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两党将“债务上限”作为斗争工具和妥协的产物，美国长期累积的巨额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制度上的缺陷、美元作为国际债务货币的特性以及经常项目长期赤字只能靠举债来弥补，这些是美国巨额债务形成的根源。美国国债资金除用于医保和社保外，还主要用于利息支出、军费开支及巨额的额外拨款等。美国“双赤字”的增长模式加上产业“空洞化”、国债利息支出增长过快、支出结构和期限结构扭曲以及依赖美元霸权维持高负债决定了美国国债的不可持续。美国的巨额债务，可能引发全球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振荡风险，导致美国逆全球化和催生制裁经济模式，将对美债持有者带来巨额损失，并引发美国的部分银行危机，因此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醒。
【关键词】美国联邦债务 形成根源 资金流向 不可持续性 风险特性
【中图分类号】F817.12 【文献标识码】A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26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高达33.67万亿美元，相较2023年6月3日美国暂缓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年初），债务总额增加了2.27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0万亿美元。按照33.67万亿美元的债务总额计算，以美国人口约3.3亿为基数，每个美国人约欠债10.2万美元；按照美国人平均工资3000美元计算，全体美国人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34个月才能还清美国国债。从美国债务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看，到2022财年（2022年9月30日结束）末，美国国债上限规模占其GDP的百分比已飙升至125%；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52年将达到185%。
从历史维度观察，美国国会早在1917年就为联邦政府设定了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称为“债务上限”（或“国债上限”）。从制度设计看，“债务上限”符合美国与所有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这是因为美元作为主权货币与“世界货币”行使双重职能，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发行无规约的情况下，若美国政府财政开支无度，并且无限制地发行国债，必将带来美元贬值、恶性通胀等严重后果，受损的恰恰是债权人的权益。鉴于此，“债务上限”可视为美国极为少见的内控之举，既是维护美国政府偿债信用及美元霸权的关键一环，也是美国对债权人的一种信用宣告。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债务上限”变成了没有上限的“上限”。从“债务上限 ”调整的频率看，自1917年以来共上调了美债上限110多次，其中1960年以来上调了79次，平均不到十个月就调高一次。从数额看，设定的债务上限从1917年的115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31.4万亿美元，其中自1982年起，美债上限快速膨胀，1982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8年突破10万亿美元，2017年突破20万亿美元，2022年突破30万亿美元。从“债务上限”的约束内容看，对美国财政部债务的法定限制从严格的“项目控制”基础演变为总负债单一限额的制度，以适应财政部大幅扩大的再融资业务。鉴于此，有必要对美国巨额债务的形成根源、资金流向、不可持续性与巨大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以防范风险，维护我国海外资产安全。
美国巨额债务的形成根源
美国债务螺旋是两党斗争的工具和妥协的产物。从美债供给看，主要受财政赤字和两党博弈因素的影响。美债供给的约束条件是两党利益的平衡。由于两党利益的平衡存在较大的弹性，美债长期存在过度供给的问题。从美债需求看，与安全资产的收益率（在1942年1月—2023年4月的988个月中，美债账面浮亏的月度共有398个月，占比40.3%）、地缘政治关系（约四分之三持有美国安全资产的外国政府与美国有各种军事联系）、美元流动性（全球有30多个经济体的货币与美元挂钩，14家央行与美联储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及美债持有者结构（截至2023年3月，全球共持有7.57万亿美元美债，相比2022年10月增加了4000亿美元，其中国际官方持有美债数量首次超过非官方持有量）密切相关。美债需求的约束条件则是“新特里芬两难”，即美债流动性与美债信用之间存在“两难”。在该约束条件下，两党谋求美国利益的最优化。①
2023年5月初，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所做的一项合作民调显示，3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民主党是债务危机的责任方，而3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共和党应为债务危机负全责。事实也是如此。民主党执政后为了满足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往往增加支出，而一般不会大范围增税；共和党执政后为了满足少数富人利益，通常实施减税政策，而一般不会同步削减支出。美国两党轮替下的短期政策摇摆所导致的只能是联邦财政常年入不敷出，在“债务上限”软约束的条件下，公共债务螺旋上升成为必然。据《纽约时报》公布的数据，在同为共和党的小布什和特朗普执政期间与在奥巴马和拜登的民主党政府期间，美国联邦债务分别增长了12.7万亿美元和13万亿美元。
