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社会科学源自欧洲启蒙时代以来运用理性去发现“普遍法则”的努力，力求探索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法则”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有其不可跨越的局限，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并有意无意地服务于维护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在学习和利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和认识西方社会科学的成就，知其所长，也知其所短，吸收其菁华，去除其糟粕。
【关键词】西方中心主义 科学普世主义 指数政治 社会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0.010
张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欧洲福利国家、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治理。主要著作有《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差异：基于英美、德国和中国新冠疫情初期应对政策的比较与思考》（论文）、《“普适价值”与双重标准：一个西方文化的悖论》（论文）、《欧洲的国家转型及其政治图景：从欧洲民粹主义谈起》（论文）、《欧洲：疆域与认同的历史辨识》（论文）等。
前言
冷战结束后，各种超出普遍预期的事件纷至沓来，挑战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挑战着社会科学领域一度流行的一些主流理论和观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作为一种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对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发展为主流的经济理论，深刻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策制定。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阵营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各种私有化、市场开放和去规则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自由市场鼓励竞争，可以提高效率、促进增长，只有在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之中，资源才可以得到最有效地配置，进而增强经济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各种对市场行为的干预都会损害经济效率，不仅国家的市场干预需要受到限制，而且各种社会力量对市场的干预也应该被消除，由此衍生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发生在生产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持续的私有化进程、各种放松市场监管的改革措施、减税以及由于国家税收减少而萎缩的国家的社会职能，等等。经过近30多年的政策实践，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实现其所预言的持续增长和普遍繁荣，而是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贫富分化和不平等加剧，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被削弱，生态环境恶化，并导致了政治矛盾的激化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等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公共舆论的讨论中，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愈演愈烈。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检讨不仅关注其作为经济理论的得失，而且涉及它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一些尖锐的批评直接指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并非是价值中立的、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总结，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于各种市场力量。
2016年《卫报》文章《新自由主义：我们所有问题根源的意识形态》作出如下评论：“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已经变得如此普遍，我们甚至几乎认识不到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似乎接受了这样一种见解，即这个乌托邦的、好似宗教的信念所描述的是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力量，这是一种生物学似的规律，像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但是，这种哲学的兴起恰恰是一种有意识地重塑人类生活并转移权力中心的尝试。”[1]这个评论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学的研究是否绝对客观中立、既不为价值观念所左右也不服务于任何特殊利益？第二，经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经济领域是否也像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存在着适用于所有国家和社会的普遍的客观规律？这两个问题不仅与经济学理论相关，而且涉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几乎所有学科。
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源自欧洲启蒙时代以来运用理性去发现“普遍法则”的努力。自然科学探索的是自然界运转的规则，社会科学探求的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法则”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同科学探索一样，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这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有其不可跨越的局限，其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也不可避免地被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力量所利用，成为它们谋求自身利益的隐蔽且有效的工具。
不可能的价值中立：科学普世主义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
沃勒斯坦认为，二战结束后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科学普世主义的兴盛。科学普世主义是一种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与空间而支配一切的客观规律的观念，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体系中最为隐蔽、也是最有欺骗性的部分，是西方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我辩护过程的收官之作”[2]。
西方国家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起源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武力征服与殖民统治。为什么西方国家和西方文明可以主导世界体系？为什么它们可以对外进行武力征服和经济剥削？要回答上述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需要为其主导地位寻找合法性的证明。论证西方征服、统治和主导世界的合理性，不仅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要功能，也是它存在的意义。沃勒斯坦总结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三个面向：第一，从价值层面肯定西方国家的武力扩张政策，证明西方国家是出于一种“好”的或“善”的目的而使用武力，例如为了维护所谓“人权”和推进所谓“民主”；第二，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认定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认为这是唯一一种建立在“普世价值”和“永恒真理”之上的文明形态；第三，就是科学普世主义。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演化过程中，这三种观念的兴盛有着先后顺序，从不同的角度支持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首先，最早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从价值层面证明西方统治的合理性，认为其服务于“好”的和“善”的目的。这些观念自殖民时代就已经出现，并“换汤不换药”地一直延续至今。在殖民时代，对异教徒和“野蛮”民族的武力征服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和将他们从各种“野蛮”力量和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今天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干预是为了实现所谓“民主”、保卫所谓“人权”和将被干预国人民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显然，西方殖民统治和军事干预对这些“被拯救”和“被保护”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是灾难性的，不仅遭到了来自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抵制，而且为西方世界内部拥有良知的人们所诟病。
