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邮驿制是古代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数千年来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汉唐时期尤重边疆邮驿建设，其突出特征体现为“拓疆置邮”利交往、“以驿治边”利交流、“驿路归心”利交融，其历史经验可为后世借鉴。
【关键词】汉唐 边疆邮驿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驿递，天下之血脉也。”我国古代邮驿萌芽于周代，初兴于秦汉，繁荣于隋唐，全盛于元明清，衰退于清末民初。邮驿制是古代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自诞生起即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数千年来一直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盐铁论·地广》曰：“边境强，则中国安。”边疆邮驿为历代经略边疆之要务，在政治、经济、外交及思想文化诸方面均负重任，是历代中央政府守边治边赖以依托的“基础性媒介”。汉唐两代尤重“以驿治边”，其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与借鉴。
谋长远之策：“拓疆置邮”利交往
公元前221年，“秦遂并兼四海”，次年即“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先后修建驰道、新道、直道、五尺道等，在极短时间内修建起从中央通往边疆的邮驿网络。汉承秦制。汉代邮驿继承了秦代丰厚的遗产且更为发达，东汉思想家王充曾以“星宿”喻汉代邮亭。张骞通西域后，汉中央政府在酒泉、玉门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线“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邮，“竟上行书舍”，因军事之需在边疆迅速发展，悬泉汉简、居延汉简等多见“以邮行”简文。后“汉改邮为置”，在敦煌郡设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等；在东海郡设博望置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距敦煌64公里之处发掘出“丝绸之路”上唯一的驿站遗址——悬泉置遗址，为汉代“拓疆置邮”的实证之物。据出土的悬泉汉简记载：“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十匹。”①由此可知，敦煌郡当时有九个类似悬泉置这样的邮驿机构。事实上，“从今天的西安到敦煌近2000千米的距离，除上述两段空白300千米外，其余1700千米的路段上，分布着45个停靠站点，平均每个站点相距约38千米”。②汉代邮亭驿置之多，正如王充所言，繁若星宿。汉武帝还为加强中央与西南地区之沟通，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遣唐蒙修筑南夷道，《汉书·武帝纪》载：“发巴蜀卒，治南夷道。”《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有相关记载：“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③“南夷道”修通后，汉中央政府即沿途“置邮亭，比内郡焉”。“南夷始置邮亭”标志着邮驿制度在西南地区（夜郎）开启中原化、系统化的进程。史学家严耕望曾评介：“汉制，县有蛮夷曰道，正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聚散，祈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和耳。”④
盛唐，邮驿更兴，韩愈则以“鱼鳞”喻唐代驿站。《唐六典》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敦煌文献《沙州图经》记载唐中央政府在敦煌周围设有清泉、白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二十一个驿站。据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物记载，玄宗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753—755年），仅西州境内就设有交河、天山、银山、柳谷、柳中、赤亭、吕光等十四个驿站。“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诗人岑参自长安赴安西（今新疆库车）途中作诗《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真实记录了一个个驿使骑着快马在京城长安与边疆之间飞驰的场景。
行固本之举：“以驿治边”利交流
在信息以“递”相传的时代，邮驿是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进行信息交流不可或缺的通道。基于驿路、驿站建构的古代中国发达的信息传递系统，能有效提高中央集权体制的效能。汉唐疆域辽阔，邮驿“传命而达四方之政”。《论衡·别通》曰：“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邮驿承担政令的传递，包括皇帝诏书、政府公文、地方郡守的通告等，也包括军令的传递和情报的送达。《后汉书·舆服志注》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驿骑行”是传递加急的皇帝“玺书”和其他紧急文书，一般文书则是“亭次行”“以亭行”或“以邮行”。宣帝神爵年间赵充国因羌人之事在金城呈报军情，据《汉书·赵充国传》载：“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⑤可见边疆邮驿效率之高。著名史学家史念海曾评介汉代的交通：“此伟大之帝国所以能历久而不隳者，固赖其政治之优良与夫制度之精密，然其时交通之发达要亦其一因也。”⑥至唐，开道置驿仍是巩固政权、对边疆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唐六典·兵部》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全国有驿站1639 所，其中陆驿1297 所，水驿 260 所，水陆相兼驿 86 所。唐时，信息交流因邮驿体系的发达而日益便利。当时，中央的法令推行到全国只需要两个月时间。“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⑦可谓王权所及，邮驿必至。边疆邮驿是汉唐时期重要的“基础性媒介”。
