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学术界讨论新技术变革提出了三种思路，即生物技术引领变革、信息技术引领变革、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融合发展。从新技术变革的典型化事实中可以看到，信息技术仍然在持续扩张自己的领地，生物技术以缓慢渐进的方式扩张，新技术革命具有两极化、簇群化和融合化特征。为此提出“双雁引领”模型，即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如两只大雁引领着技术变革并形成两个高新技术簇群，通过交叉融合推动产业创新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低迷的态势，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成为摆在世界各国经济学家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从新的技术变革中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关键词】技术变革 产业创新 发展动能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2.010
【作者简介】欧阳峣，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第十九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史。主要著作有《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合著）等。
新技术变革趋势的三种代表性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提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约翰·奈斯比特，1984）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将呈现以下典型化事实：信息成为真实的经济存在，而非抽象的思想；通讯和电脑技术的新发明，将缩短信息流动的时间；新的信息技术首先用来解决旧工业上的任务，然后逐步产生新的活动、新方法和新产品；企业提供信息商品和服务，信息经济突飞猛进地增长。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把科学技术的每次巨大进步作为一次浪潮，认为第三次浪潮将形成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海洋工业和遗传工程的产业群，他预言：“生物和信息技术将融合，第三次浪潮下一步将集中在生物、遗传等生物学领域，将是一个‘人机世界’。”（阿尔文·托夫勒，1996）进入21世纪以后，理查德·W·奥利弗在《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全面揭示生物物质时代的新经济法则》一书中提出，“这个世界将离开信息时代，进入‘生物物质’的新时代”（理查德·W·奥利弗，2003）。生物技术的崛起可能超越互联网，其速度和生产力也将凌驾于今天最强的超级电脑之上。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围绕着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未来趋势、核心技术及其经济影响等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生物技术将会超越或者取代信息技术的地位，成为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引领者。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迈耶于2000年正式提出“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概念。后来奥利弗提出：“在新千禧年初期，生物物质科技将取代信息科技，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理查德·W·奥利弗，2003）他作出这种预言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生物学取代电子学成为信息时代终结的标志。由于每种技术或产品都具有生命周期，信息技术在过去50年中成为主要经济引擎，但是它迅速发展到生命周期的末端，包括数字化、软件和电脑芯片的技术已经成熟，在未来，信息就像电子一样变得廉价而普遍。二是生物技术迅速成长并且走向普遍化。人类基因图谱的完成将是生物物质时代的转折点，生物技术在农业、工业和卫生健康领域广泛应用，将会迅速达到全球性的成熟阶段，生物科技和新材料公司将成为新的经济引擎。三是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的增长趋势。人们用于衡量高科技的指标主要是研究开发费用和获批准专利，目前信息公司的研发费用占总收入的10%～15%，而生物公司则达到15%以上，信息科技在批准专利中的比率缓慢下降，生物科技专利则与日俱增。
第二种观点认为，生物技术扩散的进程缓慢，并没有取代信息技术引领全球经济的可能性。保罗·南丁格尔和保罗·马丁通过分析1983～2003年期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药物专利，发现其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所增加而随后就急剧下降，而且呈现研究支出大幅度增加和生产率相对下降的趋势。由此，他们认为医药生物技术并没有产生革命性变化，而是遵循着缓慢而渐进的技术扩散模式。一些人高估了生物技术影响的速度和程度，其主要原因是研发者及其赞助商需要创造高期望值，以获得开发新技术所需的资金、人力和知识产权等资源。为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种影响决策的基本假设。弗里曼和劳卡提出，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是生物技术的变革具有不确定性，并非线性的过程；二是生物基础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提高之间具有长时间的间隔，生物技术变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综上，需要理性地看待生物技术变革及其经济影响。
第三种观点认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可以实现融合发展，信息技术将为生物技术提供有力支撑。从目前的客观现实看，生物技术并非取代信息技术、而是依托信息技术发展，呈现一种融合的趋势。韦塞勒和比劳恩认为，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促进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数据存储和信息分析工具是生物技术创新的推动力量，如表型分析、智能育种、医疗诊断、基因组发现和探索都需要使用这些工具。因此，美国发布的《保护生物经济2020》报告就将生物经济定义为“由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活动，并由工程学、计算和信息科学的技术进步促成”（陈方，2020）。这一定义强调信息科学、工程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共同进步使依托生物过程、材料和信息创造新产品成为可能。我国《“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实施“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工程”，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支撑新药研制和辅助医疗诊断，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推动生物信息产业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2）。
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仍在持续扩张
