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解读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的理论，“嵌入”表示经济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需要依赖于政治、文化、宗教等其他因素。中国的两层社会政治结构（国家—家庭）与西方的三层结构（国家—公民社会—个人）截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政治和民主理论不能完全应用于分析和理解中国案例的原因。本研究以“嵌入性”分析视角为突破口，为解读中国经济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从而反映出由“国家—市场—社会”的独特“嵌入性”整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背后的因素，就要了解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内在力量，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传统文化等。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也反映了文化规范和实践、制度结构、内化规则和政治框架的一系列内在磨合与适应。
【关键词】“嵌入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市场—社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者互动的理想“研究案例”。自20世纪初以来，世界见证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创新性变化：回顾历史，在政治上，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国经历了从危机到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转变，正在向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进。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以外的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面临着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理解和解释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以根本性变化为标志的中国变革（Harding,1987; Dirlik&Meisner,1989; Hinton,1990; Weil,1996等）。由于对中国现实理解得不透彻，西方的许多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尽管在他们眼里问题不断发生，但支持中国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仍然相当的可观（Wang,2003; Sausmikat,2006; Zheng,2009; Li & Christensen,2010）。就此，要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这些转变背后的内部驱动力和外部影响是什么？它在经济上成功地将国家从政府导向的经济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如何概念化中国文化和政治“嵌入”在实现宏观政策独立和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
不难注意到，对中国不可预测的发展轨迹（中国发展奇迹）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备受关注，西方在预测中国的演变和转型方面不断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未能理解和解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当代国际关系与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16-19世纪，市场、竞争和技术驱动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因果和线性的过程，本文试图运用跨学科的综合方法（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社会文化视角）来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特征，特别关注转型与“嵌入”之间的关系，即中国如何能够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创新互动融合形成新机制（新模式），包括生产方式的形式以及国家在该体系中创新性作用的发挥等。
本文旨在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动，探讨决策权市场化和制度商品化过程中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嵌入”的特征。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其特征是积极的国家角色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在制度创新以及在鼓励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不会陷入经济和社会脱节的状态。换言之，中国的改革进程通过在“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各个互动环节注入“嵌入性”，有意识地中和并减少了“市场脱嵌”的力量。
从理论和概念上，本研究的前期理论支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57）及其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脱嵌”转型的深刻分析，即从“有市场的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向“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现象；二是塔尔科特·帕森斯（1951）及其关于社会分化过程的理论，即社会从统一的系统（简单）转变为子系统（复杂）。波兰尼和帕森斯的理论旨在解释一个社会从一个“嵌入”的统一体到多个分离独立实体的演变过程。
“嵌入性”和“脱嵌性”的二元论
“嵌入性”的概念意味着个人和机构参与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彼此独立的（Granovetter,1985），这是本研究的中心概念，用于分析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并形成独特的制度形式。“嵌入性”概念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区分与其相反的概念——“脱嵌性”。
“嵌入性”和“脱嵌性”的二元论概念来源于匈牙利学者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卡尔·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之前所有组织物质生活和社会再生产的方式都非常不同，在这些方式中，互惠（非强制性的赠与）、再分配（共同财富）和住房持有（家族专制）为经济结构提供了社会基础（Polanyi,1957）。依据波兰尼的论述，人类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双重的“脱嵌”过程：一是指交易和社会互动的主导地位是基于经济利益，而非基于社会关系；二是对生产和分配的经济过程缺乏社会控制（Vančura,2011）。“脱嵌性”意味着经济关系（行为者和制度）与非经济关系是分开的——这是“有市场的社会”和“市场社会”之间的区别（Polanyi,1957）。前者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前，市场就已经存在，并通过补充商品的交换在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相对应方面发挥了补充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社会关系总是凌驾于经济逻辑之上。后者意味着社会本身成为市场的“附属品”，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中，是社会关系“嵌入”经济，而非经济“嵌入”社会关系（Wood,1999）。
