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环境治理格局创新和机制优化的重要组成，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格局创新和机制优化，能够为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奠定必要基础，使得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与国家现代化水平同步。在实践过程中，应促进治理变革，明确数字生态技术发展的关键内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驱动数字与绿色协调发展；完善政策法规，加强数字素养和生态治理的意识培育。
【关键词】数字生态文明 内在逻辑 高质量发展 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A81/X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8.009
【作者简介】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国菊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心并通过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界基本关系，以从根本上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生态失衡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蕴含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实践要求。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深度融合到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排头兵”和“动力源”作用，筑牢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是当前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数字技术赋能高质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1]。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纳入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的目标范畴，并围绕“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以及促进新一代数字科技在生态治理领域全面应用提出了具体要求，这进一步突出了数字生态文明作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思路的主基调。在实践过程中，要遵循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逻辑，紧紧把握数字化与绿色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内在规律，并从“两个大局”高度出发，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路径，切实推动生态环保产业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概念，其源自人类改造物质世界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认识，具有物质和精神成果双重属性。对于我国而言，从基于科学发展角度推动绿色发展，到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维的动态变化无不体现着我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亟须解决许多“独有难题”，这就使得“自信自立”具有更加基础和关键的意义。
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系统承载和支撑能力，以生态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好统筹发展，促成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正向支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其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因而需要从观念和理论体系、制度机制以及行为模式方面作出全面调适。与此同时，在前进道路中，不能忽略的一个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以生产生活方式为代表的现代性转型实际上仍有待深化，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绿色、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够明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并造成了个别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以及生态系统退化等消极后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安排中占有基础性地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正融入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可以说，绿色和可持续已经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2]。
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要求，我们一方面应该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历史性和长期性，尤其是生态环境系统恢复的艰巨性；另一方面，还要时刻注意充分结合生态文明建设所处的时代条件来想问题，以期不断改进工作策略和方式方法。从这个意义上看，全面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必然离不开科技力量“赋能”。现实中，科技提升了人们全面应对生态环境挑战的能力，更拓展了维护生态环境系统健康可持续的路径，这体现在国土资源空间开发格局的持续优化、节能低碳产业全面升级及防灾减灾体系的健全完善等方面，使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论断的真理性愈发得到彰显。而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内的数字技术，作为当今世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前沿科技，更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尤其是伴随着我国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数字技术早已在部分领域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有机结合并成为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新变量。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格局创新和机制优化，尤其是在促进绿色核算机制完善和整合生态信用平台等方面，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增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全方位感知、全领域分析和快速应对处置能力，强化对生态资源和资产的精准保护与系统治理，能够为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奠定必要基础，使得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与国家现代化水平同步，这正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基础，通过数字技术能够打造具有综合功能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一体化数字化平台，支撑生态环境治理格局和机制创新，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数字底座的持续加固。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平台作为聚集、交汇与生态环境相关信息数据的基础设施，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托，其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场景化应用，可以实现自然界中诸如空气（大气）、水文、土壤等基础要素运动信息的有序化、程序化采集，通过特征标签和算法应用等途径实现对数据信息的实时动态监测。同时，根据科学研究所确定的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社会行为模式规律特点，结合所采集数据信息，能够开展人类行为介入所造成生态影响和风险的多维评估。作为嵌入智能化要素的综合型功能平台，其进阶功能体现在依托区块链和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能够推动实现生态资源和各区域自然资产配置优化，促进与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相关产业、行业的数字转型，推动业态和模式创新，这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另外，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平台还将重点通过先进数字技术持续推进治理方式改革探索，特别是针对点多面广的治理客体以及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广泛联结机制实现跨地域和行业协同治理。例如，以数字化同步技术推动确立“时空穿越式”生态项目应用价值评估机制，以“云-管-端”三级体制协同促进产业信息链生态重构，并以此助力实现生态文明视野下现代生活方式的持续转型，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摩尔定律”。
