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出发，从国家安全的内外联系和整体形势出发，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保证国家安全当作“头等大事”，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超越传统国家安全思维和国家安全理论，提出了内容博大精深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们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一段时期以来，结合国内外安全态势的新变化，全党上下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维护各领域安全，积极主动应对各种内外风险与挑战，促进了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并进。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综合安全 安全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1/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0.003
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治学部部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博导，惠园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比较政治经济制度等。主要著作有《发达国家人才流动与配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国际社会》（主编）、《政治学前沿问题：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合著）等。
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一个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只有实现了“国泰”，“民安”的实现才具备了条件。同时，安定的生活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最根本利益。正是出于过安定和有秩序生活的愿望，人们才会建立起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墨子就曾经说过，“夫明乎天下之所以提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1]。意思是天下混乱的原因在于没有社会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所以要选择有担当作为的贤能之人，立他为天子。西方启蒙主义思潮兴起以来出现的社会契约理论，也提出人们为了过有秩序的生活而将自身的自然权利转交给主权者，从而建立国家。可见，国家建立的初衷就是保护个人的安全，为了实现自身安定的生活，人们自愿服从于国家的权威。
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国家都需要有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安全战略，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最大的共同利益，而这同样离不开内部和外部安全作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在2023年5月30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3]由此可见，离开了安全和稳定，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就无从谈起。如果安全的基础不牢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总体国家安全观顺应了新时代国际国内安全态势新变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传统安全概念的重要创新，涵盖了综合安全、发展安全、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等丰富的安全思想，超越了传统的将安全看作不存在内部或外部威胁的狭义理解。学术界对于安全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军事威胁特别是战争方面，因而安全研究也主要涉及使用、威胁使用军事力量或对军事力量的使用进行控制等问题。[4]在冷战时期，这种将安全问题聚焦于军事威胁方面的研究路径适应了大国对抗的客观现实，也体现出当时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难民问题、粮食问题、地区冲突、金融危机、民族宗教冲突、传染病流行等问题对一国内部和国家间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单纯将安全聚焦于军事冲突方面的研究路径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具体而言，传统的安全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方面不足：一是没有明确区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或者说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二是只关注到安全的消极方面，即安全意味着不存在威胁，而没有关注到安全的积极方面，即如何创造使安全得以出现和维持的条件。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在这两方面超越了传统的安全理论。
就统筹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了“总体”层面的意涵。总体首先意味着系统性，即将安全置于内外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去理解与把握，把国家安全的各个要素放在“多元有机”的整体中去审视，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发挥好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统筹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系。[5]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系统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第二，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6]将这一思想运用到安全领域，则意味着不同领域的安全或者说安全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整体安全，并且作为有机整体的总体国家安全也不是各个安全构成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要素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在系统论的思维框架中，国家安全的各个构成要素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其中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等要素之间都密切相关，而国家安全的各个构成要素最终又统一到人民安全和人民利益这一根本要素上。[7]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安全态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这就更加需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将其运用到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实践当中。就国际安全而言，一方面，大国竞争日趋扩大化和复杂化，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制度竞争、意识形态竞争等各种竞争形式在大国关系中日益凸显，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仍然主导着某些国家的观念和行为，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公共卫生危机、环境退化、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各种全球性威胁也在增加，而各国又难以在应对这些威胁方面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就国内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面临更多新的挑战。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潜力足、回旋余地大，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强，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但对一些具体问题，如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青年人失业率有所上升等，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面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挑战，要从整体上统筹协调各个领域，切实维护好国家安全。
在构成国家安全的诸多要素当中，政治安全是最基础的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包括政治制度的稳定、国家的统一以及社会的安定等。[8]国家的政治安全是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9]在国家安全范畴内，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当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从本质上来讲，其既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原生要素，又是伴生要素和传统要素，因此，一直被给予高度关注。[10]同时，政治安全也是一个包括了国家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复杂问题。就国家内部而言，政府治理、政治生态和执政党能力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安全态势；就国家外部而言，国际权力结构、国际格局、特定时期的国际形势乃至时代主题等，也都是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现代政治学所理解的国家的四个构成要素——领土、人口、政府、主权——当中，政府和主权都是政治性的存在。在四个要素当中，只有政府和主权可以将国家同前国家区分开，将国家同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区分开，因为国家的本质是以主权为根本特征的政治存在。[11]由于政治因素涉及到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因此政治安全在作为构成总体国家安全的要素的同时，还影响着国家安全系统中其他重要因素。同时，政治安全又具有派生性和服务性，即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所派生出来的，并且为国民安全和经济安全服务。这是因为国民是构成国家的基本元素，没有国民，国家也就无从谈起。经济则是国家的物质基础，是满足国民需求的基本条件，因此，国家的政治安全也可以说是从国民基本的经济需求中派生出来的。作为具体的个人的国民，需要通过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经济方式来满足自身需求，因而经济发展相对于国民生活而言不过是一种手段，国民生活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政治和国民三个要素中，国民是最终和最根本的目标，而经济和政治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工具。