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经验研究发现，加大技术创新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主要着力点，对迈向高质量增长和高收入阶段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迫切的问题是需要构筑起支撑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长期发展力量。经济体系内部支持长期发展的力量不足，是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科技创新长周期和高风险的特点，决定了我们要把更多的发展资源投放在长远的、重要的，但不是当前看来紧迫的事情上。树立长期主义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建立与其配合的长期资本保障、体制机制结构和行为方式，激励长期主义导向的生产要素投入，才能真正战胜制约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障碍和核心问题。
关键词:中等技术陷阱 长期发展力量 长期资本 长期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本质上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中等技术陷阱，[1]由于支撑这个阶段发展的关键技术无法突破，因而使向上跃进的动力日渐式微，经济增速停滞或倒退。国际经验研究发现，加大技术创新是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主要着力点，对迈向高质量增长和高收入阶段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都有超常的表现。如从中等收入陷阱中走出来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与菲律宾、泰国和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挣扎的国家相比，在陷入“陷阱”向上突破时期的人均研发经费投入以及千人中研发人员数，前者一般为后者的4—6倍。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收入水平与巴西相似，且韩国专利数量也与巴西相差不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收入水平未有大变化，但专利数量却快速增长，是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的10倍。[2]
郑永年教授指出，在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过程中，科研和科学技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世界历史发展看主要体现为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是有一大批从事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二是有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和机构；三是拥有能够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力量。
其实，这三个条件还都是表面上的外在条件，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投入不足、投入结构偏差以及投入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系内部缺乏支持长期发展的政治经济力量。由于科技创新的长周期和高风险的特点，如果社会、政府和企业都缺少长期主义的发展理念，短期行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或频繁调整制度规则，缺乏长期稳定的行为取向，或企业内部缺少长期发展的代表性力量，过多地沉湎于短期市场盈利等行为，那么这种短期行为主导的格局，就很难满足科技创新这种具有长期特点的事业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有长远性的思考，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显然，我们只有树立长期主义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建立与其配合的机制和行为结构，投入具有长期主义导向的生产要素，才能真正战胜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主要障碍和核心问题。
长期发展资本：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物质基础
从形成长期发展力量的表层面看，最直接的是要投入大量的用来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长期资本，即郑永年教授说的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资本力量。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建立在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经常被“卡脖子”的产业体系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没有什么竞争力。为此需要我们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并在应用技术转化方面投入大量资本。这些都需要政府、金融和非金融企业长期不断的资金投入支撑。近年来包括mRNA疫苗和ChatGPT在内的众多科技产品创新，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自身资金投入体制的反思。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并不缺乏资本，经济发展中金融抑制现象已经大大降低，但是为什么资本没有投入到最需要它的基础研究和早期孵化阶段，甚至工程化研究阶段也长期缺少资本投入？现在看来，中国经济运行中缺乏的不是那种寻求投机机遇的短期资本，而是那种具有长期主义导向的金融行为和发展资本。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弱的现实，其实与缺少这种长期发展资本具有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
一是每年研发投入的绝对数和强度都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但是这些投入大多偏向应用研究，而作为新知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源头的基础科研资金长期投入不足。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总经费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2年的1951亿元，年均增长近15%，速度不能说不快，但是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偏低。根据《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2）》，2019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首次突破6%，2022年为6.3%。而法国、意大利和新加坡这一指标均超过20%，英国和美国高于15%，日本和韩国高于10%。