美国长期累积的巨额财政赤字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不断膨胀的重要原因。依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基本上每个财年美国财政平衡预算的波动幅度都比较大，1962年以来，只有2000年出现财政预算盈余，1999年出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其余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赤字。尤其是疫情冲击导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了14.9%，高于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的10.7%。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进行了两轮财政刺激，分别为2008年9月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以及2009年2月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合计规模约为1.5万亿美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美国政府共出台了《防备和应对冠状病毒补充拨款法案》《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新冠疫情救济法案》《美国拯救计划》等六轮财政刺激政策，总额接近5.7万亿美元，几乎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规模的四倍。②
上述财政刺激政策都需要通过大规模发行债券来融资。2007年—2019年美国政府债务增加了约14万亿美元，2020年以来3年多的时间美国政府债务增加了超过8.2万亿美元。可以判断，两次大危机大幅度恶化了美国的财政状况，财政赤字规模快速创新高，也快速拉升了美国的公共债务。③
美国公共债务制度上的缺陷恰恰推动了债务的快速激增。从法律体系看，美国《债务限额修正案》赋予国会对国债总额实施限制的监管权，但对于国债资金的流向和用途则缺乏相应的规制。这导致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及得到更多的选票，就会选择持续增加财政支出规模，而财政收入根本难以覆盖财政支出，从而形成财政赤字缺口，并成为常态；另一方面，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会倒逼国会不得不屡次调高“债务上限”，最终累积成巨额公共债务，导致“债务上限”的不断提升。从制度设计看，美国“债务上限”与财政制度存在脱节。美国政府审计办公室的相关政策表明，美国国债限额既不能控制也不能限制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或要求其承担相应义务。“债务上限”仅是数值，并不关乎其他经济指标。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尽管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债发行与披露体系，但对于国债资金的用途披露不详，对国内隐性债务的情况披露更是不足，存在“黑箱”运作，美国国会也无权监管国债所筹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情况。“债务上限”制度的作用被大大弱化。④
美元作为国际债务货币的特性是形成债务螺旋的主要根源。一是1971年黄金非货币化后，美元发行和流通实际上摆脱了“黄金羁绊”，使得美元由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二是美元拥有世界货币和国家主权货币“双重职能”，但货币发行和负债却不受任何约束，利益驱使导致美国货币超发成为必然，而带来的负面冲击却让全球“埋单”。三是得益于美元体系的霸权地位，为了维持“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实体经济“空心化”状况下，美国最终走上了“挣到钱—借到钱—印出钱”的发展歧路，加上国际金融组织被边缘化，美国全力制裁和打压对美元有威胁的他国货币，构建维护本国利益的国际债务人保护机制，便利货币超发和高债务体系的维系。四是美元供给和回流机制对美元形成债务货币起到较大的支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元债务的扩张。五是美国80%以上的对外债务是以自己的主权货币美元计价的，极大便利了美元债务风险的对外转嫁。⑤
美国长期经常项目赤字只能靠举债来弥补。根据国际收支的基本原理，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储蓄和投资的差额。若储蓄大于投资，经济体就会产生经常账户盈余；若储蓄小于投资，就会产生经常账户赤字。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油价暴涨、通货膨胀及美国对进口商品的旺盛需求，2022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额较2021年的8451亿美元飙升12.2%至9481亿美元，连续第三年创历史新高。美国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状态，需要大量融资或举债来弥补赤字缺口。
美国巨额债务的资金流向
2023年4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财政预算赤字2023财年上半年（即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达到1.1万亿美元，同比增加4300亿美元。赤字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支出增加，2023财年上半年美国政府支出同比增长13%，收入同比减少3%。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美国联邦政府近年来财政支出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包括：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应对新冠疫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上涨，以及政府其他社会服务支出上涨。⑥而其中财政预算的三大项国防、医保和社保，合计占比高达60%，是必须得到保证的。另外，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的薪资福利也是很大的一部分预算，在没有进行机构精简的前提下，这部分预算每年都会随着通胀自然增长。
美国国防支出持续攀升。德国斯塔蒂斯塔调查公司统计，自2015年以来美国军费升至2021年的7420亿美元。2023年3月，美国政府提交的2023财年预算中，国防预算更是升至8133亿美元；预计到2032年，这一数字或将增至9980亿美元。⑦以2022财年为例，在6.3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支配的自主性支出原本就仅有1.7万亿美元，而其中军费支出占两党支配的自主性支出比例超过55%，留给两党的自主性支出只剩下不足美国联邦财政支出的12%。随着美国近年来以所谓的“大国竞争”“印太战略”“去风险”为借口逐年大幅增加军费，加之债务扩大后更大的债务利息支出，两党自主性支出被进一步压缩，被迫更加扩张公共债务。据美国国防部估算，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发动战争的直接成本超过1.6万亿美元；如果算上退伍军人安置和借款产生利息等开支，美国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打着“反恐”旗号发动战争的成本接近6万亿美元。
