的精确化送达、传递和传播模式，以及信息产品的影响效果，都已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时代，人类的认知域作战真正进入技术与认知快速发展的时代。
简要说来，认知域作战领域的技术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主要类型。
通用技术。这主要指的是认知域作战的一般技术，即在缺乏特殊智能设备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制成的认知域作战产品的技术与技能，大体包括一般书籍、报刊等纸质出版物的制作与印刷技术、图片摄影制作、无线电广播播音、电视、电影摄影制作等技术。这类技术中，还可以包括一些技能，比如设计艺术技能，绘画、说唱、演奏、舞蹈等技能，这些通用技术与技能是认知域作战的基础能力，广泛适用于传统的认知域作战（鲁曙明、洪浚浩，2007；张雷，2008；Auerbach; Castronovo, 2013; Jason, 2015; 廖东升等，2021）。
认知域作战的新兴技术。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面向多媒体、多模态、多领域的智能化技术的出现，当前的认知域作战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跨文化、跨语言、跨领域的认知域作战相对容易实现。这些技术包括：（1）信息态势感知与监控技术：多语言信息分析与监控技术，多模态信息感知与分析技术，目标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技术，多文化感知与沉浸分析技术，舆情监控应对技术，认知情感计算技术，认知画像技术，知识图谱技术等。（2）信息生成与应用类：多语言翻译技术，智能建模技术，智能代码撰写技术，智能文本识别与生成技术，智能图片生成技术，智能语音技术（识别与合成），智能视频生成技术等。（3）信息投送与传播技术：电磁空间插播技术，新兴社交媒体介入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混合现实技术等。（4）深度伪造信息生成、查证和鉴伪技术：智能深度伪造与自动生成技术，智能信息溯源和传播路径回溯技术，多模态（文本、语音、图片、视频）信息真伪鉴别技术等。（5）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语音应答技术，智能图像服务机器人技术，智能视频服务机器人技术，智能新闻稿件撰写机器人技术，智能多模态信息生成服务机器人技术，特定领域智能机器人技术，军事斗争单兵认知域作战信息传输机器人技术，等等（Kott, 2008; 雷·库兹韦尔，2011；约翰·布雷克曼，2019；大卫·萨普特，2020；廖东升、郭勤，2022）。
认知域作战的潜在技术。当前，认知域作战进入沉浸式、体验式、创意式、情景式认知场景探索的发展阶段，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创意不断涌现，尽管其中许多技术还处在探索阶段或者还不够成熟阶段，但其未来有着很强的潜在应用价值。其中包括：（1）元宇宙。元宇宙广泛运用于一些动漫游戏、创意小说、历史文化场景的创建中，可以生成极具吸引力的虚拟场景和混合场景。（2）“脑控”技术。大量的实验已经验证，人脑可以通过外部的次声波、电磁波、激光、情感语音、密集噪音、刺激性画面等受到深刻影响，进而导致丧失作战机能；也可以在一些特定药物影响下保持长期的清醒和非疲劳状态；在特定情况下，如果能够掌握大脑的活动节律，可以发出特定的指令，使士兵拒绝执行上级命令，并主动投降。（3）脑机接口技术。这是当下各国高度关注且密集投资的领域。脑机接口的研究目标是在人脑中植入芯片，使人执行来自远方网络的指令。当前，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可以通过给动物大脑植入电极，使动物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展望未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将展现出无限的可能。（4）单兵感知与反应技术。当前的单兵感知与反应完全是以人的基本感知能力为基础的，未来人的感知能力可以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放大，比如，对于不同频率的声音、不同频谱的光、超远距离的信息的感知，以及对于各种信息的综合集成及其反应和决策等。单兵感知与反应系统将可以应用大量人工智能技术，进而塑造一个超级单兵个体，其在认知域作战领域的能力将不可限量。（5）大模型内容生成技术。当前这类技术已经实质产生，并得到局部验证，且在现实中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反响。随着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技术的广泛出现，基于通用大模型的内容生成技术将会深刻影响认知域作战，并将认知域作战的技术开发推向又一个新的前沿（杜雨、张孜铭，2023；罗语嫣等，2018；赵国栋、易欢欢、徐远重，2021; MWI Staff, 2022; Giordano, 2022）。
认知域作战的技术与理论一样，没有终结，也没有边界。当前，一系列的新质新域技术都会对认知域带来新的影响，比如星链技术、量子通讯技术、认知域作战多域情报获取与分析技术、多域全域智能指挥推演技术等。这些技术是置于联合作战中战略层面的技术，但是它们的出现和飞速发展，也会进一步强化认知域作战的理念、样式、战法的飞速进步，并促进认知域作战整体的跨越式发展。
认知域作战本身就是对认知域的极大考验，是认知域的深度自我拷问与颠覆，是认知自我极限的深度拓展与再造。当前，随着认知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认知域无尽前沿的深度探索，对认知域理论和技术的大胆突破和融合创新，认知域作战的无尽前沿只会走向更前沿、更前端、更前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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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fare Capability of Cognitive Domain: An Overseas Observation
Liang Xiaobo
Abstract: With theories of modern cognitive science and various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means, cognitive warfare strives for influencing the views, attitudes, ideas, and standpoints of the targets upon which cognitive influence and cognitive shaping are imposed,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cognitive warfare models and patterns. The U.S.A., NATO, Russia, etc. have had abundant strategic deployments and practices with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gnitive warfare, demonstrating the pursuit of endless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theory in the cognitive warfare.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related technology, the cognitive warfare technology and theory of these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ill be further enriched and extended.
Keywords: cognitive science, cognitive warfare, cognitive theory, cognitive technology
责 编∕包 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