其次，为了弥补价值层面论证的缺陷，出现了“东方学”关于特殊性的论述，确立了西方例外论。一些理论承认在西方文明之外，东方的、非基督教文明也高度发达，但是由于在其文化之中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使它们陷入了困于“前现代”而无法自拔的处境。西方力量将其从这种困境中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西方国家因为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而应该处于世界体系的领导地位。这种观念假定存在一个“现代化”门槛，而跨过这道门槛的国家应该具有平等的地位。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那些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仍然无法取得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同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
最后，与文化和价值观念切割了的科学普世主义，为现代世界体系里的权力分配提供了合法性证明。科学普世主义是价值中立的，与文化无关，与政治也无关，它通过发掘和应用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来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因此，谁有能力发现、掌握和应用科学规律，谁就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依据这种观点，西方文明鼓励探索和创新，促成了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西方国家也因此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
科学普世主义的影响不限于自然领域，也投射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的研究方法被运用于针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研究，探索超越文化背景和时代条件的适用于一切人类活动的普遍规律，推动了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也确立了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相对于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的优势地位。人文学科和批判性的研究被认为涉及价值判断，而非对现象的客观描述，导致了有偏差的认知，其研究成果的适用范围也具有局限性。问题是，与政治无关、与文化无关的价值中立是可能的吗？沃勒斯坦认为，基于人的属性，人类知识活动有三个层级：作为理性的人，探求真知；作为道德的人，探求善和美；而作为政治人，寻求整合真、善和美。但是，科学普世主义割断了三者的联系，学术研究被严格限定在基于理性的求真的活动，这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社会科学所强调的价值中立是不可实现的，因为对于真、善和美的探索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可能截然分开。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只是一个“奇迹”。历史和现实为沃勒斯坦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作为利益操控工具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
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是价值中立的、其研究成果所反映的是普遍适用的客观真理，这种认知掩盖了社会科学研究与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无论是从研究的过程来看，还是从研究成果的传播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受到经济、政治、宗教等力量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社会科学的理论会直接服务于特殊群体的利益。而西方社会科学界所坚称的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属性，掩盖了学术研究与外部力量的利益勾连，使得普通公众乃至政治人物，无法察觉理论与研究成果所代表的特殊利益。
一项关于美国保守主义法律运动的研究，详尽地展示了美国的工商界如何通过影响学术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进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3]保守主义法律运动起步很早，并从诞生之日起就获得了工商界的大力支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司就以各种方式为大学提供资助，包括设立奖学金、资助学术会议和其他学术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影响教师和学生的观点，使他们对“公司抱持更加友善的态度”。大公司还有选择地支持观点被认可且具有学术声望的学者，资助他们开展活动并扩大影响。例如：在大公司的资助下，曼恩开创了以法律界人士（包括教授和法官）为目标群体的曼恩讲习班，为他们提供两至三周的培训，使他们熟悉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本效益分析。曼恩还在工商业界的支持下，在讲习班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所专门从事这种法律培训的法学院。
尽管保守派的法律学者和活动家并不代表某些特定企业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观点与工商业界普遍存在的对政府监管的抵触不谋而合，并自然而然地吸引了那些持有保守主义立场并与工商界具有密切联系的基金会的支持。在工商界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保守主义法律运动创立了自己学术组织——“联邦主义者协会”，该协会旨在进一步发展保守主义法律理论，并培养一支浸润在保守主义传统中的法律专家队伍。以工商业界尤其是大公司的雄厚财力为后盾，联邦主义者协会不仅举办研讨会、组织公共辩论和召开大型学术会议，而且在全美的精英法学院设立讲席教授职位并开设课程。例如，位于加州的当代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利用保守派基金会和IBM、大通及德士古等大企业的资助，专门培训新一代的反垄断律师，并根据支持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来改革法律教程。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之下，20世纪80年代乔治梅森大学和其他一些地方性的法律和经济学中心相继建立。
当然，这些投资有着丰厚的回报。到20世纪90年代初，超过一半的联邦法官接受过曼恩经济学院的培训。针对2013年全美联邦巡回法院的数十万份判决意见的分析显示，在1976年至1999年参加过曼恩经济培训计划的法官在经济案件中做出的判决更加保守，对监管机构——尤其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不利的裁决也更多。保守主义法律运动不仅影响了法院的裁决，也影响到法律秩序本身。通过提供奖学金、设立讲席教授职位等方式，保守派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成功地网罗了一批学术精英，并塑造了他们共同的世界观，他们能够对限制市场力量的宪法秩序提出令人信服的批评意见，推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并倡导通过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联邦主义者协会和传统基金会这些秉持保守主义观点的机构的组织下，奉行价值中立和主张学术独立的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的同盟。更重要的是，工商业界在与学界密切合作的过程中，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人才库。通过联邦主义者协会他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法学家，可以从中遴选出未来的法官、政府官员以及商界的高级管理人员。那些参与过联邦主义者协会项目或在乔治梅森大学学习或进修过的人员，在司法机构和政府中都占据着关键职位。
这项研究显示了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在学术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传播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可见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立场中立的。大公司及其支持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关键学科的学术活动，塑造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制度环境。学术自主、价值中立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等观念，为市场力量的操控提供了伪装。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也可以支持对外政策