自由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单独指导、控制和调节的经济体系。所有价值观都是以经济为基础，市场体系内的秩序通过市场机制自我调节来维持，这种机制源于每个人都被驱使去追求私利。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被视为可交易的商品，人类被商品化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被简化为在相互竞争的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的权利，并从经济增长和财富收集的角度评估进展情况。当市场交换成为现代经济组织形式的核心时，市场理性和算法不可避免地决定了理解和解释经济行为和动机的现代方式。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制度背景来看，市场社会的特征是使市场力量“不存在”。因此，经济行为被孤立为一种离散的社会行为，受市场逻辑支配，并基于买方和卖方之间的非个人交易来实现。而“嵌入性”的概念是指经济理性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非经济制度的约束，它表明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在影响经济活动和形成独特的制度形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嵌入性”为解释中国经济成就开辟了新的视角。
社会和结构分化提供“嵌入”切入口
帕森斯的社会进化理论（1957）认为，社会分化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分化、适应和重新融合的过程，这是将更复杂的社会联系在一起形成共同价值体系的过程。该理论解释了现代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加剧过程，以此来诠释社会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而不断创建的子系统很好地诠释了复杂性局面的出现。与此同时，每个子系统也与其他子系统交互连接。
结构分化解释了每个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统一的社会体系在结构上分化为专门的子系统，如经济、宗教、政治和法律。子系统的形成是对与环境变化产生的差异作出反应的必然结果。因此，社会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每个子系统都与其他子系统交互连接（如图1所示）。
当一个功能统一的社会系统分化为子系统时，其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机制也被分化为多个子系统（如图1所示）。每个子系统都无法独立保持先前的统一合法性，因此必须从其他子系统接收“贡献”。每个子系统也只能产生某些方面的价值，而且它并不能决定其他子系统如何使用这些价值。例如，利润和盈余价值（市场法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产生，但它必须依赖于通过其他子系统的“输入”，类似于来自政治和社会文化规范（认同）。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清晰地验证了一个类似的社会和结构的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一个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制度（统一的合法性和价值体系）社会转变为一个由多子系统组成的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合法性与价值体系。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系是由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以下方式来维持：
a.以合作社和国家（公共）所有制等为特征的中央计划经济；
b.社会资源的集中计划分配；
c.普遍消除经济和政治不平等以及阶级特权；
d.充分利用人的潜力，直接生产者在工作场所的利益和劳动人民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利益占主导地位；
e.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彰显出巨大优势。改革政策包括资源配置市场化等，强调科学技术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力等。然而，与此同时，历史结构也产生了强大的内在力量，如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等。“嵌入性”和“脱嵌性”力量之间的不断磨合，作用于一个社会政治转型的过程之中，在此期间，个人和机构的经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其社会政治关系。因此，要了解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制度形式，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政治的结构性特征。
中国历史和社会政治的结构性特征
第一，社会文化“嵌入”。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明国家（Pye,1990; Jacques,2011），中国人的认同感（国家和个人的认同感），均来自于其作为文明国家的悠久历史。这种独特的认同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国家、家庭和社会关系概念。因此，运用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认识来分析中国，肯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概念的历史根源在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在数千年的文明史基础上，中国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是文化和政治的统一以及对中华文明的维护。
英文单词“country”翻译成中文，为两个汉字组成的“国家”，在中国文化里的“国”指“国家”，“家”指“家庭”。这就解释了在中国，“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结构，是在两极体系下来定义和治理的，即高层是国家和政府，而基本社会单位是家庭。这样一个体系是由儒家思想来维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制度的可持续性建立在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父母的孝顺之上。中国的两层社会政治结构（国家—家庭）与西方的三层结构（国家—公民社会—个人）截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政治和民主理论不能完全应用于分析和理解中国的案例，因为许多理论假设和基础都源于西方公民社会及其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例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将国家定义为武力加认同，并将领导权视为组织武力的政治社会（国家）和提供认同的公民社会的理想结合（Gramsci,1971）。换言之，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一个中间的空间“社会”，其态度、价值观和制度的综合体在“公民社会”一词下被融合和具象化。
