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以来，我国消费场景全面拓展，消费潜力快速释放，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但是国内需求不足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恢复和扩大消费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好转的主要着力点和紧迫任务。面向未来，应以增加生产性就业岗位、增加青年人就业岗位、减免个人税赋和展期民间消费债务、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继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为着力点，更好稳住消费基本盘，激发更多内生动力。
【关键词】消费 经济增长 国内需求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202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对恢复和扩大消费提出了二十条强有力措施，涉及大宗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农村消费、消费设施、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的内容。①作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2023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消费场景全面拓展，消费潜力快速释放，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但是国内需求不足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恢复和扩大消费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好转的主要着力点和紧迫任务。
恢复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是提振消费
疫情对各国经济造成的一个直接伤害是消费增长低迷和消费升级受阻。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2022年，我国代表消费增长的社会商品销售总额增长率分别为-3.9%、12.5%、-0.2%，三年平均增长2.8%，远低于三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4.5%。与此同时，代表消费升级的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0.2%、29.8%、30.5%，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9.2%、28.6%、29.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2.7%、32.7%、33.0%。三年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为30.2%，表明无论城乡，消费升级均受影响。图1和图2清晰地反映了2020年—2022年我国的消费状况。由于消费增长低迷，导致了居民被动储蓄，2022年底我国住户存款增加达到创记录的17.84万亿元。②
因此，后疫情时代，恢复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是提振消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和刺激消费的举措。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2023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3%。2023年1—5月份我国经济持续恢复、亮点不少，如新能源汽车国内外市场销售两旺、全国餐饮业收入同比增长22.6%、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3.8%。然而，“报复性消费”似乎并未出现。此外，疫情虽然推动了网络经济发展，但2023年1—5月份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48055亿元，增长11.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6%，比疫情期间的30%以上有所回落。
恢复和扩大消费的着力方向
从长期来看，消费与生产存在着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循环逻辑关系。消费的对象由生产提供和满足，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产是下一步消费的逻辑起点。一个社会停滞生产一周是不行的，停滞消费一周同样也是不行的。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其一来自技术进步，其二来自消费需求升级。在消费与生产的互动循环过程中，可以产生消费与生产的螺旋升级效应，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疫情使全球经济受到严重伤害，消费扩大受到抑制，消费升级受到阻碍。生产特别是第三产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不仅传统服务业如餐饮、住宿、公路交通运输和零售业大量关门歇业，而且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现代服务业如空运、文旅、金融、教培、健身、文娱等也受损严重。虽然疫情催生了大量网络经济和线上消费服务新业态，如云上会议和直播带货等，使得线上商品销量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超过30%。然而线上销售与线下生产是一体的，线上的销售火爆终究需要线下的生产和配售相互衔接。
从消费与生产的关联逻辑来看，作为提供最终消费产品与服务的第三产业，直接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作为提供中间产品的第二产业，基本上以第三产业的恢复和发展需要为基础。因而修复消费与修复产业是同步进行的，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修复会依次递进，第三产业的恢复步伐要快于第二产业。事实也正是这样，疫情之后我国第三产业生产修复比较明显，服务业增长高于制造业，餐饮业收入高于商品零售业。但是要想把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生产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之上，几个月的时间还是远远不够的。
从短期来看，居民消费的增长取决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人类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供给扩大的根本动力。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具有货币购买能力的需求才是现实的需求和有效的需求。因此，居民收入增长是扩大消费的直接动力。如果收入增长不多不快，仅依靠往年积蓄，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我国曾出现消费的反弹高潮，支撑这个反弹高潮的就是被释放的货币需求剩余。然而随着货币需求剩余能力逐渐消失，增加新的消费就需要新的货币收入支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9303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672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这预示着我国未来新消费能力相对较低。因此，要进一步扩大消费，还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居民货币收入，不断释放持币待购的能力及潜力，就会不断刺激和扩大消费。
