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早在1994年，西方学者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发出了质疑：“（东亚经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与GDP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只有表现非凡的亚洲地区是个例外。”西方学者认为，高投资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最终会因为投资效率的下滑而崩溃。在2001年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正式抛出了“中国经济崩溃论”。从那以后，崩溃论的版本就在不断演化，而每一个版本最后都自己崩溃了。
《成事在人：人口、金融与资本通论》 殷剑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人口红利时代，高投资的模式没有崩溃。相反，中国经济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最后都将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视为理所当然，差异仅在于超越的时间是早几年还是晚几年。经济总量能否赶超美国似乎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只要人均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提高，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是，也就是在中国人口负增长的2022年，国外兴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经济崩溃论。
对于新一轮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我们当然应该嗤之以鼻，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剧变，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巨大的“灰犀牛”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就是人口负增长。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达峰，2021年总人口达峰，从2022年开始，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随着人口的陆续达峰，人口红利时代依靠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的内循环愈发不畅。
对于人口达峰后不太美妙的经济图景，人口学家认为提高生育率是唯一出路。确实，中国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即使按照联合国中位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减少1亿，老年抚养比攀升到60%；到本世纪末，人口将不足8亿，老年抚养比将超过80%——这将高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日本。
然而，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人多就万事大吉了，相反，人多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对于人口达峰后不太美妙的经济图景，站在供应学派一边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充满罗曼蒂克色彩的建议：没有了人口红利，还可以有人才红利，还可以有改革红利。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灵，从需求侧发力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总能管用吧？看看日本的案例，在停滞的几十年中，财政货币政策扩张了几十年。时至今日，日本政府的杠杆率已经超过了250%，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之多，而日本央行迄今还维持着基准利率的负利率政策。但是，日本经济的总需求迄今也没有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物价水平低迷以至于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通货紧缩反过来提高了实际利率水平，进一步压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为什么扩张的财政政策带不动总需求？为什么扩张的货币政策制造不了通货膨胀，反而导致通货紧缩？崇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只能在一旁语塞。
人类数千年经济发展史表明，人口与资本是贯穿始终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人口多了，资本稀缺，经济陷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人口少了，资本过剩，经济遭遇长期停滞；调节人口与资本关系的“阀门”就是货币和信用这两个关键的金融变量。在人口与资本之间存在着一个决定经济发展的金融逻辑链条：币值稳定的货币便利信用扩张，信用扩张推动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从货币、信用再到资本积累的金融逻辑链条，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就存在。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说：“货币是刺激经济制度活跃起来的酒，那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间还有几个易于滑脱的环节。”
决定金融逻辑链条的关键环节在于政府信用。在《论语·颜渊》中记载了一段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子贡问为政之要，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意思就是：政府治理的关键在于保障民生、充实军备、树立政府信用。在孔子看来，保障民生优先于充实军备，而树立政府信用则是为政之要的根本。此即儒家思想中的“无信不立”。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数千年的历史表明，政府信用是币值稳定的保障，而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之上的有效产权保护制度是私人部门愿意、能够扩张信用、积累资本的前提。此外，不仅私人部门信用扩张可以推动资本积累，政府信用也一样。总之，无论人口多了，还是人口少了，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融逻辑链条都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就是通论。
作者：殷剑峰（作者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