从不同而积极的角度辩证地来支持本文的论点，缺乏“社会”层是一种幸运而非不幸，经济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分化和“脱嵌化”的损害和成本，被家庭和社会吸收和消化。从传统角度来看，家庭和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关系是成员遇到困难需要援助时的福利来源。而国家的作用是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福利和就业结构正常运作来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中国的家庭结构以及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体系，在吸收或减轻市场化进程的分化和“脱嵌”后果所带来的压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幸运的是，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中的“无形”力量。为服务和顺应市场，经济实践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嵌入性”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尤为重要。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家庭也是国家核心经济的参与者之一。许多中小型企业也被称为乡镇企业，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企业。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主要驱动力（Putterman,1997; Fu&Balasubramanyam,2010），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因素之一。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工作岗位都由这些企业提供，这些企业在减轻就业压力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如今中小企业已成为减轻就业压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是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和体制格局的核心，反映了文化价值观、社会惯例、规范、信念等，这些惯例、规范和信念可以转化为塑造中国经济的社会文化“嵌入性”（Thomas, et al., 2002）因素。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因素理解制度中的文化“嵌入”——文化传统和经济实践的复杂交织。概念化中国商业实践与其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商业环境中经济交易制度基础的好方法。正如Chung和Hamilton所指出的，社会关系的逻辑或者我们所说的关系逻辑，植根于中国商界的日常实践中。关系中“嵌入”的关系规则并没有让经济决策变得不那么“经济”，而是将人际商业交易置于一个规定的框架内，从而提高了经济结果的可计算性。因此，关系逻辑是增强经济合理性的一种有社会意义的方式（Chung&Hamilton,2001）。
第二，政治“嵌入”。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国家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化身和守护者；而在西方，国家权力则会受到对手（贵族、教会、资本、商人等）的严重挑战。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与西方截然不同，国家不仅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捍卫者，而且被视为“族长”“一家之主”。国家的“自然权威”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之中。
在当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以其政治和经济行为者的双重身份，在经济发展和市场中发挥了守护作用。国家身份在市场上无处不在，如国家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面连续施策，国有企业是主要的驱动力、关键的内部和外部参与者（Li&Shaw,2013）。中国有着悠久的国家主导发展历史，例如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修建的大运河，就是国家主导基础设施项目的历史象征。一些具体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中国的政治机构在市场发展项目中是重叠的。国家，特别是地方（省级及以下）政府机构，开始专注于经济发展，并深入参与、支持私营经济发展”（Haveman,et al., 2014）。
政治“嵌入”不仅在培育可持续市场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在中国商业体系的制度架构中影响深远（Krug，2012）。在西方国家，政治“嵌入”“包含了人情关系，通过情感联结将私人资本持有人与政党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密切的政党资本关系有利于私人资本持有人领导或推动政治自由化”（McNally&Wright,2010），但是这种政治“嵌入”绝对不适合中国文化。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的政治“嵌入”，意味着一个持续的“中国国家化”过程，但不是国家与资本相结合的“私有化”过程。中国的政治“嵌入”需要吸收新的、国外的思想，同时也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Li,2004; Li&Shaw,2013）。这通过两种重要方式来呈现：政策一致性和意识形态/理论修正。它确保了国家政策和监管的稳定性，这对处在竞争市场中注重政治“嵌入”的公司发展十分有利（Haveman, et al., 2014）。从外部来看，政策监管的“嵌入”增强了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从内部来看，它确保了经济发展过程的统一和稳定，确保新的经济秩序是在“嵌入性”“脱嵌性”以及平衡旧秩序中产生。
就价值引导而言，政治“嵌入”是指将思想和概念转化为类似中国的思想和概念，或通过中国的影响来改变它们的“国家化”过程（Li&Christensen,2010）。中国的改革者意识到，要提高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实现政治“嵌入”的一种方式是运用“框架力”。“框架力”是指定义或重新定义具有政策含义、反映意识形态和制度适应的思想、概念、话语和修辞的能力。政治话语代表了一种表达观点的方式（Li&Christensen,2010）。
朝着民主化方向进行政治改革很有必要，改革并非是指像西方代议制和民主选举所形成的权力分化和权力下放，相反，它指的是实施旨在提高政府效率和调动资源以推动经济改革的措施。在管理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变革过程中，政治“嵌入”确保了国家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发起者、策划者、组织者，以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实施者的身份发挥作用。中国政治“嵌入”的韧性意味着，只要国家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实践进行转型和调整，其对市场和社会治理的基本结构就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Zheng,2009）。
有学者认为，经济改革一方面意味着重组社会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建立新秩序的突破不一定是旧秩序最终崩溃的结果。相反，它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或力量联盟发起或强加的社会重组结果。社会重组可以通过“被动革命”(葛兰西提出的概念，即内部不断地改革和调整)来实现，在“被动革命”中，尽管有危机出现，现有秩序的生存可通过缓解社会矛盾得以实现，这些矛盾虽然不一定得到解决，但可被遏制或转化为新的关系形式（Li&Christensen,2010）。中国一直在努力构建一种将文化和政治理性（中国特色）与市场力量（价值法则）相结合的有效机制。正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化”一直在推进，并产生了积极成效。
