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是以服务作为商品进行跨国或跨境交易的经济活动，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既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的关键变量，也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我国贸易强国建设的核心所在。构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创新驱动，突出特色、做大优势、补齐短板，不断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抓牢服务贸易数字化这一时代主线。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现代服务业的数字化特征愈加明显。通过数字化赋能再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了高端制造向专业化衍生，柔性制造等全新的组织方式层出不穷，实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迭代。而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数字化生活服务平台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无论是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还是电子商务、检验检测认证，数据已经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生产资料。数字化在服务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普及，推动了世界各国对服务贸易数字化问题的关注。目前，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数字产业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数字贸易，正在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绕不开的新话题。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成，服务贸易数字化的基础十分牢固。但是，由于在数字硬件核心技术、数字贸易全球规则制定、新业态的全球监管协调等方面存在短板，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大国，应利用好数字化弯道超车的机遇，推动服务贸易朝着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在数字公平、数字隐私、数字税收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尽快提出中国方案，抢占接下来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规则制定的制高点。
坚定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子。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需要着力破除一些结构和体制方面的短板，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不断增强服务贸易发展的原动力。首先，持续推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打通服务贸易“政出多门”导致的管理和协调堵点。在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的基础上，探索一批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的新型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在交通运输、知识产权保护、外汇收支、人员流动、国际医疗服务、跨境教育、国际商事仲裁等领域的管理制度，推动完善服务贸易组织实施和管理流程再造。其次，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设立容错机制，重点培育一批新业态、新模式特征较为突出的创新型企业。既要有龙头企业引领，也需加快孵化壮大一批在服务外包、商务咨询、研发设计、金融服务、跨境租赁、影视制作等服务贸易领域“小而美”的创新型企业，打造新兴服务贸易“样板工程”。最后，把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服务业的供给质量，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鼓励生活性服务业不断创新应用场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通过创新发展，形成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优势。
打造高标准的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更高水平的开放既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也是切实应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有效举措。我国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拓展对外开放平台功能，努力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显示，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打造高标准跨境服务贸易开放体系，推动服务业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形成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新格局。虽然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绩，但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来看，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推动更高水平的服务业开放，首先就是要对标对表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开放标准，稳步推进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等制度性内容的开放。具体来说，就是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不断优化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简化外资审批手续，在目前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的基础上，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扩围到所有省会和区域性中心城市，有序推进金融服务、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双向开放。瞄准全球经贸规则前沿，主动在试点城市开展取我所需、为我所用的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引领全球服务贸易开放的新高度。推进服务业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的高标准对外开放，关键在载体，需抓好服务业开放平台搭建和项目落地，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合作平台，打造一批科技、教育、金融、医疗、物流、电信、法律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示范园区和标志性项目，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形成良性的示范带动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