既然学术研究可以在国家内部扮演利益操控工具的角色，它也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扮演同样的角色，被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所利用，塑造对西方国家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维护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例如，在里根时期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渗透到世界银行这个原本以市场经济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援助机构，世界银行因此作出政策调整，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结构调整贷款”，引导发展中国家进行朝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改革，不仅为国际资本开辟了新的市场，而且压缩了苏联的经济空间，为西方阵营在冷战中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银行有着“知识银行”的美誉，它不仅是资金提供方，而且是“知识”的提供方，世界银行的贷款具有重要的转移知识的功能。从其设立早期，世界银行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为受援国的生产性项目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为受援国的改革计划提供指导。早在1949年，当时世界银行的成员国主要是西方国家，它就已经开始以讲座和讲习班的方式在成员国培训青年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此后，世界银行进一步发展其政策咨询和研究力量。1956年成立了经济发展学院，通过帮助受援国熟悉市场规则来提高它们对贷款项目的规划和管理能力，并进一步地帮助它们解决经济政策问题。
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美国主导的发展援助机构，也是美国向外投射影响力的重要渠道。随着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主流经济理论，它也逐渐开始主导世界银行的业务。里根上台后，传统基金会主席小艾德文·傅尔纳在其过渡班子中负责对外援助事务，他尖锐地批评世界银行，引发了人们对世界银行业务的反思，一些观点甚至认为世界银行是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并由此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业务方向的调整，从“分配”导向转为“结构调整”导向，引导发展中国家疏离社会主义道路，向自由市场经济靠拢。[4]
冷战结束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下，新自由主义理论被提炼为“华盛顿共识”，成为苏联东欧阵营国家和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原则。以其理论为基础的“休克疗法”，给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波兰是第一个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根据波兰当时财政部长的预测，采取改革措施后，波兰的国民生产总值会下降约5%，失业率会小幅上升。然而，改革措施实施后的真实情况是：1990年至1991年，波兰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8%，工业产值减少约1／3，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而采取的限制工资上涨的政策进一步打击了需求。与此同时，失业率飙升，1992年波兰的失业人口230万人，也就是约有13.5%的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5]尽管理论预期与政策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却没有动摇当时的波兰精英阶层对这些改革方案的信念，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支持的改革被认为是波兰唯一的出路。波兰的经历也没有妨碍苏联东欧阵营的其他国家继续采取“休克疗法”进行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其结果是，中东欧国家莫不为转型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而西方国家却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
这些转型国家的经历是西方知识界无法感同身受的。他们既没有思考这些激进的改革措施是否为这些国家民众所期望的，更不会探讨是否存在其他代价更小的道路可供选择。他们针对苏东剧变的早期评论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后来的研究者针对这一现象做了如下评论：“没有人探讨西方可能从东欧学习或借鉴什么。相反，他们就苏联东欧阵营国家如何发展提供了家长式的建议。这并不令人惊讶，它反映了当代欧洲权力的不对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西欧思想家延续了启蒙思想的传统，自18世纪末以来，大多数知识界的名人都坚持西方的观点，只在观念或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才考虑东方。”[6]
数学方法的应用和“指数政治”
20世纪90年代后，数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超出了经济学的领域。其背后的动力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可资利用的统计数字的增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跨国的经贸和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全球性议题也不断涌现，客观上需要了解不同国家的内部状况，同时又能够对比和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因应这些需求，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统一了成员国相关的统计口径，建立了重要的统计数据资料库，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其次，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研究者可以在计算机的辅助下进行复杂的运算，减少了应用数学模型的技术障碍。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应用数学方法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追求价值中立和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的努力不谋而合。基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性，应用数学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是绝对真理。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各种统计数字和指数系提供了直观、清晰且一视同仁的参照体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创设指数体系和统计口径的过程也不是价值中立的。可以说，数字使得利益操控变得更加隐蔽。
例如，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指数政治”起到了推动这些国家进行自由市场改革的重要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际资本支持下，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推出各种指数，评估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1994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新兴市场指数”；1995年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创建了“开放市场指数”；此后，还出现了“全球竞争力指数”“国际产权指数”“营商环境指数”等。这些指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华盛顿共识的范围，不仅覆盖了生产领域，而且覆盖了社会领域，将养老金、医疗保健和教育也纳入评价范畴。评估还涉及国家的基本功能——税收，各种指数都体现了支持低税率和实行单一税率的基本立场。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市场越开放，其政府越小，监管越少，税负越低，推进私有化进程的力度越大，这个国家及其经济发展就被认为会走得越远，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这些指数如此明显地代表了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的利益，有人用挖苦的语气评论说：如果马克思目睹这些，“可能会用一本《剥削工人阶级指数》来总结所有这些统计数据”[7]。
这些指标体系定期公布评估结果，在中东欧转型国家中营造出一种竞争氛围。在转型初期，虽然波兰率先实行“休克疗法”，却在评估中处于下风，主要原因在于工会力量强大、农业工人比例过高，以及最为重要的共产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当1997年的选举改变了政治风向之后，波兰在各类评估中的排名迅速上升。对于一些小国来说，无论如何，进入评估体系就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比如波罗的海国家。许多华尔街股票经纪人和对冲基金经理可能不知道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位于何处，或者不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列入这些国际知名的评估体系之后，它们就能够获得国际投资者的关注，随着在这些评估体系中的排名上升，它们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在增加。
