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离不开地区的持久和平，统筹发展与安全，这既是亚太地区历史发展经验的真实写照，也是亚太地区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有所增加，亚太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加强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也更加迫切。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面临大国博弈愈加复杂激烈、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发酵、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加、地区安全机制治理效力不足等挑战。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需要处理好安全合作主体、安全合作理念、安全合作内容等几个关键问题。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动构建多层次、多领域、整体性、复合型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中国应倡导确立包容性的安全合作参与原则、凝聚亚太安全合作理念共识、注重对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协调并坚持循序渐进的构建思路。
【关键词】亚太安全机制 大国博弈 中美关系 地区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5.005
【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亚太安全、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主要著作有 《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大国博弈与地区回应》《联盟研究：理论与案例》等。
多年来，中国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也是亚太地区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实现亚太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既在经济层面有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建澜湄合作机制等重要举措，也在安全层面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等重要理念，对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过去一段时期内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离不开该地区长期和平稳定的环境，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当前，亚太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亚太安全机制构建面临诸多挑战，对此有必要梳理亚太安全机制构建的关键问题，推动亚太安全机制建设。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在地区安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应以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助力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展现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相比以往更加复杂多变，这也使得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的挑战增加，主要体现在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发酵、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加、地区安全机制治理效力不足四个方面。
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亚太地区大国众多，中美俄日印等大国之间的博弈对地区安全机制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日印等国对美战略追随更加明显，东盟协调作用下降，大国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存在一定的阵营化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对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的影响显著。
自2009年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其频繁利用外交、军事等手段，挑起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既有矛盾，激发安全热点问题，试图以此扩大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影响，对整个亚太安全架构造成严重干扰。[1]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印太战略”，美国都将矛头指向中国。美国对亚太安全的强势介入导致中美安全竞争加剧，对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是一些国家对美国的“辐辏型”安全模式有较高的路径依赖。当遇到安全矛盾时，这些国家不是通过直接的双边协商妥善处理，而是倾向于寻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或者诉诸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平台来解决。这种路径依赖心理激化了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严重削弱了各国共同建设地区安全机制的努力。[2]二是美国对华战略戒备日益增强，导致中美战略互疑持续加深，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中美之间的权力变化成为当前亚太地区众多安全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3]三是中美战略竞争对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引发地区“秩序疑虑”。[4]此外，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还使得亚太国家面临着“选边站队”的困境，以往亚太地区多数国家“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战略运筹空间被大幅压缩。
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影响，亚太地区大国的博弈更加复杂，阵营分化现象更加明显，使得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更加困难。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对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极为重要。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中方的态度是无意挑战美国霸权地位，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美国方面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曾针对中美关系提出过一些合作型理念。[5]例如，基辛格提出“亚太共同体”和“中美共同演进”理念，史文、容安澜（Alan Romberg）等提出中美建立长期、综合、战略性对话，以意图透明、互惠行动为依据，相互提供广泛的战略保障。[6]然而，由于当前美国政府及其战略精英误判“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最大挑战”，奉行以竞争为基调的对华政策，使得中美战略竞争短时期内难以缓解，也对亚太地区安全机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发酵。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众多。一是冷战遗留问题较多。朝鲜半岛问题延续多年，有着非常强烈的冷战遗留色彩。朝鲜半岛的南北对抗、朝核危机的持续发酵，都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7]钓鱼岛问题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制造的麻烦，意在以此拉拢日本，在中日之间打入楔子。印巴冲突也从冷战一直延续至今，双方为此不惜发展核武器甚至诉诸武力，使得南亚次区域难以安宁。二是亚太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也对地区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问题甚至演变为地区新热点。中日、俄日、韩日、中菲和中越等国的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中印陆地边界争端，成为地区国家间安全矛盾的重要根源，[8]导致国家间信任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的难度。如南海问题涉及三个层次：领土主权争端、围绕南海问题的战略博弈和军事博弈、南海周边国家海洋资源开发问题。[9]美国持续多年插手南海争端，试图挑拨离间中国与相关各方的关系，削弱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这些问题错综复杂，解决起来极为困难。三是一些冷战后出现的新热点问题长期威胁亚太地区安全，如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导致阿富汗周边地区安全形势严峻，恐怖活动频发；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政局动态，引发国际关注，不时成为地区新热点问题。总之，地区热点问题可谓长期存在，甚至存在联动情况，使得亚太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更大的困难。