现代信息技术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进入21世纪以后的信息技术发展方兴未艾，新一代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有力地支撑和引领着世界新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现代信息技术在经历集成电路、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等创新浪潮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演进迭代，正在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时期。而且，信息技术作为通用技术正在向各个产业渗透，谋求经济领域的扩张。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形成一批新兴产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呈现出产业化的态势。云计算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以超大规模分布式存储、弹性计算、数据虚拟隔离等技术创新，以混合云为重点形成系统集成、运维管理等云服务产业；大数据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以大数据采集、清洗、存储、挖掘、分析等技术创新，形成大数据标准体系和数据采集、标注、存储、传输、管理等生命周期产业体系；物联网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以传感器、网络切片、高精度定位等技术创新，形成车联网、医疗物联网、家居物联网产业；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以人工智能数据集、算法推理训练等技术创新，形成智能医疗装备、智能运载工具、智能识别系统制造产业。这些由新技术推动形成的新兴产业，正在逐步成长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并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开始出现融合化和集群化发展的趋势。
信息技术依托通用属性渗透经济发展领域。通用技术是指可以广泛地应用于许多领域或者行业的技术，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通用技术，它们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及各个产业部门，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形成了两次技术革命和通用技术时代。特别是信息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并被用于改造传统产业，不仅催生了许多新产业和商业模式，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传统产业发展，提高了其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21世纪兴起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使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重新获得创新的活力。具体地说，首先，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技术改造加大生产要素投入和增加生产要素种类，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在同等条件下增加了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并且使数据成为一种全新的和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其次，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技术改造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从而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增强了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和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有数据表明，2019年和2020年，全球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分别为84.3%和84.4%，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35.0%和36.8%。显然，随着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的拓展，产业数字化正在成为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主体领域。
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强大的融合功能，从而使产业组织形态发生变化，促进产业生态系统的协同和共享。工业技术史上的重大技术革命往往以新型基础设施为特征，“每次技术革命均产生于一组协同作用、相互依赖的产业，以及一个或更多的基础设施网络”（卡萝塔·佩蕾丝，2007）。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包括三种类型，即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是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发展而形成的，数字技术、新型基础设施与创新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关联机制。例如，以5G为代表的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扩张，不仅加速了技术创新的扩散过程，而且促使创新的模式和组织规则发生变化，打通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连接，构建起以协同和共享为特征的创新生态网络。具体地说，一是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产业关联和融合，有利于改善传统产业之间存在的数据孤岛和供需关联受限等情况，促进数据的流通和循环，推动产业之间的供需关联，有效地延伸产业链长度和实现产业融合；二是数字技术应用能够降低企业合作的交易成本，改变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空间组织方式，促进从大企业主导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模式向扁平化和网络化转变，从封闭的垂直整合模式向开放式创新转变。
生物技术以缓慢渐进的方式扩张
使用生物技术方法可以创造一系列的微生物、农作物和动物等生命有机体，生物技术的商业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近些年来，生物技术领域的前沿技术、交叉技术和辅助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为生物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
现代生物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通用性技术，它可以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渗透到工业、农业和服务等各个领域。现代生物技术主要是利用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手段，对有机体及其组成部分进行重组或者转化，从而制造出新型或改良型的产品和服务。在医药健康领域，主要利用基因诊断与治疗、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细胞与组织治疗等方式预防和治疗疾病；在农牧渔业领域，主要利用转基因作物或动物、植物组织培养或动物克隆、水产养殖及海洋资源开发等方式，提高各种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在食品工业领域，主要利用微生物发酵、转基因食品、功能性食品等方式提高食品的营养价值和多样性；在能源环境领域，主要利用微生物降解或合成、植物或藻类光合作用，废弃物资源化或循环利用等方式，提供清洁可再生能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特别是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计算生物学等方面的前沿技术，它们属于生物质相关产业的共性技术，以其通用性特点向医药、健康、农业、林业、能源、环保、材料等产业渗透和扩张。
