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复杂的生态革命，这与生态学理论的整体性、动态平衡性和层级性等特征有着较强的理论契合，需要经历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涉及能源、交通、建筑等多个领域，牵动政府、企业、公民等多个主体。为此，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双碳”目标下的“导向性、层级性、动态性”三大特征，从生态系统论的视角出发，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双碳”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性。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提出是新时代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抉择，有着较强的目标引领与现实导向。一方面，从当前我国现存的资源结构看，整体呈现出结构偏重、效率偏低和能源偏煤的态势，因为富煤贫油少气是现阶段化石能源资源禀赋的客观事实。同时，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也是我国能源的客观现实。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其中的关键就是逐步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拓展应用可再生能源，而我国现实的资源结构和条件也使得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成为可能，为其提供强有力的现实基础。
此外，纵观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当前强对流天气与自然灾害频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而这主要受制于“温室效应”的逐渐加剧。因此，实现“双碳”革命，是全球应对气候治理的时代需要，也是维护我国人民利益、增强民生福祉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有着鲜明的目标导向。这里，一定要破除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实现“双碳”革命不是单纯追求传统粗放型高速增长，而是通过技术革命创新，追求更高效、更清洁、更高端、更持续的生产结构，形成高效集约的生产方式及相应的体制机制，从而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具有鲜明的层级性。每一生态体系具有不同的层次。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推进正是在“大生态系统”与“小生态系统”两个层级上相互作用推进的。一方面，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的推进离不开“碳排放”和“碳汇”两个重要衡量指标，这也是实现“双碳”革命的关键，我们既要控制碳排放，同时还需要提高碳汇能力。碳排放的多少和碳汇能力的大小共同显示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禀赋，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内容。因此，实现“双碳”革命，必须要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碳排放各相关领域以及碳汇等生态系统类型下进行顶层设计和考核评估，如在能源领域，重点可关注本地区煤炭、油品、天然气和电力消费量的变化趋势。在建筑领域，则可以结合城市未来人口增长、人均建筑面积以及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等指标变化趋势进行减碳分析等。另一方面，大生态系统又是由多个小生态系统组成的，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离不开“小生态系统”，也就是各个领域在实现减碳治理中的多元主体的联动作用。由此可见，“双碳”革命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必须建立多元共治、多方协同的治理场景。一是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应通过法规标准、政策体系、监督监管等方式发挥主导作用，从减碳源和增碳汇两个层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顶层设计。并且地方政府更应该结合地方区域能源结构实际，在国家“双碳”目标的引领下制定出适合本地区的具体性的减碳策略，有序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二是企业作为绿色产品的供给方，应结合自身主营业务确定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环节，引进绿色制造装备和先进技术，加强绿色产业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加强企业研发，增加责任意识，实现生产全过程的零碳排放。三是公众参与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公民的低碳化价值理念和消费需求既可以倒逼企业生产转型升级，也可以监督政府和企业履行其绿色低碳发展的责任，形成各尽所能的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闭环。
“双碳”目标具有鲜明的动态性。无论是碳达峰的“波动下降”还是碳中和的“碳源和碳汇”的吸收平衡，最终都是在“减排”与“增汇”的反复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所以，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需要充分遵循“破”与“立”的动态转换规律，在不断调节“减排”与“增汇”的辩证关系中实现“双碳”发展目标。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抓住“双碳”革命的根本动力，也就是我们的创新驱动，以数字科技赋能工业制造，达到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平台作用，突破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卡脖子”关键技术，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广低碳零碳负碳技术，优化生产工艺流程，通过技术创新与数字智能化改造，推动企业分批次、分类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要注重制度建设，用好考核的指挥棒，侧重综合性评价。建立国家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及碳排放配额分配机制，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与监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碳排放权交易与其他交易市场的配额指标互认和抵扣机制等，有效减少碳排放量，规范碳交易秩序，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同时，地区在制定本领域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和考评体系中，要充分结合地区推行“双碳”工作的过程和结果，形成综合性评价，细化各领域的考核指标，注重考核评价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