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县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域，其发展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部分县域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高质量供给不足，以及治理模式的滞后，成为人口流失的主要地域。主要表现为人口流失体量巨大、流失速度加快，且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新形势下，人口流失县域的治理重点可以集中在提升经济实力、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发展环境、完善治理模式等方面。
关键词:人口流失 城镇化 县域治理 人口分布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县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域，其发展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县域尺度的建设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对县城建设提出了系统全面的指导意见，并首次提出了“人口流失县城”这一概念，指出对于这类县城要“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加强民生保障和救助扶助”，引导其转型发展。这些政策文件的相继发布表明，推进县域建设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县域人口流失的主要特征
人口流失速度加快，人口流失体量巨大
本文所指的县域包括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和林区等。对第五、第六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二十年来中国县域常住人口数量持续减少。2000—2010年间县域常住人口减少约128万人，而2010—2020年间，县域常住人口数共减少3782万人，为前十年的29.55倍。与此同时，我国县域常住人口数量少于户籍人口，2010年常住人口约比户籍人口少9181万人，到2020年该数字达到15518万人，县域人口流失速度明显加快。此外，出现人口净流出的县域个数在2010年共有1557个，到2020年则增长到1673个。人口流失县域的分布范围逐渐扩大，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县域面临人口流失的难题。2020年，净迁移率在0到-10%的县域有257个，介于-10%与-30%之间的有908个，小于-30%的有508个。参照已有研究，净迁移率小于-10%的地区为净流出活跃区，则2020年我国约有84.64%的县域为净流出活跃区，相比2010年的比例53.50%多了31.14%。
依据人口集聚度可将全国划分为三大类、八小类区域。2000—2020年这20年间，人口稀疏地区占比不断增加，人口均值地区占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人口密集地区占比总体下滑；人口流失的主要地区集中在人口均值地区与人口密集地区（表1）。
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学龄儿童持续减少
随着城市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地区与周边县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各类优质资源逐渐向城市地区移动。相当数量的县域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出于改善生活质量、获取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健全的医疗服务等目的，逐渐向城市地区流动。以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为例，丹凤县中各个村内的劳动力流失约能达到90%，主要流向大城市，流动人口年龄段集中在15—50岁之间，这一年龄段人口为主要劳动力，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在许多县域，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留守的通常为老人及幼童。
此外，学龄儿童也呈现流失的趋势。2010年，全国县域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数与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为5027万人与6826万人，到2020年人数分别下降为4594万人与6618万人。一部分县域剩余劳动力转移至省内大城市乃至外省一线城市，在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考虑到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将其子女一并转移至大城市中接受良好的知识与文化教育，因此县域学龄儿童数量也呈现下降趋势。
县域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
根据笔者以往的研究，与县域人口集聚有关的影响因素包括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率、年均气温、年降水量、海拔高度等。从根本上看，造成多数县域人口流失的原因，首先在于其经济欠发达，居民收入难以提高；其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再次，治理机制体系滞后，民生改善力度不足。
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就业岗位不稳定，居民收入提高缓慢
第一，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难以提供充足稳定的就业岗位。我国大多数县域呈现“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相比于地级市产业结构来说显得较为落后。多数县域内传统产业密集，转型难度较大，且在一些落后产业调整淘汰时，相对应的工作岗位减少，但新产业尚未成型，难以提供充足、稳定的就业岗位，劳动者无法获取稳定的工资报酬。对于资源枯竭型县域而言，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紧迫性。长期的粗放式开发与单一化经营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上产业衰落、经济萧条极大削弱了这些县域的人口承载力，导致人口流失严重。以东北地区为例，多数县域产业类型比较单一，第一产业占主导，第二产业多以传统加工制造业和资源开采业为主，第三产业普遍发展缓慢，产业链的上下游关联性不强，产业结构落后成为东北地区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经济发展动力相对不足，缺乏发展后劲。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效率驱动与创新驱动发展不足，总体发展缺乏后劲。《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的数据显示，2019年县域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增大，东部地区县域实际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回落，而中、西部地区则连续两年回落。四大经济区的县域经济总量均处于较低水平。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县域虽面积和人口均占优势，但生产总值比重偏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占比较高，但因为国土面积和人口数占比也较高，整体来看县域经济总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财政收入薄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公共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第一，财政收入薄弱，财政赤字普遍。我国大部分县域的财政依存度不高，财政收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弱。大部分县域的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且财政赤字率超过3%警戒线，财政赤字现象普遍。据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计算，财政赤字率小于-3%的县域占比在2000年为60.90%，到2010年占比快速增长为92.34%，2020年持续增长为96.67%，出现财政赤字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多。公共财政赤字直接导致政府对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投入不足，社会服务水平难以提高。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尽管我国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已具备一定规模，但相比于城市基础设施，县域基础设施在人均水平和普及率上仍存在一定差距。县域给排水、能源、绿地和环卫等市政基础设施普及率及供给质量有待提高。
