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没有农村产业的兴旺，生活富裕、城乡融合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目标都是无源之水。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对农业进行大规模财政和金融投入并不现实，中国推动农村产业振兴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有历史耐心，要从中长期发展的视角来寻求破解之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依然要注重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通过城镇化给农业农村带来溢出效应，并在此前提下加大对机械补贴和种子研发的政策支持力度。
关键词: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机械补贴 种子研发 举国体制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大报告历史性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确定了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毫无疑问，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没有农村产业的兴旺，生活富裕、城乡融合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目标都是无源之水。近年来，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加大对农村农业的财政和金融投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鼓励土地使用权抵押以帮助农户克服信贷约束的建议。本文认为短期内对农业进行大规模财政和金融投入并不现实，中国推动农村产业振兴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有历史耐心，要从中长期发展的视角来寻求破解之道，那就是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推进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并同时在种子培育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短期内对乡村进行大规模财政投入并不现实
乡村振兴离不开财政的投入，但是有三个原因导致我国在短期内对农业农村大规模增加财政投入并不现实，一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将更多的财政和信贷资金投入给了城市部门，导致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历史欠账太多（林毅夫等，1994）；二是因为我国是个农业人口大国，对农业农村的各种投入规模大、周期长、见效慢，比如农田水利建设、耕地整理等都需要庞大的投入，但直接从农产品中得到的回报却不高；三是在政府财政收入难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其他部门的财政投入很难在短期突然锐减并节省出财力投入到农业农村。例如，2021年全国财政支出共计245673亿元，而其中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为22034.5亿元，占比为8.97%，这一比例在2007年为6.84%，14年的时间才提高了2.13个百分点。实际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明确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表明党中央非常科学精准地把握住了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下面要解决的重点难点，更表明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难题。因此，解决这一历史难题必须要有历史耐心。
盘活农村土地资产作为信贷抵押也难以解决乡村产业振兴的资金问题
既然财政投入支持农业农村的力度难以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那么有偿的信贷资金支持农业农村的力度是否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提高呢？答案同样是不现实。例如，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8》显示，自2007年创立涉农贷款统计指标以来，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从2007年末的6.1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末的32.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从22%提高至24%。11年的时间里仅增长了2个百分点，且这里的“涉农贷款”的统计口径较宽，如果采用更窄的统计口径，这一数字可能更低。
实际上，农户和农业企业面临信贷约束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经典难题，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农业生产经常面临干旱、洪水、病虫害等自然风险，但是商业银行不愿意承受这些高风险并向农业提供信贷支持；第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户经营往往多是劳动密集型的，资本密度较低，农场规模小，因此所需贷款金额往往比工业贷款的金额小，这导致商业银行发放涉农小额贷款的经营管理成本更高；第三，劳动密集型的小农户或涉农企业往往没有资产可以抵押，再加上农村的交通成本更高，这进一步加剧了贷款者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导致银行向他们提供信贷资金的积极性始终不高。
鉴于这一困境，有学者提出用土地私有化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和抵押来解决农业面临的信贷约束难题。实际上，这一建议并不能解决太多的问题，理由如下：根据资产评估理论，收益率及其流动性是决定资产价值的关键因素，而在耕地用途不能转为非农业的前提下，耕地用于农业的收益率目前还非常低，低收益率自然制约了土地资产的价值；更关键的是，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制，村集体每个成员都能拥有自己的一份承包地（新加入集体的成员例外）和宅基地，这导致村集体内部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需求很低，并且土地资产在中国农村的流动性非常低。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土地使用权在被商业银行评估时给予的价值并不会太高，也因此对于解决农业或农业面临的信贷约束的作用有限。
例如，笔者在西南某地调研发现一个农户贷款购买高质量葡萄苗的失败案例。该农户使用银行信贷资金购买葡萄苗，并将葡萄苗和耕地使用权抵押给银行，结果该农户因管理不善而导致葡萄种植失败后，银行收回的葡萄园在当地根本无人接手，最终葡萄苗枯死成为干柴。这导致银行遭受了巨大损失，也极大地挫伤了银行支持农业的积极性。
而那些城镇郊区的土地则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和流动性，比如，可以开展农家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土地即使不可以自由买卖所有权，但也可以用于出租获得收益，因而具有作为银行贷款抵押品的潜力。但这里面临的一个悖论是：乡村振兴中的难点恰恰不是城镇郊区，而是那些距离城镇遥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欠缺的乡村，因为城镇郊区完全可以利用城镇化所带来的机遇繁荣农村经济，例如享受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为城镇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将生鲜农产品就近销售给城镇居民等。从这个角度看，在现有的产权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寄希望于短期内通过土地抵押解决欠发达地区农业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并不现实。
乡村产业发展常常面临“产业雷同”和附加值不高的困境