在经济和政治两个要素中，政治又是服务于经济的工具。如果将这种对于三者关系的理解运用到安全领域，就可以发现政治安全不仅仅是服务于经济安全的手段，还同经济安全一样是服务于国民安全的手段。[12]因此，要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切实推动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党的二十大以来，面对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世界上一些国家通胀高企等问题，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一方面，根据新冠疫情发展的新趋势，在2022年底及时调整了疫情防控政策，顺利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及时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的一系列宏观政策，特别是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当前，中国经济正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无论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还是其他方面的安全，都同时涵盖了国内和国际因素。就国内环境而言，政治安全意味着稳定的国内局势、具有较强行动能力的政府、良好的社会治理等；而就国际环境而言，政治安全则意味着国家主权没有受到威胁，内政没有受到外部势力干涉以及国家没有面临外部入侵等风险。与此类似，经济安全也意味着良好的国民经济发展态势、稳定的就业、稳步增长的国民收入等国内因素，以及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的态势、良好的贸易关系和稳定的汇率等国际因素。这表明，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传统安全理论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混同在一起的理解方式，而是通过影响每一个构成要素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来思考和理解安全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传统的将安全单纯理解为不存在军事威胁的思维。从传统安全理论角度来看，安全是一种“非正常”状态。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曾经指出，安全是超越现有游戏规则的一种途径，它将一个问题框定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或者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因素。[13]相应地，使一个问题成为安全问题也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存在着一系列将其定义为安全问题的话语，二是存在着一系列将话语转变成实践的决定。[14]也就是说，一旦一个问题成为所谓“安全问题”，国家就可以运用超越正常社会中的游戏规则的方式加以应对，而这往往也意味着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侵犯和破坏。至于哪一个问题能够成为安全问题，则取决于该问题是否通过言语行为而被指涉为“存在性威胁”。一旦一个问题被定义为“存在性威胁”，并且在社会中形成了关于该问题确实属于“威胁”的主体间性理解，那么这个问题就成为安全问题。[15]从而，使用一切超越正常社会中的游戏规则的手段来予以应对该问题也是合理的。这就表明，安全是一种消极的存在，而“去安全化”才是国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其则有不同的理解。随着安全内涵的不断丰富，仅仅将安全看作是一种消极因素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客观需要。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各种跨越国家边界问题的影响日益突出，各国命运日益连结成一个整体的当下，如果仅仅将安全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避免某些人们所不希望的事情发生”，人们也就不会主动采取行动来营造安全得以维持的条件。正是由于单纯从消极方面关注安全问题存在的局限性，才有学者提出了“积极安全（positive security）”这一概念。从积极安全的角度来看，安全并不是一个制造赢家和输家的领域，而是在人类所具有共性的基础上塑造一种“非决定性的（non-decisive）”关系，或者说，是实现那些构成了人类的共性的共同价值。[16]
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维护人类共同命运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7]从这个意义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紧密相连的。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8]其中，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只有在此基础上，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和“一个山清水秀，共同繁荣的世界”才有可能出现。[19]因此，“普遍安全”理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仅仅从消极角度来看待安全，将安全理解为不存在威胁的视角，它不同于单纯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观，而力图实现对于零和安全的摒弃，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关切。[20]作为一种整合性的安全理念，它丰富和延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对于不断塑造和平繁荣的安全世界具有重要价值。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应对新时代国家安全挑战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因而其内涵体现出“综合安全”的特点。新冠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再次表明，当代安全范畴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军事领域，任何问题——包括那些曾经被认为属于低级政治领域因而不涉及“安全”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这些安全问题还具有内外联动的性质，既涉及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也涉及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新冠疫情等各类全球性威胁既是对各国内部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挑战，也是对世界政治经济稳定的重大考验。这也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已经变得密不可分，任何“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都可能同时危及国家内部的稳定与安全，危及国际社会的总体稳定和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总体国家安全观认识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要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要适应全球化发展新特征，充分应对各类全球性风险与挑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那些“没有护照的问题”越来越超出国家边界的范围，对不同国家的人们构成威胁，因而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敌人”，需要各国政府、民众以及各类国际组织通力协作。[21]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逐渐融为一体，安全成为一个国家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往那些被忽视的风险越来越表现出联动、耦合与升级的特征。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当人们在谈论“安全”这一问题时，已经不再仅仅指单一风险或某个单独层面的风险，而是指由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风险所传导叠加而形成的复杂风险综合体。[22]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挑战提供了新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态势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3]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生存安全观、发展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和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安全观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它在对新的安全形势判断的基础上，将国家安全的内在结构与内容向立体化、多层次和多维度方向拓展，囊括了安全体系框架、安全关系分析、安全要素定位、安全道路选择和安全目标确定等五大方面，使国家安全的内涵、范畴和领域更为清晰、明确与广泛。[24]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认为国家无法单独应对那些主要的安全威胁，特别是那些跨越国家边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超国家机构。然而，授权超国家机构来处理安全问题是极其困难的，更加现实的方式是使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安全问题。[25]着眼于国家能力建设，党中央提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为此，对内要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和基层基础，对外要积极塑造外部安全环境，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7]。这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科学判断，体现出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为应对上述各类赤字，需要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推动各国携手合作。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在国际社会中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8]这是应对各类全球性风险与挑战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出发，才能超越狭隘的文明冲突视角，推动各国在共同目标基础上开展合作。为了推动各国携手共建普遍安全与共同安全，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其内容包括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坚持统筹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等。[29]全球安全倡议大大有助于解决当前困扰国际社会的各类安全问题，为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提供了蓝图。