二是没有明确地区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在短期利益和快出成果的倾向导向下，不合适地要求基础研究者面向市场，笼统地提倡“科研产业化”，结果使基础研究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家都一窝蜂地去搞应用、“挣快钱”，这在技术依赖引进、强调国际分工的情况下似乎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应用技术如果不掌握基础的原理，一旦遇到“卡脖子”问题，便会束手无策。
三是资金使用期限结构上出现严重的错配，如要求短期的商业化的信贷资金支持长期的科技创新活动，或把具有公共性、长期性特征的财政资金拿去支持可以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活动。最终要么可能使商业信贷资金面临极大的市场风险，要么使政府对科技创新支持不力。
实际上，不同的科技创新活动面临不同时间眼界和活动风险，需要匹配不同时间的资金。首先是需要区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前者是花钱创造知识、发明原理和寻找规律，产出的是知识增量；后者是用知识去挣钱，产出的是财富增量。因此对前者，因为其公共知识的外溢性，决定了它只适合长期性质的财政资金支持，或者使用捐献的公共基金，不适合追求盈利性的金融资金进入；对后者尤其是跟技术相关的产业创新活动，在它们处于初期或种子期时，最合理的是让具有长期的、抗风险特征的风险资金进入，并不适于短期性质的银行信贷资金进入；但是对于处于成熟期或生产能力扩张阶段的产业和技术创新活动，则完全可以交给银行信贷资金。[3]
实践中还有一种处于基础研究与商业化应用之间的工程化研究问题，因处于知识转化为财富的关键环节，需要资金、技术、设备、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支持，难度大、风险高，所以从战略上看，攻克高技术制造大门的工程化研究的薄弱环节，需要大力发展各种具有长期主义导向的社会资本，如发展由政府主导或者参与的风险投资基金，使这种市场化运作的、承担风险程度和能力最高的基金成为促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发动机。
在实践中，因种种原因导致社会高度缺乏上述性质的长期资本，很多风险投资基金在短期功利主义、回避风险等不良倾向的导向下，大量地聚集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中后段，不仅导致种子期或孵化期的科技成果无人问津，0-1的那种原始创新技术缺乏必要的投资，而且导致中后期的科技成果投资拥挤、定价扭曲。这是中国原创性技术出现卡脖子现象的主要原因所在。为了构筑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长期发展资本，一是建议国家层面可以考虑如建设国家开发银行、支持城镇化建设那样组建国家战略科技银行。中国在城镇化方面迅速取得巨大进展的成就，很大一部分与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长期大项目资金的支持有关。如果依靠国家力量构建国家战略科技银行，中国的战略科技力量事业建设就具备了长期发展的基础。二是建议以更大的力量支持资本市场建设，支持科技风险投资企业上市。资本市场强弱直接决定风险基金的时间眼界。三是在金融企业内部，要通过制度改革构筑代表长期发展的治理机制，降低短期考核要求，克服短期行为。
长期发展的规则体系：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制度保障
长期发展力量来源的第二个层面，是要建立与完善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长期发展体制机制。技术是人发明创造的，而人的行为是制度激励下的产物。从此意义上说，理顺制度的长期激励功能，技术创新自然会发生和发展。人类技术创新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一个国家的制度、体制与机制创新能力，决定了技术创新发展的能力与周期。
制度、体制与机制的设计，要鼓励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长期发展行为。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选择时间偏好的行动，主要取决于人、组织与社会环境和结构的相互作用，形成支持长期力量的制度机制，是社会各主体间的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和结果。于个人而言，长期主义是一种文化传承、生活环境和财产制度安排的结果，使人们可以清醒地建立和作出理性选择的认知框架，不受短期诱惑和繁杂噪声的影响。于企业而言，长期主义是一种企业制度制约下形成的动态竞争格局，帮助企业拒绝狭隘的零和游戏，在不断创新、不断创造价值的历程中，重塑企业基业长青的护城河。于国家和社会来说，长期行为是一种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制度和品质，使国家和社会做好各种未雨绸缪的投入，专注本国本民族的未来和前途命运。
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浮躁现象影响了制度的长期激励功能，包括以下四方面表现：
一是行为主体的错位、越位、不到位。如政府代替企业充当市场主体干预企业行为，这种政企关系职能的倒错和越位，往往会使具有公共性、长期性特征的政府行为变得短期化，如追求市场盈利而不太关注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培育等发展问题。这种职能的倒错和越位，必然导致职能的不到位：关注了短期市场问题必然缺少资源、时间和精力关注中长期问题，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行为短期化。
二是行为客体市场化过度。很多与盈利性相关的经济活动必须市场化，不把它们推向市场就没有效率；但是另一些活动如科学创新活动、科技成果早期孵化器等则具有外部化的公益性，属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如果把它们强行推向市场，就会出现价格机制调节失败，不利于该类产品或服务的正常产出。显然，过去一些地方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要求从事基础研究、早期孵化器研究的科研机构走向市场，必然迫使研究人员放弃原创性研究，普遍投向见效快的短期科技创新项目。
三是行为环境的浮躁化。科技人员现在面临的社会环境总体上不利于安心做研究。如在低工资体系下，为了过上体面生活或挣钱养家，往往沉湎于零敲碎打的小项目研发和转化，无心无力也无时间致力于长期的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在“读书做官”的氛围下，科技人员往往稍微做出点成绩就被提升为行政官员。这种环境下的科研人员很难冷静地坐下来坚持做长期艰苦的科研工作。
四是行为手段的高折现率化。折现率是对时间偏好的一种度量。有高折现率偏好的主体，理性上会对近期所获得的利益给予较高的权重，而对较长期才能获得的利益只给予较低的权重。高折现率化是体制机制的不当激励导致的，如当管理层的职位变动、升迁与短期的经济绩效有关时，就会变相地鼓励其大幅度举债大搞可以短期体现政绩的项目；再如当科研体制用发表论文数、科研得奖多少、专利数量等指标考评科研人员和机构时，后者自然会以高折现率衡量和选择自己的行为，社会上便普遍缺乏敢于做长期基础创新研究的项目。
解决制度、体制与机制的激励功能扭曲或失效问题，关键在于：一是政府首先要回归自身职能和坚持长期性、公共性定位，既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让市场主体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功能，又要纠正改革的过度市场取向，把政府该承担的公共事务坚决地承担起来。政府行为短期化普遍的话，社会主体也会被诱导和扭曲。二是政府不仅要执行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而且要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要创造、创新有利于鼓励长期发展的制度规则，在新的制度、体制与机制中，植入政府长期发展的目标偏好，成为鼓励长期创新行为的制度供给主体。