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加。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安全问题一度有所淡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逐渐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传统安全目前主要是指军事、政治领域以外的对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安全领域，主要包含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粮食安全等。[10]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增加与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
进入21世纪后，亚太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明显的跨国性和流动性特征，对当前亚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亚太国家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非常严峻，不仅种类繁多、影响广泛，更重要的是目前大多数亚太国家都缺乏有效处置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11]亚太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四类。一是经济安全问题。新冠疫情导致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短期来看，亚太国家经济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还比较困难，各国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突出，使得经济安全风险增加。二是社会安全风险加剧。亚太地区不少国家存在治理能力不足、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问题，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严重社会危机。一些国家的地区发展失衡、宗派矛盾等问题原本就比较复杂，经济发展困难更使得这些问题雪上加霜。三是跨境犯罪等问题更加突出。亚太地区网络诈骗、毒品走私等跨境犯罪频发，但由于目前地区内缺乏治理跨境犯罪的统一规范，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四是海盗、恐怖主义等问题依然存在。亚太地区海域海盗比较猖獗，对该地区繁忙的国际航线构成威胁。恐怖主义在亚太地区依然存在，近年来恐怖主义网络化、本土化特点更加突出，使得打击恐怖主义的难度加大。
地区安全机制治理效力不足。亚太地区现有的安全机制大多存在机制化程度较低，碎片化现象明显，机制效力明显不足等问题。由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不足，导致安全机制之间存在竞争性，多种安全机制并存引发“过度拥挤”的问题。[12]大国竞争也使得东盟协调作用的发挥受到冲击，导致其难以为持续加剧的大国竞争提供调和平台。东盟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主导作用日益衰弱，内部存在明显的对外政策歧见，难以产生协调一致的东盟立场，也使其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作用呈现弱化趋势。[13]
目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主要存在以下安全机制。一是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该体系具有显著的排他性，军事安全色彩浓厚，近年来美国更是在不断推动其向网络化转型。二是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该论坛目前共有包括东盟十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27个成员国，相对比较开放，机制约束性也较低。三是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就将打击“三股势力”列为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目前经过20余年的发展，安全合作的领域有所拓展、并呈现扩员态势，影响力也有所扩大，已经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一些相对松散的对话机制，如香格里拉对话会、北京香山论坛。这些对话机制作为地区安全对话的非正式平台，发挥着“一轨半”的积极作用。总之，不同力量秉持不同的安全合作理念，引领着不同的安全合作机制，导致亚太安全制度的竞争和地区安全合作的分化。
综上所述，当前亚太地区安全面临的挑战不少，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推进，美国在强化其原有联盟体系的基础上，还不断拉拢其他伙伴增强安全关系网络，这也使得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剧了维护亚太安全的难度。乌克兰危机折射出欧洲安全的分化与治理危机，而亚太地区也不乏冷战遗留问题、地缘政治竞争等情况，使得加强亚太地区安全显得尤为迫切。
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的关键问题
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效力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现有亚太安全机制无论是建设水平还是机制效力，都不足以解决亚太地区的诸多安全问题。目前，亚太地区在经济合作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框架，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在安全合作方面，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相对滞后，越来越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因此，逐步构建反映地区现实、符合各方利益需求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势在必行。[14]对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而言，需要重点把握安全合作主体、安全合作理念、安全合作内容等几个关键问题。
安全合作主体的包容性与大国竞争的排他性。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基础是对亚太安全有影响的亚太国家都能够参与其中，通过包容性合作来化解亚太安全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约翰·伊肯伯里认为，亚太地区需要找到一个更宏大的、中美两国都能够接受的框架，位于中美之间的国家也能够感到满意。这种架构并非可以完全由中美两国左右，日韩和东盟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15]由于亚太各国在冲突根源、理论准备、核心基础、建设目标和基本原则等安全机制建设的关键点上存在明显分歧，必然导致亚太安全机制的建设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差异，最终形成了同盟体系模式、东亚峰会模式、中美共治模式、亚信会议模式、次区域协调模式及东盟主导模式等不同的安全模式。[16]无论何种地区安全模式，能够包容地区所有大国实现协调共处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合理有效的亚太安全机制需要能够同时吸纳中美两个大国，并且让其他地区强国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相对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是大势所趋。具体而言，亚太安全机制构建需要更多体现合作安全而非同盟安全，这就需要坚持包容性原则，充分考虑多样性的安全诉求，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7]在成员国资格问题上，应体现地区开放包容性，确保所有亚太国家都可以参与其中，同时需重视增强机制效能，从而统筹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包容性和有效性。
安全合作理念分歧能否融合。基于广泛共识的安全合作理念是亚太安全机制构建的观念基础，涉及安全威胁认知、安全合作方式和安全合作目标等诸多方面。亚太地区安全理念的分歧比较突出，最早有关亚太地区安全理念分歧的研究主要强调美国主导的联盟安全观和中国、东盟等倡导的合作安全观。[18]王缉思对现存各种亚太安全观进行了总结，包括以美国官方主流安全观念为代表的“集体安全观”，在亚太地区获得普遍接受的“合作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中国的“新安全观”，此外还有“人的安全观”等。[19]不同的安全理念对亚太地区合作产生了不同影响，其中，中美两国的安全理念存在较大差异，对地区安全合作理念具有重要影响。中美安全理念存在明显分歧，尽管两者都呈现出现实主义的特征，但中国的安全理念具有防御性的基本特征，倡导以合作、发展促安全；美国处于霸权地位，其安全理念则以进攻性为重要特征，强调以实力、结盟促安全。[20]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在全球安全倡议中也倡导与亚洲安全观相同的安全理念。美国倡导联盟安全观，并以此不断强化盟伴体系，试图推动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使得联盟安全在亚太地区仍能保持显著的影响力。大国安全观的分歧凸显，使得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共识基础较为薄弱。对于亚太安全机制的构建而言，在安全观念方面至少需要形成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协调安全的共识，从而有效转化为集体行动。