生物技术的扩张能力并没有一些预测者想像的那样迅速和强大。理查德·奥利弗曾预言：“它成长更快速、更全球化、更具普遍性，也比以往任何经济形态更强大，甚至超过信息科技时代。”（理查德·W·奥利弗，2003）然而，保罗·南丁格尔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生物技术并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而是遵循一种缓慢而渐进的技术扩散的既定模式”（大卫·兹伯曼等，2023）。从用于生物医药技术的经费投入来看，1987年至2000年，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企业支出总额大幅度提升；1980年至2003年，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成员公司的研发支出也大幅度增加。比较而言，FDA实际批准的新药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所增加，随后就急剧下降。如前文所叙，有学者提出存在刻意炒作生物技术革命理念的可能。
在生物技术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同信息技术融合的趋势，特别是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撑新药研制、辅助诊疗和远程医疗服务。现代生物经济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数据科学、机器学习、自动化和高通量实验，使人们依托生物过程和生物材料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成为可能。正如前文提及的美国生物经济的定义所强调的，先进的计算科学和信息技术，促进了生物信息的迅速、精准和大规模的收集、分析、共享和存储；使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可以获得经过迭代测试、安全性和有效性筛选，并识别起始药物分子及蛋白质靶标结合区域中的分子，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治疗适应症和新靶点验证、临床前和临床试验、产品设计优化等药物研制过程进行全程监管和动态调控，从而实现新药产品的精准化和规模化生产；利用人工智能和医学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开展辅助诊断、病理分析和生物信号分析；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智能引导采集判别病历信息及体检信息。显然，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生物技术应用和生物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双雁引领”模型
自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文明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12轮增长周期，其主要原因就是新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发明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英特尔公司发明微处理器则启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并没有在短期内结束，它在经历集成电路、个人电脑、互联网的创新浪潮之后，逐渐形成为一个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高新技术簇群。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的基因技术出现引发了生物技术革命，逐渐形成为一个包括基因组学、遗传育种、基因移接和转基因技术的高新技术簇群。可见，新一轮技术革命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出现两极化趋势，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蓬勃发展，而且未来有并驾齐驱的势头；二是出现簇群化趋势，无论信息技术还是生物技术都形成了高新技术簇群；三是出现融合化趋势，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通过交叉研究实现融合。根据当前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可以提出一个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双雁引领”的模型，从而准确地刻画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态势。
从图1的模型可以看到，新一轮技术革命呈现两极化的格局：即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犹如两只高高飞翔的大雁，引领着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并且形成两个高新技术簇群，它们通过技术交叉融合和商业化模式创造新的产品和价值，进而推动产业创新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图1
在熊彼特看来，新兴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将变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成为经济周期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循环之流或者经济趋势向均衡过程中观察到的那些现象，而是在循环之流的渠道中出现了自发而间断的变化，从而改变均衡状态引起经济的起落，形成繁荣和衰退相继出现的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基本特征，很容易用新组合的集中出现来解释，也只有用它来解释才能说得通。”（约瑟夫·熊彼特，2015）熊彼特提出的所谓“新组合”就是创新，包括采用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组织，开拓新市场、新原料或半成本供应基地。伴随着新组合出现的是企业家的集中出现，这种新组合首先出现在专门创立出来的企业中，然后由越来越多的企业掌握，从而造成经济的繁荣。由于新组合不是以均匀的方式，而是以不连续的、集中的方式出现的，经济发展现象也将以不连续的方式出现，从而形成由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构成的经济周期。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发展和经济周期理论，现代经济增长将经历随着创新的出现而涨落的兴衰周期。近年来，由于“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和新冠疫情的影响等原因，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这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小漩涡和波折。然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看，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新突破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特别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簇群和新一代生物技术簇群的形成，以及它们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应用，将会创造出一些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和新兴产业，并且推动产业创新和升级，从而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新动能
自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态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现状和前景都不容乐观。这种普遍的现象是由多重复杂原因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其归结为经济结构的长期扭曲和过度依赖金融的经济发展模式。由此，我们认为，应当从新的技术变革中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在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思考。
