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积极社会心态的重要标志是整个社会充满昂扬蓬勃的生活动力。面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某些低迷、倦怠、茫然等消极情绪与行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目标，既把眼光放得长远，又让目标变得切实可行；需要重新选择自己的社会生活需求，调整需求的关注点，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并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强化自信。调整和平衡“需求-目标-体验”的社会生活动力系统，最终将使个体获得积极心态。而当个体的心态汇聚成整个社会的积极情绪基调，这又将为社会成员提供良好的宏观心态环境。
【关键词】生活动力 社会心态 目标 预期 努力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2.006
【作者简介】杨宜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主要著作有《当代我国社会心态研究》（合著）等。赵德雷，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主要著作有《农民工社会地位认同研究》等。
前言
流行语是社会心态的表征，可以敏感地反映出社会情绪的特征和变化动向。这些被快速传播和使用的高频词，与人们的体验和观察到的现象越贴合，越能透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心理现象。我们通过观察近年来的社会流行语，发现一些人群的生活动力出现不足或弱化的现象。流行语中一些有关情绪的词汇（抑郁、郁闷、压力山大、焦虑、无聊、烦等）和有关身体及行为状态的词汇（内卷、躺平、摆烂、拖延、累、没劲等）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无助、无望、无奈、退避的消极社会心态。
消极心态的蔓延会影响社会发展，降低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限制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对风险的承受力，减弱社会创造力。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揭示，当压力与动力之间出现不平衡，就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态度与行为，而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基调有多重的心理因素和机制，若能够调整压力与动力的心理关系，调整个体心理与社会心态的互动关系，则可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调动一定的精神资源来应对困境，帮助在压力困境中的人们走出消极心态的低谷，获得生活的动力，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体验。
需求对生活动力的影响
需求是人渴求某种物质和精神目标的心理活动。它表现为一种主观愿望，是生活动力的内在源头。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简称SDT），[1]每个人都有胜任（competence）、自主（autonomy）和关系（relatedness）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我们既要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安全，也要与他人维持友善关系，还希望能够控制环境、自由地将经验与自我感整合到一起，进而获得成长发展。这三种需要是个体心理健康成长、人格健全发展和获得幸福感的基础。在经济高速发展、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人们需求的重点内容也从简单生活资料的获取，过渡到复杂生活质量的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体验的自我价值和自主能动性。通俗地讲，就是体验到个人成就感。然而，相比物质匮乏时代，在富足的现代社会中，自我成就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反而更难得到满足。因为无论哪个领域，要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取得突破进展本就十分困难，而在当下愈加激烈的竞争形势下，不确定性剧增，单纯而执着的努力甚至难以保证收获成功。这种情况不免令人感到无助和无望，严重的还会让人怀疑行为价值和人生意义。[2]
避免上述消极情绪滋生，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尝试横向拓展需求满足的方式和内容，增加体验需求满足的可能场域，达到个体内心的丰盈。人不仅受外部因素引导支配自己的行为，还受内心需求驱动而主动作出行为选择。“斜杠青年”[3]从事多种职业，基于自身兴趣特长丰富创意性劳作内容，通过“斜杠工作”嵌入新的情境完成真实表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他们凭借自身跨界整合能力、快速学习能力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不断成长。这些具有创新性思维的年轻人规划反思并实现目标、获得自我认同，最终获得自我实现。二是尝试纵向深化需求满足的体验，加强需求满足的深切感觉，追求群体自我的充实。当今一些年青人时常感到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没有趣味、没有价值，甚至因意义感的缺失而产生无聊情绪。这根本上是因为理性化使原本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基于“集体”“群体”的价值和意义发生了整体性消解。然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实践主体，其自我价值的确证需从他人处获得。因而，意义感的建构需要与集体建立联系，在“友情共同体”的承认中体验自我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4]
重塑现代人生活（生命）意义，需重新审视需求的内容，定义需求满足的意义，拓展需求的关注点，将进取行为落到扎实的需求之上。现实社会的人们若想摒弃无聊、重拾意义感，获得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现实感，可以迈向奋斗的有趣，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为之奋斗的使命感；可以迈向创造的有趣，致力于推动人类进步，创造生活和行为的意义感；也可以迈向生活的有趣，制造复调而丰富的生活以充盈意义感。[5]
目标对生活动力的影响
目标能持续赋予人生以方向和意义。对个体而言，细微至日常规划、宏大至人生理想，都属于目标的范畴，体现着人的自我掌控意识和掌控能力。目标达成过程与结果直接作用于情绪，进而影响生活动力。