多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农村各种产业发展的扶持，也确实有很多地方在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农业产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中扮演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依然有很多地方无法通过发展有特色的农业产业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一方面，中国的粮食种植业利润普遍较低，尽管政府这些年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并加大对粮食种植的支持力度，但并未根本改变粮食种植利润率低的事实，因此粮食种植业短期内难以在乡村产业振兴中起到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将目光瞄准其他产业，各地又会面临着“产业雷同”的困境。比如这个县要重点扶持辣椒种植产业，结果隔壁县也在扶持辣椒种植；这个省在支持猕猴桃种植产业，而另一个省也在扶持猕猴桃种植产业。欠发达地区乡村的雷同产业很容易导致“果贱伤农”，造成政府支持发展的产业对农民增收的效果欠佳，甚至挫伤农户的积极性。
乡村振兴中出现“产业雷同”的原因及其挑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乡村的地理自然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他们的发展产业选择具有相似性。比如笔者调研发现，中西部山区或者丘陵地带，耕地资源稀缺，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信息闭塞和服务网络欠缺等。因此，在确定本地的主导产业或者要重点发展的产业时，不同地区的最终选择很可能会大同小异，因为这些地区的环境和条件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决定了他们能够选择的产业大多是种植业或者养殖业，例如瓜果或者蔬菜的种植，或者家禽家畜的养殖等。因此，在调研中经常碰到产业雷同导致“果贱伤农”的案例。一项种植产业的发展初期，往往能给农户带来一定甚至可观的收入，但是当其他地方看到了甜头蜂拥而上之后，最终必然会出现农民收入的整体下滑。
其次，乡村地区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不仅面临着“小农户、大市场”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技术和信息获取途经受限、方式落后的挑战，因此即使有好的产品也未必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乡村地区或者农户在获得市场信息方面大多都会滞后，这就导致他们无法及时获得市场信息。当落后地区的农户向发达地区农户学习他们的经验或做法时，就已经注定了“跟随者”难以获得“引领者”那样的利润，这是由农产品价格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同时，由于技术和获得信息方面的滞后，很多乡村地区选择的产业大多具有附加值低、生产技术落后、服务落后的特点。
另外，技术解决了生产问题，还可能会继续面临着市场狭窄的难题。例如笔者调研发现，某西部山区乡村的农户饲养了大量品质优良的柴鸡，但是当地却没有屠宰、加工、包装和储存运输的冷链企业，导致产品无法进入城市大型超市卖给城市消费者，而本地市场狭小且购买力低，最终导致养殖户的利润低下。这些问题都是乡村产业振兴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
“要振兴乡村，就要向农业农村多投钱”，这是一种简单而又机械的逻辑。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乡村振兴也需要靠工业化和城镇化作为动力。中国还有相当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户在经营传统农业，具有耕作方式高度稳定不变、生产方式粗放、农产品商品化率低这三个基本特征，因此农业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即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的过程。只有当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后，农村才会向城市提供更多的剩余农产品，社会也才会有足够的资源和产品用于扩展现代工业部门；也只有当传统农业得到真正的改造时，农业的第一级联带产业——工业部门中那些与农业投入直接相关的产业（如农业机械工业、农用化学工业等）才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因此，农业现代化或者说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并反过来用工业生产的农业投入要素（机械、化肥等）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
从上述技术的角度看，农业现代化的技术创新固然简单，因为中国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已经完全有能力为农业生产现代化提供几乎所有的工业品投入，但是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始终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约束，这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进城和乡村振兴路径不同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中国独特的城乡土地制度和庞大的人口总量也决定了对传统农业组织方式进行制度创新（改变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
努力实现城乡产业、劳动力人均GDP均衡化
中国的第二产业GDP占比在2007年已经达到46.7%的高位，这一占比在2012年又进一步被第三产业GDP占比反超。从这些指标来看，可以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或者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由于人地比的约束，中国农业现代化目标下的城市化率应该高于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1949）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一个农业国或欠发达国家，只有当它的工业化进展到相当的阶段，农业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同时，农业劳动者的人数所占的比重也由原来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这个国家才算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工业化了的国家”。如果我们假设农村人口只从事第一产业的生产活动，城市人口只从事二、三产业的生产活动，同时假设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人口负担率相同，那么我们可以从上述理论推断出这个如下关系必然成立：
实际上，上述两个公式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完成之后城乡两部门劳动力或者人口占比与城乡两部门GDP占比之间的一个稳态关系，即农村人均GDP与城镇人均GDP相等，此时人口或劳动力在城乡两部门之间的流动就不会像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张培刚（1949）还认为，对工业化的正确理解不应该是只看工业部门的机械化，而应该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是否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尽管2021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者占比已经下降到22.87%，第一产业GDP占比已经下降到7.2%，早已达到了张培刚的理论所确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都“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的标准，但2021年一产劳动力人均创造的GDP只有4.87万元，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第二产业或者城镇部门的劳均GDP水平。要实现公式（1）或（2）的均衡水平，中国还有漫长的工业化道路要走。
以粮食安全为现代化重要衡量指标