第三，服务设施供给质量有待提高。与城市相比，许多县域医疗设施水平较为落后，医疗卫生资源相对有限。2020年我国县域常住人口约占全国的55.75%，而县域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约为446万张，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48.97%。全国县域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56.66张，72.23%的县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4.51张/万人）。此外，多数县域还存在高质量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学龄儿童转移到县域，但县域优质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
发展环境总体缺少吸引力，有待优化提高
第一，不少县城建设趋同，缺少个性化特色，缺少独特的文化吸引力。对于财政资金有限的县域而言，建设投资的关键首先在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有限的资金难以对当地特色建筑、特色风貌进行有效地管护与利用。而资金充足的县域往往过于追求硬件设施的“现代化”，盲目追求建筑高度、道路宽度、广场尺度等硬件目标，结果导致千城一面，地域特色缺失。
第二，文化生活单一，缺少高质量文体活动。文化活动形式单一，麻将等传统娱乐方式是不少县域居民主要的休闲活动。虽然地方政府一直重视改善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由于资源和条件的限制，与大城市相比，举办的各类文体活动仍存在许多不足，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三，部分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我国县域可分为平原县、丘陵县、山区县，类型多样。县域有着建设生态宜居家园的良好基础，但往往受到资金、规划理念等因素的限制，但其生态环境优势并未能充分发挥，尚未形成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定居的吸引因素。
第四，县域创新环境总体缺乏。县域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普遍较少。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肇庆市为例，2018年，县域R&D经费内部支出额共7.24亿元，约占同年GDP的0.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9%）；R&D人员数量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0.16%，同样低于全国水平（0.35%）。我国大量的科研资金与人才资源集聚在城市地区，县城总体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不足，县域人才难以引进，创新资本难以集聚。
治理模式总体滞后，智慧治理难以全面普及
首先，部分县域治理客观上存在“重经济、轻服务”的现象。现阶段，因自身财力不足，我国许多县域政府总体上重经济而轻服务。这部分县域政府的“经济型”角色重于“服务型”角色，尚未完成从发展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的转变，民生改善力度不足。
其次，部分县域规划滞后，社区治理投入不足。中国的县城往往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县城的空间格局中有着深深的农业社会的烙印。改革开放之后人口、经济快速增长，在缺少规划意识的情况下，县城用地呈现快速无序扩张，许多县城的规划格局及建设面貌因此总体滞后。县城的自建房往往较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环境绿化等缺少统一规划。
再次，智慧治理难以全面快速推进，“信息孤岛”现象仍然存在。智慧治理即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利用“互联网+”模式进行社会治理，更新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水平与效能，实现“技术赋能”与“制度革新”的相互融合。但受地方财政限制，大部分县域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无法全面推进智慧治理。此外，各领域、各部门、各层级之间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不同部门之间无法做到统筹决策，进一步加剧了县域治理的难度。
县域人口流失的治理思路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世界城镇化的发展规律。中国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县域人口流失治理是一项需要综合考虑的系统工程。
人口从规模等级较低的县城流入到规模更大、等级更高的城市，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同时需要注意到，县域也有较多人口愿意在此定居生活，存在一定规模的返乡回流人口，县域的发展也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人口。县域外大城市的拉力与县域内乡镇的推力是县域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规模更大的大城市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机会较多，公共服务质量较高，能够吸引县城人口向此聚集；而多数县域则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优质的公共服务及未来的发展空间，会驱动人口离开县域。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来看，自然环境为其基础性因素，经济发展为其重要因素，社会条件因素为其引导性因素。此外，从流动人口的转移方向上来看，乡—城转移人口，也即县域内乡镇向县域外大城市的转移人口，仍是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与此同时，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人口的城—乡转移现象。地理学者马卜贡杰（Akin L Mabogunje）提出了城乡人口迁移的系统分析模式，指出城乡人口迁移不仅受移民自身原因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城乡各自的控制性次系统及社会经济文化的调节机能。在县域人口流动系统中，存在着县域内部乡镇和外部大城市两大次系统，在各自的调节机能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各方协作调控下，人口呈现出双向流动态势。
对于人口流失的治理，《纲要》提出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县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级扩能，增强治理能力和水平。笔者认为，县域人口治理的思路应从提升经济实力、改善基础设施和公服水平以及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来综合考虑。
首先，要大力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增强人口长期定居意愿，提高居民获得感。依据县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划分出县域发展的不同类型，因地制宜地提出县域经济发展策略，使县域能够在相互竞争的基础上不断壮大自身经济实力，也可以在相互协作的同时走上错位发展道路，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县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构建高质量发展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感。人口的增加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应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体化与全面化。县域发展环境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包括文化环境、生态环境、经济环境、创新发展环境等要素，在日益复杂的发展环境下，要坚持创新引领，通过营造较好的科创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通过城市创新环境的提升，促进城市人居环境的整体优化，不断提高县域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第三，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提高居民满足感。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市场化、社会化，使市场主体参与到县域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建立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推动政府公共治理精细化、智能化发展，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县域人口流失的治理路径
加强县域经济的分类指导，提升县域治理效能
中国县域行政单元众多，空间分布范围广泛，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不同视角下，县域经济的发展策略也会有所差异。