长期发展的价值观：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根本条件
长期发展的价值观是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最高层面的发展力量。它之所以重要并可以成为支配社会演化的长期发展力量，是因为价值观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最终变量。一方面，在“价值观—制度—器物”这种分析框架和逻辑关系中，它们之间是一种顺次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长期发展的价值观决定发展战略与目标，而发展战略与目标决定体制与机制，体制与机制决定行为与物质，这种决定关系绝对不可能被颠覆；另一方面，构筑长期发展力量的实践也必须遵循“价值观—制度—器物”这种先后次序，这种改革的顺序绝对不能颠倒过来。如果只是仅仅从建设长期资本方面做起，不愿意或不可能触及制度改革的突破，或者没有价值观念的真正改变，那么社会经济科技虽然可能会有一时的发展，但是迟早还是会发生反复甚至倒退。因此发展理念或价值观先行改变，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简单地来说，也就是改革必须从思想解放做起，思想解放在先、行动在后。
长期发展价值观，在宏观层面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时间眼界领先或超前于科技经济的长周期，可以从容地、自主地把握甚至引领科技革命的潮流。从历史经验看，科技是驱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源动力，第一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进入“机械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这种技术扩散转移的周期约为60年。因此，树立长期发展的价值观，需要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层面来看国家的发展方向，并据此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当前，引发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各项条件已经孕育，以人工智能、生物医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最有可能率先推动人类社会变革，驱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智能化社会的到来，将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人类生产组织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建立长期发展价值观，要求我们把更多的发展资源投放在长远的、重要的、但不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上。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淡定地、从容地处理国家大小事务，而不是时时刻刻都在疲于奔命地应付各种临时出现的、迫在眉睫的紧急问题。一个社会的今天靠经济；一个社会的明天靠科技；而一个社会的未来靠教育。今天我们在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卡脖子”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对国外技术有依赖，但是长远一些看，其实根子在教育和文化这个源头。基础教育不扎实、文化氛围不鼓励差异化、培养方式扼杀创新人才、顶尖人才不能冒出来、基础科研没有搞懂基本原理和规律，才是不能解决高端技术和高峰产业环节问题的主要原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整个社会和国家只有以“教育—科技—经济”这样一种次序来规划和分配发展的权重、顺序和节奏，以此持续地配置稀缺的发展资源，不断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重大的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才合乎长期主义政策的时间眼界和价值观。
建立这样的长期主义价值理念，对于至今仍处于现代化赶超阶段的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赶超战略要对时间和空间进行压缩，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达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水平。当这个确定的目标演化为某些特定数量的增长目标时，就会扭曲发展的方式，进而导致体制机制时间眼界的趋短化，决定了我们很难容忍某些需要长期投入但是短期很难见到效果的行为。如我们可能会在观念上和制度上向短期出成绩的人和行为倾斜荣誉和各种资源，长期以往，社会中的学习行为就会自动诱导人们抑制各种长期努力。如在财政预算上可能就不愿意为了把基础教育打扎实而进行长期不断的巨大投入，不倾向于为长期行为暂时牺牲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为迅速获得各种科研产出，我们的科研人员可能就不愿意为了基础研究的长期性，而甘愿坐清苦的“冷板凳”，转而一窝蜂地进入短平快的应用研究。
哲人说，世界上最快的捷径，是不走那个捷径；世界上最高的回报，是脚踏实地坚持；能长久成功者，必然是信奉长期主义者。世上很多难事，都抵不过一个有耐心肯坚持的人。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已经被实践证明的有效的经验。当然，结合科技创新问题来说，还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坚持长期主义一定会导向好的结果吗，一定会取得重大突破吗？答案是未必尽然。因为，在科技创新上要获得“好”的结果，除了要坚持长期主义这一关键理念外，还需要有结合科技发展趋势的判断力以及采用科学的方法论等其他因素的配合。但是如果没有长期主义价值观的导向，不仅会错误地判断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和方向，而且也根本不能出现重大的、系统的原创性科技创新活动。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创设院长、商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系2023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专项“支持江苏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研究”（批准号23JZA0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郑永年建言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中国新闻网，2023年3月25日更新，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3/03-25/9978667.shtml。
[2]孙振清、刘建雅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潜力研究—专利技术视角》，《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年第1期，第18—27页。
[3]刘志彪：《“四链融合”:一个关于现代产业增长方程的系统分析》，《学术界》，2023第3期，第64—71页。
责编：李 懿／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