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邮驿制是古代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数千年来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汉唐时期尤重边疆邮驿建设,其突出特征体现为“拓疆置邮”利交往、“以驿治边”利交流、“驿路归心”利交融,其历史经验可为后世借鉴。
【关键词】汉唐 边疆邮驿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驿递,天下之血脉也。”我国古代邮驿萌芽于周代,初兴于秦汉,繁荣于隋唐,全盛于元明清,衰退于清末民初。邮驿制是古代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自诞生起即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数千年来一直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盐铁论·地广》曰:“边境强,则中国安。”边疆邮驿为历代经略边疆之要务,在政治、经济、外交及思想文化诸方面均负重任,是历代中央政府守边治边赖以依托的“基础性媒介”。汉唐两代尤重“以驿治边”,其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与借鉴。
谋长远之策:“拓疆置邮”利交往
公元前221年,“秦遂并兼四海”,次年即“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先后修建驰道、新道、直道、五尺道等,在极短时间内修建起从中央通往边疆的邮驿网络。汉承秦制。汉代邮驿继承了秦代丰厚的遗产且更为发达,东汉思想家王充曾以“星宿”喻汉代邮亭。张骞通西域后,汉中央政府在酒泉、玉门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线“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邮,“竟上行书舍”,因军事之需在边疆迅速发展,悬泉汉简、居延汉简等多见“以邮行”简文。后“汉改邮为置”,在敦煌郡设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等;在东海郡设博望置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距敦煌64公里之处发掘出“丝绸之路”上唯一的驿站遗址——悬泉置遗址,为汉代“拓疆置邮”的实证之物。据出土的悬泉汉简记载:“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十匹。”①由此可知,敦煌郡当时有九个类似悬泉置这样的邮驿机构。事实上,“从今天的西安到敦煌近2000千米的距离,除上述两段空白300千米外,其余1700千米的路段上,分布着45个停靠站点,平均每个站点相距约38千米”。②汉代邮亭驿置之多,正如王充所言,繁若星宿。汉武帝还为加强中央与西南地区之沟通,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遣唐蒙修筑南夷道,《汉书·武帝纪》载:“发巴蜀卒,治南夷道。”《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有相关记载:“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③“南夷道”修通后,汉中央政府即沿途“置邮亭,比内郡焉”。“南夷始置邮亭”标志着邮驿制度在西南地区(夜郎)开启中原化、系统化的进程。史学家严耕望曾评介:“汉制,县有蛮夷曰道,正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聚散,祈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和耳。”④
盛唐,邮驿更兴,韩愈则以“鱼鳞”喻唐代驿站。《唐六典》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敦煌文献《沙州图经》记载唐中央政府在敦煌周围设有清泉、白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二十一个驿站。据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物记载,玄宗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753—755年),仅西州境内就设有交河、天山、银山、柳谷、柳中、赤亭、吕光等十四个驿站。“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诗人岑参自长安赴安西(今新疆库车)途中作诗《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真实记录了一个个驿使骑着快马在京城长安与边疆之间飞驰的场景。
行固本之举:“以驿治边”利交流
在信息以“递”相传的时代,邮驿是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进行信息交流不可或缺的通道。基于驿路、驿站建构的古代中国发达的信息传递系统,能有效提高中央集权体制的效能。汉唐疆域辽阔,邮驿“传命而达四方之政”。《论衡·别通》曰:“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邮驿承担政令的传递,包括皇帝诏书、政府公文、地方郡守的通告等,也包括军令的传递和情报的送达。《后汉书·舆服志注》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驿骑行”是传递加急的皇帝“玺书”和其他紧急文书,一般文书则是“亭次行”“以亭行”或“以邮行”。宣帝神爵年间赵充国因羌人之事在金城呈报军情,据《汉书·赵充国传》载:“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⑤可见边疆邮驿效率之高。著名史学家史念海曾评介汉代的交通:“此伟大之帝国所以能历久而不隳者,固赖其政治之优良与夫制度之精密,然其时交通之发达要亦其一因也。”⑥至唐,开道置驿仍是巩固政权、对边疆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唐六典·兵部》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全国有驿站1639 所,其中陆驿1297 所,水驿 260 所,水陆相兼驿 86 所。唐时,信息交流因邮驿体系的发达而日益便利。当时,中央的法令推行到全国只需要两个月时间。“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⑦可谓王权所及,邮驿必至。边疆邮驿是汉唐时期重要的“基础性媒介”。
