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1世纪初期，加工贸易一直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渠道。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中的占比逐年下降，对外转移趋势不断积累，叠加加工贸易低附加值率的特征，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正不断边缘化。尽管在价值链方面的贡献有限，加工贸易仍是我国参与全球信息链的重要渠道，且为国内就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要高度重视当前中国加工贸易产业转移中的“越顶转移”倾向，认真分析其潜在动因，锚定行业特征精准施策，稳定重点行业加工贸易产能，防范化解“产业空心化”风险。
关键词:加工贸易 产业转移 越顶转移 产业空心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正不断边缘化
加工贸易指的是从境外进口全部或部分料件（包括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等），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生产与经营活动（隆国强，2006；Yang et al.，2015）。我国加工贸易大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依托劳动力优势承接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孙玉琴等，2013）。直至21世纪初期，加工贸易一直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渠道。根据中经网数据库中的海关月度库出口年度累计值计算，加工贸易出口一度占据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55%以上，每年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也会披露这一数据。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在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程度逐渐降低的同时，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和非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长趋势出现了明显分化，非加工贸易出口在短暂的下滑后持续增长，而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则进入了平稳期。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1年全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8263.1亿美元，相比2008年增长了22.4%，而同期的非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增长率则高达235.9%。如图1所示，2015—2020年，我国加工贸易年度出口总额已经连续6年低于8000亿美元，且自2018年开始出现了持续下滑态势。尽管2021年受疫情影响短期回升至8000亿美元以上，但同期的非加工贸易出口出现了更大幅的增长。此消彼长之下，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持续减小，自2010年的46.9%锐减至2021年的24.6%。
加工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低附加值率特征。根据“微笑曲线”模型（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即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加工贸易企业大多时候只承担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如零部件和原辅材料的初级加工、装配等，加工链条短，技术含量不高，在产业上下游都没有控制权，也没有品牌、市场渠道，更没有核心竞争优势，且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加工贸易低附加值率的特征叠加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在我国总出口中比重的持续下降，导致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正不断边缘化。
从出口增加值的角度来看，我国出口增加值中加工贸易出口的占比更要显著低于总值口径。根据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全球价值链课题组2021年度《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中的测算结果，202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为2824.5亿美元，约占全年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的12.0%，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全年平均汇率进行折算）的1.59%。这一方面是由于加工贸易的出口增加值率远低于一般贸易，2021年每1000美元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仅为342美元，而每1000美元非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为815美元。另一方面是因为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出口增加值率差额仍在持续扩大，与2010年相比，2021年每1000美元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下降了45美元，非加工贸易则增长了17美元。
加工贸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尽管加工贸易在价值链方面的贡献有限，但其仍是我国参与全球信息链的重要渠道，且为国内就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加工贸易仍是中国参与全球信息链的重要渠道
综上来看，加工贸易在价值链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实正逐渐减小。但不可否认的是，加工贸易仍是中国参与全球信息链的重要渠道。全球信息链是依托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信息流通和信息共享渠道。一方面，全球信息链是服务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第四链条，下游企业可以通过信息链获知上游企业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成本信息等，上游企业也能够通过信息链捕捉下游厂商的需求趋势、产品偏好和议价能力等。另一方面，相比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主要联通上下游企业，全球信息链还能够通过竞品尽职调查等方式实现全球生产网络中同类型产品竞争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标准互通。供应链管理相关领域的研究表明（Fiala P，2005）：信息共享是企业生存的重要途径，也是供应链整合的关键一环。信息共享会给制造业带来大量发展机遇，例如库存减少和有效库存管理提升、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减少、“牛鞭效应”*显著降低或完全消除、资源利用率提高、生产力提高、组织效率提高，还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及早发现问题，快速响应，缩短从订单到交付的周期，优化产能利用率等。
基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生产模式以及与委托加工方频繁的信息交互需求，加工贸易存在显著的全球信息链参与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抓手，深度绑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以及信息链，加速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也正是全球生产网络中互联互通的信息链条迅速推动“中国制造”的质量优势广为传播，进而形成比较优势，帮助中国从一众发展中经济体中脱颖而出，成为1980—2010年前后全球最主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国，并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和形成完备的产业链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信息链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和产业链配套完善的重要助力，这些经验值得我国中西部地区参考借鉴，从而更好地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加速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加工贸易出口为保障就业需求起到了重要补充作用