安全合作领域对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统筹。基于亚太地区安全状况的现实，亚太安全机制构建需要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亚太地区的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不少冷战遗留问题悬而未决，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又不断增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是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准确研判、综合治理。然而对于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的关联，学术界存在不同认知。张哲馨认为，目前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转化为传统安全冲突的可能性增大。[21]而吴莼思则认为，尽管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困扰亚太地区，但其热点散乱、暴力冲突的烈度相对不如国家间角力，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于削减传统安全领域的猜疑与竞争的功效有限。[22]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现实，使得亚太安全机制构建需要统筹考虑两类安全问题，做到综合施策。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推进过程来看，对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推进可以先易后难，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优先突破口，[23]在合作当中不断增进共识，产生安全合作的外溢效应，最终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领域都能形成有效合作，推动构建综合性的亚太安全合作机制。
安全合作机制的约束性与机制化程度。对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而言，机制约束性尤为重要。机制约束性较高，会使得参与国有所顾虑，导致合作难以持续拓展和推进。机制约束性较低，相对而言则会导致低效、“清谈”现象显著。对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约束性程度而言，需要有效平衡强制性和协调性。一方面，作为地区性机制，如果要有效应对亚太地区内的所有安全议题，必然需要具备一定的强制性，以便形成解决安全问题的执行力。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主权规范认知较强，地区合作机制的主权让渡有限，这也意味着亚太地区难以形成超国家机制，安全机制构建需要体现政府间性质，注重各国之间的协调性。在现有对话机制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建立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从而形成国际规则、安全合作对话机制、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组织三位一体的结构框架。相对而言，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组织的机制化水平更高，机制约束性更强。[24]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建设不宜操之过急，而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让各参与方感受到地区安全机制的积极作用，进而逐渐提升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机制化程度。
中国参与亚太安全治理的历程与理念演变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中国参与亚太安全治理的历程，梳理中国亚太安全理念的演变，有助于更好地提出亚太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参与亚太安全治理的历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参与亚太安全治理的态度更加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结束初期至2001年的制度参与阶段。冷战结束初期，中国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亟需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因而对于加入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态度比较积极。这一时期中国加入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成为亚太安全治理的重要成员。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对于亚太安全治理机制创建的参与度不高，更多是“借台唱戏”。这一阶段，中国对于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25]
第二阶段是2001～2012年的功能性制度初创阶段。中国推动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北京香山论坛、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在亚太地区安全治理中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相比前一阶段的制度参与而言，中国对于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的实际贡献增加。中国主导创建的一些功能性安全合作机制，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提升了中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方面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是2013年以来积极推动整体性亚太安全机制构建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也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不可或缺的力量。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在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和合作架构，是当前本地区的首要任务。[26]2013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第八届东亚峰会时发表讲话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27]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强调：“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28]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于推动构建整体性、综合性、复合型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态度更加积极，也希望在亚太地区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影响，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的困难显著增加。
中国亚太安全治理理念的演变。在参与亚太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亚太安全治理理念也不断与时俱进，经历了新安全观、总体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演变历程。
1997年3月，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安全观”概念，此后中国在多种场合倡导和阐述新安全观，并将其内涵调整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国家安全，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9]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架构，涉及各个领域的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受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可动态调整，不同领域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并非一成不变。[30]总体国家安全观主要立足于国家安全治理，差不多同一时期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则侧重于推动国际安全合作。
“亚洲安全观”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亚洲安全观”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安全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知易行难，推动将“亚洲安全观”逐渐落实到亚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合作当中，还需要在融合安全理念、协调安全机制、解决安全问题等方面积极地努力与探索。[31]