公共债务支付利息高企。由于近年来美联储加息，巨额债务仅利息支付一项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长期财政负担，也成为美国公共债务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综合利率约为1.25%，美国政府支付了4400亿美元的国债利息。2023年预计加权利率为1.89%，国债利息将达5770亿美元，大涨30%。当前美联储隔夜利率已高达5%，2024年的利息支出至少8000亿美元，逐年增高。美国已走上“借新还旧”的歧路。
巨额的额外拨款。如拜登政府先后出台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在内的四项法案，预计总投入4.2万亿美元。这些项目将根据进展分5-10年陆续拨款，数额大，且在没有“债务上限”约束期间，可能集中发债，突击发钱。
美国国债的不可持续性
2023年5月，美国政府问责局在公布年度“国家财政健康报告”时表示，美国联邦政府正面临不可持续的财政前景；若现行政策不调整，债务规模仍以远超经济增速上升，“债务上限”难题将长期困扰美国。《经济学人》评论称，2023年通过的债务上限法案虽然被称为“财政责任法案”，但该法案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美国财政“不负责任”的病根，在2025年年初美国“债务上限”重新生效之际，为此而带来的两党之争仍然会持续下去。⑧2023年8月，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AAA下调至AA+，这是自2011年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以来，美国历史上第二家国际评级机构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惠誉表示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源于“预期的财政恶化”“高且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负担，以及面对一再出现的债务限额僵局和其他弊病的“治理侵蚀”。
美国“双赤字”的增长模式加上产业“空洞化”，使得债务“依赖症”难以为继。美国长期存在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由“总储蓄-总投资=贸易顺差”可知，若一国总投资大于总储蓄，该国就会产生贸易逆差。而上面的公式也可以变形为：（私人储蓄-私人投资）+财政赤字=贸易差额。随着私人储蓄率的下降，美国“私人总储蓄-私人总投资”顺差在2021年回落到1万亿美元左右的水平。2020年和2021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分别达到3万亿美元和2.8万亿美元的战后较高水平，美国的贸易赤字则分别达到0.68万亿美元和0.86万亿美元。⑨即使存在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若美国的实体经济发达，理论上可以弥补这一缺口。但美国的实体经济却面临空心化风险。尽管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补贴新能源汽车等制造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总额最高可达1100多亿美元的产业补贴，进一步强化美国高科技地位，不断打压中国、欧洲等国的高科技产业等，但美国高度金融化，产业资本被金融市场长期“虹吸”，加上产业工人缺乏、美联储加息、生产经营成本过高、产业链供应链在外，形成内部经济结构上的根本性失衡，产业“空洞化”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改观，甚至在“美国优先”“小院高墙”等逆全球化趋势下，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在美国存在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情况下，长期巨额的“双赤字”格局使得经济对债务增长的依赖成为必然选择。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发债计划，仅2023年第三季度美国净借款规模上调至1万亿美元。如此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国债利息支出增长过快，不可持续。依据2023年10月26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33.67万亿美元的数据，如果按照目前3.8%—4%之间的美债收益率，美国仅年债务利息支出就高达1.3万亿美元左右，有可能使债务利息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单一支出，并超过社会保障支出。与2022年美国财政收入仅为4.9万亿美元相比，高达33.67万亿美元的美债规模是美国财政收入的6倍多，也是美国经济总量25.46万亿美元的132%；美债的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政府收入的25%左右。
美国国债支出结构和期限结构扭曲，不可持续。首先，美国国会只管债务上限，但不管其支出用途，国债支出用途处于“黑箱”状态。其次，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上台后的执政纲领不同，经济发展路径不同，国债支出的用途波动较大，降低了国债的使用效率。再次，美国国债支出结构中，利息支出和军费支出是国债年支出的主要部分，在不创造新的收益的情况下，必然难以长期维持。最后，在利率持续上升的环境下，中短期债务占比过大将增加未来再融资的成本。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GAO）的分析，截至2020年9月30日，美国未偿公共债务的64%将在2024年年内到期，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要按到期时的利率再融资。⑩在各期限利率上升的环境下，未来的债务展期风险可能大幅上升。