目标确立。追逐梦想的动力、实现目标的决心体现着一个人的生命活力与生活动力。个人的生活目标越清晰，其为目标达成而努力的动力就越强，越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思想和情绪进行有效的控制，并抵制诱惑。同时，生活目标越清晰的人，自我效能感越强，面对困难时对自己的评价更加积极，更关注自身的未来潜能。[6]明确的目标通常是在充分了解自己内心需求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实现过程中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而形成的。目标低，虽然实现起来相对容易，但因此而体验到的喜悦之情不甚强烈；目标高，实现后的喜悦之情固然更强，但若做不到执着坚韧、受不了失败打击，也可能变得沮丧和退缩。例如，美好生活是每个中国老百姓都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它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能够引领人们努力的方向、汇聚大家的力量、激励人们积极创造幸福生活。然而，若把美好生活简单理解为物质生活的富足，便会忽视安全、公平、和谐等其他内容，助长奢靡享乐的不良风气；若把美好生活状态想象得过于完美，也容易产生现实情况难以达到心理预期的感觉，[7]滋生怠惰情绪。
目标缺失或目标不清的人会失去努力的方向。新一代青年不再遵循子承父业的惯性发展路径，而是满怀期待、希望开辟自己的事业领域。但有限的人生阅历和实践历练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遭遇现实困难时，意志薄弱、应变能力不强、尤其习惯依赖家长、老师、领导安排的青年就容易陷入迷茫，[8]严重的甚至会退行或丧失斗志。信息的多样化、价值观的多元化更加剧了一些青年人的迷茫心态和焦虑情绪。[9]
要避免理想沦为空想、幻想，不能忽视目标的选择。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千差万别、特质专长各有不同。人才培养不能只用一套方法、一种模式，尤其是不能按照单一标准来评价所有人。社会具有包容性，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与实践能力；个体自身勇于探索和追求真正适于自身的人生目标，才有助于自我个性化发展的实现。
人生目标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创造性目标，受“经济逻辑”的支配，关注可测量、可评价的“拥有”（having），如财富增长、智识增加、产品增多；另一种是体验性目标，受“存在逻辑”的支配，关注心理感受、体验的“存在”（being），如艺术创作、照护服务。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拥有”优先考虑的是主体如何将客体工具化，使之成为被占有和消费的资源；“存在”优先考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真实关系，为人提供归属感、承诺、方向和目的，并涉及建立和维护自我与他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盟。[10]当人生目标具有多样化的空间，社会不再只以财富多寡来定义成功和失败，人便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自己向往的人生目标，自我展现的舞台就会变大，发光发热的机会也会更多，进而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目标调整。社会比较是自我评价的重要手段，也是目标调整的重要参考。将自己某一方面的情况与他人进行对比，获知自己在该领域的位置，或将自己当下的情况与一段时间之前的状况比较，了解自己的成长和变化。比较结果的好与坏牵动情绪的高涨或消沉，促动目标的调整。这主要体现在比较对象和比较内容的选择上。人们在社会比较时通常会选择与自己相近的人作为参照对象，进行“横向比较”。与相似的人比较，才能获得有意义的评估信息。然而，究竟在哪种维度上相似，却是进行比较的人自己选择、建构的结果。例如，一个人可能与年龄相仿的同龄人比较，也可能与学历出身相同的校友比较等。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兼具便捷性、即时性和跨地域性的社交网络能够为个体提供海量的社会性信息，各种软件媒体轻而易举就将本来遥远的参照对象呈现于眼前。这令社会比较过程极易被激发和实现，比较结果的两极化特征也愈发明显。[11]
在社会比较中失势，会从多方面削弱人的生活动力。一是不利的社会比较结果容易导致消极自我评价。有研究发现，由于社会上地位层级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原先的“中层认同”趋向于瓦解，新的“中层认同”又难以建立，所以“主观阶层下移”现象凸显。[12]二是不利的社会比较结果可能导致不公平感。有研究发现，在向上比较的对比效应和向下比较的同化效应共同作用下，社会比较倾向会损耗居民的心理健康，继而降低生理健康水平，而且这种负面效应在各个阶层都有体现。[13]再者，不利的社会比较结果还可能减少积极进取行为。现在一些年轻人经常提到的“躺平”，就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社会比较给人造成种种压力、挫折、打击而导致的一种消极行为反应。其实，除了以他人为参照对象的“横向比较”，我们还可以自身为参照对象作“纵向比较”。同相似的人比较，培养和运用的是宿命的“固定型思维”，仅仅以获得能力确认、超过别人为目标；而同自己比较，则会养成进步的“成长型思维”，更多以获得能力提升、超越自我为目标。后者才是自我提升、社会发展的鲜活动力。
在不同时空情境下，主流的比较内容可能会有差异。被多数人认可、获得制度强化的领域内容，往往惰化为考量个人价值的主要指标，约束个体成长。例如，在普遍看重物质财富的社会，人们优先选择根据金钱拥有量评判自我与他人的成就与地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规定只根据考试分数评判能力高下的社会，成绩的优劣成为人际竞争的唯一通道。当家长对学业成绩作为社会比较的维度异常敏感，则家长身份认同及相关角色任务意识越强的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越严重。[14]其实，社会比较时不仅可以选择参照对象，还可选择比较的内容，如财富、权力、学历、容貌等。在任何比较领域内都必然形成层次区分和前后排序，比较内容的多样性丰富了人们在位置竞争中的可选择空间，使得群体或社会不再沿着单一的维度产生分化。[15]处在多维比较与评价环境中的人，自主性将得到更大释放，生活动力也会更足。
预期与努力对生活动力的影响
当人们明确了自己的合理需求，选择了实现需求的目标，还需要对目标的可行性作出判断，并决定如何努力实现目标（doing）。
预期。预期是对目标实现可能性的判断。人类理性行动决策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结果的预判。因而，预期也是影响生活动力的重要因素。根据计划行动理论，[16]对所设定目标形成明确的行为意向，可激励个体尽快开始行动，并愿意为实现目标付出高投入的努力。行为意向取决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到的行为控制三个因素。其中，目标可控感强、有信心完成目标尤为关键。行动者主观认定的目标实现可能性是其生活动力的重要来源。
