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多重国家治理效力，即精神引领效力、价值导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以及内在驱动效力。当前，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面临特殊的时代境遇，体现为复杂历史变局之下国家治理环境深刻变迁、多元文化较量对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出新考验、现代文明治理逻辑与治理理念的融合之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创新动能需求迫切等方面。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需建立思想共识，发挥对国家治理的精神引领效力；推动文明进程，发挥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效力；促进认知革新，发挥对国家治理的理念重塑效力；激活创新动能，发挥对国家治理的内在驱动效力，从而以强大的文明力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效力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1.010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的必然结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协调发展、与世界整体文明交融统一的先进文明，蕴含着多重国家治理效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方面，是从国家治理维度上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诠释和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数千年不断传承和持续革新的治理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卓绝智慧，对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发挥着精神引领效力、价值导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内在驱动效力，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引领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的国家治理效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对国家治理的精神引领效力、价值导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以及内在驱动效力，在厚植国家治理文化底蕴的同时，更为国家治理引领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治理效力。
精神引领效力。精神引领效力是某一文化体系、理想信仰等对主体精神世界所发挥出的具有正向激励作用的引领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对国家治理的精神引领效力，是一个运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领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和发展于人口规模庞大、国家治理任务艰巨的时代环境下，体现着中华民族于复杂环境中不断推进文明发展的高度精神共识，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先进治理范式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结果，践行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人民观和发展观，充分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意涵，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奠定了思想根基，提供了精神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蕴含着“天下大同”“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等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广博地汲取了世界文明的精华，在文化传承和交融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民族精神体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的精神引领效力，不仅体现在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了传统理政智慧，更体现在其有效解决了“国家治理往什么方向走”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引领效力使国家治理进一步从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光辉历程中获得精神启示，升华了国家治理的精神境界，激发了国家治理中历史主动的精神力量，为国家治理建立了以文明为基础的广泛精神共识。
价值导向效力。价值导向效力是一种使群体或个人在多种具体的价值取向中，主动选择正确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作为主导的价值追求和方向的导向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依靠人民的创造力增强发展底气，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凝聚了人民的无穷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理论逻辑，以实现人民幸福、推动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以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民的精神与物质水平为价值追求，使人民性价值取向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特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切人的生存与发展，通过助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并充分尊重和深度挖掘人民的创造伟力，坚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价值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国家治理厚实了来自人民的底气，使人民优势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让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充分体现出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激发人民奋斗动力的价值内涵，推动国家治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明高度。
理念重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是对社会共同理念或个体思维理念进行重新塑造，使其拥有新结构、新定位、新内容的重塑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概念的表达，同时也是对发展理念的一次深度的校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范畴广泛，融汇了中华民族道德文明与法治文明的发展成果，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提振精神，并在审视民族文化的本源和推动国家治理不断走向更高文明境界的过程中推动国家治理理念的重塑，使国家治理始终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以及生态等多领域的协同共进与结构平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集中反映了各国人民关于在当今时代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共识，使国家治理在理念上精准定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传承中华文明，并以更加开放的发展理念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崭新成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新发展理念和“善治”文化重塑了国家治理的理念，重建了国家治理的思维架构，使仁者爱人、民为邦本、民富国强等传统治国理念展现出新的生机，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升华了国家治理理念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人民性元素，体现了更丰富的公正、法治、友善等内容，使国家治理以正确的发展理念为引领，迈向“善治”的更高层次。
内在驱动效力。内在驱动效力是从事物内部施加作用，能够由内而外增强事物运动活力和机能的驱动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对国家治理的内在驱动效力，是为国家治理运行体系内部注入力量的过程，这种驱动力来源于中华民族探寻现代化的漫长历程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优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关键词”[4]，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文明发展范式的超越，引领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趋势，积蓄起了中华民族追寻更先进文明的协同力量，为国家治理注入了内在驱动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体现了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相结合的思维优势，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国家治理充分体现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以丰富的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为国家治理提供启示，使国家治理不断增强历史主动，在传承历史、镜鉴历史中更科学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继而增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力和活力。
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家治理效力面临的时代境遇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治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适逢复杂历史变局之下国家治理环境深刻变迁、多元文化较量对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出新考验、现代文明治理逻辑与治理理念的融合之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创新动能需求迫切等复杂的时代境遇，对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复杂历史变局之下国家治理环境深刻变迁。国家治理作为人类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其进程受时代环境的深刻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文明发展所处的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环境不尽相同，对国家治理也会相应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前，我国的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内部与外部形势更为严峻和复杂。从内部环境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存在许多瓶颈，在国家整体安全方面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产生了新的需求，改革发展任务尤为艰巨；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围堵、遏制、封锁、极限施压不断升级，全球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重。在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达经济体内部保守主义抬头、局部冲突频发的状态下，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一方面，要能够有效解决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面对持续加剧的全球性问题。在复杂的历史变局之下，我国的历史和发展道路也决定着国家治理要应对快速变化的世情、国情以及多种发展任务交错的特殊挑战。同时，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所具备的物质和精神优势条件也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未有的，文明的快速发展正为国家治理输送新的动力，也更凸显出先进文明对国家治理的关键引领作用。
多元文化较量对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出新考验。随着数字信息革命的兴起，多元文化依托新兴媒体实现了跨时空、跨地域、跨语言的快速流动，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舆论走势瞬息变化之下，承载着不同价值观的多元文化开始了新的较量。在新媒体的作用下，不同的文化在交融中交锋，而同一文化内部则在批判中更新转型，由此而引发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碰撞、社会思潮的纷纭激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隐性博弈，为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带来了一定的阻碍。这种阻碍具象地体现在西方国家发起的“舆论战”“信息战”之中。一些国家刻意颠倒是非、善恶、美丑，对中华文明及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诋毁与抹黑，制造价值观念分歧，致使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要面临社会矛盾增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多种风险。