其次，作为重点，通过建立健全覆盖全面、动态更新的自然生态资产数据库，能够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价值评估以及生态价值补偿等与生态环境治理密切相关保障机制的有效性，这对于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借助先进数字技术将采集到的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信息数据加以不同维度的分析组合，形成具有全域特性的国家自然生态资产数字台账。这个“数字台账”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数字产品的方式形成为人类提供生态价值的自然资源“全局图”，为科学、合理、公正地评价自然生态资源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这有助于有效夯实国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体系建设的客观基础，从而为打造出高效的生态资产价值综合评估模型及数字应用场景创新等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基于生态资产数据库可以拓展形成数字化生态补偿实现机制，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效益的评价上逐步获得一致的客观评价尺度。现实中，通过将自然生态资产“数字台账”所提供的基础信息作为确定数字化生态补偿的客观依据，有效弥补了主观评价的不足，使得执法、司法等广义社会治理主体能够动态掌握生态资产的客观变化情况，这将有效提升生态监管水平，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最后，作为拓展，通过数字技术健全生态文明信用平台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基础，逐步构建起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特点的新型生态文明行为信用综合评价制度，以实现用数字生态信用指标、社会主义法治及生态文明道德伦理共同规制市场主体行为，加快推动社会生活方式绿色化。另外，从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时期的任务角度看，数字技术应用场域要更加聚焦有助于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环节，通过信用平台建设与应用，使得“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生态文明转型阶段获得更有力的支撑。实践中，“双碳”目标的实现还是要在传统产业上作文章，因此通过数字技术可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在数字信用平台的支持下，对传统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加以改造，使之快速转向科技创新驱动型的低碳高效生产方式，这能够加快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绿色化。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路径
促进治理变革，明确数字生态技术发展的关键内容。当前在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虽然基于数字技术初步构建起了完整的数字生态治理系统，各个地方都建设有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平台、生态资产数据库等数字生态治理基础设施，但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在其数字化发展和绿色科技创新过程中，尚存在多重障碍。其一，数字生态科技水平仍需不断提升，要进一步加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其二，针对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及生态环境系统中不同构成部分差异性较大的实际情况，要确立统一的数据采集、分析、集成和应用标准规范存在较大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技术应用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再加上各个环境治理主体容易陷入割据式管理状态，在生态环境治理、生态资产管理等方面很难有效构建起即时畅通的信息共享平台，这都极易导致信息获取不足，信息碎片化、孤岛化，治理效率低下，人为错误等现象发生。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
第一，进一步深化、提升包括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平台、生态资产数据库以及生态文明信用平台等数字生态基础设施在云计算、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处理分析等方面的技术水平，打造出能够智慧决策的“数字生态治理大脑”。另外，还要通过加强数字生态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推动生态环境系统各部分的信息采集和动态智能感知迈上更高水平，以适应生态环境影响因素耦合条件和传导机制复杂化的特点。同时，应注重充分发挥先进数字技术及智能设备在生态环境监测和数据全域采集等关键环节中的作用，促进形成立体化、动态化的生态环境监测感知体系，进一步缓解当前生态环境执法监管中存在的“人少事多”矛盾。
第二，丰富全国生态环境领域大数据中心的功能应用场景，聚焦先进数字技术的集成应用创新，推动生态环境数据信息全域共享。以全域标准化理念为指导，加强生态环境领域数字化标准建设，建立健全动态更新的全国生态环境数据目录标准体系，全面覆盖数据信息采集、传输、交换、共享等基本环节，切实推动生态环境数据资源标准化治理水平，并以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数据链”夯实大数据深度应用的现实基础。而后，应通过充分发挥全国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作为数据信息基地和服务中心的“枢纽”作用，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优化系统间“接口”等措施，在确保数据信息和网络安全的基础上，拓展生态环境数据产品应用场景，为执法监管、自然资源交易及社会治理其他领域的运用提供标准化产品，从而充分激发数据要素及数据生成过程中各主体在整个生态环境“数据链”中的协同作用，形成倍增效应。另外，要积极探索数字化技术在不断提升数据信息流动跨域沟通的具体方式和途径，聚焦增强生态环境信息的双向交互性，以打破数据“谷仓效应”为现阶段目标，在新型数字治理规则框架下进一步推动跨地区、部门及层级的生态环境数据传输通道建设，搭建包括生态资产数据在内的信息共享平台，以使全社会参与到生态环境数据共享共治的新型格局中，将数字技术所具备的智能研判、精准监测和快速反应等技术性优势与传统的“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制度性优势形成叠加效应，增强抵抗极端生态环境事件所带来的风险挑战，建构起更加稳固的新型生态治理机制，以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驱动数字与绿色协调发展。当前个别地区的一些企业因缺乏“新基建”的支撑，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发展缓慢，甚至陷入停滞，由传统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向科技创新驱动的低碳高效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会遇到阻碍，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发展。为此，需要从以下几点出发予以解决。
第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具体而言，应密切围绕数字时代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加大对新一代移动通信基站、大数据中心及工业互联网等关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新基建”计划的框架下充分考虑其与生态环境治理实现融合发展的可能路径。例如，以优化生产流程为基础，通过生产加工关键环节数字化感知系统建设投入，包括增加数字传感设施和升级网络基站设施等，不断提升对单位能耗数据信息的分析，并辅之以绿色生产技术形成“一企一策”精准方案，促进绿色转型目标实现。另一方面，不断深化形成可信可控的生态数据新基建设施体系，立足安全、可替代的基本原则，集中精力强化生态数据后端开发和生态数字产业落地，使得生态产业“数字大脑”形成规模，支撑智慧生态城市和新农村建设，从而全面筑牢生态环保新产业基础，使得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同步谋划推进绿色化转型，真正让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扎根于广大企业之中。