从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消费升级的通道是服务性消费扩大和发展性需求满足。一般而言，居民消费按照内容可以分为吃（食物）、穿（衣服）、用（家具）、住（住房）、行（交通出行）、教（教培）、医（看病）、文（娱乐）、体（健身）、保（社保）十个领域。在这十个领域中，前五个基本属于实物消费，后五个基本属于服务消费。所谓消费升级，就是从前五个实物消费为主转向后五个服务消费为主。同时，居民消费按照恩格斯需求层次论可以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或者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可以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等消费。由于居民消费受制于货币购买能力，因此可以采用恩格尔系数变动来反映上述结构的升级过程。诚如图2所展示的，三年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消费升级受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出境游市场规模达到1.55亿人次，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338亿美元。③按照官方汇率6.8985估算，出境游消费总额达9230亿人民币，人均消费约5955元人民币。出境游一方面代表消费升级，另一方面也相当于国内消费的境外流失。国内生产和服务无法有效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于特定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就促使国内消费者到境外进行消费。后疫情时代，恢复和扩大消费不仅要增加消费总量，而且要提升消费水平；不仅要促进国内消费升级，还要把流失在境外的消费争取回来，更持久地引导和规范更多的境外消费。只有增值提效，才能通过消费促进生产、优化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消费行为来看，不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倾向、偏好、方式等是有差异的。消费行为的差异虽然改变不了消费规模，但会对消费的水平和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中低收入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高收入消费者；当中低收入消费者获得一定收入时，会把其更多的用于实物消费而不是服务消费；如果国内升级型消费品满足不了高收入消费者的需求，其就会把消费机会留给境外或者国外进口消费品。此外，年轻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明显高于老年消费者；但是年轻消费者往往处于财务不自由的人生阶段，因此其更加可能进行超前消费。总之，消费能力取决于就业收入，受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影响。当收入分配发生结构性变化时，不同的消费者会作出相对应的消费选择，而这些选择直接影响消费的水平和结构。由此，恢复和扩大消费需要对这些状况进行准确的识别，并抓住关键点。
总而言之，恢复和扩大消费，应依照消费与生产和收入分配相互促进的螺旋关系，以及长中短期的需求带动逻辑进行分析，形成“增加生产—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扩大消费—进一步增加生产”的良性循环。维护和发展好这个循环，才能形成扩大消费与增加生产和改善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格局，才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恢复和扩大消费的举措需要从大处着眼、从长计议
当前，对如何恢复和扩大消费存在两种比较流行的主张，一种认为需要通过增发消费券的方式直接恢复和扩大消费。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之后，不少地方政府已经通过派发消费券的方式来刺激、扩大居民消费。另一种认为需要通过盘活房地产来振兴国民经济，也就是振兴住房消费。事实上，这两种措施都需要谨慎对待。
依据国际经验，政府消费券对经济以及消费具有短期的刺激作用，但并非长久之计。从逻辑上看，消费支出来自收入，因此政府给予居民补贴或者消费券是可以直接拉动消费的。但如果消费券不是来自政府税收收入，而是来自政府债券收入（相当于政府借债供消费者开销），就会出现多种机会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政府举债用于消费性开支与政府借债用于公共性投资，究竟哪一种更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增长？经济学的研究对此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国外政府大力发行消费券的实践已经证明，要么短期有效、长期无效，要么直接推动通货膨胀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由于难以收集到准确数据信息对消费券发行效果作出实证评估，因此还不能认定其全无效果。但从根本上看，扩大消费的举措需要从大处着眼、从长计议，注重发挥长效作用。
重启房地产救活经济的观点也曾活跃在各个论坛和财经媒体上。尽管这种观点是针对修复整个国民经济而言的，但也强调通过对家庭房贷债务解套和房地产企业解除限制，修复社会资产负债表，以调动企业和居民的资金存量激活投资与消费。但实际上，房地产业难以承担起重启国民经济的使命。疫情之后，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的新房价格都有所回落，只有二手房以及租房价格因为受到人员回流的影响而有所上升，但也并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住房需求减少。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住房边际需求开始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6.77‰，2012年为14.57‰，生育率持续下降。2022年我国总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这是61年来（自1961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出现负增长。因而基于人口因素而扩张的住房需求将会逐步减少。二是住房供给过剩。在“十三五”规划初期，个人商品房就被列为产能过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6月末，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415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7.0%。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长18.0%。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截至2020年，我国家庭户人均居住面积达41.76平方米，平均每户住房间数为3.2间，平均每户居住面积达到111.18平方米。可以说，除一线城市外，我国住房需求趋向饱和甚至过剩。三是房地产业属于需要数字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部门。当前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产业是数字化产业。房地产业作为传统产业，本身不具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难以继续发挥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所呈现的主导产业作用。实际上，依照“房住不炒”的定位，居民住宅早已归为耐用消费品而非投资品。作为耐用消费品，住房固然是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对象，但是将住房作为投资品寻求保值增值，不会改变目前商品房供应总体过剩的现实。只有按照耐用消费品使用价值思路推进修复和扩大住房消费，才是发展房地产业的正道。
推动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根本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消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还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需要重视消费、提振消费。
