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封凯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作为当年该系120名新生中的一员，接受了全面、繁重且严格的学科训练。与我们所接受的紧张且严格的训练不相称的是当时工程类大学生黯淡的就业前景。当时，“市场换技术”实践盛行，中国工业对产品开发和复杂技术的人才需求很小。虽然我们早早就被系里告知，本系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供需比是1∶14，意思是每个毕业生平均会有14个用人单位在等待。但这些潜在的雇主要么是体制内已经困境重重的老牌国有企业或科研机构，要么就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办事机构。后者通常能提供高于当时中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但它们提供的职业前景往往是工厂管理人员、质量控制工程师、售后经理、贸易代表、公关经理等。简单地说，它们要的主要是我们所在大学的名头，而不是我们通过四年的艰苦学习所获得的专业知识。
虽然我在大学四年级一开始就获得了清华大学新设立的公共管理学院的免试研究生资格，然而彻底改变我志向的则是大四冬天的工厂实习经历。我和我的四个同学去了广东省佛山市一家位于远郊高速公路边上的铸造厂。工厂大概有2000名工人，大部分是来自湖南、江西、贵州等省份的女工。工厂主要生产下水道金属件，尤其是三通管。工厂经理告诉我们，他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都享有盛誉，甚至连纽约时代广场的下水道也使用了他们生产的三通管。这批女工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无论是近距离完成铁水浇铸还是操作机器锻压铁块，她们始终毫无怨言，哪怕完成从铸造到喷漆整套流程，整个班组只能分到每件2角的收入。即便如此，女工们依然有非常高的工作热情。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虽然工厂惯例是早上7点钟开门，但她们在6点30分就早早地到达了工厂，希望经理能提前打开车间让她们开始上班。
导致我最终“崩溃”的，是结束实习的时候，我个人决定去跟一直沉默相处的“工友们”告别。这次开口交谈让我意外地发现，工友们的年龄普遍都在16岁至22岁，很少有人超过25岁。在另一个场合，我们甚至可能是朋友、同学或玩伴，然而，现实的反差让我不知所措。“一个可能的我（工厂经理）”和“2000个可能的我（农民工）”之间的强烈对比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终于开始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前的情境下，即便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2000个（乃至更多）可能的我”的生活。因此，我转向学习公共政策并尝试寻找参与改变现状的可能。而后，当我在2003年收到路风教授的邀请去研究中国工业和工业政策时，我立刻就意识到这就是我想做的，也是我应该做的。
对我来说，参与工业和工业政策的研究是个人参与中国工业实践的方式，也是自我实现的形式。这种经历让我更深入地理解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因为本土工业只有持续地升级，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体面的工作。事实上，很早就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普遍在2005年之后才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此之前，他们主要将中国看作廉价的生产制造资源的提供地和人口庞大的消费市场，只有在华为、中兴、奇瑞、吉利和比亚迪等中国自主创新企业崛起之后，他们才开始对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力资源进行重新“估值”，才开始利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人口红利”。这种转变既来自他们受到了自主创新企业组织模式的启发，也来自他们不得不回应自主创新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
当然，成为一名公共政策研究者并不能直接改变中国工业的面貌。事实上，我的工作主要是将他们的奋斗转化为政策分析语言。从这一点来说，是无数具有“不信邪”“不怕鬼”的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工程师和政策决策者共同完成了本书所讲述的历史。
这本书的材料基于我从2003年开始，在20年中进行的超过500人次的个人访谈，受访者主要是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工人、学者和政府官员。其实，我更渴望将来自己有机会写一本关于自主创新过程中个人故事的书，因为在工作中，我们遇到过太多令人振奋、令人感动或者令人遗憾落泪的人物和故事：我们见到过东北的老国企，在遭遇巨大的困难时召开了全厂员工大会，最后全体员工一致同意大家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义务劳动去修建新工厂；研发国内首台万门交换机的科学家，为了获得电子元器件，多次坐绿皮火车到深圳中英街的二手元器件市场淘宝，甚至一度在火车上被人误以为是“盲流”；1992年，深圳一位电信设备公司的老板站到了公司楼顶，努力说服自己不要跳下去，最终还是勇敢地回到公司去面对困境；1997年，一位李姓企业家参与了自己企业第一辆车型的设计，但当时他手里的“设计工具”只有游标卡尺；同样是在1997年，一位参与奇瑞早期创业的骨干，因为被“造车梦”所吸引，决意离开自己的妻儿和稳定的工作从石家庄南下，却在火车开动后突然号啕大哭；1999年，中国台湾地区发生“9·21”大地震，代表奇瑞到台湾福臻模具公司监督模具开发的一汽退休老工程师，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扑到了模具上，用身体来保护企业“自主开发车型的希望”；2003年，一批华为工程师在香港SUNDAY电信公司的设备机房里打地铺，等待着后半夜利用设备的闲暇时间来调试华为卖出去的第一批3G设备……
在推动中国自主创新过程中无数不畏艰难的实践者，才是本书真正的作者。
作者 封凯栋（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