转型10年之后，在西方力量的帮助之下，这些转型国家中的大多数企业已经私有化了，货币实现了自由兑换，基本消除了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壁垒，取得了一些所谓“进步”，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继续吸引着外资。但是，这些“进步”并不代表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由于转型国家国内资本存量的匮乏以及同西方国家间劳动生产力的差距，它们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力量。
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统计数字都不是绝对客观的，既不能摆脱特殊利益的影响，也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就连一些基本的统计数字也会带来认识的偏差。比如，判断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DP），就没有经受住对俄经济制裁的考验。乌克兰危机刚刚爆发时，西方国家根据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统计数字，判定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小，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低，对西方经济依赖深，在经济上无法与西方国家抗衡。但是，面对西方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的表现让人吃惊。在启动经济制裁之时，西方各国几乎没有人认为俄罗斯可以挺过2022年6月。而实际上，短短半年之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讨论“为什么俄罗斯的经济总是打败预期”。在这些讨论之中，有学者强调了经济统计数字的局限性，显然它无法反映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真实份量。[8]
结论
综上所述，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并有意无意地服务于维护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思辨理性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观察自然和观察人类自身的工具。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知识界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探索，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就包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西方国家也较早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最早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很多方面，西方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帮助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和利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要以更加挑剔的眼光批判性地学习和认识西方社会科学的成就，知其所长，也知其所短，吸收其菁华，去除其糟粕。
一方面，需要有一些对社会科学研究“全景式”的理解，主流的理论和观点是多数人支持的，但支持的人数多并不意味着这些观点就更加具有说服力，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对自由市场的批评，从马克思的经典批判到凯恩斯主义，再到金融危机之后皮克迪的反思，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市场失灵”的情况，并提出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将新自由主义等同于西方经济学不仅忽视了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学术传统，而且也忽视了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制度差异。除以英美为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外，还存在着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支撑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理论体系。“全景式”的理解有助于打实学科基础，也有利于加深对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
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个学科的研究者，都应重视历史、重视现实。社会科学的研究脱离了历史与现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脱离了历史和现实，我们也无法准确地认识和评价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研究成果。例如，西方知识界坚持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不可分割的观点，无论是放到西方国家的历史场景中，还是放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环境中，都是站不住脚的。此外，需要关注根本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全盘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仅从形式上应用科学方法的研究取向，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1]George Monbiot, "Neoliberalism—the ideology at the roots of all our problems," 15 April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apr/15/neoliberalism-ideology-problem-george-monbiot.
[2]Immanuel Wallerstein, "How Do We Know the Truth? Scientific Universalism," European Universalism: The Rhetoric of Pow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6.
[3]K. Sabeel Rahman and Kathleen Thelen, "The Role of the Law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in Jacob S. Hacker et al. (ed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Markets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76–102.
[4]周弘：《美国：作为战略工具的对外援助》，载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213页。
[5][6][7]Philip Ther, Europe since 1989: A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81–82, pp. 296–297, pp. 112–114.
[8]Jean–Michel Bezat, "Russia Has Not Suffered the Economic Collapse Bruno Le Maire Predicted a Year Ago," Le Monde, 22 February 2023.
责 编∕韩 拓
The Dilemma of Scientific Universalism: History and Reality
Zhang Jun
Abstract: The academic endeavors in the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circle are part of the enlightment tradition to explore the "universal law" in human behaviors as well as human societies. Though these explorations have brought forward precious intellectual fruits, they also reflect the Western Centralism and serve to maintain the western dominance in the world system. Therefo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s needed to better understand, evaluate and apply the various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Keywords: Western Centralism, scientific universalism, index politics, social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