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消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观体现，也是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过去几年在疫情影响下，我国消费市场总体较为萎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未被充分发挥，制约消费恢复与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也逐渐凸显。恢复与扩大消费并非易事，需多管齐下，着力改善预期、稳定就业、促进增收、扩大社保以提升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此外，还应重视消费升级与人口发展趋势，把握消费需求转变。
关键词:消费需求 消费潜力 收入增长 新型消费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过去几年，疫情冲击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世界经济体系变革加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严峻而复杂、外部需求收缩，经济增长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与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对于当前刺激经济复苏尤为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其中，消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观体现，也是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扩内需、促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扎实有力、成效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3.97万亿元，是2012年的2.16倍。消费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能够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因此，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然而在疫情影响下，过去几年我国市场供给与消费需求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制约消费恢复与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也逐渐凸显；有鉴于此，深入探究我国当前提振消费面临的重难点问题及应对策略，是切实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实现以消费促增长的先决条件，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与消费水平
2022年，我国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全年实现GDP达到121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一年增长3.0%；以2019年为基期，我国在三年疫情中实现的GDP年均复合增速为4.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于领先地位。分季度看，2022年四个季度GDP实际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8%、0.4%、3.9%、2.9%，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有所加大[2]。
而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足。图1展示了近十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的变动情况，自2012年至2020年前，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在60%上下，能够拉动GDP增长约4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20年出现断崖下跌后，2021年消费贡献基本恢复了疫情前水平，但2022年国内疫情态势复杂，出于维持宏观经济基本面稳定需要，我国扩大了基建投资，导致最终消费贡献率仅有32.8%，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显然未能充分发挥其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意愿究竟如何？我国拥有超过4万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与超大规模市场，2022年人均总收入已超过1万美元，总体上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44万亿元，下降约0.2%，但依然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然而在居民消费倾向上，我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图2展示了近十年分城乡居民消费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情况，在2020年之前，我国居民消费率总体上缓慢下降，但维持在70%以上；城乡居民消费率出现分化趋势，虽然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始终是农村居民的2倍以上，但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有更高的消费倾向与潜力。尤其前几年，在疫情冲击下我国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多个行业发展并不景气，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而在居民消费上，受预防性储蓄的影响，2020年、2022年居民消费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均出现下滑。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66.5%，低于美国同期的87%、日本的79.2%，居民消费倾向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低位，因此当前我国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此外，在2022年各月份中，由于各地受疫情影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环比增速波动更加剧烈，其极差高达5.9%，比上年高出4.5%[3]，消费波动加剧；按照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观点，这表明外生冲击使得居民在连续时间内的平滑消费动机未能得到充分满足，造成福利损失并进一步影响其消费倾向。
近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也出现了较大变动。2022年居民人均各项消费支出占比如图3所示，其中恩格尔系数（人均食品烟酒支出/总支出）为0.305，高于上一年的0.298与2019年的0.282。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40.0%，较上一年下降4.2个百分点，其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下降超过了5个百分点，其它服务性消费支出则相对稳定。消费结构变动体现了我国当前居民消费的紧缩状态，居民的消费支出呈现出非必要性消费支出下降的趋势。其一，由于2022年受疫情影响，许多消费领域相关行业如旅游业、餐饮业、住宿业不景气，多地线下消费场所开放受限，居民部分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其二，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这也反映出我国居民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预期的增强及由此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4]、消费意愿萎靡。
恢复与扩大消费的重点与难点
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可知，由于此前疫情防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聚集性、接触性消费品供给，而需求端的消费行为本身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容易受到预期影响；因此在过去几年内我国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的状态在宏观上表现为消费市场波动增大且总体收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随着2022年底防疫政策优化，生产活动、消费场景快速恢复，提振消费在当下是可行和必要的。我国已经将促进消费作为2023年及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5]，以期通过恢复与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全面复苏。在具体工作中，存在如下重难点需要攻克。