加工贸易出口为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就业需求起到了重要补充作用。202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拉动国内非农就业需求为1403.7万人次，约占我国总非农就业的2.4%。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企稳放缓、就业形势趋于紧张的背景下，确保加工贸易产能不出现大规模对外转移，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分行业来看，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且该集中度呈持续上升态势。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在我国总加工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一直占据前三位。根据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计算，2021年，这三个行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占我国总加工贸易出口的19.3%、17.2%和13.2%，分别拉动我国国内增加值505.0亿美元、496.5亿美元和135.1亿美元，拉动国内非农就业需求230.4万人次、237.9万人次和111.3万人次。此外，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视听设备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加工贸易出口也占我国总加工贸易出口的2%以上，分别拉动国内非农就业需求48.7万人次、48.9万人次、34.3万人次。相反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但其对我国经济和就业的拉动作用仍不容忽视。例如，文教、体育和娱乐用品、纺织服装服饰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总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分别从2012年的7.5%和2.5%下降至2021年的3.1%和1.0%。2021年，这两个行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分别拉动我国国内增加值148.7亿美元和46.1亿美元，拉动国内非农就业101.4万人次和43.3万人次。
加工贸易产能的国际转移趋势及成因分析
与其它生产模式相比，加工贸易生产存在两大主要特点：第一，加工贸易生产通过较低的生产成本（如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等）和税收优惠（如关税减免等）来承担其机会成本（国际运输成本）并从中获利，这种生产模式对生产、贸易成本的敏感度较高，在成本大幅变动时将出现较强的转移倾向；第二，加工贸易生产通过进口大量国外中间产品，在本国进行组装加工再出口至指定目的地，这种“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较高，易受外部经济要素变动和国际经贸形势变化的影响，也导致了加工贸易产能在出现对外转移倾向时具有较低的产业转移粘性。加工贸易产能的国际转移通常是国际产业转移演变中的风向标。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不确定性激增、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的大背景下，厘清加工贸易产能的国际转移趋势，对于前瞻性地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的演变方向、制定相应的产业布局应对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加工贸易产能的国际转移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如广东、江苏）通过大量承接加工贸易产能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然而，近年来受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提升和美对华额外关税成本的双重因素驱动，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产能已经出现了较强的转移趋势，主要体现为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经济体转移。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工贸易产能的对外转移主要受东部沿海地区生产要素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持续提升的影响，自2014年左右起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对外转移案例。例如2014年到2016年，创立于香港的全球最大服装制造商之一的晶苑国际在中国大陆的产能占比从43.9%降至34.3%，迫使其将产能转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中国台湾宝成国际集团作为全球品牌运动鞋与休闲鞋营业额最大的企业，也早已将生产基地转移至越南、印尼等地，裕元集团（台湾宝成国际集团在大陆的子公司）在高埗镇的厂区巅峰时期共雇佣约10万人，至2017年仅剩8000人。近年来，随着美国分批次对自华进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以美国为最终市场的加工贸易产能面临的贸易成本激增。美国曾是我国最重要的加工贸易出口伙伴，根据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计算，2017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对美出口的占比为24.4%，且对美总出口中加工贸易出口占43.0%，远高于我国总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33.5%的平均水平。而到202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对美出口的占比降至21.1%，且对美总出口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大幅下降至30.3%，与我国总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比的平均水平（24.6%）的差值有所收窄。受此影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加工贸易企业的外迁意愿也有所上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公司早在2019年6月就开始着手准备将部分生产线移出中国。此外，美国电子产品制造商微软、谷歌、戴尔、惠普，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丰田，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夏普、理光、任天堂，韩国手机制造商三星等，也均陆续出台或落实将部分生产线自中国转移出去的计划，而东南亚经济体是主要的目标承接地。
在我国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产能出现转移倾向的同时，我国也接连出台了相关政策引导加工贸易产能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总的来看，加工贸易企业尤其外资代工企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搬迁意愿有限，更倾向于跳过这一阶段转而向东南亚地区进行“越顶转移”。
加工贸易产能“越顶转移”成因初探
我们认为，加工贸易产能“越顶转移”现象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加工贸易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难以解决上述两类成本上升问题。一方面，对于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贸易成本上升问题，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加工贸易无法绕过生产地的认证标准，自然难以规避这一成本。另一方面，尽管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产能的梯度转移能够使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克服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但中西部地区作为流动人口输出地，向这一区域转移可能也伴随着劳动力素质的降低，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劳动力性价比的提升。