粮食安全也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约束和战略目标。许庆等（2013）对比了中国与若干代表性国家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市化水平后认为，假设中国不依赖进口粮食养活自己，即保持粮食供给的完全或者较高的自给自足水平，如果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后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5%，即德国和美国在2005年左右的平均水平，假设那时中国有12亿人口，那么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9亿，农村人口总量为3亿，此时为保障粮食安全要求每个农民要额外养活3个城市人；而2005年德国每个农民平均的谷物产量为2096.01公斤，按照每人每年消耗400公斤粮食的标准，一个农民可以额外养活4个城市人，如果将标准提高到500公斤，则一个农民恰好可以额外养活3个城市人，此时的城市化水平恰好是75%；如果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之后的城市化率达到75%，则农民人均耕地面积达到6亩，这个数字接近2005年德国的水平（8.14亩），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2005年美国的3.34公顷（50.1亩）还有遥远的距离；所以，中国人多地少的约束决定了我们应该以德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工业化完成后的农业现代化目标较为现实。
完善农民工城镇就业户籍制度
同样是由于新中国早期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的鸿沟依然巨大。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但城乡间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水平依然差别很大。更重要的是，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而无法加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加入失业保险体系。这导致推动农村耕地和宅基地流转以及土地归并（以提高经营规模）始终面临一个社会稳定的考虑，即农民工失业后返乡务农被认为是应对他们失业的一个稳定器或者回旋余地。而要顺利平稳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并实现农业组织方式的制度创新，就必须要先弥合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之间的鸿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农民工失业对社会的冲击，而这也是让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必然要求，但这也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上述角度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水平，这也决定了中国的乡村振兴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要有长远的目光。同样的道理，中国的乡村振兴也不是单纯的要素下乡、资源下乡，而应该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
乡村振兴中的要素下乡：机械补贴和种子研发是两大关键
前面的分析表明，中国人多地少的约束注定了农业现代化和规模经营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从工业化的角度看，以及考虑到政府投入短期内难以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最需要持续投入的是农业生产所需的机械化产品和现代生物技术开发的优质种子资源。
许庆等（2013）提供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平均每平方公里耕地上所使用的拖拉机的数量只相当于德国和美国的1/19和1/4，但中国的谷物的平均产量与他们的差距不到30%。因此，中国进一步显著提高粮食产量的空间已经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加大机械补贴的力度并通过高效率的机器替代低效率的人力和畜力不仅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而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降低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农业机械的更多使用还能够提高留守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我国农业的另一个提升空间较大的方向是种子研发。目前，我国的水稻、小麦种子能实现100%自给自足，水稻育种技术领先并出口东南亚和非洲。除水稻和小麦外，种业自主创新水平、种子改良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差距大。我国玉米和大豆种子并不依赖进口，但亩产量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2/3。良种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4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60%。我国的部分蔬菜、瓜果、花卉种子严重依赖从美国和日本进口。
2021年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时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提供的数据表明，进口种子蔬菜在我国的种植面积占比达到13％，耐储存的番茄、甜椒等少数专用品种进口比例超过了50％。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2020年底提供的数据，我国种子进口额前4名是蔬菜、黑麦草、草木花卉、糖甜菜种子。我国从美国和日本进口种子的总额最多，对它们的依赖度非常高。
此外，我国居民消费的肉鸡多为白羽肉鸡，其祖代品种过去100%依赖进口，近年来自主培育了少量替代品种，但市场占有率仅有10%。鸡肉是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品，其中超过一半的是白羽肉鸡。2004年以来，白羽肉鸡的祖代种鸡100%依赖进口，而种鸡则被美国和德国垄断。我国种猪能够实现90%自主选育，但核心群的10%高度依赖进口。我国种猪业存在“重引种、轻育种”的倾向，导致“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恶性循环。引种后自主选育提供90%的种猪，但饲养退化后又不得不再次引进10%的核心种源进行改良。目前，国内部分种猪企业努力自主培育，但由于周期漫长，产生的突破性品种少。我国肉牛、奶牛种源也存在类似情况，核心种源依赖进口。
上述数据与现实表明，我国的种子培育和改良技术的提升还大有可为，且这些都是乡村振兴所急需的投入。而由于种子一旦改良后推广使用发挥的作用巨大，因此具有投入小、见效大的特点，而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尤其可以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去攻克关键技术，并且不会受到WTO关于农业补贴限制。同时，还可以降低农户进口种子的成本，并提高产量和增加种植业的利润。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乡融合、农业布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硕士研究生张四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玥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香港：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3年重印。
[3]许庆、章元、邬璟璟：《中国保证粮食安全前提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边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国务院新闻办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举行发布会》，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1-02/23/content_5588394.htm，2021年2月23日更新。
责编：李 懿 ／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