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各地正大兴建设科学城之风，但存在摊子铺得过大、定位不清、选址较远等问题。过去几十年，日本政府在筑波科学城投资巨大，但成效不佳，主要原因是城市功能单一、配套设施不完善，逐渐失去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创新活力，其经验教训值得汲取。我们在科学城建设中要加强统筹、因城施策；要完善科学城配套设施，提升宜居、宜创水平；要提高大科学装置的利用率，提升我国科学仪器自主创新能力；要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作紧密结合，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生态体系优化。
关键词:科学城 城市规划 日本筑波科学城 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生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近些年来，为加快创新资源集聚，形成科技创新合力，各地掀起了建设科学城的热潮，从全国层面来看，这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从城市或者区域的角度来看，这项举措有利于推动原创性基础研究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城市或者区域高质量发展。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也涌现出了一系列问题，结合国外相关建设经验教训，对科学城建设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研究尤为必要。
国内科学城建设存在的问题
“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提出，将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几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科学城的热潮，除了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深圳要建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之外，重庆、成都、广州、东莞、武汉、杭州、苏州、西安等地都在规划建设科学城。
笔者初步分析了这些科学城的建设规划，发现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摊子铺得太大、选址较远。怀柔科学城建设面积达100.9平方公里，张江科学城规划扩至220平方公里，深圳光明科学城面积约99平方公里，武汉东湖科学城100—260平方公里（规划范围100平方公里、统筹范围160平方公里、拓展范围260平方公里），西安丝路科学城220平方公里，成都科学城甚至要达到361.6平方公里。而且，这些科学城选址普遍离主城区有几十公里之远，怀柔科学城离北京主城区大约50公里。
第二，定位不清。各地虽普遍以“科学城”冠名，但对于科学城的功能定位尚不明确，有的要成为国际科创中心，有的要建成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的以促进硬科技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有的则要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实际上，科学城与产业园区的功能是有区别的。不同于以生产制造为主导功能的产业园区，科学城是以大科学装置为核心、以各类交叉研究平台为支撑的创新资源集聚高地。一般包含大科学装置、交叉研究平台、研究机构（大学、实验室）、特色创新主体、科技转化企业等多类型的创新主体，形成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为核心的综合性城区。而由于定位不清，各地筹建科学城同质化竞争的意味很浓。有些地方还试图打造城市“地标建筑”、以科学城的名义推高房价，往往有科学城之名却无科学研究之实，最终导致科学城房地产泡沫化，既分散挤占了我国宝贵的科技创新资源，又不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第三，争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重复建设之嫌。各地科学城规划都无一例外要筹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都计划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营重大科学项目，建成国家科学中心。
第四，设定目标偏高。各地对科学城建设设定的目标都非常宏伟，《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提出，到203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上海制定了到2035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全面升级的规划；深圳则计划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引擎；西安提出了“一年见雏形、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十年立新城”目标；最“保守”的成都也要在2050年全面建成全球一流的科学城。诚然，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重要而紧迫，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是一个人才、知识，乃至文化不断积累提升的过程，希望在一二十年内通过大量基础设施投资、购置若干重大科学装备建成世界一流科学城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欲速则不达，过大、过快、过高的目标将导致盲目投资，易形成“科学城泡沫”，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事实上，五十多年前日本政府筹建的筑波科学城也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失败，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筑波科学城建设的经验教训