现代文明治理逻辑与治理理念的融合之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的每一次革新，均以文明为理念引领，以文明的进步为动力来源，并遵循着文明的发展规律和逻辑，因而国家治理始终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文明样态和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现代文明治理逻辑与治理理念的融合，是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全局的一场思想的深刻变革，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的效力发挥。从当前来看，基于我国的历史与国情，传统理念对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仍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基层治理中，行政手段仍然占据重要位置，但行政手段在应对一些涉及群众利益和矛盾的复杂纠纷时却难以充分发挥效力，公共服务能力也因人力资源有限而无法快速提升。基层治理尚未建立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的完整体系，国家治理理念与现代文明治理逻辑的融合度仍有不足。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特质尚未完全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优势，表明当前国家治理理念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内涵仍需进一步深入契合。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创新动能需求迫切。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许多风险挑战，这决定了我国的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转型需要持续以创新动能为补给，保持国家治理的活力与创造力。目前，我国的国家治理要应对老龄化程度加深、生育率下降等引发的连锁效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有待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城乡人居环境仍需改善，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考验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整体来看，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因而在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过程中，要想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仍然需要以先进文明作为载体和纽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使国家治理坚持走自己的路，使“中国道理”转化为“中国经验”，并促进“中国经验”转化为“中国理论”，继而为国家治理注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动能，使国家治理始终保持创新动力，从容应对危机和挑战。
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家治理效力的路径
在发展环境深刻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要建立思想共识、推动文明进程、促进认知革新、激活创新动能，从而充分发挥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的精神引领效力、价值导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与内在驱动效力。
建立思想共识，发挥对国家治理的精神引领效力。人类历史上诞生的任何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凝结着人们在国家治理、社会构建过程中不断升华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5]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要立体化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制度优势。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充分借助网络新媒体、国际媒体、权威媒体等平台，加强选题策划和议题设置，主动讲好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展现好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历程，广泛弘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承载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充分体现“第二个结合”的深刻意涵。要充分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人民观和发展观，推动建立国家治理的思想共识，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的精神引领效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推动文明进程，发挥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效力。回顾人类发展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基础和先导都是文明的进步，都是以文化创新引领社会价值导向，继而构建起适应于一国治理需求的共同价值体系，并以此来增强国家治理的整体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效力，要充分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治国哲学、人文精神、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把中华民族整体文明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价值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创新表达形式，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契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以及亲仁善邻等价值思想。要高度聚焦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和实现人民幸福的目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彰显国家治理的人民属性。要依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和叙事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效力，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认知革新，发挥对国家治理的理念重塑效力。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是认知不断变革、迭代和升华的过程，主体的认知对其行动理念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成为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先进文明，源自其始终坚持守正创新，赓续了历史文脉，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认知的延展，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不断转变。从这一角度而言，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的理念重塑效力，要“以创新思维凸显其核心价值和比较优势，以比较思维探析其创新智慧和世界意义”[7]，进一步促进对国家治理的认知革新，全面把握国家治理的发展规律与现实需要。要系统性地将新发展理念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结合起来，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系统地回答关于国家治理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理念充分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特质。要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逻辑与国家治理理念的融合，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多元文明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在促进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同时，循序渐进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激活创新动能，发挥对国家治理的内在驱动效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伴随着文化创新和文化交往而不断发展，在整体人类文明体系中凸显出了独特的创新价值。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的驱动效力，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特质，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要改变一直以来文明之间的相互隔绝、孤立的局面，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多元文化的创新发展，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取长补短，为国家治理不断汲取创新元素。要坚持以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突破点，遵循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性价值导向，紧扣人民群众的诉求，健全国家治理各项制度。要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性地融入基层治保维稳类、专业调处类、公益慈善类、居民互助类等各类工作中，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加快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协同现代化，促进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协调城乡关系，使国家治理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特质和人文精神，体现人类优秀文明的交融成果。
人类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一切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均以新文明的诞生为转折点，文明对国家治理所发挥的效力为历史所反复验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发挥独有的精神引领效力、价值导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以及内在驱动效力，有利于国家治理更好地应对时代挑战，并有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效力，要在把握和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建立思想共识，推动文明进程，促进认知革新，激活创新动能，从而发挥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国家治理的多重效力，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和发展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新的里程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BDJ085）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第10～11页。
[3]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页。
[4]马丽、张小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进脉络与特性研究：以四个核心概念为视角》，《学术探索》，2023年第9期。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81页。
[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78页。
[7]欧阳康：《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责 编∕李思琪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Zheng Shipeng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ains multipl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namely,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al and moral guidance,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philosophy reshaping,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Currently,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encounters a special time predicament presents as: the profound the profound natio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under complex historical changes, the new test to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by the multicultural competition, the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logic and governance philosoph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urgent need of innovation drivers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ideological consensus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al and moral guidan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promote civilization progres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o foster cognitive innovation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hilosophy reshaping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o activate innovation driv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trinsic national governance motivation. Only in those ways,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can be enhanced by the strong power of civilization.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郑士鹏，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缘由、历程及进路》（论文）、《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人民立场》（论文）、《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动因与路径选择》（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