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32]2023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系统阐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内涵及其实践主张。[33]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将亚太地区作为试验田。
安全理念反映了中国对于安全威胁、安全合作、安全手段等的综合认知，也有利于指导中国的国际安全合作实践。回顾中国安全理念的演变历程，既延续了对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等的追求，也体现出对于安全合作原则等实践导向的加强。
亚太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
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中国在地区经济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地区安全治理方面，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弱。地区安全治理与地区经济治理的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总体影响力。中国应努力推动构建多层次、多领域、整体性、复合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
确立包容性的安全合作参与原则。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必须体现包容性，需要将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都吸纳其中，充分体现该机制的参与性、代表性和合法性。亚太地区的理念分歧、制度差异导致以往安全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明显，整体性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难以成型。新的安全机制的构建必须有所创新，体现更强的包容性，增进地区共识和地区协同。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亚太地区主要大国的积极参与，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东盟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彼此之间形成不诉诸武力、避免军事冲突的基本共识，愿意就维护亚太地区安全展开合作；二是能够有效吸纳亚太地区的主要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通过功能整合、结构镶套的方式，逐渐整合成更为广泛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三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搭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框架，逐渐推进功能拓展与提升，并保持这一进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推动形成多层次、多领域、整体性、复合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
凝聚亚太安全合作理念共识。目前，亚太地区多元化的安全合作理念，使得各种安全机制之间不乏竞争性。美国的安全理念具有显著的排他性，难以成为亚太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础。东盟的协调安全方式主要是东盟“搭台”，各方“唱戏”，东盟坚持以自己为核心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影响，也促使各大国在其中形成可控制的竞合关系，有助于提升东盟的国际地位。[34]中国主张合作安全，各国之间的安全不分彼此，安全分歧主要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相对而言，中国的安全观与东盟安全观更为接近，能够整合成为亚太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础，倡导共同、合作、协调的安全观。
注重对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协调。由于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分化，不同力量秉持不同的安全合作理念，引领着不同的安全合作机制，导致目前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多样化、碎片化趋势明显。亚太地区目前主要有五类安全机制：一是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及其双多边安排；二是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以东盟为中心的安全对话合作机制；三是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阿富汗问题四方磋商机制等旨在解决具体热点问题的专门机制；四是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等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五是以香格里拉对话会、北京香山论坛、亚太圆桌会议等为代表的“一轨半”或“二轨”安全对话平台。这五类机制，既有冷战遗留的问题，也有次区域之间的相互不协调，更有安全理念的不一致。[35]对于构建更具整体性、综合性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而言，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而是需要在协调现有各种安全机制的基础上，打造更加包容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相对而言，东亚峰会、亚信会议是目前亚太国家参与程度最高的机制，尽管其对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有限，但是可以作为机制协调的基础，以此推动形成多层次、多领域、整体性、复合型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
循序渐进的亚太安全机制构建思路。对于中国而言，推动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适宜坚持“双重协调、双轨并进”的循序渐进构建思路。“双重协调”是指权力协调和机制协调，“双轨并进”则是指两种协调方式可以同时推进，相互促进。
鉴于当前亚太地区大国博弈复杂、地区安全机制尚不健全且低效化、碎片化现象明显的现状，权力协调依然必不可少。权力协调主要依赖于亚太地区主要力量之间的协调，促进和平共处、和平竞争，杜绝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彼此的矛盾与分歧。权力协调是维持地区战略稳定的基础，也是地区安全机制效力不足的情况下维护地区和平的必要方式。而机制协调则主要是依靠相关机制规范亚太地区安全行动，协调地区安全矛盾。机制协调有利于加强机制对于权力强弱差异的平衡，促进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的公平正义。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实施：第一，推动亚太地区主要力量形成协调机制，建立相对松散但不乏效力的沟通机制，就关系地区安全的重大事件、危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沟通。第二，研究和改进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相对于“另起炉灶”而言，如能对目前现行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加以改进，无疑更加有利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可以由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这三大亚太次区域组织共同推进，构建一个覆盖范围较为广泛的亚太安全合作整体性机制。[36]第三，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推动构建新的安全合作机制。推动亚太地区现有的多边机制从功能性地区机制发展为整体性地区机制，将是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第四，逐渐拓展整体性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合作领域。可从相对比较容易的安全议题入手，在确保安全治理效力的基础上，逐渐拓展安全议题，从而实现对亚太地区安全议题的基本覆盖，形成功能全面、机制完善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
结语
亚太地区安全治理关乎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冷战结束初期，西方学者曾预言“欧洲的过去是亚洲的未来”，意思是亚洲会重蹈欧洲覆辙，陷入二战前欧洲那样纷争不断的境地。然而事到如今，虽然亚洲地区的热点问题持续发酵，大国竞争不断，但并未演化为直接军事冲突，而欧洲安全治理矛盾重重，欧洲地区对抗性的地区安全机制是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乌克兰危机便是例证。得益于冷战后的和平红利，多年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不过目前来看，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有所增加，地区合作与发展深受冲击，这也使得构建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更为迫切。不过此事并不容易，也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推进。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应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转变为亚太地区的共识行动，需要坚守包容共享的原则，坚持权力协调和机制协调的“双重协调、双轨并进”思路，与相关国家携手构建多层次、多领域、整体性、复合型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推动实现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和平。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GJ071）