成就预期是综合对国家整体趋势和政策走向的宏观认识、对自身所在行业和所处圈层的中观感知、对家庭资源叠加个人能力可达“天花板”的微观评估所得出的结果。[17]此外，社会行动者决策前还会对事物发展前景作预估。
成就预期过低，容易因为不能感到“希望”而放弃努力，被动沉沦。譬如，近年来，社会出现的“丧”文化就反映了态度消极、情绪消沉、精神萎靡的负能量状态。“努力未必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轻松”“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你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咸鱼总有翻身的一天，但翻身了之后还是咸鱼”，这些发言表达了一些年轻人渴望向上流动而不得的悲观心理。成就预期过高，则可能安于现状，失去继续拼搏的动力。有研究指出，城市“佛系青年”往往就是对自身未来发展前景预期较好、喜欢追求非竞争性获取物的群体，他们不喜竞争并非压力过大而“玩世不恭”，而更可能是“年少无知”所表现出的盲目自信和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18]于是，在日益被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催生的绩效考核体系中深感不适的一些青年时而内卷焦虑，时而倦怠躺平，[19]呈现出“45度人生”的生活状态。要想重新激发他们的斗志和活力，必须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建立能够在竞争中获胜的自我预期。
当今人类社会越发陷入“深度不确定性”（deep uncertainty）之中，“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叠加形成的“超风险格局”初见端倪。加之我国当前正经历换档期、阵痛期、转型期“三期叠加”与传统风险、现代风险、转型风险“三险合一”并存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这使得整体社会心态很难维持既往的稳态秩序，甚至有可能出现个别群体的悲观情绪蔓延。随着不稳定性的增长，已经习惯了稳定生存状态的人们为了寻求确定的反馈和保障，最初会投入更多的努力，但当其自我在内卷和焦虑中过度消耗，又不免经历越发的倦怠和疲惫。[21]过于强烈的悲观预期可能演变为无望感（hopelessness），即一种对未来失望甚至绝望的经验或悲观的看法。这种消极心态是个体面对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或仍在不断出现的一系列压力生活事件、自感无力解决、以及缺少社会支持，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2]严重威胁心理健康。只有建立起积极的未来发展预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状况。
努力。关于努力的信念，即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努力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作用，也影响着人们为达成目标而持续付出的行动。现今人们生活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自我效能遭遇危机。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相信自己能够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的程度标示着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此动力的重要来源是自身和他人的成败经验。成功体验越多、越强，自我效能感越高。但现在自我效能体验却遭遇两方面的阻碍。
第一，个人成功不易。从前人们追求日常衣食住行的饱足与舒适，此类目标的实现不仅使人们形成了努力即可获得成功的认知经验，也给人们强烈的确定感和自我效能感。因而，人们普遍信心满满与干劲十足，社会上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但现在努力-成功的逻辑链条不再如此简单化。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背景下，人际和群际的竞争早已不局限在勤奋、胆量等一般特质的比拼，而升级到视野、信息、思维逻辑等更复杂层面的较量。努力与成功之间增添了很多影响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生活水平在温饱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的目标，也变得十分难于达成。再加之疾病流行、国际关系、新技术发展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更使人们感到危机四伏和焦虑不安，感叹个体力量的微弱，因而产生退缩心理。
第二，个人-集体疏离。当今社会个人独特性的需求越来越高，[23]人们更执着于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使得国家集体大目标与个人小目标的关系不似以往般紧密。虽然每个人都渴望与追求美好生活，但在这个意义被消解的年代，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被强烈的使命感所动员。尤其当感觉宏大目标无法企及时，更容易退回到“小确幸”带来的满足之中。
总结
心理动力要素的影响绝非单独发生，而是关联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见图1）。其关系逻辑主要体现两条线索。第一，生活动力形成的核心路径是以需求为基础形成目标，目标引发指向目标实现的积极行为。在同他人、同自己的社会比较中，行动者可以更充分了解目标的适切性，不断调整目标，使之既能发挥引领行为的作用、又符合自身现实条件。目标因需求而起、围绕需求而定，反过来目标达成的结果也带来需求满足的积极体验，对需求发挥调节作用。这中间需求意义的选择至关重要，它决定了目标方向的正确性，是保证后续投入收获良性回馈的根本。第二，目标计划具体实施前，行动者将对目标达成的可行性和自身努力的有效性两方面信息进行评估，并据此调整行动积极性和目标内容。预期目标达成概率大，可行性高，则行动更积极；评估努力成功的必要性高，效能感强，则行动意愿更坚定。
图1
需求-目标-体验链条及其相关因素的良性循环，有赖于需求意义的正确选择、目标的多样包容、努力和预期作用积累下的信念与信心，以及目标达成的积极情绪。笔者将此概括为“生活动力的需求-目标-体验模型”。其中的“动力机制”突出体现为在有意义的需求和明确目标引领下，由预期带来的信心和努力必有回报的信念构成的积极心态。故而，强化有效能感的努力，选择恰当可行的预期，是助益生活动力的两个重要抓手。
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激情与动力具有周期性、阶段性的特点。当前生活动力的低潮反而可能孕育未来重新活力四射的希望。年轻人既要清晰认识自身需求和能力，调整目标和预期，又要注重情绪调节，用亲情、友情和爱情中蕴含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安全性，以及积极的行动，抵御焦虑。只有每个人的积极心态汇聚起来，才可能形成整个社会的积极情绪基调，并将其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助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三全育人’理念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阶梯式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JGY20220104）