不同发展阶段县域经济发展策略。按照经济发展阶段和发达程度，可将中国县域分为发达县、中等县和欠发达县。发达县应依托城市群，借力高等级城市，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政策引导和发展环境营造，促进产业升级。如江阴市，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转型，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实力和竞争力。中等县应合理承接产业转移，激发特色产业化发展潜力，完善特色产业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税政策的扶持力度，避免成为“政策盲区”。如河南西峡县，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注重延长第一产业的产业链，也在不断升级改造传统工业，积极融入新业态，并注重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欠发达县应盘活土地资源活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释放政策红利，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助推绿色发展。如云南德钦县，在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以特色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来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同时注重提升基础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不同地形县域经济发展策略。平原县应发展特色经济，培植壮大支柱产业，以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充分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如湖北天门市，统筹整合土地资源，集中集约发展产业。丘陵县应立足资源特色，强化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就地城镇化。如四川各丘陵县，既释放以土地为主的要素流动的潜力，也释放新型城镇化就地推进带来的潜力，还释放健康农业跃升式发展带来的潜力，从而助力丘陵县域的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山区县应坚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注重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助推山区县域可持续发展。如安徽绩溪县，树立生态先导观，调整经济结构，重点发展山区特色化经济、生态工业经济以及山区旅游经济，将资源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优势。
不同驱动力的县域经济发展策略。资源禀赋型县域，应做优做强基础性矿产资源型产业，延伸产业链条，积极推进外生型主导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如河北武安市面对矿产资源储量不足、结构单一、污染严重等问题，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由单一的矿产资源型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区位导向型县域应提高产业集群水平和分工深度，积极发展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市场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与周边城市产业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如河北固安县面对产业集群水平较低、过度依赖中心城市等问题，积极对接北京等周边大城市，探索创新驱动实现路径，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政府扶持型县域应准确定位政府推动作用，选择核心企业重点培育，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做好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如福建仙游县面对规划滞后、资金缺乏、创新不强、管理落后等问题，科学统筹规划，以政企合作提升核心企业的带动作用，培育良好产业发展环境，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夯实县域治理基础
挖掘地域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找准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方向，确定优势产业。对于宜农大县要在保障农副产品供给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整合、延伸产业链，在加快农副产品初加工发展的同时提升其深加工水平；对于宜工强县则要充分利用地域资源优势，发展产业集群，并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探索新发展路径；对于旅游大县则要结合其自然旅游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通过打造城市名片、旅游品牌发展第三产业；对于边境县城则要持续优化边境口岸服务能力。合理支持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建设，分类引导县域发展。如云南省腾冲市作为滇西边陲上的著名侨乡、文化之邦，提出要依托丰富的地域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珠宝玉石等特色产业，打造“国家美丽边城”；凤庆县作为滇红茶之乡，以禅茶文化打造县域特色名片，将“绿色资源”变成“绿色经济”，进一步推动了全县茶花特色产业发展。此外，政府应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给予适当的政策帮扶，让企业在打造城市特色产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政企沟通协作，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共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主动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融入先进产业链。目前，县城的经济发展水平虽普遍与大城市有较大差距，但却有着自身的人力、土地成本、环境等独特优势。随着大城市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其城市功能将会向周边城市疏解，县城应抓住发展机遇，积极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以高端产业的引进融入先进产业链。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经济发达的县域要以发展“优势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强化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能力，以先进制造业为突破口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构建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
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县域治理保障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县域经济发展。加强交通设施建设，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主体，推动县域公路建设，对重要交通运输节点实施以点带面的重点建设。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障用水安全，提升抵御洪涝灾害能力。加快提升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建设水平，加快电信网络升级改造，全面提高其综合利用水平。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城乡能源供应体系建设，提升能源保障能力。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增加普惠便捷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公共服务运营机制，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市场化改革，畅通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途径，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通过建立信息平台实现就业信息共享，提供基本的就业指导和培训服务，拓宽劳动者就业创业途径。加快建设现代教育体系，保证县域教育硬件均衡，实现县域教育布局合理，教育资源分配公平。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机制，通过基本医疗保障相关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推动建成完善的县域医疗卫生体系。通过公共设施适老化、适幼化改造，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保护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推动历史文化传承和人文城市建设。统筹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打造高品质便民生活圈。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完善县域治理机制