1963年9月，为了缓解东京过度拥挤的状况，日本内阁批准在东京东北约60公里处的茨城县建设一个国家科学中心，以集中安置大批国立研究机构，并计划自1965年起10年内建成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城，这就是筑波科学城的由来。
近乎六十年过去了，日本政府为筑波科学城投入几万亿日元的巨资，将筑波由过去的郊区变为一个“花园城市”，还建成了筑波大学，截至2020年，筑波聚集了29个国立研究机构，常驻人口达24.04万人。另外，凭借高能加速器研究所（KEK）的大型科研装备优势，筑波在世界高能物理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这些成效远没有达到最初的政策预期，日本政府一开始计划将筑波发展成为有35万人的科学重镇，但是，目前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科研水平，筑波都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从人口方面看，筑波现有人口数离目标值还缺三分之一，没有达到疏解东京人口的目的；就科研水平来说，除了KEK凭借稀缺装置获得大量研究成果之外，筑波如今的科研水平和东京无法相提并论。通过整理资料我们发现，日本迄今已经获得28项诺贝尔奖，但没有任何一项成果与筑波科学城有直接关系。
那么，投资巨大的筑波科学城为何失败？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第一，计划执行缺乏连续性，导致建设周期过长，错过黄金发展期。
1963年，筑波项目被日本内阁批准时，原计划十年内建成，但严重拖期，甚至可以称为“烂尾工程”。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内阁频繁更迭，加之贸易、科技、教育等部门存在利益上的纠葛，这使得科技政策不连续，筑波项目执行力大打折扣。
其次，日本的土地私有制导致筑波科学城规划难以实现。在建设过程中，行政当局与当地居民因为征地产生了巨大矛盾，这使得城市规划严重变形，城市核心区域变得狭长。不合理的布局又导致城市功能受限，给市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尤其是，连接东京市区和筑波的轨道交通“筑波快轨”迟至五十年后才开通，这严重影响了筑波与主城区之间的通勤。
由于建设周期一拖再拖，筑波科学城建设错过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九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筑波的建设更是难以为继。
第二，城市缺乏“烟火气”引发“筑波病”，对人才逐渐失去吸引力。
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外，筑波的商业、文化、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设施也不尽如人意，与东京主城区差距过大，很多人不愿意生活在筑波，于是不断出现人才回流和科研机构关闭的现象。
基础设施和商业文化配套的不健全导致筑波缺乏“烟火气”，影响了科研人员的正常工作生活，创新效率大大降低，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筑波病”。有研究显示，“筑波病”又称知识焦虑综合症，此病的主要原因是难以承受超负荷的信息，导致大脑处理信息失衡，起源于在日本筑波科学城工作的科技人员。许多科技从业者面对信息过剩容易产生倦怠和焦虑，而这些情绪又长期得不到纾解和放松，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寂寞、心理压抑、沮丧、疲倦、紧张、精神压力大等一系列症状。上世纪八十年代，筑波自杀率一度接近日本平均水平的三倍。
第三，只重视基础研究不重视产业创新，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建设缺乏可持续性。
筑波一开始将自身定位为国立科研机构聚集地，重点在于打造科学城，忽视了产学研协作和科技成果转化问题，企业较少参与，这导致筑波入驻科学城的创新主体比较单一。
基础研究需要长期持续的探索和稳定的支持、需要稳定的杰出人才和团队乃至几代人的传承与努力，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决定了短期之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建设及维护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不能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缺乏企业的参与和入驻，单靠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城市建设和基础研究都难以为继。
相比较而言，由于吸引了众多企业参与，东京与港口城市横滨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除了基础研究成果丰硕外，新兴产业也蓬勃发展，使之成为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集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东京—横滨创新集群连续多年在全球区域创新集群中位列第一。
关于科学城建设的政策建议
与日本相比，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政府对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具有较强的决策执行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失误。但如果不从优化创新生态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在科学城建设过程中，仍有重蹈筑波覆辙的风险。
明确定位，区分四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城，因城施策
纵观世界各国的科技园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新建综合性科学城、专注基础研究的“筑波模式”；新老城融合、进行综合科技创新的“中关村模式”；远距离设置大型专用科研设施的“贵州天眼模式”；专注于某类高技术产业开发的“高技术产业园区模式”等（如图1所示）。