依赖美元霸权维持高负债，不可持续。美国之所以维持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债务规模而没有发生债务危机，核心因素在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的对外债务可以通过发行本币来偿还，理论上即使再多的债务，通过印钞便可偿还，不会有难以偿债的可能。但这都建立在美元是国际性货币，行使“世界货币”的职能和作用。但近年来美元频频“武器化”，制裁货币的“新职能”发挥着常态化作用，⑪加之美元固有的“特里芬两难”问题（美元全球供给与币值稳定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元的国际信誉受到重大打击，全球掀起“去美元化”浪潮。BWC中文网国际财经团队研究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14日，至少121个国家已开始用到一种或多种方法“去美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元占据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已降到59%，突破20年来最低的水平，远低于1977年时的85%和1999年欧元问世时的71.3%。数据显示，在对华贸易的双边结算中，关于企业和机构投资者等使用的结算货币的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结算所占比例在2023年二季度达到49%，首次超过了美元。美元霸权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仍可维持，但国际货币多元化将是一种趋势。失去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债自然也难以持续。
美国巨额债务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
引发全球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振荡的风险。美国政府因无节制支出频繁触及“债务上限”，国会两党争执不休导致联邦政府屡次濒临债务违约，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破坏。美联储自2022年3月进入本轮加息周期以来已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已升至5.25%—5.5%。持续加息将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金融系统压力增大、债务负担加重，这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效应。此外，美联储大幅加息还推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偿债成本，加剧其资本外流和输入性通胀风险，经济增长受阻，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经济下行风险增大。还可能引发债务违约风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估计，2024年初全球风险债务违约率将高达5.1%，在“严重悲观”的情形下，高风险债务的违约率可能将在一年内跃升至13.7%，高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13.4%的峰值。2023年10月，IMF在最新的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3年美国的经济增速预期为2.1%，与2022年经济增速保持同步，随后在2024年将放缓至1.5%；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预计2023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从2022年的2.6%降至2023年的1.5%和2024年的1.4%。⑫
美债高企引发美国逆全球化、催生制裁经济模式。从美国角度看，美国巨额的国债要想降低风险，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构筑“小院高墙”，强调“美国优先”，走逆全球化之路，以期保持美国在科技和货币等方面的霸权地位；二是对外制裁打压，薅别国羊毛获得巨额暴利，减轻自身债务负担。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倡导和鼓吹的是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等自由主义思想，但随着美国“债务上限”的螺旋上升，数额超过其GDP，同时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开始改变其发展路径，抛弃市场经济之路，走“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之路，在全球开了恶劣的先河，通过大量印钞和发债，向全球转嫁成本和风险，不惜以牺牲竞争对手甚至盟国的利益获得暴利，严重冲击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交易活动。这种负面影响在长期内将得到更深刻的体现，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两种经济运行体系：一种是以美国为主的经济体系；另一种是形成非美国的经济体系。这对整个世界经济将是一场灾难。同时，美国将对外经济科技制裁作为对外经济交往的最重要手段，催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制裁经济模式。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2021年制裁评估报告》，自“9·11”事件以来的20年里，美国对外实施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呈爆炸性增长，制裁指定对象从2000年的912个增加到2021财年末的9400多个，若加上2022年以来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数量更多；同时，美国实施制裁的机构从69个增加到176个。制裁实施中，更是出现了货币“武器化”、违反契约和法规冻结别国的官方资产和个人资产等无底线制裁措施，不但使得国际法形同虚设，严重侵害其他主权国家的权益，而且给其他经济体带来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甚至像瑞士等传统中立国也加入对他国的制裁行列，将制裁协迫作为首选手段，而不是采取市场经济方式解决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美国曾计划实行北美货币—亚梅洛(Amero)，地区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⑬假若美国发行新货币按一定比例兑换旧货币，则对持有美元资产（不只是美债）最多的中国打击最大，美元资产将可能成倍缩水。⑭
对美债持有者可能产生巨大风险。持有巨额美债，一方面，面临收益率下降的风险，另一方面，美国还可能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等为借口，暂缓支付、冻结或没收他国所持有的美债，这对于美债持有方而言风险巨大，也导致市场加速抛售美债，规避风险。2023年5月份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披露，在过去的一年里，美联储已经出售了至少8866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其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卖家。2023年7月18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日本、英国、比利时、印度等全球至少19个国家出售了美国国债，导致投资于美国国债的资金流动逆转，净流出1676亿美元。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利用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全球经济中牟取暴利。为此，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开始寻求摆脱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依赖，并已形成一大趋势性力量，将推动全球货币储备多元化格局的变化。