需着力引导预期，破除过去三年疫情对居民消费意愿造成的累计不利影响。图4显示了过去两年八个季度中工业增加值（名义值）、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值）累计同比增长率的变动趋势，由于2020年基数较低，二者在2021年各季度中均实现了较高的同比增长率；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更低，且在2022年迅速下降并跌至低于疫情前的增长水平，全年四个季度平均增长率不足3.7%。容易看出，供给端受到的冲击在政策支持下可能恢复得比较快，但对需求端的冲击还需要一定时间“疗伤”，居民消费水平恢复元气尚需时日。结合上文对我国当前消费水平态势分析，外部冲击对消费造成的“疤痕效应”体现在：疫情冲击使消费者的行为受限，并形成一定的“肌肉记忆”，不仅抑制了即期消费，也影响了远期消费意愿，对不确定性的预期导致风险厌恶程度增加、存钱避险的倾向明显上升，服务性、娱乐性等非必要性消费比重较低。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仅2022年12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就已实现边际恢复，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8%，相比11月份下降5.9%，收窄了4.1个百分点，有学者预测我国居民消费会很快地迈过拐点进入上升通道，之前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也会有反弹[6]。但尽管如此，短期内广大居民的危机意识不会迅速解除，加之其存在平滑消费的倾向，因此在消费场景完全开放后，消费率恢复虽然是比较确定的趋势，但消费的这种反弹可能并没有那么强、那么久，提振居民的消费意愿是复杂且艰巨的任务，需长期内的政策保障与预期引导。
我国居民收入在总量和结构上均存在问题，在源头上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升；需通过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一个典型事实是，我国GDP中居民收入份额不高，长期不足五成，而美国1990—2008年期间的居民收入份额平均达到84%。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份额开始上升，但近年来我国多个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率低于GDP增长，导致居民收入份额呈现下降趋势，从2020年的44.4%，下降到2021年的43.2%、2022年的43.0%。收入不足是消费不足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消费信心直接挂钩，稳步促进增收是提振消费的重点问题。
如上文所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长期是农村的两倍以上。分析近两年各季度中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名义增长率变动情况可知，在2021年前两个季度出现由低基数引起的高增长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均迅速下降至疫情前的水平；作为对比，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别为7.9%、9.6%。因此，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不足的问题更加凸显，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目标并不容易。
其次，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上也存在一定问题。表1列出了2022年与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变动的对比情况。总体而言，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一直占重要部分，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比例达到六成左右；然而工资性收入增速相对不足，2022年我国名义GDP增长5.8%左右，而名义工资收入增长则为4.9%左右，这是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促消费政策中需关注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年内，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变动不大、各部分比例相对稳定，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存在一定程度变动，表现为经营净收入比重由36%下降至30%、工资性收入比重相应地上升；整体上农村居民收入更具脆弱性。根据上文中的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更高，因此着力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能够充分激发其消费潜力，对于扩大消费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需重点解决如下问题：第一，三年的疫情冲击对农村居民经营活动造成较大影响，生产生活回归正常后，应着力保障其经营环境不受限制。第二，由于农村居民金融参与度通常不高，其财产性收入占比过低；提升财产性收入增长和比重是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如何合理引导农村居民配置财富是在长期内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一个难题。
需进一步发挥稳就业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消费的支持作用。受疫情防控影响，过去三年我国就业形势严峻，2022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第二季度一度超过6%，全年平均为5.6%，与2021年相比提高0.5个百分点，基本与2020年持平。从城镇新增就业总量来看，我国总体似乎实现了就业预计目标；但关键在于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结构性失业上。消费与就业本身是相辅相成的，居民服务型消费的萎靡也造成了服务业就业收缩，相关行业的许多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较大，在中青年群体与服务行业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失业率攀升更为明显；2022年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6.0%，比上年增加0.8个百分点，与2020年相比也上升了0.4个百分点。与摩擦性失业不同，结构性失业问题难以靠劳动力市场自发解决，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就业与消费是水涨船高的关系，稳定就业是扩大消费的必要条件。
在促进就业的同时，还需重视社会保障措施对低收入人群消费的“兜底”作用。居民消费意愿取决于个人对未来生活保障的期望，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水平高低也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表1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转移性收入占比在两成左右，特别是2022年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比重相较2019年提升了1.4个百分点，这对于维持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46—0.47间徘徊，而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中，收入的中位数增速略低于平均收入增速，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仍将继续存在、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作为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工具，社会保障对于提振消费的意义在于提升高消费倾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满足其消费需求。因此，恢复和扩大消费需要国家继续加强对基本民生、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
在跟踪居民消费需求时，需考虑我国人口结构与发展情况。消费最终服务于“人”，人口发展态势是影响消费最本质、最长期的变量，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变迁，跟踪人口特征变化对恢复与扩大消费的政策制定具有深远意义。在人口的年龄结构方面，依据生命周期理论，不同年龄段的微观个体由于主要活动、经济状况上的差异，其消费需求及消费结构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调整，因此消费意愿与消费的主要领域也显著不同。从年龄划分上看，18岁、30岁、65岁是消费结构变动的关键年龄节点：18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处于消费偏好的形成期；19—30岁的青年群体已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具备较强的购买力，以及旺盛的消费需求；30—64岁中老年人群的消费趋于理性，储蓄倾向增强，但大宗商品消费支出也会增加；65岁后的老年人群休闲时间充裕，消费需求更集中在文化娱乐、医疗保健领域。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出现了自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达到14.9%，比上年增加0.7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群体持续扩容与其网络信息素养的大幅提升推动了相关消费需求，老年人享乐型消费逐渐普遍；而年轻群体则持续缩量，预计到2035年，45—64岁人口将取代30岁以下人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