四种模式各有区别，在制定科学城建设规划时，需要明确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紧紧围绕产业目标开展研究，避免定位同质和重复。但无论是哪种模式，注重创新生态体系优化，并与已有都市资源融合是世界各国科技园区的共同发展趋势。“筑波模式”难以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在一个远距离“飞地”大搞基础研究，缺乏既有都市资源的有效支撑而导致成本过高、事倍功半，最后变成“半拉子”工程。另外，综合地理区位、环境资源、交通体系、产业规划等因素考虑，筑波科学城比较适合设置专用大型科研装备的建设方向。由此，不仅是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科技园区、前苏联西伯利亚城等典型“科学城”都不能算成功。
科学城首先应该解决“人”的问题，做好生活配套，消除科技工作者的后顾之忧
很多地方在创建科学城的过程中往往是“见物不见人”，筑波的教训提醒我们，只有“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必须高度重视人居环境建设，做好生活配套工作与服务，打造宜研、宜业又宜居的科学之城。
远距离集中安置大量科研院所，营造孤岛式的生活环境，促使科学家安分守己搞科研的想法和做法是把人工具化的体现。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能适应世外桃源式的“清静生活”，每个生命个体都有社交的需求，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参与社交活动，科研从业者也不例外，他们不仅需要学术交流，而且需要丰富多彩的生活。因此，科学城建设必须充分考虑职住平衡、生活便利等问题，健全生活配套，满足科研工作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看病就医、文体娱乐等等），避免“候鸟式”大规模周期性迁徙生活方式。
如果宜居水平与主城区差距过大，科学城就难以吸引科技人才加入。不消除科研从业者的后顾之忧，他们的创新效率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滋生类似“筑波病”等社会问题。
科学城建设要加强统筹协调，避免科研装备重复建设和浪费，提升科研仪器装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各地科学城无一例外在筹建大科学装置，耗资巨大。在这方面，国家尤其要加强统筹协调，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具体可以从两方面发力：
一是细化落实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国产自主创新仪器和装备的机制。重大基础科研装备研发过程本身是提升国内尖端科研仪器设备产业能力的绝佳机会，各地争先恐后建设国家级大型科技基础设施绝不能演变成竞相引进所谓的国际“最先进”成套科研装备的竞赛，成为国外相关产业的“盛宴”，反之，应进一步落细落实国产采购政策，优先采购符合标准的国产自主品牌设备和仪器，做到科研、工程和产业密切结合，进而通过强大的市场需求，倒逼国产科研仪器装备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优化制度供给，提升大型专用科研设备的利用率。昂贵科研设备重复购买、利用率低是我国科技界的痼疾，在这方面，日本筑波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的经验值得借鉴。为了促进大型科研设备共享，KEK专门设立了“大学共同利用机构”，该机构专门用于建设、维护和管理国家大型科研装备，供业内所有科研人员使用，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科技创新资源闲置浪费或成为某一特定部门的专属。
科学城建设要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工作相结合，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生态体系优化
高水平人才和高质量创新生态是科学城建设的关键。参考发达国家经验，科学城建设应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作紧密结合。历史上，一所著名的大学，可以造就一座城市，带动若干产业甚至产业集群的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将为一流科学城建设提供多方面支撑，包括孕育创新思想、提供学科支撑、引育创新人才、支撑创新产业、打造战略科技力量等等。将重要科研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大学实验室建设相结合，推动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科学城建设共生、共兴、共强、共发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要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只关注基础研究往往会导致创新生态单一、城市功能不健全，缺乏活力。美国硅谷的兴盛在于打造了一个多物种“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使创新创业者的创造力、商业智慧、科学发现、投资资金以及其他支持因素巧妙地嵌合在一起，从而源源不断地萌发出新想法，最终培养出一个能够不断产出创新成果的生态圈。科学城不仅应该专注于基础研究，还要打造一种“宜创”的生态体系，想方设法促进科技链、人才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深度融合，只有这样，发明和发现才能不断涌现，高精尖产业才能兴旺发达起来。
总之，在创建科学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实效，力戒假大空的“面子工程”“名片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助推我国向世界科技强国目标稳步迈进。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ZD075）阶段性研究成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葛诺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葛诺、白旭、陈政霖等：《创建科学城过程中如何防止“筑波病”？——日本筑波科学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中国软科学》，2022年第9期。
[2]大橋力.「筑波病」と情報環境[J].応用物理,第59巻,第4号(1990).
责编：罗 婷／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