增加生产性就业岗位。《措施》提出：“优化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促进机制，增强消费能力。”扩大消费的基础是就业，因为就业就会有收入，有收入就能进行消费。一般而言，有报酬收入的就业保障了居民获得持续消费的支付能力，同时也培育起庞大的消费人群与稳定的消费市场。然而，不是有报酬就是生产性就业，只有生产性就业才能带来消费扩大与升级。比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以工代赈，以及城镇中环卫、治安等劳动岗位，也能让居民获得一定报酬。然而这与居民依赖政府提供的生活补贴或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救济效果类似。这种非生产性的就业只能够维持较低的消费水平，不能够确保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和不断升级。只有生产性就业岗位，尤其是那些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直接相关的就业岗位，才能够刺激新的消费需求不断涌现，促使消费与产业形成良性互动。由此，需要重点增加生产性就业岗位，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增加青年人就业岗位。青年人失业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3年趋势报告》指出，15岁至24岁的青年在寻找和保持体面就业上面临严重困难，这一群体的失业率是25岁及以上成年人的3倍。近年来，我国青年就业难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份，在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微降的情况下，16岁至24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达20.4%。目前对于青年人失业率走高的解释有多种：一是归结于教育，专业培养与市场需求不能有效对接；二是归结于企业，部分企业招工时优先考虑有实践经验的，裁员时首先考虑资历浅的；三是归结于个人，部分企业认为青年人对工作缺乏恒心，容易跳槽辞职。一般而言，失业人口类型无非三种：自愿失业、摩擦失业以及非自愿失业。第一种失业人口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会存在，所以就业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后两类失业人口。因此，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摸清青年人失业率走高的原因，制定有针对性的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比如，可以考虑加大针对失业青年的技能培训力度；对增加青年人就业岗位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奖励；对于劳动强度较高、适合青年的工作岗位实行提前退休奖励制度；提供更多的场所鼓励青年创新创业；等等。青年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必然有助于消费升级。
减免个人税赋和展期民间消费债务。疫情使全球经济运行陷入困境，在此期间所形成的经济来往关系均具有特殊性和临时性。因此，为了提振经济，可以实行一些有针对性的举措。仅就恢复和扩大消费而言，可以考虑从税收和债务两个方面实行临时减免举措，借此增加恢复和扩大消费的货币支付能力。具体做法有：一是临时减免、退返中等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二是对疫情期间的偶然所得税实行临时豁免返回；三是对疫情期间临时出台的个人收入和债务纾困措施继续维持不变延续到适当时期；四是对疫情前形成的民间个人消费性债务，如耐用消费品购物贷、租房贷、按揭贷等，在疫情结束后到期的，全国或分省统一实行一次性债务展期。实行减免税收和债务展期牵涉面较广、工作细节较多，但是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这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实际上个税征管早已纳入大数据管理，规范的消费债务也已纳入数字化电子化系统。
增加消费花色品种供应。居民消费需求升级会给消费花色品种供给升级带来挑战，消费花色品种供给丰富与增加又会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生产、需求与供给的良性互动和循环升级。疫情之前，我国国内消费花色品种供给不够丰富多样，导致境外购物和海外电商一度大行其道。因此，后疫情时代，应着力增加消费花色品种供应。可以采取进口替代策略，即寻找和锁定境外购物和国际电商大量购买的消费品，进行技术攻关和集中生产供应。当然，对于个别海外自然垄断性产品和服务，进口替代策略难以奏效，然而以国际先进产品和一流服务为标杆，以尽量生产和提供优质产品为目标，能够极大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应，推动消费品生产升级，最终实现消费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前提条件。《措施》围绕一些领域消费体验不佳、感受不好的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着力优化消费环境，让居民“敢消费”。比如，《措施》明确提出，“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因地制宜优化汽车限购措施”“落实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等政策”。事实上，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现代化程度已经获得极大发展，居民出行有了地铁、共享单车、公交车、滴滴出租等多种备选方式，并且具有导航地图APP的加持，居民能够更加理性地选择最佳出行方式和最佳出行工具。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增加城市停车位供给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出行消费，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再比如，2023年山东淄博烧烤“出圈”，一跃成为网络“顶流”。其能持续爆红网络，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原因。偶然因素在于互联网时代美食的流量入口效应愈发凸显，借助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推介，容易产生裂变式传播。必然原因则在于淄博市政府调整治理思路，将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服务，优化服务水平、塑造城市形象，由此吸引了大批游客进行消费。这充分说明，在当下恢复和扩大消费之际，优化消费环境是让居民能消费、愿消费的重要环节。
继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在经济增长缓慢、“蛋糕”增量不大的情况下，要保持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发挥收入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可供选择的思路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因此，应继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继续做大“蛋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发挥好政府的再分配作用，“促中、保低、抑高”，调整边际消费倾向、改善消费预期，为促进和扩大消费创造条件。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中长期任务，牵涉面广且敏感，不能操之过急。短期来看需要采取刺激政策积极释放中高收入人群既有的消费潜力，长期来看需要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积极推进基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注释】
①《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23年7月31日。
②《央行：2022年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中国新闻网，2023年1月11日。
③《2019年我国出境游消费超1338亿美元》，央广网，2020年11月11日。
责编/孙渴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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