在中国看来，全球安全治理的根本落脚点是维护人民安全。事实上，在西方安全理论中，也存在“人的安全”这一概念。“人的安全”认为，安全不仅仅意味着通过军事手段来捍卫国家利益，保卫国家领土，而是要关注普通人的福利。一方面，安全必须包括使个人免于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这样的长期威胁；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受到伤害。[30]“人的安全”概念的提出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也凸显了国家主权和个人安全之间的矛盾，成为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人民安全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科学论断。[3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2]具体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人民安全包括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两个方面，既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也要确保人的可持续发展。[33]因此，在人民安全的基础上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狭隘的地缘政治纷争和国家利益冲突，其重要意义在于强调尊重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推动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对话与合作来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2023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国际关系确立新思路，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为国际交往开创新格局，为美好世界描绘新愿景”[34]。具体实践上，中国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积极构建各类地区和双边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各国合作以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赤字等具体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3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中国将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根基的基本遵循。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作为最高宗旨，在有效应对国内疫情的同时，还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提供了大量援助，以自身行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则积极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积极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全球气候治理公约，以实际行动践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的中国智慧回应新时代国家安全诉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智慧在安全领域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西方式的思维主导了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影响到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生存是国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追求权力和利益是国家维持生存的最主要手段。在这种视角下，国际关系总体上是一种静态的存在。无论在任何时代，维护和改善安全都是政治单元（political unit）的首要目标，因而无论是在无政府状态还是等级制当中，政治单元都展现出自助（self-help）的行为性质。或者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由于受到种族、文化和语言等差异的影响，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权力的追求始终支配着不同群体间的关系。[36]
不可否认，生存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追求的重要目标，但绝对不是唯一的目标。一方面，一个国家维持生存的手段并不仅局限于权力竞争和利益争夺的零和博弈；另一方面，国家也不能为了维护生存而完全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由于中国和西方世界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思维模式，对于如何实现生存和安全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从西方理论的角度来看，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因而国家才需要通过合作等途径来协调相互利益。也就是说，无论是通过建立国际制度还是其他方式实现合作，其原因都在于国家之间在利益上存在着相互冲突这一基本假设，而和谐——即国家间利益存在着一致性——则被视为不可能。中国式思维则主张“和合”文化，认为有可能建立一个相互包容、共建共享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包含着“和为贵”“协和万邦”等中华传统文化因素，是将传统文化同中国当代外交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爱好和平、崇尚和谐和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天人合一的境界、人际和谐的理想社会也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将这一思想运用到对外交往中，则体现为中国人所崇尚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理念，以及中国人对于“协和万邦”理想的追求，对于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精神和不同文明兼收并蓄的坚持。[37]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新发展新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出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属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并强调“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38]这种“类思维”是对传统“物种思维”的超越。[39]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大同世界”的追求。在《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人们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并强调只有从生活富足的“小康”才能发展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40]在儒家思想中，“天下大同”是同“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思想建立在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人类应当如何生存发展的人文之道的认识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对人的生存价值充分尊重和全面保护的基础上。[41]在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是核心，“克己复礼为仁”是政治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则是对执政者的要求。[42]离开了“仁”，儒家所关注的“义”“礼”“智”等就都无从谈起。按照儒家的设想，“大同”追求的是整个天下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在一个大同社会当中，政治上要求选贤任能，经济上要求共同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这种对于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一致的目标。[43]
母庸质疑，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主导了包括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科学解释。按照西方逻辑，国家的安全和不安全是绝对二分的，只要存在着不同于己的“他者”，国家就始终要面对安全威胁。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认知和行为影响下的世界，也不会出现稳定、持续和可预期的安全，“变、乱、战”将始终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这恰恰是与中国智慧所寻求的普遍安全与合作安全背道而驰的。基于中国传统智慧的全球安全观，着眼于全人类共同福祉和命运，突出强调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应对全球安全问题，主张综合考虑安全涵盖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全产生的土壤，以实现安全的可持续性。这一安全观超越了通过国家间相对权力对比来看待安全的视角，认为安全应当是普遍和平等的，不能依靠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来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也不能由任何国家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犯其他国家的正当权益。[44]同时，这一理念还强调安全的可持续性，即承认安全和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发展和安全并重才能实现持久安全。这是因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45]