“国家—市场”的“嵌入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作为西方文化和地理领域之外的第一个快速工业化案例，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显著成功使其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了各类学术研究的对象（Wade,1990; Chan,1990; Lee,1993; Li,1995）。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关于东亚奇迹的特别报告（World Bank, 1993），指出东亚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和友好的作用。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引发了一场关于东亚成功背后因素的全球辩论，由此出现了从“国家—市场”关系的角度探索东亚经济成功的各类研究。中国的经济成功通常被认为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故事的延续。西方已有许多关于中国“国家—市场”“嵌入性”关系的研究，中国的“嵌入性”也可以应用于之前关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讨论，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有助于理解经济行为者和制度主体之间的互动社会关系。
如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也可以通过参考东亚问题专家查莫斯·约翰逊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Johnson,1982,1995）的东亚经济发展范式的核心特征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强大的领导层和政府机构的基础上，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包括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的直接作用。20世纪90年代，有大量关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主题的文献，如Evans,Peter（1995）、Haggard,Stephan（1990）、Weiss,Linda&Hobson,John M.（1995）、Woo Cumings,Meredith（1999）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理解成为由一个强大的、支持发展的国家所领导，且该国家有能力就维持总体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达成全国共识，以实现广泛的经济现代化。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状况一样，中国的一些独特特征促进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嵌入性”关系：
一是将经济发展（以经济为中心）视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努力维持社会政治稳定，保持可控的分配平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长期促进、引导和确保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二是提出了面向国际的国家发展目标和标准，这些目标和标准基于非意识形态的外部参考。抛开意识形态和制度争论，学习世界各地的先进发展经验，而不放弃自身在采纳外国思想和做法方面的决策主权。即使面对金融部门自由化的国际压力，国家也决心在金融控制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建立了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是不断完善产业规划和政策，强化创新驱动。一方面，承认并赋予监管机构权力，使其能够在不受各种影响的情况下监管体制和决策，从而能够专业独立地运作。另一方面，经济政策制定过程涉及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以便通过政策调整准确回应市场信号。
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需要明确的“行政指导”和“定向信贷”来挑选优胜者或优先考虑一些行业，促使各方共同努力实现经济目标。政府对商业企业进行监管的同时还为它们提供其他优惠政策。
六是不允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混淆国家共识，不认为西方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必然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而是认为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需要更多规则，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反映了文化规范和实践、制度结构、内化规则和政治框架的一系列内在磨合与适应
在发展学的研究中，关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争论永无止境。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辩证，“嵌入”和“脱嵌”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制造或调和了市场、社会和国家的内在困境。经济发展被视为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互动，那么这些关系困境是如何造成和如何解决的？不同的学派对处理这些关系困境的侧重点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改革经验揭示了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分化和脱嵌性）与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一体化力量（适应和嵌入）之间不断的“挑战—反应”过程。中国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波兰尼提出的“市场社会”现象的破坏性影响。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来看，市场关系的大规模“脱嵌性”（例如社会网络、信任关系、文化传统、共同种族、非正式规范等）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和调节了经济交流。社会网络既不是简单的社交网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网络。
本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辩证过程，即市场冲击和跨国资本等“脱嵌性”力量与政治、历史文化结构等“嵌入性”力量之间的调整。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并没有降低组织决策的“嵌入性”，反而催生了新形式的“嵌入性”发展。中国的经验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初级向更高阶段转型，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制度化共生关系将更加紧密，机构/制度客户主义将在释放中国市场经济活力方面发挥内在作用。
中国经济成就是由“中国特色”塑造的，即“被动革命”(葛兰西提出的概念，即内部不断地改革和调整)与市场力量（私营部门）的合作。这些是市场、信任和政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中国的案例表明，经济行为和理性是由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以复杂和偶然的方式引导和塑造而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反映了文化规范和实践、制度结构、内化规则和政治框架的一系列内在磨合与适应。中国的成功表明，从波兰尼的“有市场的社会”到“市场社会”的转变和转变过程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网络、思想和实践来建立、规范和再现。
（作者为丹麦奥尔堡大学社科人文学院政治与社会系教授，中国—东盟区域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译者为中国—东盟区域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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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贾娜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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