边疆邮驿也是各民族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西域以孝武(汉武帝)时始通”,随后汉中央政府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丝绸之路”由之开启。是时,“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丝绸之路”一片繁忙。两千年后,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关于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马匹、骆驼的简牍,甚至还有涉及远途奢侈品贸易的简文,所谓“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一时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⑧,中原商人将贸易活动扩展到了西域,“多以政治使节之名,行丝绸贸易之实”⑨。通过边疆邮驿体系,汉代边境贸易已颇具规模。至唐时,日益完备的邮驿体系则使“丝绸之路”更为繁荣。《资治通鉴》记载了唐天宝年间的“丝路”盛况:“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发掘的唐墓出土“载物骆驼”三彩釉陶;2010年,河南省洛阳城遗址唐安国相王李旦孺人唐氏墓出土两幅《骆驼驮丝绸》壁画,表明运输丝绸等物品的驼队为当时常见场景。唐人张籍在《凉州词》中描述了凉州道路上运输丝绸的盛况:“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汉唐时期,基于边疆邮驿网络形成的跨区域的远距离贸易体系,增进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互嵌和依赖,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
边疆邮驿还是汉唐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自“张骞凿空”始,汉频繁遣使外国,同时“外国使来众”。《汉书·西域传》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以给使外国者。”悬泉汉简保留了汉中央政府与大月氏、乌孙、大宛、康居、精绝、楼兰、于阗、疏勒等相互往来的诸多记录。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公主弟子、少主相夫出嫁元贵靡,“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⑩元康五年(实为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长罗侯常惠及随员前往乌孙,途经悬泉置,留下了著名的汉简《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至唐,国力更为强盛,对外交往的邮驿体系更为完备,“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主要的七条国际交通线有“营州入安东道”“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纥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登州入高丽渤海道”。此外,边疆邮驿促使唐与吐蕃邦交和睦。公元 821年,唐蕃第八次会盟,称之为“甥舅会盟”。公元823年,双方会盟内容镌刻于石碑之上:“……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囊昔旧路。”⑪“唐蕃会盟碑”至今仍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成为汉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汉唐不断向外拓展的边疆邮驿系统,使中原社会与外部世界开展更为频繁的交流与交往。王维曾以“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施”描述盛唐京师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盛况。彼时,慕华之风四起,各国使节、商客、僧旅等通过边疆驿站络绎往来,域外诸国以内附册封、入朝纳贡、请婚和亲等方式与汉唐帝国友好交往,边疆邮驿通过“开外国道”而“结四夷之好”。
古人喻邮驿为“天下之血脉”,古代驿路、驿站如同今日之公路、机场、电讯网络等基础设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基础设施构成了至关重要的权力放大系统,不仅有强大的连结功能,更规定了人们的存在方式,因而构成我们社会中重要的‘基础性媒介’。”汉唐两代重视“以驿治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相互交流,实乃固本之举。
成长治之业:“驿路归心”利交融
邮驿既为信息交流、人员交往、物资交通之媒介,也为文化与情感交融之媒介。作为媒介的边疆驿路与驿站,不仅是自然之物建构的“物质场域”,更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场域”。
随着西汉疆域的开拓,儒家文化通过驿路、驿站等通道从中原向广袤的边疆传播,河西乃至西域自此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润。唐代推行“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的民族政策,《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四年)夏四月丁酉……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当时西北诸少数民族心向大唐,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资治通鉴》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西北诸酋长“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路相通,心相交、情相融。“驿路归心”、文化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治之业。
我国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曾言:“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⑫边疆邮驿不仅是驿路、驿站建构的“物质场域”,也是包含丰富文化内蕴的“意义场域”。数千年岁月里,边疆驿站与驿路犹如“生命的界碑”与“历史的缆绳”,守护着中华家园,滋养着中华文明,使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大学讲师)
【注释】
①出自悬泉汉简:II 90DXT0115③:80。
②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
③[晋] 常璩撰、刘琳校:《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417页。
④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⑤[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209页。
⑥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36页。
⑦[宋]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4—5页。
⑧[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⑨张荣芳:《西汉屯田与“丝绸之路”》,《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⑩[汉]班固:《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04页。
⑪王尧:《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1页。
⑫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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