为此，中国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安全问题的具体方针，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针对周边关系，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具体而言，就是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诚心诚意对待其他国家；履行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以互惠互利原则为基础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坚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以更加开放的胸襟促进地区合作。[46]针对全球性问题，中国则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此作为应对和解决各种全球性挑战的总原则。“共商共建共享”超越了以工具主义逻辑为基础的思维，将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个体行为体作为治理的起点、对象与核心。追根溯源，这一理念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当中。在中国文化中，关系性是重要的背景知识，贯穿于宏阔的中国历史，并随着社会实践而发展。它将世界看作是由人类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是普遍相互联系的。[47]这种世界观同西方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世界观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而建立在其上的治理理论也不同于西方的规则治理。关系性是人类的最基本特性，其理论前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事物——包括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全球治理中，关系性意味着治理是一种动态的达成协议的过程，它的基础是国际间的协商和谈判，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控制，或强迫另一方接受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规则。[48]在中国看来，国与国之间不论大小、贫富或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都应当平等参与决策。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不能由少数国家垄断，治理成果也不能被少数国家独占。要破解“治理赤字”困境，就要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推动治理规则民主化。[49]作为平等的成员，各国都拥有享受治理效益的权利，也都负有为治理作出贡献的义务。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50]。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蓝图，也为应对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的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战略风险并存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社会经济保持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各种内外部风险与挑战增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对这些因素如不加以适当管控，则有可能给我国的正常发展态势带来负面影响。为此，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安全，综合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同时关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顺利前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2VMG041、22JJD810034）
注释
[1]阎学通、徐进：《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2][23][26][32]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12、47、27、39页。
[3]《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3年5月31日，第1版。
[4]Walt S. M.,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1, 35(2).
[5]袁鹏：《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7期。
[6]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页。
[7]刘跃进：《系统思维下的大安全格局与理念》，《人民论坛》，2021年第8期。
[8]杨建英：《政治制度安全：国家安全的核心》，《国家安全通讯》，1999年第12期。
[9]刘跃进：《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10][11][12]刘跃进：《政治安全的内容及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
[13][15]Buzan B.; Waever O. and Wilde J. D.,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1998, p. 23, p. 25.
[14]Pace M.,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Identity: Meddling with the Mediterranea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 6.
[16]Roe P., "Gender and 'Positiv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4, 28(1).
[17][27][28][5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60、63、52页。
[18][19]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91、510～512页。
[20][22]张晋铭：《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普遍安全世界”构建的内在逻辑与方法探析》，《学术探索》，2020年第10期。
[21]Johnson T., "Ordinary Patterns in an Extraordinary Crisis: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kes Sense of the COVID Pandem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0, 74(S1).
[24][33]李志斐：《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25]Hameiri S.; Jones L. and Sandor A.,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Transformation: Moving From Description to Explanation,"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18, 3(4).
[29]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2版。
[30]Paris R.,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1, 26(2).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34][3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2023年9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9/t20230926_11150108.shtml。
[36]Booth 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ory So F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9, 33(2).
[37]孙吉胜：《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第155～156页。
[3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9页。
[39]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40]张岂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邓纯东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第1页。
[41][43]孙聚友：《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邓纯东主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2018年，第9、10页。
[42]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1页。
[44][45]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2、114页。
[4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
[47]Qin Y. Q.,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7.
[48]Qin Y. Q., "Rule, Rules and Relations: Towards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1, 4(2).
[49]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2019年3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3/26/c_1124286585.htm?agt=1887。
责 编∕张 贝
Addressing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Dai Changzhe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aking national security as top priority and integrating Marxist na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with China's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strategic cultur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put forward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going beyond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 and theory, considering the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centuries, thus providing us with a scientific guide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recent years, in light of the new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ientations, actively coping with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the CPC has been implement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coordinating and maintaining security in all field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armony.
Keyword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afety theor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ecurity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