对美国政府的国际信用和美元国际地位产生“反噬”效应。美国是全球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经济体，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举债数量最多的国家。正是得益于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引以为傲地对外宣称美国永远不可能违约，不会还不起债务。但从历史维度看，美国曾是最大的违约国。在实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时期，美国通过建立“双挂钩”的汇率体系等规约，美元获得了与黄金同等的地位，但由于存在“特里芬难题”、“三元悖论”、“冗余问题”、黄金供求缺口等，最终形成美元危机，美国被迫放弃当时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价格双向无条件自由兑换的承诺及保持美国国际收支平衡和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和义务，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1971年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实质上就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违约。2023年7月30日，日本政府购买的到期美债2842亿美元被停止偿付，理由是美国政府新发行的债券尚有68%没有找到买家，回笼资金计划落空，账户资金存量不足。这是典型的债务违约行为，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国际信用产生极大质疑，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一方面，美债市场上最大的买方变成了最大的抛售方，近期美联储、日本央行、中国央行等大量抛售美债，而美国新发行的国债购买者很可能由各国央行变成了私人机构，将耗损原本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资金。另一方面，引起“去美元化”的浪潮，各国尽量减少对美元的使用，改用本币或非美元货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防控风险。美债危机很可能威胁到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美元的国际地位，进而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引发美国的部分银行危机。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实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美债也随之急剧上升，带来2022年最高达9.1%的通胀。为了应对通胀，美国连续11次加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利率升至历史高点，使得一些美国的银行持有的较低收益率美国国债由于期限错配造成抛售后损失巨大，从而引发部分银行破产倒闭。仅2023年前8个月美国就有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银门银行、心脏地带三州银行等银行破产倒闭，除了导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存款保险基金损失巨大外，还使得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美国货币监理署（OCC）等金融业主流监管机构发布了一揽子改革建议，提议资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须持有的资本金增加约16%，这将使这些银行承担更高的短期成本来达到上述标准。未来可能有更多的银行面临破产倒闭风险。同样，美国的银行倒闭风险会产生传染效应，瑞士信贷破产被接管就与此有关。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防范和应对外国经济制裁研究”（项目编号：22&ZD180）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源自2023年6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7期）的研讨内容。
②钟智高、吴又又、吴骏伟：《美国债务问题浅析》，《中国外汇》，2022年第1期，第27-29页。
③U.S.Treasury: Monthly Statement of the Public Debt.
④杨新亮、巫亚桥、施解语、宋叶根、马笑天：《美国联邦债务问题及其影响、对策与启示》，《开发性金融研究》，2022年第2期，第81-96页。
⑤陶士贵：《美元的“不可能三角”：国际货币、债务货币与制裁货币》，《经济学家》，2022第10期，第44-53页。
⑥⑦邓茜、熊茂伶、宿亮、樊宇：《四问美债危机》，新华网，2023年6月2日。
⑧李嘉宝：《病根未除，美债危机还在继续》，《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6月17日。
⑨余永定：《美国国际收支平衡与中国的政策调整》，《清华金融评论》，2022第9期，第101-106页。
⑩陆晓明：《美国的财政和公共债务稳健性分析》，《中国外汇》，2023年第1期，第44-47页。
⑪陶士贵：《主权国际货币的新职能：国际制裁手段》，《经济学家》，2020年第8期，第90-99页。
⑫IMF：《2023年10月世界经济预测》，微信公众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10月10日。
⑬冯刚：《经济发展风险与维护产业安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47-58页。
⑭陶士贵：《美国对华实施金融制裁的预判与应对策略》，《经济纵横》，2020年第8期，第69-76页。
责编/谢帅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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