注释
[1]E. Etheridge, “How 'Soft Power' Got 'Smart',“ The New York Times, 2009; H. Clinton, “Use 'Smart Power' in Diplomacy,“ CBS News, 2009.
[2][21]张哲馨：《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核心理念、现实行动与未来路径》，《国际展望》，2016年第6期。
[3][22]吴莼思：《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国际展望》，2015年第2期。
[4][20]李岩、达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5]M. D. Swaine et 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net_assessment_2.pdf.
[6]J. Steinberg and M. E. O' 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D. C. Gompert and P. C. Saunders,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INSS Strategic Forum, https://in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forum/SF-273.pdf.
[7][8][17][24]刘清才、成芳：《推动建立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架构的战略构想与路径选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5期。
[9][19]王缉思：《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目标、条件与构想》，《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
[10]程新斌、王静姝、唐啸：《国家能力与非传统安全——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
[11][16]封帅：《亚太安全架构的未来图景——路径差异与模式谱系》，《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
[12]W. T. Tow and B. Taylor, “What is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36(1).
[13]A. Acharya, “Doomed by Dialogue: Will ASEAN Survive Great Power Rivalry in Asia?“ The Asan Forum, 4 October 2015, http://www.theasanforum.org.
[14][35]刘振民：《完善区域安全架构 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6期。
[15]G. J.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tegrate Rising China,“ Asahi Shimbun, http://ajwa.asahi.com/article/views/opinion/AJ20139130001.
[18]方华：《亚太安全架构的现状、趋势以及中国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
[23]刘学成：《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当代亚太》，2008年第6期。
[2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2013年3月23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1207_679122/201303/t20130323_9337142.shtml。
[27]《李克强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全文）》，2013年10月11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dyfheas_682566/zyjh_682576/201310/t20131011_9386670.shtml。
[28]《习近平：积极树立亚太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2014年5月21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yzxhhy_683118/zyjh_683128/201405/t20140521_9388789.shtml。
[29]《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4月1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
[30]高祖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
[31]凌胜利、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6期。
[32]《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2022年4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4.htm?eqid=b8c0995e00013fb600000003646ac10f。
[33]《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文）》，2023年2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34]周士新：《亚太安全架构下的东盟与美国关系》，《美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36]李东燕：《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基本模式与前景》，《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Regim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Beijing's Proposal
Ling Shengli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 of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lies on enduring peace in the area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hich is not only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pas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but also the necessary path for its future progress. Currentl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increased risks, mak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 more urgent. Beside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regime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complex and intense great-power competition, continuous escalation of regional hot-spot issues, a growing number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urity regim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ur key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 main actors, concepts, scope, and content. China, as a significant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tiered, multi-domain, comprehensive, and composite security regime, China should advoc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clusive principles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consolidate consensus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concepts in the Asia-Pacific, focus on coordinating with exist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gradually develop the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
Keywords: security regim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uperpower game, Sino-American relation, regional security
责 编∕包 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