第二，推动形成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机制。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依赖于数字化和绿色化两方面的协同发展，两者相得益彰、相互支撑，这也是新时代建设数字生态文明的必然路径。从数字化引领绿色化发展的角度看，其实际上就是要健全全社会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在我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探索数字技术赋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充分运用先进数字技术将海量生态环境数据资源转化为指导绿色发展方向的关键要素，并且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下，将传统绿色循环经济模式加以升级转型，更高水平优化资源配置、生产管理过程，在降低能耗的同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带动生产经营管理观念实现现代化，更好地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从绿色化“激活”数字化的角度看，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成为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双碳”目标视域下，加快推动知识信息、通讯网络、航天航空等数字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能够为这些产业本身提供全新的研究方向，进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同步发展，增强协同效应，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积累更坚实的技术优势，进而助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完善政策法规，加强数字素养和生态治理的意识培育。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政府与公众参与，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保驾护航；另一方面，需要公众具备数字素养和生态治理的责任意识来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而目前由于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尚处于初始阶段，因此我国还未建立起完善的相关政策法规，公众的数字素养和生态治理的责任意识也需要不断加强。
第一，健全与数字生态治理现阶段目标相适应且适度超前的法律法规体系。由于政府扮演着重要的支持者、引导者和维护者角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思维，将加强顶层设计、鼓励探索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为我国数字生态治理领域建立健全制度框架和容错机制，使得数据安全、数据确权、数据开放与共享机制得以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基于“审慎监管”理念，政府及时将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上升到管理制度和法规层面，强化数字生态治理系统的制度供给，并与生态环境司法制度改革相互配合，使得全社会形成更加稳固的应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法治体系。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应用场域的不断扩展，数据安全及数据相关权益保障问题进一步凸显。具体到生态环境领域，基于生态环境资源相关数据信息挖掘过程与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在现实中要特别注重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保障公民及相关市场主体知情权，使得生态信息数据安全维护、公民和市场主体基本权利保障之间实现平衡，为数字生态治理系统的高质量运行提供更加科学系统的政策保证。
第二，坚持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的基本思路，以数字化增强全社会生态文明教育实效，引领绿色生活新风尚。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理和强化教育引导相结合的实践路径，充分认识数字化对促进社会观念变革的现实意义，把握数字化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型所带来的行为模式转变规律，将思想转变和行为转变统一起来。例如，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运用驱动经济发展实现绿色升级，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此同时，要通过教育引导全体社会成员从中领会数字化促进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便捷化、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背后的思维观念变化要求，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用好宣传教育、榜样引领等手段，增强人们对绿色、低碳、环保生活方式的情感认同、理性认同，并内化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行动自觉。在实践中，一是可以通过以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为抓手，在数字素养教育体系中全面融入生态文明内容，让生态文明观念充实到新时代公民社会责任感概念中，达成生态文明教育传播和数字化创新同步建设的效果；二是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应用着重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性，增强基层组织保障，提升广大群众参与生态治理相关协商的能力，并通过数字技术保证群众监督各级政府生态文明治理行为；三是不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信用体系建设，探索绿色生活新风尚综合评价机制，让数字化更好地助力社会成员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
（本文系北京化工大学首批教改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JYJX002）
注释
[1]贾亚杰、李振：《“生态化逻辑”视域下的新形态文明构建——以“数字生态”为核心》，《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2]邬晓燕：《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转型的难题与路径》，《人民论坛》，2022年第6期。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iu Guoju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innovation and mechanism optim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attern, and i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creating a green and intelligent digit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mechanism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attern can lay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economy, and synchroniz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level with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governance reform and clarify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logical technology;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innovation-driven digital and gree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mprov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awareness of digital literacy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Keywords: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rnal log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logic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