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的强调，凸显了统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重要实践成果、理论成果，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更是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基本遵循。要将统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底线要求，努力实现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的动态平衡。
统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面临新的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态势。全球化逻辑从跨国公司主导、效率和市场原则驱动转向突出国家色彩、安全考量以及偏离效率原则，出现“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逆流，导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全球经济金融碎片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受到更大冲击。一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通过金融渠道威胁金融稳定。实施金融限制、不确定性增加以及紧张局势升级引发的跨境信贷减少和投资外流可能会增加银行的债务展期风险和融资成本。二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通过实体经济传导至银行。供应链和商品市场受扰对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可能会加剧银行的市场及信用损失，进一步降低其盈利能力。这种压力可能会削弱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促使它们减少放贷，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步伐。三是金融和实体经济渠道可能会相互影响，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银行以及资本水平较低的银行来说，其总体影响显著超过平均水平。长期而言，地缘政治紧张导致的金融碎片化加剧还将限制跨境风险分散的可能性，从而扰乱资本流动以及关键的经济和金融市场指标。
地缘政治紧张带来的金融碎片化和不稳定性，必然对金融安全造成冲击。当经济金融与市场原则为地缘政治和安全考量所替代，市场契约精神以及长期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市场经济原则将大打折扣甚至不再有效。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也是统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在金融发展中体现风险底线和安全考量。金融发展一般包括金融规模、金融深度、金融稳定性三个维度。通过金融发展，可以提升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治理能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以及金融国际竞争力。过去讲金融发展缺少风险底线和安全考量，因此更注重“量”的扩张而不是“质”的提升。而过快的金融扩张反而可能走向金融发展的反面，带来风险，有损安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引发了发达经济体对其金融部门过度扩张的反思，一度掀起了金融“瘦身”运动。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偏高，甚至超过一些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不能局限于规模即“量”的扩张，更应体现在效能即“质”的提升。要通过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充分发挥金融在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上的功能，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强化金融监管，增强金融体系韧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安全。
风险定价及风险配置可以说是金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然而，风险定价功能的缺失和风险配置功能障碍，却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由于政府在风险定价与风险配置中的较多干预，限制了金融体系功能的正常发挥，妨碍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才使得大量的金融（信贷）资源流向了公共部门。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从而不利于金融安全。因此，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破除隐性担保和兜底幻觉，完善金融在风险定价和风险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健全和强化金融体系功能、推动金融发展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方面。
在金融安全中包容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涉及很多方面，但能够保障金融安全是其最基础的要求。如果自身的金融安全都保障不了，还何谈金融强国呢？从这个意义上讲，统筹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底线要求和根本遵循。
无论是建设金融强国，还是保障金融安全，根本上是要靠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一是补齐金融基础设施短板。完善支付清算体系，面对潜在的金融制裁风险，加快推进支付结算手段的多元化；加快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二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把握好金融依存性增强与金融自主化发展之间的张力。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金融的网络化特征使得各国金融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后发国家被中心国家主导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严重损害了后发国家的金融安全，大大干扰了后发国家金融发展的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在技术和标准方面赢得主动。一方面瞄准硬核技术，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上下功夫；另一方面瞄准规则和标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与数字治理，围绕全球金融安全网、通用人工智能、跨境金融监管、跨境数据流动、市场准入、反垄断、数字货币、数据隐私保护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提升中国在金融与数字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