在人口迁移流动方面，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城镇化进程迅速，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大幅提升至2022年的65.2%；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中的乡城流动比例持续上升，至七普时达到66.3%；而在进城务工人员中，“八零后”群体占比已接近五成，这类年轻的流动人口群体有更旺盛的消费需求，提升这部分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促进其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能够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对于扩大消费意义重大。
此外，还需用前瞻性的眼光把握消费升级趋势，重视新型消费增长点。恢复与扩大消费需要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助力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等新业态为特征的新型消费持续壮大，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消费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服务消费蓬勃发展。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4.4%，超过10.51亿的网民群体已逐渐成为最具潜力的新型消费群体。商务部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3.79万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96万亿元，同比增长6.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7.2%，比2020年、2021年分别提高2.3个百分点、2.7个百分点，较2019年更是大幅提高了6.5个百分点。2022年在消费受到疫情冲击、社零总额下降的背景下，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的增长显示出了新型消费的优势及其缓解经济市场压力的积极作用。随着消费市场逐渐恢复，线上线下消费的有机融合还将进一步加快，消费场景持续拓展，消费将继续呈现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趋势；重视消费新业态、支持新型消费发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扩大消费、满足居民消费需要的关键[7]。
启示与政策建议
重点支持服务行业恢复活力，如餐饮业、旅游与住宿业等服务行业，并着力改善作为吸纳就业主力军的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经营环境，可通过适当增加信贷支持等措施加大对其的纾困帮扶力度，既要重视稳定现有就业岗位，更要鼓励发展多元化新就业形态、最大限度扩大就业空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定与扩大就业能够起到改善预期的作用，从而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多渠道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第一，促进劳动报酬与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经济中各行业的生产效率有很大差异，制造业作为最能充分运用创新生产技术的行业，能够带动收入增长的“长板效应”；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着力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并带动劳动报酬增长，进而带动其它行业工资增长。第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市消费体量大、辐射作用强，通过以城带乡的形式完善多元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开展多形式经营并健全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第三，调节收入分配，适当增加转移性收入。重点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扩大失业、养老、医疗等保险覆盖面并提升支出标准，发挥其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作用；此外，还能够通过调节税收、发放消费券与财政补贴等形式给予居民一定的消费支持。
关注人口发展趋势，精准施策，把握各类人群的消费需求及变迁。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首先应关注人口老龄化加深带来的消费需求变动：第一，培育银发消费市场，推广智慧健康消费产品，创新智慧养老模式；在适当延迟退休年龄的基础上鼓励老年人再就业、拓宽老年人收入渠道，多举措挖掘其消费潜力；第二，随着我国生育政策进一步放松及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逐渐完善，还需关注未来几年内可能出现的“婴童经济”，并加速拓展婴儿护理、母婴产品、亲子体验等消费市场。其次，对于中年群体而言，需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减轻其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方面的支出压力，也可适当对大宗消费增加信贷支持，以增强其消费意愿。最后，城市应该从实际发展状况出发整合社会资源，在保持人口规模适度、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充足的前提下，逐步加大城镇化投资建设力度，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流动人口的落户定居，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充分发挥消费的集聚效应。
统筹传统与新型消费，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激发消费活力。精确把握当下及未来的消费热点是满足居民日益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重点任务。在我国“互联网+”“数字+”这些消费新模式快速发展，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文化消费愈发活跃的背景下，首先应进一步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加快传统线下业态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促进科技化、智能化产品市场发展；如在汽车、家电这类传统大宗消费中，已有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等消费增长点可供挖掘。其次，应加快推进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5G网络、物联网建设的落地，完善农村地区与偏远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扩大新型消费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最后，还应注意健全新型消费领域技术和服务标准体系，依法规范平台经济发展，提升消费平台与消费市场监管能力，更加强调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22ZDA098）的阶段性成果；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范子昂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王微：《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精准施策，协同发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中国经贸导刊》，2022年第10期，第26—27页。
[2]《经济研究》智库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在再平衡中重拾增长动能——2022年中国经济回顾与2023年经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10147.html，2023年1月23日更新。
[3]杨昕玥：《优化消费与就业促进经济复苏发展》，《商展经济》，2022年第22期，第102—104页。
[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人民日报》，2022年12月15日，第1版。
[5]熊丽：《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经济日报》，2022年12月26日，第6版。
[6]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25/5595689/files/ef5ffac434354e05b0c684cf405ed7ee.pdf，2021年3月25日。
责编：李 懿／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