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财税制度。财税体制在国家治理中承担着基础性、支柱性功能。中央及地方省级政府应加强统筹财政资源，提升对县域财政的支持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增强县域内重大项目工程的财政保障。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强化县域财政财力，稳定县域财政收入来源。中央、地方省级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县域财政的支持力度，重视财政支出的效率。在保证基本建设支出的基础上，应根据消费品和生产品的供需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支出比重，以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带动政府职能转变。
建立“以奖代补”激励机制。县域财政在整个财政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提高县域乃至全省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方面。财政部明确提出建立“以奖代补”激励机制，将中央财政支持与地方工作实绩挂钩，充分调动各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县域财政普遍困难的现实问题上，应注重帮扶与激励并重机制，在给予必要财政支持的同时还应调动县域解决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完善制度保障体系，推进农村人口向县城及重点乡镇转移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逐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乡村建设开拓多元融资渠道，运用政策工具支持县域内的金融机构扩大对农村农业的信贷投放。推进城乡一体规划设计，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背景下统筹推进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推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县域内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向乡村延伸。
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确权”工作，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保持农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加快土地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动农村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不断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健全农户“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三权”（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制定鼓励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三权”的具体路径和补偿机制，完善公开竞价、市场评估等操作办法，建立“三权”退出和流转的市场体系。明确自愿有偿转让退出的程序和范围，健全农村“三权”转让退出管理服务体系。
完善流入人口配套政策。根据人口规模科学安排城镇用地，充分考虑县城和部分重点镇转移人口数量，合理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在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同时还要为存在住房困难问题的流入人口提供充足的保障性住房予以安置。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随迁子女的基本公共教育保障，推进农民工保险与城镇职工保险的衔接工作，适度增加政府财政补贴，扩大社保覆盖面。
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劳动技能素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劳动力市场。针对一些用工矛盾突出的行业和网络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公共实训基地共建共享，支持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平台建设。探索通过社保卡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发放电子培训券。保障劳动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逐步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各类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增强劳动力市场包容性。
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提升县域治理质量
建立健全人才政策体系。要基于县域人才现状建立健全完善的人才政策和体系，有针对性地出台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落户等相关政策及实施细则，研究设立专门的人才奖励机制，通过周期性的考核评定建立人才评价体系，全面提升全社会人才的整体水平。
优化创新产业环境。针对人才引进建设创新产业园区，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助推产业孵化，逐步形成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孵化全链条创新创业载体体系，不断吸引科创人才和产业入驻。
积极发展人才服务业。通过聘请专业人士，建立专门通道，为入驻人才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切实解决其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为流入人才打造安心、舒适的科创环境。积极建设流入人才生活配套设施，构建宜居宜业的人才生态。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县域治理水平
坚持党建引领，建立健全鼓励支持创新社会治理的相关制度。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离不开制度的保障，这要求将制度的健全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首要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鼓励社会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单元、治理体制机制、应急治理体系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坚持重心下移，以政府、市场、社会的三方联动共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准确定位政府、市场、社会在社会治理中充当的角色，通过三方合作的模式推动社会治理回归人本逻辑，使社会治理成效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科技赋能，提升县域精细化治理水平。以数字城市为基础、以网格管理为核心、以联勤联动为支撑，不断提升县域社会治理的智慧化、精细化水平。以数字孪生技术建立城市空间模型，实现县域社会治理的可视化和动态化。通过建立智慧平台，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综合分析，增强了社会治理的时效性和科学性，为领导决策部署提供政策参考和依据。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城市群发展对中国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BRK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袁锦标等：《中国县域人口集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0年第3期，第25—33页。
[2]周春山、曹永旺：《中国人口聚集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科学》，2019年第5期，第32—36页。
[3]吕风勇、邹琳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4]魏后凯、李玏、杨沫：《东北县域人口流失的特征、原因及应对措施》，《社会科学战线》，2022第8期，89—96页。
责编：冯一帆／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