注释
[1]R. M. Ryan and E. L. Deci,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2]胡洁：《意义感三维中青年的精神淬炼》，《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
[3]牛天、张帆：《嵌入、表达、认同：斜杠青年的自我实现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6期。
[4]王小章：《意义感、承认与友情共同体》，《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
[5]周晓虹：《无聊：意义感的抽离与再造》，《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
[6]冯彪、李宗龙、王凯欣、崔洪波：《大学生生活目标与心理韧性的关系：自我控制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心理研究》，2022年第1期。
[7]张学亮：《论推动美好生活奋斗目标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理论导刊》，2021年第7期。
[8]项久雨：《新时代青年当奋发有为》，《人民论坛》，2022年第10期。
[9]孙时进：《青年怎样“看见”自己》，《人民论坛》，2019年第12期。
[10] L. Liu, "To Have and to be: Towards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in China,"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18(3).
[11]高勇：《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 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社会》，2013年第4期。
[12]池上新：《由心至身：社会比较与中国居民健康》，《人口与发展》，2020年第4期。
[13]李彩娜、马田雨、张豪：《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研究现状及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4]彭珊：《家长身份认同对子女教育焦虑的影响》，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
[15]李国武：《相对位置与经济行为：社会比较理论》，《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
[16]I. Ajze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2).
[17]罗桢、徐建军：《城市佛系青年何以存在：“玩世不恭”抑或“年少无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18]蓝江：《数字社会转型中如何理解与化解青年焦虑》，《人民论坛》，2022年第19期。
[19]廉思、袁晶、张宪：《成就预期视域下的中国青年发展——基于时间洞察力理论的新认知》，《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1期。
[20]文军：《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心态秩序的维系》，《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21]蓝江：《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理论月刊》，2022年第7期。
[22]辛自强、马君雪、耿柳娜：《青少年无望感与生活事件、控制信念和社会支持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年第3期。
[23]H. Cai; X. Zou; Y. Feng; Y. Liu and Y. Jing, "Increasing Need for Unique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mpirical Evid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9).
Life Dynamics and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Construction
Yang Yiyin Zhao Delei
Abstract: The important sign of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is that the whole society is full of high spirited and vigorous life dynamics. In the face of some negative emotions and behaviors such as depression, burnout and confusion in the current society, we need to re-examine our life goals, not only put a long-term vision, but also make the goals feasible; We need to re-choose our social life needs, adjust the focus of demand to adapt to the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We need to put in more effort and strengthen our self-confidence through self-efficacy. Adjusting and balancing the dynamic system of social life of "demand-goal-effort action" will eventually enable individuals to obtain a positive mental state, and when the individual's mental state is integrated into the positive emotional tone of the whole society, it will provide a good macro mental environment for members of society.
Keywords: life dynamics, social mentality, goal, expectations, endeavour
责 编∕肖晗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