第一个问题，研究当代技术变革的趋势和特征以及怎样利用技术变革促进可持续的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的新突破，生物技术在逐步兴起，然而并没有取代信息技术成为整体经济的核心技术。新一轮技术革命呈现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引领，各种新兴突破性、技术交叉融合的态势。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新的技术革命将产生新的产业形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就业岗位。而经济学家应该思考，怎样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繁荣，怎样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促进绿色发展。
第二个问题，研究当代发达国家技术变革效应以及怎样通过新的技术突破实现新的增长。全球经济政策制定者沉迷于教条式的经济周期理论，深信每次金融危机造成经济衰落之后将会自然地重新走上正轨。然而，随着发达经济体依赖流动性和负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衰退开始向发达经济体蔓延，而那种周期性的反转显得越来越困难。为此，经济学家应该反思教条式的经济理论，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通过吸引制造业回流改善国家经济结构，重整高端制造业。为此，需要利用各种新兴技术的突破，包括信息技术的高级形态即人工智能技术、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和生物医药技术，推动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现代农业和制造业的优化升级，进而创造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
第三个问题，研究当代新兴国家技术变革路径以及怎样通过技术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曾经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通过模仿创新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而主要依靠高投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却导致这些国家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而且随着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上涨而逐步丧失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为此，需要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圈，实现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型，特别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领域创新和抢占先机，通过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进入国际产业链的中高端，从而增加国民收入，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努力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结语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唯有科学家和企业家不断涌现并受到尊重，才会迎来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景象，才会迎来国家兴旺和民族复兴的春天。为此，我们应该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沿着创新驱动的道路前行，推动创新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深化研究，将创新的力量引向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创新的综合优势、模式演进及体制机制的经济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ZD052）
参考文献
阿尔文·托夫勒，1996，《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陈方编译，2020，《美国发布〈保卫生物经济2020〉报告》，https://www.las.ac.cn/front/product/detail?id=91869fb1b05bbc29211759f1e3f0f23c。
大卫·兹伯曼等，2023，《从生物经济走向生物经济学》，陶文娜等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2，《“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5/P020220920618304472104.pdf。
卡萝塔·佩蕾丝，2007，《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理查德·W·奥利弗，2003，《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全面揭示生物物质时代的新经济法则》，曹国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约翰·奈斯比特，1984，《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约瑟夫·熊彼特，2015，《经济发展理论》，郭武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New Driving Forces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uyang Yao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roposed three ideas for discussing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s, namely biotechnology leading chan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ding chang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From the typical facts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still expanding its territory, and the expansion of biotechnology is showing a slow and gradual manner.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characteristics of polarization, clustering, and integration. To this end, the "Double Wild Goose Leading" model is proposed, which means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such as the two big geese, lea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form two high-tech clusters, promo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cross integration. At present, the global economy is experiencing a sluggish long-term growth trend, and seeking new driving fo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major issue facing economists around the world. We should seek new driving forces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s.
Keyword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dustri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omentu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 编∕李思琪