第二，加工贸易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将面临供应链配套完备度和进出口便利程度的考验。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梯度差异，供应链配套以及基础设施水平也由此呈现较大差别。与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相比，向越南等东南亚经济体转移的加工贸易产能，可以依托于与我国东南部（如广州）加工贸易集群的地理距离优势和较高的通关效率，反而能具有更完备的供应链配套程度。另一方面，加工贸易产能的投入和产出均与国际供应链高度绑定，因此对进出口便利化程度的要求较高，而位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在这方面则不具备优势。
第三，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供应链中断，极大地强调了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而供给多元化则是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主要方式之一。向除中国外的国家（地区）分散加工贸易产能，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主要方向。
最后，当前全球价值链呈现区域化发展的重构趋势。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正式生效，亚洲价值链内的产业联动将进入快车道，这也将推动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部分低附加值产能加速转移至亚洲价值链中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如越南和菲律宾等。从中长期看，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将逐渐转变为对亚洲价值链的整体依赖。
稳定重点行业加工贸易产能的政策建议
第一，控制加工贸易产能对外转移的速度，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加工贸易对外转移现象，但不要“妖魔化”加工贸易产能的对外转移。产业转移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但短时间内如果出现大规模的产业外移势必会对产业转出国带来巨大的“产业空心化”风险和经济社会发展隐患。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必“妖魔化”加工贸易的对外转移，并试图完全杜绝这一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应锚定行业特征精准施策，在保持我国加工贸易产能基本稳定、确保不出现“断崖式”变化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业空心化”风险。
第二，分行业来看，应重点稳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行业的加工贸易产能。首先，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行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占比仍呈稳定上升态势，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已初具规模；其次，依托于产业链较长、中间产品需求量较大、全球信息链参与程度高等优势特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行业的加工贸易生产对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综上，应基于我国超大规模产业链完备性优势，重点稳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行业的加工贸易产能，并增强其与国内中间产品配套的产业链关联。
第三，分地区来看，应重点引导我国与东部加工贸易集群临近的中西部省份（如广西、安徽）以及内陆口岸省份（如新疆）参与加工贸易的国内区域间梯度转移。供应链配套完备度与出口便利程度是加工贸易产能选址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一方面应发挥东部加工贸易集群省份（如广东、江苏）的辐射作用，推动加工贸易产能向邻近省份转移，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挖掘内陆口岸省份、城市的进出口潜力，加快内陆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进度，发挥如中欧班列等内陆货物贸易进出口模式的重要作用，推动加工贸易向内陆口岸省份、城市转移，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第四，多策并举，稳定我国加工贸易产能。其一，进一步扩大开放，稳定加工贸易企业尤其是外资加工贸易企业的经营信心，依托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自由贸易港建设等重大工程，着力稳定且进一步吸引部分新兴产业或先进制造业的加工贸易产能，同时推进上下游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完善，推动国内配套产业链向高端迈进；其二，尽可能改善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生产的供应链配套难题，通过对转移后的产业集群企业提供适当的税费减免或优惠等方式，鼓励加工贸易产业园区向我国中西部地区集群式转移或产业链整体迁移；其三，考虑到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和短期内的产业链承接能力，建议在不影响我国重大战略部署的前提下，适当放宽部分加工贸易产品的负面清单；其四，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加快推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高铁建设，为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生产的人员流动和物流服务奠定良好基础，提升跨地区加工贸易生产的便利性；其五，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职业教育提质升级，为加工贸易产能向中西部地区顺利转移提供人才储备，同时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企业向地方院校人才培养和科技研究的反馈机制，有效对接产学研需求。
第五，提前布局，做好引导加工贸易产能向国内代工产能置换的准备工作。建议各地区政府和商务部门提前部署市场调研工作和引导预案，对于部分由于国际经贸环境恶化而被迫削减规模的加工贸易企业，可以由地方政府牵头，立足国内生产需求，推动加工贸易产能向国内代工产能的置换，避免出现较大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注：指供应链上的一种需求变异放大现象，使信息流从最终客户端向原始供应商端传递时，无法有效地实现信息共享，使得信息扭曲而逐级放大，导致需求信息出现越来越大的波动，此信息扭曲的放大作用在图形上很像一个甩起的牛鞭，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牛鞭效应。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球产业转移测度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模型研究”（基金号：72103184）的资助；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高翔，博士研究生王小琳、赵宇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隆国强：《加工贸易发展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06年第9期。
[2]Yang, C. H.; Dietzenbacher, E.; Pei, J. S.; Chen, X. K.; Zhu, K. F. and Tang, Z. P. ,2015. "Processing Trade Biases The Measurement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China",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Taylor & Francis Journals, vol. 27(1), pp. 60-76.
[3]孙玉琴、孙倩、王辉：《我国加工贸易的历史考察》，《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第4期。
[4]Fiala, P., 2005. "Information sharing in supply chains", Omega, Elsevier, vol. 33(5), pp. 419-423.
[5]施展：《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
[6]杨翠红：《从新发展格局出发前瞻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趋势》，《国家治理》，2022年第15期。
责编：罗 婷／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