边疆邮驿也是各民族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西域以孝武（汉武帝）时始通”，随后汉中央政府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丝绸之路”由之开启。是时，“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丝绸之路”一片繁忙。两千年后，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关于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马匹、骆驼的简牍，甚至还有涉及远途奢侈品贸易的简文，所谓“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一时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⑧，中原商人将贸易活动扩展到了西域，“多以政治使节之名，行丝绸贸易之实”⑨。通过边疆邮驿体系，汉代边境贸易已颇具规模。至唐时，日益完备的邮驿体系则使“丝绸之路”更为繁荣。《资治通鉴》记载了唐天宝年间的“丝路”盛况：“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发掘的唐墓出土“载物骆驼”三彩釉陶；2010年，河南省洛阳城遗址唐安国相王李旦孺人唐氏墓出土两幅《骆驼驮丝绸》壁画，表明运输丝绸等物品的驼队为当时常见场景。唐人张籍在《凉州词》中描述了凉州道路上运输丝绸的盛况：“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汉唐时期，基于边疆邮驿网络形成的跨区域的远距离贸易体系，增进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互嵌和依赖，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
边疆邮驿还是汉唐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自“张骞凿空”始，汉频繁遣使外国，同时“外国使来众”。《汉书·西域传》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以给使外国者。”悬泉汉简保留了汉中央政府与大月氏、乌孙、大宛、康居、精绝、楼兰、于阗、疏勒等相互往来的诸多记录。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公主弟子、少主相夫出嫁元贵靡，“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⑩元康五年（实为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长罗侯常惠及随员前往乌孙，途经悬泉置，留下了著名的汉简《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至唐，国力更为强盛，对外交往的邮驿体系更为完备，“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主要的七条国际交通线有“营州入安东道”“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纥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登州入高丽渤海道”。此外，边疆邮驿促使唐与吐蕃邦交和睦。公元 821年，唐蕃第八次会盟，称之为“甥舅会盟”。公元823年，双方会盟内容镌刻于石碑之上：“……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囊昔旧路。”⑪“唐蕃会盟碑”至今仍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成为汉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汉唐不断向外拓展的边疆邮驿系统，使中原社会与外部世界开展更为频繁的交流与交往。王维曾以“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施”描述盛唐京师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盛况。彼时，慕华之风四起，各国使节、商客、僧旅等通过边疆驿站络绎往来，域外诸国以内附册封、入朝纳贡、请婚和亲等方式与汉唐帝国友好交往，边疆邮驿通过“开外国道”而“结四夷之好”。
古人喻邮驿为“天下之血脉”，古代驿路、驿站如同今日之公路、机场、电讯网络等基础设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基础设施构成了至关重要的权力放大系统，不仅有强大的连结功能，更规定了人们的存在方式，因而构成我们社会中重要的‘基础性媒介’。”汉唐两代重视“以驿治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相互交流，实乃固本之举。
成长治之业：“驿路归心”利交融
邮驿既为信息交流、人员交往、物资交通之媒介，也为文化与情感交融之媒介。作为媒介的边疆驿路与驿站，不仅是自然之物建构的“物质场域”，更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场域”。
随着西汉疆域的开拓，儒家文化通过驿路、驿站等通道从中原向广袤的边疆传播，河西乃至西域自此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润。唐代推行“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的民族政策，《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四年）夏四月丁酉……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当时西北诸少数民族心向大唐，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资治通鉴》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西北诸酋长“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路相通，心相交、情相融。“驿路归心”、文化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治之业。
我国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曾言：“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⑫边疆邮驿不仅是驿路、驿站建构的“物质场域”，也是包含丰富文化内蕴的“意义场域”。数千年岁月里，边疆驿站与驿路犹如“生命的界碑”与“历史的缆绳”，守护着中华家园，滋养着中华文明，使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大学讲师）
【注释】
①出自悬泉汉简：II 90DXT0115③：80。
②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５期。
③[晋] 常璩撰、刘琳校：《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417页。
④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⑤[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209页。
⑥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36页。
⑦[宋]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4—5页。
⑧[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⑨张荣芳：《西汉屯田与“丝绸之路”》，《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⑩[汉]班固：《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04页。
⑪王尧：《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1页。
⑫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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