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近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结合发达国家一直以金融业等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做法，有必要科学评价“去工业化”的利与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利弊探析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始于上世纪70年代，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资本平均利润率降低，工业资本向服务业或者其他国家转移。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去工业化”实现了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有效率升级，但依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双刃剑”效果。
一方面，“去工业化”使发达国家更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环节，同时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并减少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作用。首先，发达国家通常是将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向外进行转移，企业专注于从事产品设计研发以及维护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可以使资源集中于核心技术突破，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的形式，选择具备产业承接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离岸生产，可以利用东道国较为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及原材料，以较低价格为本国居民提供工业产品，在提高利润水平的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本国居民生活条件。最后，由于工业生产环节的退出，可以减少发达国家开采和利用本国资源，消除工业发展对本国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去工业化”会对本国工业产生“不可逆”的破坏，加剧收入不平等，造成“泡沫经济”进而导致经济危机。首先，大量企业转移导致的工业产业“空心化”，促使原本较为完善的工业部门体系变得支离破碎，难以恢复原有的发展基础。近年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旦产业关联度高的工业行业被“去工业化”，则很难再重塑支撑工业发展的“产业公地”，致使工业产生“不可逆”的破坏。其次，“去工业化”会显著加剧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去工业化”让原本从事工业生产的熟练劳动者失业，或者被迫从事非熟练的服务业工作，导致其收入大幅降低，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最后，“去工业化”容易造成经济“脱实向虚”。例如，金融及其衍生品无规制发展产生的“泡沫经济”，在面对“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时，容易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利弊分析还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工业化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如果“去工业化”过早地出现在工业发育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则“去工业化”造成的负面效应将更加严重，致使国民经济陷入低水平增长陷阱。
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
避免囿于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困境，需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推动工业迈向“三个高度”。努力推动工业化朝着高技术、高附加值和高效率方向演进。首先，大力发展智能装备制造、生物科技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高技术产业比重，加快构建国家创新网络体系，着力开展“卡脖子”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在核心芯片、精密零部件、高端基础材料等生产技术上实现突破，通过行业准入标准的制定，强调高新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其次，推动实现产业价值链上的跃升，立足于完善工业体系和基础，逐步从加工制造环节向产品研发、程序设计、维护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攀升，提高工业复杂加工比重，延长产业链条，在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占据主动。最后，大力发展绿色工业和循环工业，以现代工业园区为载体，加快关联产业在能源、原材料和污染物回收利用上的“内循环”建设，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重，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减少生态环境污染，实现工业高效率发展。
加快工业发展“三个融合”。引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智慧工业与数字产业融合，高质量工业化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融合。首先，加快制造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步伐，大力发展设计研发、战略咨询、融资租赁、品牌运营、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运用系统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品牌规制控制等融合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链的有机嵌入。其次，通过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信息产业的发展，以5G网络建设等为突破口，加快智慧工业建设步伐，促进信息技术、数字资源、智能程控在煤炭、钢铁、机械、建材、医药等工业行业中的深度运用，全面提高工业智能化生产水平。最后，结合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按照不同城市土地、人口、基础设施等条件，匹配适宜的工业产业规模，提供充足就业岗位，保障城镇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协调”。促进国内工业协调布局，做好工业国际协调分工。一方面，建立健全工业体系，在推动工业高端化发展同时，坚决保留基础工业部门，通过优化工业区域布局，确保国内拥有完整工业门类，奠定工业国内大循环基础，保障产业链安全。东部地区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发展高端要素集聚的高技术产业，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中西部地区立足区域禀赋优势，建设多元化的工业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同时，高质量建设金属冶炼、能源供应等基础性工业。东北地区着力重塑装备制造业发展，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另一方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强与共建国家产能合作，畅通工业国内国际双循环。
落实发展中的“三个保障”。通过落实制度设计、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切实保障高质量工业化稳步推进。首先，加快促进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型，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制定工业重点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弥补工业发展短板，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痛点”问题，强化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市场运营和收益分配的制度设计，推进重要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化。其次，加大财政对工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引导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推进前沿共性技术研发，支持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建立研发风险基金，切实保障企业科研攻关的资金来源，加强对工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力度。最后，围绕高质量工业化建设目标，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增加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投入，大力弘扬工业领域企业家精神，引导全社会收入分配机制向高技术人才倾斜，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管理水平高和市场观察力敏锐的高质量人才队伍。
（作者：黄庆华 潘婷；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文是202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追加重点项目“双循环下增强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对策研究[2023ZDZJ6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